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漢化北魏是因為漢服好看嗎？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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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北魏孝文帝改革，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期，中間相隔大約十年時間。

第一次是在太和九年（485）前後，這次變法的實際主持者是馮太后，最終由孝文帝完成，主要內容有三項：班祿制、三長制、均田制。

這三項改革使北魏得以超越此前的五胡政權，在中原地區開創了一種嶄新的王朝模式。其中，班祿制推動了鮮卑軍事貴族的官僚化；三長制加強了中央對基層的控制，有效遏制了豪強的膨脹；均田制保證了財政輸入的穩定，緩和了階級矛盾，促進了農業發展。這三項制度一改魏晉舊制的頹靡和游牧習俗的粗莽，建立起一套具有上升潛力的官僚政府體系，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制度基礎。

第二次改革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之後，主要內容為全盤漢化。

這一次改革，實際上是前一次改革的延續。北魏通過第一次改革，其政權形式從軍事貴族政治轉變為官僚政治，原先文化水平較低的鮮卑貴族，就難以勝任官僚政府的職位。因此，新的官僚政府，必須大量吸收文化水平較高的漢人士族子弟，才能保證政府的正常運行。但是漢人士族又十分鄙視鮮卑貴族，二者社會地位懸殊，矛盾很深、難以共事。

因此，為了把鮮卑貴族儘快改造成合格的政府官僚，必須主動推行漢化；為了緩和胡漢矛盾，使鮮卑貴族取得與漢人士族相等的社會地位，必須建立門閥制度，鼓勵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通婚。

然而門閥制度的建立，卻導致了鮮卑貴族內部的分裂。

中國歷史上的開國皇帝，一般只給他以上的幾代祖先追尊謚號，而北魏的實際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卻一直追謚了27代祖先。這樣做是為了更多地籠絡拓跋氏的遠支旁系，盡量將他們都納入貴族範圍內。

孝文帝南遷洛陽以後，北方代地和六鎮還有為數眾多的鮮卑貴族，這部分貴族漢化程度較低，主要負責武事，依然保留了軍事貴族和部落酋長的風氣。

而孝文帝評定鮮卑姓族高低時，又是以這些姓族當時的官爵大小為標準的，在洛陽中央朝廷擔任高官的八大姓，被評為第一等。而那些留守北方的鮮卑貴族，則完全被排斥在門閥之外，甚至淪為庶族，再也無法進入權力核心，因此不滿情緒日益滋生。

而那些南遷洛陽的鮮卑貴族，在門閥制度的保證下，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但是這些門閥貴族的文化水平又不可能得到驟然提升，他們由於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養，在物質刺激下迅速腐化。

鮮卑門閥貴族的腐化體現在：生活腐化，聚斂財富、競奢鬥富；吏治腐敗，公開賣官鬻爵、大肆貪污；道德淪喪，昏聵無能，喪失治國領兵能力。

門閥貴族的腐化和六鎮鮮卑的不滿，最終引發了六鎮、河陰之亂及胡化運動，導致了北魏政權的分崩離析。

對於這段歷史，陳寅恪這樣總結道：「自六鎮、爾朱榮之亂起，北朝曾一度發生胡化的逆流。歷北齊、北周至隋朝，又恢復了漢化，直至於唐。胡化無疑是一種退化，但並非全為退化，而是胡漢民族又一次交混產生的一種新局面。假使一直漢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變得更腐敗。」

因此，如果沒有這次胡化對孝文帝漢化的糾偏，其門閥制度會導致北朝一直腐化下去，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隋唐盛世。這也正如陳寅恪的著名論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所以，隋唐盛世的形成，既建立在孝文帝改革所奠定的制度基礎之上，同時又離不開胡化運動對孝文帝全盤漢化的糾偏。

歷史遺迹

位於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始建於北魏。圖為第六窟中的佛像，建於孝文帝時期。

（供圖：朱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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