國際關係理論疏義【一】| 現實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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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際關係學是近現代新興的一門政治學科，雖然其理論源頭可以上溯到古希臘時期，但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逐漸作為獨立學科出現。歷經近百年發展，國際關係學已經形成專業壁壘較高，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學術體系。本系列文章旨在於對國際關係理論主要研究範式進行初步介紹和概括性梳理，主要涉及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這三大主流分析範式。本文為第一篇，國際關係現實主義。

一.現實主義的興起——「馬基雅維利傳統」

自古希臘時期的政治哲學起，便有將「至善」作為理想政治狀態的哲學傳統。在古希臘哲學家眼中，「道德」在國家的建立中具有主導性地位，國家應當敦促公民過一種「道德」的生活。政治制度的設計被賦予了一種內在的目的——「實現一種善的生活」。

而近代現實主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其著作《君主論》中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在馬基雅維利看來，沒有任何高於統治權本身的道德準則。統治者應當善於玩弄權術，不擇手段以達目的。對於統治者而言，道德只是利用的工具，統治者既需要在民眾面前保持良好的道德形象，又應當不吝於施展卑鄙的權術來攫取政治利益。從馬基雅維利開始，近現代政治哲學研究相對於古典政治哲學發生了兩大重要變革。一是摒棄了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四因論」分析框架，將「道德」這一「目的因」從政治學研究中剃除。第二則是引發了政治學中應然研究和實然研究的分離，現代政治學逐漸從政治哲學中獨立，由規範性學科演變為實證性學科。

二.「無政府狀態」假設——「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提起現實主義，不得不提另一位近代政治哲學大家——霍布斯，其著作《利維坦》被視為現實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作為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此書頗具幾何學色彩）。在霍布斯的理論中，道德不再是人的內在稟賦而是外在約束。人性天生便是自私而貪婪的，每個人所擁有的唯一自然權利便是生存。而因為資源的稀缺性，不可能維持每個人的生存，那麼一個人的生存權利必然與他人相衝突，由此引出霍布斯理論中的兩個重要前設：

1.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2.所有人的生存能力均是相仿的，沒有人遠遠強於其他人。

這兩個假設共同構成了霍布斯理論中的「自然狀態」，而為了避免「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人們締結契約，讓渡個體權利並交由「主權者」行使。因為「主權者（國家）」遠遠比所有人都要強大，故而主權者可以保證契約被每個人所執行，從而結束「自然狀態」。

霍布斯的這一思路被相當多的國際關係學者所採納，在現實主義理論家看來，國際社會各政治實體之間彼此獨立，且國際社會並不存在一個強大的主權者（世界政府）。政府之上無政府，國際法沒有實際上的約束力，因此國際社會處於事實上的「叢林狀態」。這一假設構成了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基石——「無政府狀態」假設。

三.古典現實主義——從人性到政治

古典現實主義作為現實主義發展的早期流派，其主要思路為，由某種人性的固有稟賦出發，推導出整個國際政治力量格局及發展規律。漢斯·摩根索在其著作《國家間的政治──為權力與和平而鬥爭》中提出了著名的現實主義六大基本原則：

1.人性具有某種客觀稟賦，而政治是人性的擴大化，其必然受制於人性的固有稟賦。人性是自私，貪婪，渴求權力的。

2.利益被權力所界定，權力即為一種支配關係。國際政治實體會理性地追求權力，意識形態與道德準則只是權力的延伸。以權力為入口，可以理論地理解國際政治。

3.權力界定利益，但對利益的理解則是變動不居的。

4.政治道德與政治成功之間往往相互抵牾，且一切道德準則的普世性均為可疑的。相比之下，政治成功具有優先性。

5.國際社會由權力所支配而非由某種普遍的道德法則所支配，將國家道德意願作為普世道德法則是錯誤的。

6.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相較於其他學科具有獨立性。基於理論推導的需求，現實主義以從多元的人性特徵中所抽象的「政治人」作為其基本理論假設。

基於以上六點，漢斯?摩根索對國際政治實體提出五點建議：

1.相對於政治道德和意識形態，現實利益應當被優先考慮。

2.強大政治實體應當避免與弱小的盟友捆綁。

3.如無必要，國際政治實體應當避免自身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4.軍事手段應當被視為政治實現的工具，但不可由軍隊主導政治行為（日本殷鑒不遠）。

5.政府應當在必要時充分利用輿論來獲得更大的政治優勢。

不同於理想主義，古典現實主義繼承了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以來的主要觀點，並認為主導國際社會的是權力格局而非某種道德準則。當然這一觀點也切合很多人對國際關係的樸素認知，因為這一理論很好地解釋了在冷戰後期中國為何倒向美國以及同處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中蘇為何走向對立。引發這一政治格局變動的並非是意識形態因素，而是因為在冷戰後期中蘇之間爆發了直接的權力衝突，而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倒向美國幾乎是一個必然的選擇，而這也直接或間接的促成了後來的「和平典範」計劃以及蘇聯的解體。

與此相對的，漢斯·摩根索曾經極力反對越南戰爭。當然他的這一主張並非基於國際道義，而是出於實際的政治考量。在摩根索看來，美國深陷越南泥沼，這場戰爭完全違背了古典現實主義的政治準則。就地緣政治而言，越南地處於東南亞，難以對美國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而且這一地區具有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加之蘇聯的掣肘，美國難以對這一地區形成有效控制。雖然有奉行集體安全原則的考慮，但是這種付出是得不償失的。為了虛無縹緲的意識形態出兵干涉越南不僅難以達成預期的結果，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損失。除此之外，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將自己置於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打贏越戰需要承受巨大的經濟和軍事壓力，而草草撤兵無疑有損於美國的威信，因此這場戰爭實屬不智之舉。

四.新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從「單元」到「體系」

1.反對還原主義

結構現實主義接續了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出了批判性的發展。在結構現實主義看來，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可以部分地解釋國際政治實體間的行為，但是其僅僅停留在對規律的歸納上，卻沒有真正形成完善的政治理論。原因在於古典現實主義總是試圖將國際政治歸結還原到一些更為基礎性的支配因素（比如以人性的客觀稟賦來解釋國家行為），但是卻忽略了國際政治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徵。同時古典現實主義更加關注地區性，單元性的因素，通過分割處理的方式來搭建理論框架。這種方法論很大程度上沿襲了自然科學的「還原論」傳統，即試圖用更為微觀的，基本的事物屬性來解釋宏觀現象。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思路在解釋國際政治時歸因過於單一，面對複雜局面常常不具備解釋效驗。肯尼思·沃爾茲對這種基於「還原主義」的研究方法提出了頗有見地的質疑，在他看來，主導國際政治的因素並非是「單元性」的，而是「體系性」的。

2.何謂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濫觴於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索緒爾所開創的一種語言學研究方法，最初用於進行語言分析，而後廣泛被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所採納。索緒爾將符號分為兩個部分：「能指（符號的音響形象）」和「所指（概念）」。能指與所指之間具有任意性，能指可以指向不同的所指（「土」既可以表示一種事物也可以表示一種氣質）。所指也可以被不同的能指所指稱（「狗」和「dog」都表示「狗這種動物」）。換而言之，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固定的關係，而且時常處於相互滑動的狀態之中。同時索緒爾發現，一個句子中最後一個語素的語調上揚或者下抑會使整個句子的意思發生改變。換言之，句子的意義並非來自於單個字元意義的拼接，符號本身也無固定的意義。符號所表達的東西不是由其本身決定，而是來源於符號與符號之間的制約關係，以及符號之間的差異性，一個符號不是什麼遠比一個符號是什麼更加重要。就如同在象棋中每個棋子具有固定的走法，也正是因為遵循了這種走法，每一步棋才是有意義的，可以被理解的，而在象棋規則之下，每一顆棋子都可以用其他物品替代（我可以用一個瓶蓋來代替「馬」，只要它仍然遵循象棋規則下「馬」的走法即可）。但是如果脫離了象棋規則，單獨拿出某一顆棋子，其並不表示任何東西。一言以蔽之，整體並不簡單等於部分之和，相反，只有在某個整體結構之下，每個部分才具有被理解的可能性。

結構現實主義理論框架由肯尼思·沃爾茲在其著作《國際政治理論》中搭建成型，其對古典現實主義主要有三點反駁：

1.經驗具有無限性，複雜性，單純對國際政治經驗進行歸納無法得出理論性成果。因為在有充足的經驗材料證明某一論點的同時，同樣可以找到充足的經驗材料來支持與之相反的論點。譬如我們可以舉出大量證據來論證「某種文化導致國家滅亡」，但同時也可以舉出大量論據來論證「某種文化避免了國家滅亡」。

2.基於國際政治的複雜性，相同的原因並不必然產生相同的結果，反之亦然。對於因果關係的辨識和解釋具有強烈的主觀性。

3.國際政治實體的根本動因是結構，國際社會被結構性因素而非單元性因素所宰制。

基於對古典現實主義的批判，結構現實主義進一步提出了其基本理論假設：

1.結構由體系間各個單元的排列原則所界定，在無政府狀態下國際社會不存在主權者，因此每個國際政治實體獨立參與國際政治活動，奉行「自助原則」。

2.不同的政治實體具有相同的單元特性，即對外保證國家安全，對內維持社會秩序。對於不遵循這一功能的政治實體，可能會產生兩種結果，在國際競爭中出局，或是向其它政治實體借鑒學習並最終遵循這一單元特性（社會化）。因為不同政治實體具有相同的單元特性，故而權力大小成為國際社會唯一的支配性因素。

3.身處於結構中的政治實體會自行按照結構所設定的角色行動。

在此基礎上，肯尼思·沃爾茲進一步提出了兩個重要推論：

1.政治實體不能無限制擴張，而應當保持適當的權力均勢。權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服務於國家安全。而結構性因素支配著國際政治實體的行動。

2.相比於單極結構與多極結構，兩極結構更為穩定，相對弱小的政治實體無法輕易撼動兩極力量對比，這種力量均勢最不容易被打破。

相比於古典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的主要突破在於，理論視角從單元層面提升至體系層面，不單純從每個獨立的政治實體特性去理解國際政治，而是著眼於整個國際格局，從而進一步簡化了不同政治實體之間的差異性。同時結構現實主義也更好地解釋了某些似乎無法理解的國家間行為，對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正是基於這一推論，肯尼思·沃爾茲於2012年發表了一番似乎難以理喻甚至堪稱「愚蠢」的觀點——「應當讓伊朗擁核」。在其看來，中東地區的亂局根源在於以色列單方面擁核的事實之下該地區難以達成力量均勢，而伊朗的擁核有可能填補這一空白。與此同時，擁核可能會使伊朗行事更加謹慎，對比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無一不在擁核後採取更為審慎保守的政治策略，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伊朗會是例外。

五.進攻性現實主義——「黑暗森林」

進攻性現實主義屬於結構現實主義的一支，由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提出，其仍然繼承了現實主義基本理論框架，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五大假設：

1.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不存在某個權威的中心為各政治實體分擔風險。

2.各政治實體的首要目的是生存。

3.國家是理性的行為體，其政治策略基於理性考量。

4.所有大國必然具有相當的軍事進攻能力。

5.因為各政治實體可能會為了自身利益奉行欺騙性策略，故而每個政治實體永遠都無法準確判定其它政治實體的真實意圖，因此不斷擴張是唯一的選擇，國際權力均勢無法輕易達成，亦不可持存，世界性衝突無法避免。

正是基於這一假設，約翰·米爾斯海默曾準確預言了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相比於結構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能更好地解釋美蘇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對於當時的美蘇而言，兩極格局基本穩定，且雙方的軍事力量均足以保證自身安全，而軍備競賽的龐大負擔反而在後期拖垮了蘇聯。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看來，在冷戰後期美蘇都無法準確判定對方真實意圖，因此無法達成真正穩定的力量均勢，只能不斷增加軍備，直到蘇聯的垮台而結束。

六.防禦性現實主義——「寂靜深海」

相對於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描繪了另一種國際政治圖景，當然這一理論也可以視作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進一步延伸。防禦性現實主義更加註重於對政治實體內部因素的考察，在這一流派看來，帝國的過度擴張是內部利益集團挾持政府的結果。而這種窮兵黷武的政策並沒有進一步鞏固國家安全，反而最終導致了帝國崩潰（比如日本軍部自走架空內閣，戰爭狂人挾持德國等），而這種情況在國家處於工業化和民主化階段中尤甚。

防禦性現實主義試圖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下進一步解釋歐洲在二戰之後民族主義不斷式微並走向融合的政治態勢。在防禦性現實主義看來，影響國家行為的，並非單純只是外部的結構性因素，同樣還有國家內部因素。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代表性人物斯蒂芬·范·埃弗拉認為國家偏好和對權力的感知同樣不可忽視，而國家對權力的感知主要包含四個維度：處於統治地位的政治精英，自私的官僚，軍國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四個維度共同左右著國家政治策略。這一流派的出現使得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發生了由進攻性現實主義向防禦性現實主義的視角轉變，而這兩種理論可以分別適用於不同的國際政治環境（「叢林社會」與二戰之後的歐洲）。而且不同的政治實體可能具有不同的特性，相對而言，較為弱小的國家更傾向於採取防禦性策略，而較為強大的國家則更傾向於採取進攻性策略。

by【星瀾微漾】

參考文獻：

[1]《君主論》 尼可羅·馬基雅維利

[2]《利維坦》 托馬斯·霍布斯

[3]《國家間的政治──為權力與和平而鬥爭》 漢斯·摩根索

[4]《國際政治理論》 肯尼思·沃爾茲

[5]《大國政治的悲劇》 約翰·米爾斯海默

[6]《帝國的神話: 國內政治和國際野心》 傑克·斯奈德

[7]《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塞繆爾·亨廷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