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民族主義及其人性論基礎

簡評民族主義及其人性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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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國際社會中，民族衝突和民族主義問題愈加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大重點問題。尤其伴隨著近兩年的敘利亞衝突、歐洲難民問題、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人們愈發感受到全球化進程受到的空前挑戰，以及民族主義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說，民族主義已然是在探索當代政治問題時難以繞開的一個重要概念。本文試圖從理解民族主義的內涵入手，簡單評析民族主義的歷史成因和當代含義，並探討這一概念背後的人性論基礎。

1 什麼是民族主義

1.1 民族的定義

對於「民族主義」概念的辨析，首先需要從對「民族」定義的梳理開始。什麼樣的社會群體能夠被稱為民族，這是在政壇上和學術界歷來爭論不休的問題。從詞源學上來講，現在國際上通常使用的「民族」（Nation）一詞來源於拉丁語「Natio」，最初意指以真實或虛構的同一血統或種族的生活團體為基礎的社會集團，這一集團共同體只限於超越於每個家庭之外的部族。在中世紀階段，這個詞一直與血緣或地區的含義相聯繫。直到16、17世紀，「Nation」一詞才發生了重大變化，具有了不管其種族集團而把一國之內的人民統稱為「民族」（Nation）的意義。後來又作為「國家」（Country、State）的同義詞。「Nation」還開始具有與「人民」（people）相對應的意義。這樣，「民族」（Nation）的含義具有了政治意義，意指一種政治組織或國家。[1]

從民族的界定標準來講，由於民族構成的多樣性和論述民族問題的人容易產生的偏見，很難出現普遍適用、在世界各地被普遍接受的民族定義。美國政治學家多伊奇（Karl W. Deutsch）提出過「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劃分，前者指歷史形成的文化共同體，後者是「擁有國家的群體，或者已經產生准政府功能，有能力制訂、支持、推行共同願望的群體。」這種區分在學術上有一定意義。[2]

同樣需要注意的是，中文「民族」一詞自身也有其古代文獻根源，最早可考的出處之一是出自南朝宋齊時期道士顧歡的《夷夏論》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雲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 這段引文中的「民族」指在華、夷之分語境下的族屬。然而，中國人的民族觀從傳統的「族類」觀念向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觀的轉變，仍然是在19世紀受到海外價值觀衝擊之後發生的。有學者認為，古漢語中的「民族」一詞有可能在近代傳入日本，而在日譯西書中對應了「Ethnic group」和「Nation」等名詞，從而被賦予了現代意義之後傳入中國。在19-20世紀之交「民族」一詞的使用中，如梁啟超在《新民論》中宣揚的「大民族」觀念和汪精衛在《民族的國民》中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發生了相當於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和「皇漢民族」的分歧，[3]這與多伊奇「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劃分似乎是不謀而合的。

1.2 民族主義的定義

由於「民族」概念在歷史上的多變和在當代的難以界定，對於「民族主義」的解釋也呈現出眾說紛紜的態勢。拋開民族概念的複雜和不確定性，「民族主義」在概念上和「民族」有著比較直接的聯繫，即民族主義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礎上的一種思想觀念，它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本民族的一種熱愛忠誠，是對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追求和理想。[4]

1.3 民族主義與近現代國家

從民族主義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其與近現代國家之間所具有的一種張力：一種普遍的觀念認為，出於民族主義思想下對於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的追求，民族主義者會追求真正實現民族的統一、獨立和強大，因而會自然地追求建立起民族國家。[5]歷史的經驗也表明，民族國家是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創新之一，是加強國家凝聚力、動員和集中社會資源、提高政治效率的最好手段。先行確立了本民族國家，是成為「世界領導者」或者「挑戰者」的先決條件，是擺脫依附、走向發達的根本前提之一。[6]然而，當代的民族主義則往往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多民族國家中在「民族自決」口號引導下的分離主義傾向、多民族國家內部或跨國的民族衝突、對他民族移民或難民的恐懼排斥心理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傾向、對更大範圍的共同體觀念（如歐盟等）的排斥等等。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民族主義與近現代國家在概念上的先後關係。持上段所述「民族主義者追求建立民族國家」觀念的學者往往認為，近代民族主義國家完全是伴隨著近代民族的形成和近代民族主義的表達而形成的，其標誌性事件是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以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作為自己的目的，即要把封建的王朝國家轉變成為近代的民族國家；在其內容上理應包括：對王朝國家的批判，對民族利益、民族統一等的認識，以及對民族國家的忠誠與熱愛。[7]然而在此種觀點之中又存在兩個問題，即：1.近代「民族」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以及2.將法國大革命以來的近代民族主義國家看作此前王朝國家的完全對立是否合理。關於前者，筆者將試圖在本文的2.2節進行討論；而對於後者，筆者認為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黎塞留時期法國在三十年戰爭中的立場問題：一種廣泛的觀點認為，近代主權國家國際關係體系以結束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開端，而在這場戰爭中，法國最初選擇了投身於其與其天主教信仰一致的哈布斯堡陣營，並鎮壓了國內的胡格諾派起義；然而自從黎塞留繼任首相之後，在他領導下的法國改變了其外交方針，背離其天主教信仰而出於「國家理由」選擇幫助甚至投身新教國家陣營，這確乎有著極大的標誌性意義，即代表了對主權國家利益認同壓過了古老的宗教認同。也恰恰是自從這一時期起，17世紀的歐陸開始了其政府體制現代化的進程，即簡化統一的政府（君主制）替代封建制，國家取代基本法成為政治權威的單一來源。[8]可以說，從歐洲的歷史來看，沒有這一「絕對主義國家」作為過渡的時期，就不能產生遍布全境的雛形形態的民族主義，即「一種世俗的勃勃生氣，集中於增進民族君主國的權勢和榮耀」[9]。

因而似乎有理由認為，民族主義認同是一種現代化的集體認同，它的出現是基於現代國家的政府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戰爭與衝突的建構。即便在當代也往往可以看到，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所謂的「威權主義國家」中，民族主義也往往可以被自發地或有目的的調動，並且以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國家理由」的現象。很多時候，這也導致了本節第一段中所述的一系列當代民族主義問題。

關於民族主義和近現代國家的關係仍有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問題，例如：歐洲「民族國家」的傳統理論形式與當今世界約90%的國家是多民族國家的事實之間存在的張力[10]、無國家民族（典型的如當代庫爾德人和曾經的猶太人）的形成、中國民族主義觀念的流變與形成、現代「國家民族主義」觀念的建構等等，由於篇幅和筆者精力與水平所限，在此僅僅提及，暫且不表。

2 民族主義的人性論基礎

2.1 從自然狀態到民族主義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而言，對人性論基礎的探索應當首先基於對自然狀態的推理。經典的自然法學派政治哲學理論（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往往以自然狀態作為對「國家」概念辯護或批評的人性論基礎，而現代生物學和考古學在很大程度上更是擴充了這種方法論的實用性。在這裡，筆者也試圖首先從自然狀態的角度探討民族主義的人性論基礎。

不同於霍布斯傳統的原始個人主義假設，自然狀態下的原始人天生就在一定程度下是社會性的。即便是在最早期的自然狀態下，合作行為也會發生——抑或是在基於血緣親戚的關係下的利他行為，抑或是在陌生者之間通過博弈達成的互惠行為。除了合作行為自然發生的可能性以外，具有廣泛合作關係的較為凝聚性的社會也會為個人提供更多的生存優勢，而這也恰恰是人類天生偏愛宗教的生物學原因。當然，除了歷史最為悠久的宗教，民族主義也可以起到相似的作用。[11]

這一人性論基礎同樣可以解釋為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主義」概念會得以保留甚至被繼續強化：如果「民族」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區分群體，標記邊界，使之有別於其他群體，並促進社會團結，那麼「民族」本身和對本民族的熱情忠誠會被賦予極大的內在價值，從而超越普通概念而變成目的本身。

2.2 現代視角下的民族主義

從自然狀態出發的推理似乎能夠幫我們找到民族主義的必要人性論基礎，但顯然它並不能解決充分性問題，即：究竟是什麼促成了人們從簡單原始的族群認同（抑或是進而產生的古老的宗教認同）向近現代的民族認同的過渡？

正如1.3節中所述，筆者認為民族主義認同是一種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建構的集體認同。現代化是一個涉及人類思想和活動的所有領域中的變化的進程。在心理層次上，現代化涉及價值觀、態度以及期望等多方面的根本變化。持傳統觀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會的延續，而現代人則具有一種「易變的個性」，從而使其適應周圍環境的種種變化。而這些變化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求人們將其忠誠觀及歸屬感從具體和直接的組合擴展到比較廣泛、比較無人格性的組合上。[12]

典型的，對於17世紀的法國而言，個人忠誠觀及歸屬感向國家的回歸似乎是對這一現代化要求開始進行的回應，而在該歷史時期由於「絕對主義國家」的特殊性質，這種忠誠觀和歸屬感落實於對王權的忠誠之上。而待到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發生，王權所扮演的角色才為相對成熟的民族共同體所替代。即便如此，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王權仍然發生了數次復辟。對於此後近代民族國家階段的歐洲，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統一性的。

而對於中國而言，秦漢之際即基本完成的政治現代化也帶來了對國家認同觀念的要求。如果說此後的「華夷之辨」可以說是一件關係到民族主義認同的問題，那麼很長一個階段內，「華族」似乎也更接近於多伊奇所謂的「政治民族」。很大程度上，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或許很長時間內並沒有一種基於「文化民族」的民族主義認同傳統，而都是一種基於國家認同的所謂「民族主義」。這一點在南北朝時期的「漢人胡化」現象和由此引發的六鎮叛亂、宇文泰實施的「關中本位政策」以及此後唐朝時期皇室血統問題中都有所體現。[13]即便在宋元之際，宋人對元朝的反抗也往往基於忠「君」愛「國」的理由，而非出於「華夷之辨」；然而在明清之際卻出現了以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提出的「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一類思想，這種觀念的轉變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現代化的視角之下，所謂的「人性」或許只是歷史的構建，「民族主義」當然也不存在永恆的人性論基礎。那麼，在當代是否有超越民族主義、甚至走向全球化認同的可能性和必要呢？一種值得思考的觀點是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 1996）所提出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意識形態不再在心理認同上佔據統治性的地位，民族主義觀念隨之再次得到加強（即所謂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然而現代化會使得民族主義被超越，認同的實體將擴大化到「文明」，即「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化認同的最廣範圍」；同時，在可預計的時間範圍內，也不會出現全球範圍的普世認同，而是「文明在反對其他文明的基礎上團結自身」。[14]基於這一範式預測的現象在現實世界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驗證。

3 小結

綜上所述：至今為止，人們對於「民族」的定義仍欠缺普適性，因此「民族主義」概念也不足夠明晰。民族主義觀念與近現代國家之間在以往和現在都存在著某種張力，民族國家的形成是近現代國家走向強大的第一步，而民族主義的觀念在當今又帶來一系列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民族」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現代國家的背景下所構建出的一種現代化的集體認同，因此「民族主義」的觀念往往不能與國家認同相脫離。人生物性的本能，即合作行為的自然可能性和對互助集體的偏好，能夠為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維繫提供必要性。而近代民族主義的最終形成則是與現代人「易變的個性」和環境的變化所提出的要求有關。在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之後的時期，進一步的現代化和全球化可能會促進超越民族主義認同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李宏圖：《民族與民族主義概論》，《歐洲》1994年第1期。

[2] 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1993年第5期。

[3] 郝時遠：《中文「民族」一詞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4] 李宏圖：《論近代西歐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世界歷史》1994年第6期。

[5] 同上。

[6] 時殷弘：《現當代國際關係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9頁。

[7] 李宏圖：《論近代西歐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世界歷史》1994年第6期。

[8] 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107頁。

[9] 德約：《不牢靠的平衡》，紐約：科諾夫出版社1962年，第73頁。

[10] 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歐洲》1993年第5期。

[11]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山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12] 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第35頁。

[13]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

[14]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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