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生到情敵——曹禺與楊振聲的故事

作者 張耀傑

原載 南方周末2011年8月19日

1940年代方瑞（中）、張瑞芳、曹禺在重慶合影。張瑞芳扮演《北京人》中以方瑞為原型的人物愫芳

楊振聲1940年代在西南聯大。楊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曹禺與第一任妻子鄭秀1930年代合影。鄭秀是《北京人》中思懿的原型

《北京人》與《雷雨》、《日出》、《原野》，並稱為曹禺的四大經典戲劇，其創作時限大約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間。劇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轍的一男二女的男權美夢，與曹禺本人在現實生活中陷入與妻子鄭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乾爹楊振聲之間的三角情戀密切相關。

方瑞與楊振聲的舊情往事

曹禺寫作《蛻變》期間正犯胃病，鄭秀出於關心總是限制他的寫作時間。曹禺為了靜心寫作，便把鄭秀和不滿兩周歲的大女兒萬黛送到位於重慶的岳父家裡。1940年4月國立劇校重慶公演之後，鄭秀帶著萬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懷上第二個女兒萬昭。王蒙在《永遠的〈雷雨〉》中，記錄了曹禺的一段感慨：「這幾十年我都幹了些什麼呀！王蒙你知道嗎？你知道問題在什麼地方嗎？從寫完《蛻變》，我已經枯竭了！問題就在這裡呀！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在曹禺「已經枯竭」的情況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異性可人兒，為他的戲劇創作注入了新的靈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著為主人公愫方寫作舞台提示的機會，給這位異性可人兒繪寫了一幅傳神寫意的美好倩影：「見過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靜』。蒼白的臉上宛若一片明靜的秋水，裡面瑩然可見清深藻麗的河床。……她人瘦小，圓臉，大眼睛，驀一看，怯怯的十分動人矜情，她已過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閨秀的幽麗，說話聲音，溫婉動聽，但多半在無言的微笑中靜聆旁人的話語。」

這位異性可人兒，就是本名鄧譯生（又寫作繹生）的方瑞。她是劇專學生、中共地下黨員鄧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時也是另一位劇專學生、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方琯德的姑表姐。關於方瑞與愫方之間的對應關係，曹禺晚年在與田本相的談話中回憶說：「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說是用我的心靈塑造的。我是根據我死去的愛人方瑞來寫愫方的。」

接下來，曹禺還不點名地談到方瑞與楊振聲之間的舊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學教授，他和一個年輕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剝奪別人的感情，這件事曾經使我感觸很深。我就是由他的靈魂，引起聯想，開掘了曾皓的靈魂，把他內心深處的卑鄙自私挖出來。這個教授並沒有多少故事，也沒有什麼驚險熱鬧的東西……」

關於方瑞與楊振聲的情感糾葛，方琯德的說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書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實際。她被楊某某留住，想走，又沒有能力。大家庭養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後來，我把她弄出來了。」

楊振聲，字金甫，一字今甫，山東蓬萊人，是中國現代史不該被遺忘卻又幾乎被遺忘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比1917年留學歸來任教於北京大學的胡適還要年長一歲。在1919年5月4日爆發的五四運動中，楊振聲是因火燒趙家樓而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經北大校長蔡元培等人多方營救，他們於5月7日被保釋出獄。「五四」運動平息後，楊振聲通過考試獲得公費留學資格，於1919年12月與北大同學馮友蘭、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國。他先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學，後入哈佛大學攻讀教育心理學。1924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並且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活動，因寫出當時篇幅最長的白話小說《玉君》，而受到胡適等人的好評，同時也引起魯迅在《馬上支日記》一文中大發牢騷：「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我對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國民黨南京政府決議將清華學校升格為國立清華大學，委派時任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機要秘書的羅家倫出任校長。羅家倫為此專門邀請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北大同學楊振聲、馮友蘭，組成接辦清華大學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楊振聲在蔡元培、胡適等人鼎力推薦之下，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國立青島大學校長。為節省開支，楊振聲把校長住宅讓給其他教員，自己出錢租下黃縣路7號的小樓，與教務長趙太侔、校醫鄧初等幾個家庭合住。後來改名「江青」的李雲鶴，是教務長趙太侔在濟南戲劇學校任教時的學生，她與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倫離婚之後，被趙太侔推薦到青島大學圖書館任圖書管理員，後來又與趙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啟威——又名黃敬，物理系學生，中共地下黨青島市委宣傳部長——戀愛同居，從而成為黃縣路7號的常客。

關於青島大學的人際關係，梁實秋晚年在《憶楊今甫》中回憶說：「今甫在校長任上兩年，相當愉快。校長官邸在學校附近一個山坡上的黃山路，他和教務長趙太侔住樓上，一人一間卧室，中間是客廳，樓下住的是校醫鄧仲存夫婦和小孩，伙食及家務均由仲存夫人負責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們的妻室從不隨往任所，今甫有一兒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時代，好多知識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長久的丟在家鄉，自己很洒脫地獨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親鄧初，字仲純，安徽懷寧人，早年在日本帝國大學醫學專業留學期間，一度與陳獨秀、蘇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陳獨秀到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安徽同鄉，除了北大教授胡適、北大職員高一涵之外，還有時任內務部僉事的鄧初。楊振聲出任青島大學校長後，鄧初攜全家來到青島擔任校醫。1932年，楊振聲因學生運動和教育部拖欠辦學經費等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辭呈。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辭職請求，並且把國立青島大學改稱國立山東大學，由教務主任趙太侔繼任校長。楊振聲辭職之後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選委員會委託，主持編寫《高小實驗國語教科書》和《中學國文教科書》。在此期間，他把女兒楊蔚、兒子楊起以及乾女兒方瑞，從青島帶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門牆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紹，這是位於一個僻靜的衚衕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據傳說「那房子鬧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記中談到楊振聲的乾女兒鄧譯生即方瑞：「訪今甫，見鄧小姐，學詩學畫，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余覺此種人必須有保鏢（Patron），亦一麻煩。」

當年的楊振聲出於對乾女兒方瑞的喜愛，曾經建議鄧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讀書，說是留在家裡才好培養成為熟諳國學的大家閨秀。

楊振聲與曹禺的師承關係

作為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教務長、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楊振聲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二年級插班生之前，離開清華出任青島大學校長的。儘管如此，二人之間依然存在著一種代際師承關係。據馮友蘭回憶，當年的清華大學「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長和教務長都穿軍服，腳蹬馬靴，腳後跟還有馬刺子，當時的教務長是楊振聲」。

1932年夏天，從青島大學辭職的沈從文，應楊振聲邀請赴北平參與教育部中小學教材編選委員會的工作；並且協助楊振聲把此前由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改版成為文藝副刊。他與未婚妻張兆和一起住進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與張兆和正式結婚後，才搬到同在西城的達子營居住。梁實秋在回憶文章《憶沈從文》中，順便談到了楊振聲與他的乾女兒方瑞之間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頤和園賃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乾女兒，自稱過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園中的風光湖色。此時從文給今甫做幫手，編中學國文教科書，所以也常常在頤和園進進出出。編得很精彩，偏重於趣味。」

1934年1月，鄭振鐸、靳以、巴金等人創辦《文學季刊》，曹禺與楊振聲、朱自清、沈從文、李健吾、蕭乾等人，都是三座門14號《文學季刊》編輯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與盧焚（又名師陀）的小說《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一同獲得《大公報》所頒發的文藝獎。主持評獎的文藝獎裁判委員會，是由楊振聲、朱自清、朱光潛、葉聖陶、沈從文、林徽因、凌叔華、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早訪楊君家。為評文學獎金開委員會。林徽因與葉公超盛讚《畫夢錄》。公超稱之為中國最早之散文，林稱之為較《日出》一劇更為成功之佳作。又謂《日出》主題及片斷皆好。失敗處在於其中雜亂無關的東西頗多。」

同年2月20日，胡適也在日記中寫道：「讀曹禺（萬家寶的筆名）的《雷雨》、《日出》，楊今甫贈此二書，今夜讀了，覺得《日出》很好，《雷雨》實不成個東西。《雷雨》的自序的態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夠獲得《大公報》頒發的文藝獎項，並且得到「我們這時代突然來了一位攝魂者」的高度評價，與文藝獎裁判委員會最為資深的領銜人楊振聲的極力推薦，是分不開的。曹禺與該委員會中的沈從文、巴金、李健吾、靳以連同這次評獎活動的主要策劃者、當時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蕭乾，都是年齡相當而且過從甚密的文壇新銳。

《北京人》的戲外情事

1937年8月，楊振聲與梅貽琦、張奚若、葉公超等人同車南下。抵達南京後，楊振聲任教育部代表，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任籌備委員兼秘書主任。1938年4月，長沙臨時大學遷至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楊振聲又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校長共同組成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任常務委員兼秘書長、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軍進佔越南，迫使英國封鎖滇緬公路，切斷了中國從海外輸入戰時物資的交通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聯大遷往四川。聯大當局為此在雲、貴、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鎮敘永設立分校，招收當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學習，由楊振聲擔任分校主任。分校秘書劉康甫父女二人隨楊振聲一家來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號一所民房暫住。

山東大學校醫鄧初，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攜全家從青島逃難到四川江津，與當地鄉紳鄧鶴年（蟬秋）、鄧燮康叔侄結為同宗。在鄧鶴年叔侄幫助下，他於江津城內黃荊街83號開辦延年醫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從江津帶到江安的方瑞，與吳祖光同住一個大院，對門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謂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靜』」令曹禺一見鍾情，接下來便是兩個人曠日持久的婚外情戀。

曹禺當年的合法妻子鄭秀回憶說：「那時我家裡有許多學生來，鄧譯生也來。沒有想到她對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鄧譯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鄧譯生鬧了一次。有個楊嫂（方琯德家的傭人），扮演了一個傳遞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楊嫂來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見了。楊嫂呆了一會兒，曹禺就外出了。我從後邊尾隨，曹禺沒有發現。他到一個茶館裡坐下，便看鄧譯生的信，我從後邊把信奪了過去。是毛邊紙寫的，有一邊留在曹禺手裡，他便吃進肚裡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與鄭秀的說法相印證，吳祖光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回憶說：「方瑞沒上過大學，像楊振聲、趙太侔這些教授，都建議她父親不要送她上大學，就在家裡讀書，他們把她培養成為中國最後一名閨秀。……曹禺很喜歡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幫助曹禺抄寫劇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與乾爹楊振聲等人住在陰森鬧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經歷以及環境氛圍，融入了《北京人》的劇情之中。與此相印證的，是楊振聲後來在《鄰居》一文中對於老北京城區的市聲天籟的相關描寫：「反正我喜歡那幾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當一個寂寞的黃昏，隔街傳來賣麥芽糖的小銅鑼的聲音，那正是向晚人歸的時候。而噹噹的小鑼聲，傳達來街市的寂靜，行人的倦意，孩子們的歡欣。忽而，突然凌然從西鄰人家飛來一種吱啞啞的金屬聲，那是北平廉價出售的無線電。從此我就再無寧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張駿祥導演的《北京人》在重慶抗建堂首演。據張駿祥回憶，「《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鄭秀的影子，曾皓有楊振聲的影子。楊振聲與方瑞的父親是好友。曹禺很討厭這個人。當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據。劇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幾個人合成一個。」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轟動的時候，被曹禺當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輩師長楊振聲，也在並不遙遠的川南敘永和雲南昆明，關注著曹禺與自己的乾女兒方瑞之間的人生戲劇與戲劇人生。1942年，西南聯大文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吳宏聰，在楊振聲指導下寫作畢業論文《曹禺戲劇研究》。據吳宏聰回憶，楊振聲把他約到住處，「一口氣談了兩三個小時，從曹禺的家庭出身、教養和《雷雨》、《日出》寫作經過，以及時人評論都跟我談了，甚至還把曹禺抗戰時期在四川江安與xx女生戀愛的感情糾葛也跟我講了。這種認真態度使我深受感動。他反覆強調要了解作品，必須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時代，不然，你就無法了解為什麼他要寫這樣的作品和怎樣去寫這樣的作品。……我在聯大四年，選修了不少課程，都有收穫，但先生這一課是最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