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你，你卻在看手機？ | 繆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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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王寧欣
責編 | 吳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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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試過，當你和伴侶或好友說起最近的心情，他一邊附和著你，一邊卻拿起了手機？或者，是不是在日常交談里，你才是經常拿起手機的那個人？
兩個人或一群人相聚，本應享受面對面交流的時光，卻總有人低頭看手機，即使我們很想專註地聊天，卻還是會有意無意地拿起手機看。其實，人們不總是有目的地使用手機（例如打電話、發信息），而是無目的地拿起來「玩」，查查簡訊、郵件和社交媒體 (Humphreys，2005)。一項研究通過觀察兩個或多個人在咖啡廳的互動發現，研究對象平均3到5分鐘就看一次手機，就算手機並沒有響或震動；很多人在聊天的時候把手機握在手中或放在跟前的桌子上 (Misra & Genevie, 2013)。
大部分人可能認為面對面交流的時候用手機是不禮貌的，會降低溝通質量，但也有人不介意，覺得無所謂。那麼，移動通訊設備到底對面對面的人際交流有何影響？
移動設備是否負面影響交流質量？
來自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 Shalini Misra 等學者在咖啡廳做了一個田野觀察 (Misra, Cheng, Genevie, & Yuan, 2014)，他們在咖啡廳物色成對進入的顧客，並跟他們解釋研究的過程、目的。顧客同意參與研究之後，面對面坐下就指定的話題進行交流，並在10分鐘之後填寫問卷。研究者在遠處觀察參與者的互動，並記錄他們在聊天過程中是否有移動通訊設備的出現。
在100對參與者中，71對參與者在10分鐘的交流期間沒有人拿出任何通訊設備，剩下的29對在聊天時有手機等移動通訊設備的出現，但都只是放在視線可及的桌上或拿在手中，並沒有參與者積極使用設備。分析問卷數據發現，「無設備」的參與者比「有設備」的參與者對交流感到更滿意，認為對方在聊天的時候更有同理心 (emphatic concern)。值得一提的是，與不太熟悉對方的參與者相比，關係較為親密的參與者在「有設備」的情況下認為伴侶表現出了更低的同理心。可見，移動設備會負面影響面對面人際交流的滿意度，並且這種負面效應可能在親密關係中更為顯著。
僅僅是「出現了」移動設備
就影響了對話質量？
實驗室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移動設備對人際交流質量的負面效應。來自英國埃塞克斯大學大學的學者 Andrew Przbylski 和 Netta Weinstein 讓成對的陌生人在擺設了沙發的實驗室裡面聊天，並把他們隨機分配到「有手機」組或「無手機」組。「有手機」組的參與者在對話的時候，沙發後方桌子上的一本書上面被放置了一個手機。這個手機並不是參與者自己的，手機放置的位置也不在參與者直接的視線範圍之內。「無手機」組的實驗設置與「有手機」組完全一致，但是在相同的桌子上只放了一本書而沒有手機。每對實驗參與者聊天的題目都是「過去一個月發生的有趣的事情」，十分鐘後，參與者就聊天的感受獨立填寫問卷。對比「有手機」組和」無手機「組發現，被分配到」有手機「組的參與者彙報的關係質量 (relationship quality) 和與聊天伴侶的親密度 (partner closeness) 顯著低於「無手機」組的參與者。
Przbylski 和 Weinstein 用同樣的設計又做了一次實驗，但加入了對聊天話題的控制。一部分人聊的是日常隨意的話題，另外一部分人聊的是比較深入的話題（例如「去年發生的對你最有意義的事情」）。分析數據發現，聊日常隨意話題的參與者中，「有手機」和「無手機」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如果聊天的話題比較深入或有意義，「有手機」組的參與者彙報的關係質量 (relationship quality) 和對聊天伴侶的信任度 (trust) 顯著低於「無手機」組的參與者。
這組實驗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算對話雙方並沒有直接使用手機，在環境中出現的不是自己或對方的手機，也可能影響交流質量和對聊天對象的評價，尤其當聊天的內容比較深入和有意義的時候。
在面對面聊天的時候對方不斷低頭「刷手機」會讓人惱火固然不難理解，但如何理解上述研究中，手機僅僅出現在環境中，或只是被拿在手中，卻也能影響對話的質量甚至是對伴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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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的符號意義與注意力競爭
研究者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釋：
首先，智能手機這樣的移動通訊設備不僅僅是通訊的工具，它們帶有「符號意義」，代表著龐大的社交網路和無限的可獲取的信息。當這樣的設備出現在面對面人際交流的環境中，無論這個設備是屬於自己的，對方的，還是其他無關的人的，說話的人都可能會有被分散注意力；例如，就算當下沒有拿起手機看，也有可能在看到有手機出現的時候聯想到自己有沒有收到信息，或沒有人點贊自己的狀態。當注意力被分散的時候，人有可能會地減少跟聊天伴侶的眼神交流或無意中忽略了對方微妙的感情表達，例如表情和語氣。這些變化很可能都是在對話雙方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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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視線範圍內的手機是屬於聊天伴侶而非自己的，人們可能會感到焦慮，因為移動設備代表了對方與其社交網路交流的可能性，而此時此刻的交流是在跟社交網路的其他人「競爭」獲取對方的注意力。因此，關係親密的人可能會更加受到對方手機出現的影響，因為他們更加期待伴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面對面的交流。
智能通訊設備方便了生活，讓我們隨時隨地跟人保持線上聯絡，導致很多人忘了帶手機像丟了魂一樣。諷刺的是，手機卻可能降低面對面交流和陪伴的質量。所以，想要有高質量的人際交流，或許應該暫時把手機藏起來。
移動設備在社交場景的
常態化與負面效應的消解
不過，最近剛剛發表的一項研究複製了 Przbylski 和 Weinstein 的實驗，卻發現」有手機「和」無手機「組之間的關係質量或伴侶同理心水平並沒有顯著差異 (Crowley, Allred, Follon, & Volkmer, 2018)。這些研究者認為，隨著大家對各種移動通訊設備越來越依賴，大部分人做不到跟人聊天時把手機放一邊或收起來，所以也難以要求或期待對方完全不碰手機。有可能的是，整個社會對線下人際交流的時候使用手機的規範正在慢慢改變，將來大家甚至不再認為面對面聊天的時候做「低頭族」是影響陪伴質量或親密度的行為。一起刷手機或許已經變成了一種新型社交方式。
那麼，我們在親密關係中應該怎麼減少移動設備對面對面交流質量的負面影響？有研究者指出，其實最關鍵的並不是追隨普遍的社會規範，而是建立屬於伴侶雙方自己的移動設備使用規範。
來自美國堪薩斯大學的 Jeffery Hall 等學者發現，在情侶或者好友關係中，當人們認為自己和對方在對「兩人私底下說話時如何使用移動通訊設備」這個問題持有相似的態度時，他們的關係質量更高(Hall, Baym, & Miltner, 2014)。也就是說，如果兩人都認為面對面交流的時候拿出手機使用並沒有不妥，他們的溝通和關係質量可能並不會受到移動設備出現的影響。但如果雙方的態度有出入，其中一方沒有遵循另外一方的規範或期待，手機在面對面對話時候的出現很可能會降低好感度，甚至影響關係的質量。
因此，如果手機等移動設備造成了親密關係中的不愉快，我們應該及時了解對方的態度和表達自己的期待，通過溝通來建立我們自己的親密關係中關於面對面交流時是否能夠使用，以及如何使用移動通訊設備的規範。
參考文獻:
Crowley, J. P., Allred, R, J., Follon, J., & Volkmer, C. (2018) Replication of the mere presence hypothesis: The effects of cell phones on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Communication Studies, 69, 283-293.
Hall, J. A., Baym, N. K., & Miltner, K. M. (2014). Put down that phone and talk to me: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mobile phone norm adherence and similarity in relationships.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 134-153.
Humphreys, L. (2005). Cellphones in public: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 wireless era.
New Media & Society, 7, 810-833.
Misra, S., Cheng, L., Genevie, J., & Yuan, M. (2016). The iPhone effect: The quality of in-person social interac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mobile devic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8, 275–298.
Misra, S., & Genevie, J. (2013, May). The experience of place: How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restructuring public pla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 Providence, RI.
Przybylski, A. K., & Weinstein, N. (2013). Can you connect with me now? How the presenc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fluences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qual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0, 23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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