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性侵犯與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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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冷漠的世界上，無法躲避的邪惡始終包圍著我們，從搖籃直到墳墓，對此，善雖然算不上是一種挑戰或者一種回應，但卻是我們自身獨立性的一種證明。」 ——毛姆

這次文章的主題或許有些沉重。我想大家對六月底發生的甘肅女孩跳樓事件仍然記憶猶新——整個經過令許多人不僅感受到一種跌入深淵般的失望和悲傷，還有一種直指人心冷血一面的憤怒。

網路上對禽獸教師和圍觀群眾所作所為的譴責鋪天蓋地。但筆者在這裡想從另一個方面點明的是：我們要做的並不應該是僅僅宣洩這些無用的負面感受，女孩的自殺已給我們上了一堂以鮮血為價的課程。它不限於批判圍觀者的冷漠，更應該使我們警醒——那就是，我們已經忽略有關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太久太久了。

相信『抑鬱症』，『強迫症』等名詞早已被大家熟識，它們已然成為了一類流行語。可其背後真正所代表的意義卻從未被深入了解，當提到精神類疾病，多數人懷著的是一種對神秘感的敬而遠之；抑或是一種極負面的印象，覺得心理疾病是洪水猛獸一般令人恐懼的。有研究顯示，相對於歐美文化對身邊人有著更重的責任感與互惠感，東亞文化傾向於不將情緒帶給社交圈的其他人（Hitokoto, 2016）。因此我們較為擅長在他人面前隱藏起我們最真實的精神狀態，這也使多數人對精神健康方面所知甚少。而我們天性中對未知的本能反應是排斥的，我們會對一切「未知」定義一個自認為符合邏輯的「答案」；因為已知與秩序代表著安全，而未知與混亂則是危險的象徵。（Peterson, 2008）。因此，當我們聽說身邊某人患上抑鬱症、躁鬱症等心理疾病，首先印入腦海的是因為他「太脆弱」，「歷事不多」等等自動修正合理化過的刻板印象。而這種輕視與不理解正是造成許許多多悲劇的根源。

據甘肅跳樓女孩父親所稱，孩子「曾在北京安定醫院被確診為PTSD」，而在這之前兩年內已經「數次嘗試自殺未遂」。並且，她在這期間與當事人(即猥褻老師)數次見面，這對罹患PTSD受害人是會造成二次精神傷害的。父親曾帶她去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但也只是「建議吃藥」，「由母親寄過去」，女孩並未進行真正持續的心理諮詢治療（內容摘自鳳凰資訊http://news.ifeng.com/a/20180627/58904427_0.shtml）。

就像女孩被確診為PTSD與後期發展的抑鬱沒能得到足夠關注與持續有效的治療一樣，心理問題仍需得到我們所有人更多的重視。

所以今天，就來為大家簡扼地科普一下什麼是PTSD，以及性侵犯受害者所罹患的PTSD與其他事件造成的PTSD的不同點在哪裡。

什麼是PTSD？

PTSD，全稱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種一部分人們（約30%）在經歷極痛苦的事件（如戰爭，深愛的人死亡，遭到性侵等）後發展出的精神障礙。大約50%的人們的PTSD癥狀會在3-6個月內停止，剩下50%的人們持續時間則以年計算。

根據美國精神病協會（APA）所著的第五版《精神障礙診斷及統計手冊》，其診斷癥狀如下：

• 經歷過真實的死亡/受到死亡的威脅，嚴重受傷，或遭受性侵犯（以下一種或不限於一種方式）：

1. 切身直接經歷（如直面經歷性侵、地震災害、車禍等）
2. 親眼目睹發生在他人身上（如目睹女孩跳樓的消防人員）
3. 身邊重要的人身上習得（如親屬遭遇車禍，但自身並沒在現場亦或者是目睹）
4. 被他人的創傷性事件反覆地、或極為細節地刺激（如聽經歷車禍的人反覆提及車禍發生細節）

• 創傷事件發生後反覆再經歷（以下一種或不限於一種方式）：

1. 創傷記憶循環反覆地出現
2. 反覆做有關於創傷事件的夢
3. 主觀重複感受創傷事件，甚至與現實分離（如女孩父親「帶她去了海洋館，她一開始也高興，很快，又開始悶悶不樂」[鳳凰資訊]。）
4. 當內在或外在可促使回憶起創傷事件的事物/事件發生，會有強烈/持久的悲痛感（如女孩反覆被送回學校）
5. 當內在或外在可促使回憶起創傷事件的事物/事件發生，會有顯著的生理反應

• 創傷事件發生後迴避型行為（以下一種或不限於一種方式）：

1. 迴避、或盡全力嘗試迴避由創傷性事件所產生的一切悲痛記憶、想法、或是感覺
2. 迴避、或盡全力嘗試迴避外在的、促使回憶起創傷事件的事物、事情【筆者附加：女孩迴避型行為在沒有準備情況下被迫再次與施害者數次接觸，造成後續二次或多次傷害】

• 創傷事件發生後產生、或加重負面性思維/情緒（以下兩種或不限於兩種方式）：

1. 無法回憶起事件的重要部分（如女孩「她就開始哭，講不出來，後來簡單地跟我描述了那件事」[鳳凰資訊]。）
2. 持續或加重對自身、他人、或世界的負面想法、信念
3. 對創傷事件發生的原因產生持續或扭曲的認知（例如極端的自責或責怪他人）
4. 持續的負面情緒
5. 對生活中重要的活動、事件產生顯著無興趣或退卻不參與
6. 感到與他人無法再產生聯結，感情疏離
7. 持續性地無法產生正面情緒

• 創傷事件發生後產生、或加重警覺性/過度反應（以下兩種或不限於兩種方式）：

1. 言語或行為上的激惹易怒、具有攻擊性（「後來因為我沒有給她帶眼鏡，她把我帶去的水果摔了一地，也不見我了」[鳳凰資訊]。）
2. 滿不在乎的自我傷害型行為（「之前她把眼鏡摔碎，在衛生間把自己胳膊劃傷，往窗戶外邊爬」。）
3. 警覺過度
4. 加劇驚嚇後反應
5. 無法集中注意力（「…學校又打來電話，她已經完全沒法像以前一樣正常學習了」，「她已經完全沒法看書了」。)
6. 睡眠困難（如父親所說，女孩「回家後，她不吃飯，晚上也不睡覺，白天也不睡覺，狀態看上去特別差」；「葯吃完後，她還是睡不著」 。）

• 持續時間長於一個月

• 臨床上已嚴重影響正常生活

• 無法歸類為任何藥物或物質成因

學者Burstow曾在書中寫道，「經歷過嚴重創傷的人們腦海中所認知的現實被完全更改了。一旦經歷過這些事件，現實生活就像撇去了它那看似無懈可擊的美好外衣，將不再保護他們。」

「曾有警察接到一則女童受到家暴的案件，當他們登門查案問及女孩是否她母親曾毒打她，她回答了『沒有』。當她母親回到家問她為什麼回答『沒有』時，女孩說：『因為你會殺了我，媽媽』。…這個女孩明白我們許多人不懂得的「真實」，那就是，你的母親完全可以把你毆打至死。」（Garbarino, 2015）

性侵犯與PTSD

據研究顯示，經歷過人際間創傷性事件（如性侵犯，兒童暴力等）的人們比經歷無他人攻擊性創傷性事件（如自然災害，突發事故等）更容易罹患PTSD（Zoladaz& Philip, 2013）。將近一半的性侵犯受害者會罹患PTSD（Bisson et al., 2015）。

PTSD生物成因

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是一種掌管我們生理/病理性恐懼感與焦慮感的神經遞質。它可以幫助我們習得危險，在自然選擇中生存下來，就如我們看到毒蛇就會本能地想要逃跑。可是在經歷創傷事件時，去甲腎上腺素水平的增高會使人們習得傷害，使創傷在腦海印得更深刻（O』Donnell et al., 2004）。臨床實驗中也表明，PTSD的嚴重程度與持續時間也與這一神經遞質息息相關，導致創傷事件後受害人持續不斷地感受到痛苦，或使PTSD癥狀加重（Southwick et al., 2002）。

另一影響性侵犯後PTSD發展的生物因素為灰質密度（Grey-matter Density）的改變。據研究，罹患PTSD的性侵受害者大腦內中心前回（Precentral Gyrus）與頂下小葉（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灰質含量明顯增高，與PTSD行為、語言方面的病症，還有認知與邏輯減弱有關；反之，灰質含量在中部顳回（Temporal Gyrus）與梭狀皮層（Fusiform Cortex）卻有明顯減少，則顯示與性侵後記憶受損和疏離行為有關（Sui et al., 2010）。

社會成因

與其他創傷性事件所造成的應激障礙不同的是，性侵犯後的受害者更普遍地產生自己在被社會譴責、或強烈自責的想法。例如，覺得是因為自身的行為原因導致自己「活該」被侵犯（Breitenbecher, 2006）。受害者們通常對自身感到更強烈的無能為力感，因此這種「想法」能夠給予這些受害者一種對自身還能夠有一定掌控能力的慰藉感，更是一種他/她在為自身經歷創傷事件盡量嘗試尋找合理原因的結果（Lebowitz& Roth, 1994）。可是在合理化的同時，這些想法卻更激化加重了受害者在精神與身體上所承受的痛苦與折磨。

有許多學術人員專門研究了性侵受害者更易遭到譴責背後的社會成因，發現當社會中個體對強暴事件越具有歧視性認知或刻板印象，他就越容易將罪責加譴到受害者身上，即「強暴迷思」（Rape Myth）。與法律上的定義截然不同，普遍大眾對強姦的認知多數來自於身邊人或社交媒體的影響，因此造成了一種跨文化、社會性的對「強姦」一詞的認知偏頗（Burt, 1980）。舉例來說，擁有「強暴迷思」的人們通常抱有「強姦者精神有問題」、「男人天生無法忍住自己的性衝動」、「女人們經常謊報自己受到強姦」、「女人對於不想發生的性關係有主動權」、「性侵受害者們是因為自身的行為表現所以受到強暴」…等等諸此之類的誤解。相對於其他創傷性事件的受害者，社會與身邊人對經歷過性侵的人們在精神上的支持與展現出的同情心更少（Smith& Frieze, 2003）。甚至有調查顯示，「強暴迷思」就算在從事法律、醫學的人們中間也很廣泛（Cambell et al., 2001）。

從受害者層面來看，遭受到性侵犯從而罹患PTSD的受害者多為未婚，失業/未就業，貧困，低學歷人群女性（Mgoqi-Mbalo et al., 2017）。而社會支持對於性侵受害者是否後期發展出重度抑鬱症則有著更強的關聯性（r=.37，p<.05）。

結語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心理疾病的形成是先天潛在與後天觸發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性侵後罹患PTSD的受害人就如《聖詩復仇》中遭強暴後因無舌而喑啞不能言、因無手而無法指證罪人的拉維妮亞，需要我們更多的理解與支持。我們可以譴責無動於衷者，譴責摧殘年輕生命的黑手們，可當在多數人的認知中2+2=5的時候，僅僅譴責也是無用的。「強暴迷思（Rape Myth）」雖然在大多數文化中已然成為了一種既定的「思維定式」，但我們仍舊有能力改變這種負向慣性。就如一輛在高速上開錯路線的行駛車輛，雖有慣性，轉向也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和力量，但它總會轉變。

「我們要尤其小心那些不言而喻、顯而易見的觀點：它們是流行的，我們自小就聽到大人把它們當作真理，而且我們身邊所有的人也都毫無疑慮地接受了它們，所以我們很少想到要去質疑它們。然而最需要我們小心掂量的就是這些觀點。 前一代人的假設常常就成了下一代人的信條，這時若懷疑它們就是荒唐。但是再過一代，人們就會發現它們無用、過時、荒謬，因此把它們丟在腦後。」 ——毛姆

Referenc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Bisson, J.I., Cosgrove, S., Lewis, C., Robert, N.P. (2015).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MJ (Clinical Research ed.). 351.

Breitenbecher, K.H. (2006).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lf-blam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exual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1:597-611.

Burt, M.R. (1980). Culture myths and support for ra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217-230.

Campbell, R., Wasco, S.M., Ahrens, C.E., et al. (2001). Preventing the 「second rape」: Rape survivors』 experiences with community service provide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6:1239-1259.

Lebowitz, L., Roth, S. (1994).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women』s response to being raped.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363-390.

Mgoqi-Mbalo, N., Zhang, M., Ntuli, S. (2017). Risk factors for PTSD and depression in female survivors of rape.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9:301-308.

O』Donnell, T., Hegadoren, K.M., Coupland, N.C. (2004). Noradrenergic mechanism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Neuropsychobiology. 50:273-283.

Peterson, J.B. (2008). Neuropsychology of motivation for group aggression and

mythology. Encyclopedia of Violence, Peace,& Conflict. 3:1329-1340.

Smith, C.A., Frieze, I.H. (2003). Examining rape 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ctim and the assailant.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3:476-498.

Southwick, S.M., Davis, M., Horner, B., et al. (2002). Relationship of enhanced norepinephrine activity during memory consolidation to enhanced long-term memory in humans. Am J Psychiatry. 159:1420-1422.

Sui, S.G., Wu, M.X., King, M.E., et al. (2010). Abnormal grey matter in victims of rape with PTSD in mainland China: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 Acta Neuropsychiatrica. 22:118-126.

Zoladz, Phillip. (2013). Current status on behavioral and biological markers of PTSD: A search for clarity in a conflicting literature.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7 (5): 860-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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