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基因可以用來區分民族嗎?

遺傳基因可以用來區分民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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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來分子人類學科的興起與消費級基因檢測的普及,網路上有不少人熱衷於用這些新興的技術手段對民族進行描述。比如有人將漢族與Y染色體單倍群O2(原稱O3)對等或是將芬蘭人中高頻的N單倍群描述為華夏後裔。再比如在一些測試機構的祖源分析結果中,我們往往能看到各種類型的民族成分。這種理解或劃分是否合理呢,我們將在這篇文章中探討這個問題。

民族的定義

民族一詞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的記載之中,但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寬泛而模糊的概念,使用的頻率也非常有限。直到近代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國的學者們才賦予這個名詞在現代語境下的含義,並逐漸流行起來。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詞,並研究民族關係的學者。在其所撰寫的《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血緣、語言、信仰皆為民族成立之條件,然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徑指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現與確立。」這一觀點與現代民族學研究的結果不謀而合,可謂非常有見地。由此可以看出,無論在何種語境下,血緣所代表的遺傳信息都不能作為區別民族的唯一標準。

族群與民族

族群一詞來自英文的ethnic group,表示具有語言、種族、文化和宗教特點的人們的共同體。這一概念在引入到國內學界之後,與「民族」的概念發生了一定的重疊。總的來說「民族」一詞帶有歷史性與政治性,適合對當代民族的分析。「族群」一詞則更具靈活性,適用範圍更加廣泛,可以用於對由古代文化或某一特質而結成的群體進行描述。

遺傳標記與民族的關係

從分布上來說,民族大多是在同一區域內的人群在共同的歷史淵源形成的文化習俗作用下所結成的集體認同。因為遺傳標記在基因漂變的作用下會於不同地區形成不同基因頻率的分布,所以民族分布和遺傳標記分布間會出現某些相關性。但這種相關性並不等同於決定性,並沒有某個民族可以用遺傳標記來定義,也沒有某個遺傳標記可以作為某民族固定不變的專屬。例如美利堅民族,作為一個由世界性移民所融合形成的民族,其遺傳結構必然具有很高的多樣性。再比如猶太民族,由於歷史原因分散到世界上多個地區。雖然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後裔依然保持著猶太人的習俗及認同,但其遺傳結構已經趨近於當地的族群。

下面我們將以漢民族為例,具體的探討遺傳與民族間的關係。

漢族是「純血民族」嗎?

這個問題實際上存在有一個潛在的前提,那就是承認存在一種「純血民族」。「純血民族」並不是一個遺傳學上存在的概念,這個概念所想要描述的可能是在遺傳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或者是在形成後沒有接受其他人群基因流的民族。反映在父繫上,所指代的可能是某一民族在父系遺傳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或者在形成後父系遺傳結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下面我們來分析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現代漢民族在遺傳上的類聚程度如何?

全基因組角度

東亞地區人群樣本基於全基因組的遺傳關係

從基於全基因組的遺傳距離分析來看,相對於東亞地區的其他民族,漢族人群在遺傳上雖然類聚在一起,但內部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我們也可以看出漢民族內部遺傳上的一致性並沒有高於周邊的其他民族。

這其實很好理解,一個人群在遺傳上的一致性是由其內部基因交流的程度所決定的。一個地區的人群內部流動性越大,基因交流越頻繁,其在遺傳上的一致性自然也越高。反之,如果一個地區分隔成若干個相對封閉的區域,不同區域間只有有限的基因交流,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區域間的遺傳差異性便會越來越大。不同人群在遺傳上的差異與地域分布的差異有著很高的相關性。對於中國這樣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其主體民族在遺傳上也必然具有更高的差異性。相反,日本列島雖然有著繩文人、彌生人、渡來人等多層次的移民人群,但由於其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經過近兩千年的融合後,在遺傳上同樣會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中國各地區人群樣本基於全基因組的遺傳關係

再比如相對於南方漢族,北方漢族在遺傳上表現出更高的一致性。這主要是由於北方以華北平原、中原平原為中心的地區在地理上是相互連通的,人群具有相對較高的流動性。東北地區的漢族也主要來自近代山東、河北地區的移民,所以這幾個地區的漢族在遺傳上緊密的類聚在一起。而南方地區由於山脈與水網的阻隔,劃分為若干個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在遺傳上也表現出了更高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同樣也反應在方言的分布上,北方地區除晉語區外都同屬於官話區,而南方地區則分為多個不同的方言區。

父系遺傳角度

從父系遺傳的角度來看,現代漢民族的父系遺傳構包含了數量眾多的單倍群支系。包括O1a-M119、O1b-M268、O2-M122、C2-M217、N-M231、D-M174、Q-M242及C1、F2、E、J、R等等眾多單倍群的各類支系。這些單倍群支系的部分後代在歷史進程中參與了現代漢族人群的形成,並沒有理由將其中的一種或幾種排除在漢族的遺傳結構之外。

中國主要單倍群類型在男性中比例及分化關係(23魔方)

另一方面無論是O2-M122還是O1a-M119、O1b-M268及C2-M217、D-M174、N-M231等單倍群的共祖時間都長達一兩萬年以上,即便是O2a2b1a1a-M133、O2a2b1a2a1-F46、O2a1c1a1a1a-F11、C2c1-F2613、O1a1a1a-F140這些非常下游的分支共祖時間也都要追溯到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些單倍群都廣泛的分布於東亞各民族當中,其下游不同的支系參與了不同民族的形成,並不能簡單的將這些單倍群與民族進行對應,或者將某種單倍群作為某一民族的代表。

第二個問題,漢民族在形成後在遺傳結構上的變化如何?

漢民族的形成

漢民族或者說歷史上「漢人」族群這一概念的出現無疑是在漢王朝建立之後。而漢人族群的前身則是先秦時期所稱的「華夏」或「諸夏」。

「華夏」或「諸夏」這一概念的出現從文獻的角度來說不會早於西周時期,用以描述中原地區在周朝禮制下所結成的政治文化同盟。這一同盟既有作為征服者的周人,也有前朝的殷遺民,還有長期存在於中原地區的各邦國以及接受了華夏禮制的戎狄後裔。雖然在歷史文獻的敘事傳統中,夏商周甚或中原周邊的戎狄與蠻夷都有著共同的祖先,但通過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人群所代表的考古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更古老時期不同地區的起源。而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文明區域的出現,本身也是新石器時代以來多個文明地區人群相互交流作用的結果。

父系祖源研究所:從父系遺傳看中華文明探源成果?

zhuanlan.zhihu.com圖標

到春秋戰國時期,「華夏」的邊界擴展到秦、楚、吳、越等之前的華夏邊疆地區。隨著秦漢兩代統一政權的建立,「華夏化」的邊界也繼續擴張,並逐漸形成了「漢人」的族群概念。直到東漢末年長江流域還生活著板楯蠻、武陵蠻、山越等各類不屬於華夏系統的族群,北方長城沿線活躍著匈奴、鮮卑、烏桓,西部河湟地區分布著羌人、氐人、羯人。

由商代至漢代羌人概念的西移

後來隨著歷史上北方族群的入侵、中央政權對南方地區控制的加深以及中原族群向邊疆地區的移民,許多曾經生活於邊疆的族群,主動或被動的完成了「華夏化」的過程,並不斷融入到漢人族群中。

由此可見,無論是「華夏」還是「漢人」族群在形成之初和發展過程中在血緣上就是多元化的。

古DNA揭示的信息

從古DNA的情況來看,民族形成與單倍群的擴張之間更是表現出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相對於歐洲古DNA測試的盛況,目前國內檢測過的古DNA數據還非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於邊疆地區。華夏族群形成的傳統中原地區從四千多年前到魏晉時代測試過父系單倍群的古代樣本只有三處。山西橫北倗國墓地、安徽亳縣元寶坑曹鼎墓、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這些樣本中出現了了屬於O2-M122、C2c1-F2613、O1b-M268、N-M231、Q1a1a-M120等多個單倍群下游分支的樣本。由此可以看出,華夏族群在形成之初在父系遺傳上就已經呈現出較高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邊疆地區及周邊國家的古代DNA樣本顯示,在華夏族群形成之初的三千年前左右,O2a2b1a1-M117已經出現在尼泊爾地區,O2a1c1-002611下游的F134和O1b1a1a下游的F789出現在越南東北部地區,O2a2b1a2a1-F46出現在越南西北部地區,O1a下游的F140出現在太平洋的湯加群島,C2c1-F2613出現在阿爾泰地區。考慮到人群遷徙所需的時間,這些支系早在青銅時代甚至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開始在東亞範圍內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擴張。

由此可以看出,「華夏」族群在形成之初就包含了眾多的單倍群類型。雖然單倍群O-M175及O2-M122在現代漢族中整體上佔有較高的的比例,但其下游的眾多支系實際上並非全部參與到了華夏族群最初的形成過程中,而C2c1-F2613、N-M231、Q1a1a-M120等人群中比例相對較低的單倍群部分下游支系卻也很可能是華夏族群形成之初的重要構成。我們並不能將這些單倍群簡單的「標籤化」或是做與某一民族的對應。

當我們討論Y染色體單倍群所代表的父系家族與民族的關係時,要考慮到這些支系的共祖時間。像O2a2b1a1a-M133、O2a2b1a2a1-F46、O2a1c1a1a1a-F11、C2c1-F2613、O1a1a1a-F140這類共祖於新石器時代的單倍群,無疑不適於用於對「華夏」族群這類形成於青銅時代晚期的族群進行劃分。我們只有具體到共祖時間不早於某一民族形成時代的單倍群,才有探討該父系家族在出現時民族屬性的可能。比如儘管漢民族或者說東亞地區的族群共享了許多大的單倍群類型,但這種一致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新石器時代甚至更加古老人群的擴散與交流,如果細分到具體的支系就可以看出自新石器時代開始在不同地區形成的特色支系。再比如雖然單倍群N-M231下游的一些支系參與了華夏族群的形成,但北歐地區的N1a支系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活躍在西伯利亞地區並逐漸向烏拉爾地區遷徙,顯然不能將之作為「華夏」族群。想要釐清各父系單倍群家族在歷史上是以何種身份參與到華夏及漢民族的構建過程中,也還需要更多的古代樣本的DNA研究來進行驗證。對古代樣本全基因組的測序也有助於我們認識漢民族與古代其他族群的交流及自身的變遷。

漢民族與周邊族群的關係

漢民族悠久的歷史、眾多的人口,廣闊的分布範圍,在整個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裡都堪稱特例。這種特異性的背後是東亞地區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地理條件。東面的大海、西面的沙漠高山、北方的草原戈壁、南方的雨林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這個封閉系統的內部還存在有以黃河、長江沖積平原所形成的氣候適宜、土地肥沃的中心地區。如古DNA和考古信息所揭示的那樣,新石器時代以來,以遼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為中心的東亞中心地區人群的對內交流與對外擴散在東亞地區人群遺傳結構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些古老的單倍群的不同下游很可能在當時已經分布到了很廣闊的地區,並參與到了不同族群的形成過程中。

史前時代黃河、長江流域的主要文化區

如果我能用「去中心化」的視角來看待問題,就會發現,在漢民族的自我認同逐漸形成的同時,其「周邊」的其他族群也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淵源下結成了自己的族群認同。與漢民族一樣,這些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遺傳結構上常常也是多元化的。近幾千年來,東亞範圍內不同地區人群間一直保持著基因上的交流,每個地區的人群的遺傳信息都有向外的擴散和向內的吸收。東亞地區不同的民族彼此間多多少少都存在有共享的祖先人群。民族間的連續性過渡,使得我們也很難通過某一遺傳標記甚至全基因組分析在這些民族間畫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這也是為什麼在一些測試機構以現代人群作為標杆所進行的祖源分析中很多人總會莫名其妙的出現被劃歸為其他民族的遺傳成分。

分子人類學下民族認同的風險與危機

隨著近年來分子人類學科的傳播與發酵,也引發了諸多的問題。

一方面,作為一個新興的學科,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有著一個逐漸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但是由於知識傳遞的滯後性,網路上依然充斥著許多陳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偏概全的標籤化分類,不顧及共祖時間的隨意對應,在缺少大樣本量數據和古代數據條件下的盲目推測,都是剛接觸這個學科的愛好者所容易犯下的錯誤。在這些錯誤的背後,是賦予這些遺傳標記本身所不具備的文化、政治屬性的主觀意願。

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入,大數據樣本和古代樣本不斷出現,新研究、新結論衝擊著傳統的歷史記憶。祖先共同記憶與歷史事實間的錯位,使很多人陷入到兩者的矛盾抉擇中。一個典型的案例便是「天下X姓是一家」的說法,事實上各類姓氏中都包含著豐富的父系遺傳類型。這種矛盾同樣存在於歷史上逐漸建立的民族起源的祖先記憶中。原有的單一起源敘事被打破,多元化的起源與融合得到了分子人類學與考古學的雙重驗證。

然而,基因檢測的結果不應也不能改變原有的民族認同。某一族群無論在何種歷史淵源下獲得了民族認同,我們都應對事實予以足夠的認識與尊重。分子人類學是研究族群起源演化的的重要工具,但並不是解決一切民族問題的萬能靈藥。種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平權主義者都試圖從中截取到有利於自己的論據,也有不少人陷入到自我認同的漩渦中不可自拔。只有堅持科學的方法和嚴謹的態度,才可能對人類族群遷徙分化的歷史有正確的認識,真正發揮這一學科應有的價值。

參考文獻

漢民族的起源與形成——體質人類學的新視角

A comprehensive map of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world』slargest ethnic group – Han Chinese

Genetic structure, divergence and admixture of Han Chinese, Japaneseand Korean populations

臨沂洗硯池晉墓

中國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體遺傳多樣性研究

古DNA證據支持曹操的父系遺傳類型屬於單倍群O2

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Four Prehistoric Migration Wavesinto Southeast Asia

Ancient genomes document multiple waves of migration inSoutheast Asian prehistory

Language continuity despit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in RemoteOceania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微基因與23魔方統計數據

編者簡介

郁乎文哉:愛好歷史的理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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