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三點半」放學是中國教育最大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三點半」放學是中國教育最大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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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半」放學是中國教育最大的社會問題

解筱文

時至今日,小學「三點半」放學已成為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三點半」問題直接關係中國教育的未來,關乎社會長治久安。本文將從「三點半」政策由來、主要問題、原因分析、破解對策四個方面作以下論述,旨在引起各方關注,加快推進問題解決。

「三點半」政策由來

1990年6月4日,為加強學校衛生工作,提高學生健康水平,國家教委發布《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令第10號),該條例第二章第五條中規定:學校應當合理安排學生的學習時間。學生每日學習時間(包括自習),小學不超過六小時,中學不超過八小時,大學不超過十小時。學校或者教師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增加授課時間和作業量,加重學生學習負擔。

這是目前能查到的關於小學「三點半」放學政策源頭依據。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規定出台後,並未產生較大社會問題。一方面,在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城鎮就業率低、人們生活和工作半徑小等情況下,具備這樣的政策承載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很多學校並未嚴格硬性執行該規定,很多小學四點至四點半間放學,也匹配當時絕大多數全職職工作息時間。

進入21世紀初年,中國經濟增長加快,生產質量和效率大幅提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全面加速奔向經濟社會。2000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2.1億多人,比1999年增加260萬人。這種發展形勢預示著各行各業新增崗位增多,工作要求更多,社會競爭壓力加大。加之中國人職業半徑和婚姻半徑較十年前已大大擴展,工作地和居住地距離增大,「三點半」問題苗頭開始顯現。而在此情形下,社會以及教育系統對中小學教育減負的呼聲卻日漸強烈。於是,《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中「小學不超過六小時」就成為各地教育部門實施對學生剛性減負的重要依據。

2001年,北京市教委在進一步落實「減負」有關要求的通知中提出:學生每天到校時間,小學一般不早7:50,離校時間一般不晚於4:30。

2008年5月26日,廣東省教育廳下發通知,嚴格規範了義務教育學校校歷和作息時間,按通知規定,小學生每日在校用於教育教學活動(含早讀)的時間至多不超過6小時(低年級還應適當減少)。

2008年7月17日,北京市教委出台中小學減負新政策,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不能超過6小時。

2009年,四川省教育廳就出台了關於規範辦學行為的實施意見,提出了規範辦學的8項措施,其中就規定「小學生每天在校集中學習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

……

如今,小學「三點半」放學已經成為大部分省市的教育常態現狀,並且還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甚至有的學校下午兩點半前就放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作為國家教育系統的「母法」,其中規定: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為主管理的體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具體負責義務教育實施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負責義務教育實施工作。

這表明,義務教育的具體實施主體是地方政府。因此,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修訂後,多省市區在貫徹落實中,結合《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中對於學生每日在校學習時間的規定,將「小學不超過六小時」的要求,納入地方性義務教育法規予以管理。各小學作為執行單元,認真貫徹落實。

在減負中, 2018年有兩個省,要求中小學推遲早上上學時間,開全國先例。2018年2月23日,浙江省教育廳出台《關於在小學施行早上推遲上學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小學一二年級學生早上最遲到校時間不得早於8:00,冬季還應適當延遲。中小學不得早於8:00組織學生上課,小學一二年級上午上課時間不得早於8:30。2月24日,黑龍江省教育廳印發《關於推後全省中小學生早晨到校時間的通知》,從3月1日新學期開學起,全省小學生、初中生早晨到校時間不得早於8∶00。但是,這兩地對於小學放學時間,並未得到實質性延長。這不但沒有解決問題,而加劇了問題。

明確規定學生在校時長的法規《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已經出台28年,其中的一些政策指令顯然已經很難適應現今發展需要。2018年2月26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通知啟動《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修訂工作,目前修訂的新條例還未出台。這其中,對於「學生每日學習時間(包括自習),小學不超過六小時」的規定,應該是其中的焦點問題之一。

其實,仔細研究發現,「學生每日學習時間(包括自習),小學不超過六小時」的規定,並不是導致小學「三點半」放學根本原因。而在教育執行中,對此要求的理解和執行產生重大偏差而已。不超過六小時,被偷換概念,理解為只要低於六小時即可(三、四個小時也是低於六小時),各地以此相互效仿,最終成為教育的行規。按照現在很多小學的課程安排,每天在校純學習時間(含自習)大致為4小時左右,這其中還包含了至少一個課時的體育課。所以,小學「三點半」放學,從社會視角分析看,就是「教育懶政」!

「三點半」主要問題

小學「三點半」放學,表面看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促進健康發展,理由確實非常必要和充分,但其最直接的負面問題是,大中城市多數家庭存在接孩子和託管孩子的現實困難。因為中國家庭雙職工一直維持著較高比例,按照英國《經濟學人》數據,中國近70%的女性參與就業,職業女性的比例全球最高;男性參加工作的比例也高達80%左右,總體高於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家庭,老人不在兒女身邊,也無法幫助接孩子。

當然藉助市場化的社會託管、教育等機構,可實現家庭與學校「三點半」的有效銜接,但卻需較多費用投入,並且很多孩子由此陷入為託管而被動參與課外學習的怪圈。目前,中國育兒成本已佔中國家庭平均收入近半,其中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兒支出的首位,在中等收入以下人群還佔絕大多數的發展階段下,這些教育資金的投入無疑給普通家庭帶來較大的支出。按照瑞士信貸《全球財富報告》,以財富在5萬至50萬美元間為中產階級的標準劃分,中國中產階級人數約為1.09億,僅佔總人口的8%。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國尚有78.9%的成年人口的財富沒有達到中產階層的最低標準。

「三點半」問題,從現實問題和輿情狀況看,已成為不可迴避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升溫,對整個社會系統生態產生諸多負面影響。

第一,加劇家庭焦慮。不可否認,住房之外,教育是中國國民最大的民生問題。解決不好教育問題,很可能給社會埋下系統性災難。對於中產階級以上人群而言,「三點半」放學,並不是問題,而是機遇,他們有條件和資源,讓孩子獲得更系統的教育成長,即使存在問題,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解決,這也無可厚非。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中產階級以上人群都希望孩子能早點放學,接受課外機構教培,有相當一部分家庭還是希望基於優質公立教育資源,系統化、全面化提升孩子的綜合素質。大多數中等收入以下人群,特別是老人不在身邊的雙職工家庭,「三點半」問題帶給他們的是很大的焦慮和衝突。2017年,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全國1998位幼兒或小學生家長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1.4%的受訪家長常因接送孩子上下學而苦惱,95.8%的受訪家長認為沒時間接送孩子的普遍難題應引起重視。

中產階級以下人群是整個社會生產系統運轉中的忠實執行單元,承擔著較大的生存壓力,負重前行,「三點半」問題引發的巨量化、集體性焦慮,分散了這個龐大群體不必要的精力,客觀上不利於社會生產運行質量和效率的進一步提升。從某種程度講,在有小學生的中產階級以下家庭眼中:距離孩子學校近,工作日下午能抽空「溜」出去接一下放學孩子的單位就是好單位。由此,整個社會的人才流動和運行質量可見一斑。

第二,不利教育公平。教育問題歷來是中國社會焦點中的焦點問題,因為公平的教育環境可以優化中國階級的結構,改善家庭未來的命運。「三點半」問題的結果是,學校法定工作日完成最簡化的小學教育義務教育任務後,過早將學生推向社會,把不必要的壓力傳導給家庭。面對日新月異、高速發展的社會需求,文化課之外的素質培育、成長輔助教育,只能依靠市場化的課外學習支撐。以此使社會人群對黨和政府,對人民教育事業的信任度降低。認為教育部門甘願做「老好人」,不擔責,輕鬆「甩鍋」問題於社會和家庭,甚至相當部分的人群還產生教育部門與社會精英階層、教育產業合謀的認識。從而對中國教育環境悲觀,對青少年健康成長和中國未來擔憂。

透視現今這種教育態勢,基本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正常健康的、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誰的家庭教育經濟投入大,誰佔有的教育資源豐富,誰才會有更好的未來。或者說,一個智商平平的孩子,很有可能享受到優裕家庭給予教育投入,而依然成為未來精英人群,而中等收入以下人群的孩子,即使具有天才成分,也可能早早泯滅於普通人群。這有悖於教育公平,必然導致社會階層固化,制約中國未來頂尖人才成長。

第三,助長不良風氣。「三點半」問題所帶來的是巨大的教育市場發展空間。從單純的託管服務發展到體系化的課程教育,各種兒童教育服務機構層出不窮,涉及的領域不僅很廣,而且不斷龐雜細分,雖然這些機構為「三點半」後小學生託管及課外輔導學習提供了承接處所,對青少年全面成長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各種課外教育服務機構魚龍混雜、野蠻生長,從師資、運作、教育教學、價值導向、安全管理等方面看,有相當一部分處於違規辦學,還有一些個人非公司運作的服務處所,存在不少隱患和問題。作為一般家庭,選擇校外託管,卻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受制於經濟收入和自身文化所限,缺乏必要的甄別能力,中低端的課外教育機構往往是他們必須的選擇,很多家庭不僅沒有讓孩子得到課外較好的學習成長,還對孩子產生較大潛在的負面影響。中高收入家庭,經濟上可以不用太多考慮,可以選擇較高層級和質量的教育機構,使孩子享受更好的課外學習。

不管怎樣,從根本上講,這種教育服務,以市場為導向,以盈利為目的,不斷刺激需求,一定程度上上,製造家長焦慮,引發家庭間的盲目教育攀比,客觀上助長了課外輔導過度泛濫發展。一些家長因解決「三點半」託管難題,而最終被這些機構所「套牢」,因此讓中國孩子成長更累,家庭更焦慮,也讓「放開二胎」後很多年輕人「望而卻步」。

最近北京晚報報道,一個叫豆豆的7歲孩子,竟然報了7個課外輔導班。而實際上,一線城市,孩子報五、六個課外班的情況很普遍。據我了解,超過10個班的也大有人在,最多者達14個班。據2016年數據,中國課外輔導行業市場規模已經超過8000億元,參加的學生規模高達1.37億人,參與課外輔導的學生佔全體在校學生的36.7%,在一些一二線大城市,該數據更是高達70%。這一數據,正在逐年飆升。

課外教育的過度市場化、商業化發展,推動了教育產業化發展,導致學生課外教育比重過大,因此加重了中國家庭和學生的負擔、弱化了義務教育的地位,破壞了教育教學正常自然規律,形成不良的教育風氣。

「三點半」問題原因分析

「三點半」政策出台的目的是為了小學生「減負」,採用剛性手法,以減少校內學習時間,減輕學習負擔,但發展到今天,不可否認,減去的校內負擔卻成倍增加到了校外。這不得不令社會和教育主管部門尷尬。以至於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堅決糾正一些校外培訓機構「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問題。2018年3月5日,「著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的內容首次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

站在今天的時空,往前追溯近30年,至「三點半」政策原點,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如此,當初為什麼要減負,一步步致使小學「三點半」放學?我以為有如下幾點:

一是改革開放後,當時的中國現代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施教內容較為落後,素質教育還未能走入大眾視野,一考定終身的應試教育佔據教育主導地位,「填鴨式」「教條化」等教育教學方式盛行,學生存在一定的負擔,且較長時間在校專註文化課學習,不利於其健康成長。

二是中國現代教育在探索發展,在學習世界所謂先進教育理念和方式的路上,教育部門一些決策者和專家學者,忽視自身國情,盲目參照一些發達國家所謂的自由教育、快樂教育作法,而忽視從學習和生活兩方面,對學生在校時間,進行有價值的分配、調節和優化。

三是針對中小學學生的私立教育機構和教育培訓企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新世紀以來,在網路化、資本化等力量推動下,急切需要擴增市場,這促使其產品目標對象的學生必須有更多校外時間,才能滿足其營收和利潤擴增。也不排除有些機構其藉助主流媒體、互聯網、各色利益代言人等,製造輿論和噱頭,妖魔化中國學生負擔,爭取利好政策,促使縮減學生在校時間、減少甚至取消課後作業。

四是先富起來的少數家庭(中產階級以上人群中有學齡孩子的年輕夫婦),對子女的教育有著更多超越義務教育範疇的訴求,或以其孩子將來不主要以國內發展為主,來規劃定位孩子未來,期望縮減孩子在校學習和生活時間。

五是中小學是按照事業單位管理的,是由國家行政機關舉辦,受國家行政機關領導,沒有生產收入、所需經費由公共財政支出、不實行經濟核算的單位。除義務教育範疇的經費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予以保障外,關涉學生成長的課外學習等費用是沒有相關經費的,也不能向社會收取經營性費用。所以,作為國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從教育體制特點、教師工作強度、學校安全管理等多方面綜合考慮,以法規化的手段,要求學校嚴格執行「三點半」政策,便於調和義務教育執行中教育系統內部矛盾,不再以過去「包打天下」的方式施教,最核心化做好義務教育,讓教育更多參與社會分工,以減輕非市場化教育工作者職責壓力。通過為學生所謂的「減負」,從而巧妙將學生在校「負擔」轉向社會和家庭「負擔」,卸除了本可承擔的責任。

「三點半」問題破解對策

面對目前的情形,社會多方關切,一些媒體和家長呼聲不斷。但是,「減」出去容易,「加」回來不易。如果對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由六小時延長至七小時或更長,以緩解和解決「三點半」問題,我們看看這樣的改革舉措,會出現怎樣的情況?

首先,呼聲最大的群體應該是課外教育培訓機構。學生在校時間延長,預示著離校課外時間大幅壓縮,那麼課外培訓機構的市場空間將極度得到擠壓。試想幾千億的市場受到政策間接打壓,相關投資者、企業和龐大的從業者將發生震蕩,很可能會訴諸各類媒介,製造輿論,為中國孩子「偽減負」哀嚎,甚至抹黑中國教育,加重教育社會矛盾。

其次,相當一部分有時間、有精力、有資源讓孩子接受更多課外高層次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必然反對。這些人群數量佔比雖然不高,但因其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較大的社會能量,可以直接或間接對教育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很多教育新規出台,如果不妥善解決處理好這些人群的關係,是難以出台和執行的。

再次,學校和教師群體將有很大意見。義務教育相關學校及教師承擔著很大的教育教學職責和壓力。先前為學生的「減負」實際上,也是為老師和學校的「減負」,儘管對於老師而言,即使「減負」,也很難和學生同時「三點半」離校。但若要延長學生在校時間,學校和老師的工作和安全壓力必然增大,而勞動報酬卻很難增加,這勢必引起不滿,導致一些人可能消極工作。

當然,對於多數家庭而言,肯定是舉手雙手歡迎的。但是,他們處在社會生活和主流輿論場的邊緣,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不容易集中顯現出來,有相當一部分人也容易被輿論綁架,或左顧右盼,盲目從眾,缺少對事物的客觀鑒別和必要定力。

從以上分析可見,「三點半」問題幾成死結。2018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接受採訪的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回答記者對該問題提問時,表示要通過多種模式解決小學生「三點半」放學給家長接孩子造成的難題,寄希望於各地探索,給年輕父母更厚實的「紅包」。

2017年3月,教育部印發了《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對各地開展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提出要求,要求要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後服務主渠道作用,廣大中小學校要充分利用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勢,積極作為,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對確實不具備條件但有課後服務需求的,教育行政部門要積極協調學校、社區、校外活動中心等資源,做好課後服務工作。

但是,這只是教育主管部門紙面上的指導意見,是不具有操作性的,距離實際真正的落實,還有很大差距,給人的感覺還是「風聲大雨點小」。雖然個別一些省市開始響應政策要求,提出了一些課後學校託管的設想。總體看,地方政府和學校,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難點,緩慢推進,甚至未有破冰。剩下的依然是焦慮的家長和不斷延續的問題。

事實上,回到該問題的原點,要儘快破解這一問題,必須通過頂層設計、系統施策。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敢於擔責,積極作為是破解該問題的重點和關鍵所在。

第一,修訂教育法規。國家要修訂完善《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對原規定中「學生每日學習時間(包括自習),小學不超過六小時」,應該改為「小學入學時間不晚於北京時間8時,放學時間不早於17時,一年級不早於16時30分(新疆、西藏等地順延),其中課間休息及午休時間不少於2小時。」各省市區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和修訂後的《學校衛生工作條例》,修訂地方義務教育法規,並明確提出落實考核要求。

第二,教師減負增收。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要綜合校內和校外學生的整體學習情況通盤考慮,在系統規劃學習時間,科學施教,真正監督指導做好義務教育的同時,以政府禁令的形式,真正實施對中小學教師的剛性減負,如此才能更好地為學生減負。把大幅減少教師不必要的、形式化的、行政化的各種非教學類任務做「攻堅戰」,真正把教師的負擔減少,使教師的精力聚焦在真正的教育教學方面。各地放開中小學教師職稱晉陞的名額限制,讓更多具備條件的教師獲得評聘,得到事業和價值的歸屬感。對校內參與中小學課後服務的教師,採用財政補貼和校企運作的模式,給予更多現實激勵,增加教師收入。

第三,推動平台建設。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在深化教育體制改革中,以體制內資源立足做好義務教育前提下,按照學生成長,統籌社會教育資源,建立認證、評審、准入、退出、懲戒和風險防範制度,創新機制,以政府主導,學校主導,校企共同參與的形式,搭建學生課後校內成長平台,家長以低於市場價的費用支付平台適當費用,實現體制內外教育資源融合發展。從而給予體制內參與課後服務的老師以現實利益激勵,也易於從中發現優秀的社會師資力量,擇優錄用充實到義務教育中,探索多樣化的用人用工形式,形成教育師資隊伍多元化發展模式。

第四,實施靈活策略。具體到義務教育的中小學,在落實學生作息時間中,要注重靈活性,不做一刀切的武斷執行。可以現在的「三點半」放學(低年級更早)劃分界面,有需求在該點離校的學生可與學校辦理申請,其他需要繼續在校參與課後成長的學生,可接受學校提供的課後服務至正常放學時間,以此實現差異化管理。

第五,嚴格督導落實。在國家意志下,教育部當爭取多部委合力支持,增強對全國教育系統的垂直指導和監管力度,完善對地方政府的教育考核管理體系。把解決「三點半」問題視為減少社會問題、切實關注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突破口,以問題和目標導向,主動作為,向社會公開承諾,真心實意抓好落實。各級紀委和監察機構,要加強對此的巡視和督察,兼聽真實民意,切實促使各級政府和教育部門及中小學,「以人民為中心」把義務教育高質量做好,真正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事業。

這些年,很多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思維層出不窮,很多時下流行的針對青少年教育的文章,在立論中往往避談教育環境是否科學和公平,而是更多強調家庭如何教育孩子,孩子個人如何學習成長。總之,一切得靠個體自己。每一個教育失敗的家庭和失敗的孩子,問題都在於自己,自己活該倒霉。

當然,這也貌似合乎情理,一個人真正的教育和成長,確實在於家庭和個人。但是,對於任何一個家庭和個人,無論身處何地,無論處於何種階層,關注中國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就是關心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這是應有的社會良知。

眾擎易舉,建設科學而公平的義務教育環境,才能減輕家庭焦慮,減少社會問題,讓更多的中國青少年茁壯成長,啟航夢想。

行為至此,還有諸多的想法和案例未能一一列舉。在這裡,只好先做一粗糙探討,以拋磚引玉,彙集智慧,加力推動「三點半」問題早日全面解決。

解筱文:戰略學者。主評時政、商業、鐵路、文化。微信公眾號:zgmjply(中國民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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