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容易的事：追憶詹姆斯?莫里斯

我認識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有20多年了。8月29日，詹姆斯撒手人寰，噩耗傳來，我深感震驚，那種沉重的感覺一時難以用筆墨來表達。我知道他久卧病榻、重病纏身，但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有所好轉，而我忙於工作和教學，奔波在世界各地，多次說過要去看他，沒想到從此天人永隔，此時此刻只能用「追悔莫及」這四個字來形容。

詹姆斯是一個特別平和、溫和、隨和的天才，講話不多，身材很高，腰板筆直，永遠面帶微笑地對待所有人。兩眼放光，像是能穿透你的靈魂。我最後一次與詹姆斯見面是去年夏天，那時他同時是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的特別教授（Professor at-large）。春天的時候我去他家裡，他說快要離開澳門大學了，他的最後一個博士研究生要答辯，希望我做答辯委員會的成員，我慨然應諾。夏天的時候，他作為博士生的導師，我作為答辯委員會成員一起在澳門大學出席答辯活動。

通常的答辯，說得直白一些就是挑毛病。作為答辯委員會的成員，我按照學術慣例挑了些毛病。在答辯現場，詹姆斯一點不做聲。答辯結束了，那位博士生只需要對論文做小的修改即可通過。我們接受通過的結論都已經寫好，字也簽了，我以為萬事大吉了，沒想到還有個小小的餘波在等著我。

和詹姆斯一起在回香港的路上，他用紳士風度最溫和地暗示說，在若干地方上，他覺得我太苛刻了（這是我對他的表達的直白概要）。這件事讓我感到，他對自己的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從內心裡有一種保護的情懷。他還告訴我，他很快要去中亞國家訪問。我們相約在那之後，在香港再聚。沒想到，這竟是最後一別。

我和詹姆斯的友誼，既有學術上的切磋，也有個人的交往。他在信息不對稱方面建立的模型，是影響經濟學幾乎所有領域的基礎。因此，在讀書時，他的工作就是我們學習的經典。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貫耳。他的研究領域和我的導師之一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諾獎得主)，高度重合。這並不是偶合，因為，他們實際上都是阿羅（Kenneth Arrow）的學生。據阿羅自己說，雖然在詹姆斯的學位上正式簽字的是別人，但學術上是阿羅在劍橋訪問時，指導了他的論文，使他進入了信息不對稱領域（Arrow,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th J. Arrow, Routledge, 2017）。因此，雖然他比馬斯金年長，他們是共同導師指導的，相當於同學，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為朋友。當時馬斯金剛獲得博士學位，在劍橋訪問。自從詹姆斯獲得諾貝爾獎之後，諾貝爾經濟學獎多次頒給信息不對稱、激勵機制、合同理論、機制設計領域的學者。幾乎所有人都是阿羅的學生。

1991年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之後，我去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就職。從距離上說，離當時在牛津大學執教的詹姆斯很近了。在精神上，離他就更近了。因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很多資深同事是他過去的同事和學生。我跟詹姆斯的第一次直接的比較親近的個人來往，是1995年在東京的計量經濟學年會。計量經濟學學會是經濟學界中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每四年開一次世界大會，在不同的國家之間輪流舉辦。

那天晚上，我們參加完一個重要儀式之後，一夥兒歐洲大學的年輕經濟學者（多數現在都是經濟學各領域的領軍人物），去外面找地方吃飯，其中只有他一個是我們的長輩。他和我們混在一起，大家不分長幼、嘻嘻哈哈地一起開玩笑，逗樂，吃飯。那個場面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腦海中，每次想起來，都被他的和藹可親所打動。在這十幾個月之後，他獲得了199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詹姆斯的獲獎，在經濟學的幾乎所有領域，在英國，都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因為無論是他的理論的影響，以及他個人在學術界的直接巨大影響，都超出多數其他的諾獎。倫敦經濟學院為此舉辦慶祝活動，在場幾乎所有的發言人都號稱自己是詹姆斯的學生，包括間接的，和間接又間接的，就像大家庭里講家庭樹的關係一樣。為什麼大家都說自己是詹姆斯的學生呢？經濟學有很多的領域和分支，怎麼可能這麼多領域裡的學者都是他的學生呢？因為他的理論和個人的影響，不僅深刻，而且普遍。

當時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里，直接是他的學生的有好幾個（更早時期，人數更多），而且每一位都是學術領袖，例如公共財政領域的、後來因重大學術貢獻而被封爵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研究勞動經濟學的艾倫?曼寧(Alan Manning)，研究國際貿易的托尼?溫納博斯（Tony Venables），研究博弈論和金融的申鉉松（Hyun-Song Shin），研究經濟理論的凱文?羅伯茲（Kevin Roberts）等等。我的導師馬斯金的主要合作者帕薩?達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因重大學術貢獻後被封爵), 彼得?哈蒙德（Peter Hammond）都是他直接的學生。金融領域的領軍人物富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研究私有化方面的領軍人物約翰?維克斯（John Vickers），轉軌經濟學方面的領軍人物保羅?西布萊特（Paul Seabright）等等，都是他直接的學生。他的學生，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不需要我在此介紹。從他的直接學生的成就之大和領域之廣，即可知道，詹姆斯對經濟學的影響之普遍、之深刻。

詹姆斯獲得諾貝爾獎的具體成就，是討論最優稅收的激勵機制問題。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首次為社會科學面對的最基本問題，即信息不對稱問題，建立了模型，而且解出了其中的核心問題，從而為社會科學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信息不對稱，作為社會科學面對的基本問題，最早是哈耶克在批評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型時提出來的。但詹姆斯是第一個通過嚴格分析，破解這個重大問題的人。在此基礎上，經過許多傑出學者的努力，當年哈耶克的哲學論斷成為今天堅實的社會科學理論。當然，直接啟發詹姆斯的並不是哈耶克，而是與他共享諾獎的威廉?維克里（William Vickrey）。他們研究的問題也不是市場社會主義，而是最優稅收。但是，從理論上，這兩個問題的基礎都是信息不對稱。與信息不對稱高度相關的其他經濟學領域包括契約理論和機制設計理論，這些又經常被歸到博弈論里。而且，信息不對稱在博弈論的文獻中，佔了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博弈論的發展、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合同理論的發展都和早期詹姆斯奠定的基礎緊密相關。

詹姆斯長期在牛津，後來離開前往劍橋，再後來又離開劍橋來到香港，而且與中國經濟走得非常近。這涉及一個始於傷感，終於幸福的故事，這個故事和他的兩任太太有關。1993年，詹姆斯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癌症過世，詹姆斯備受打擊。睹物思人，詹姆斯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見此，劍橋大學的同事，希望能幫助他走出喪妻之痛，邀請他前往劍橋。

詹姆斯的第二任太太派翠莎是一位中國問題專家。派翠莎本人曾經長期在中國生活和工作，文革之前與之後，與許多重要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密切的交往。派翠莎的前夫，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不幸過世之後，2001年，派翠莎與詹姆斯再結良緣。結婚之後，在派翠莎的影響之下，詹姆斯，這位純理論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同鄉，被帶到了研究中國問題的圈子裡。2004年，在劍橋召開的中國經濟學大會上，詹姆斯也破天荒地來參會，這是我第一次在討論中國問題的大會上見到他，而且他是會議的主角。

我相信至少部分因為派翠莎的緣故，從劍橋退休之後，詹姆斯作為世界上最著名的理論經濟學家之一，不遠萬里，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同時接任了澳門大學的聘書。

詹姆斯到香港的時間比我要早。當我決定要到香港去的時候，倫敦經濟學院的同事們紛紛說：「成鋼，你快去找詹姆斯吧，他在那兒一定很寂寞！」果然，我在香港第一次邂逅詹姆斯既不是在家裡也不是在研討會，而是在一場音樂會上。他定期去聽音樂會，我也是相對有規律地去聽音樂會，一見面我們彼此都非常興奮。他滔滔不絕地講述香港的趣聞，我說，你對香港比我熟悉多了。他說，只限於香港的山道野徑（他熱愛攀爬香港的山道）。

2007年，我的導師馬斯金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後不久，我和詹姆斯在一個場合相遇，他笑眯眯地跟我說：「哦，那個年輕小夥子（that young chap）得獎了。」他開玩笑地稱當時50多歲的馬斯金為小夥子，其實他自己得諾獎的時候正好60歲。

很多諾獎得主的工作都是以詹姆斯?莫里斯的工作為基礎的，或者直接相關。2016年獲得諾獎的經濟學家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om) 說，「詹姆斯的工作，是巨大量研究工作的起點。」而2016年諾獎另一位得主奧利弗?哈特(Oliver Hart)，其著名工作之一是和桑福德?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合著的論文，解決了莫里斯的道德風險模型中沒能解決的基本技術問題。從此，在激勵機制理論、契約理論中，經典的模型，起於莫里斯模型，但普遍的解要依賴格羅斯曼-哈特解。這是莫里斯開創領導契約理論的一個重要例子。

雖然取得了這樣萬眾矚目的成就，但是詹姆斯本人永遠特別平和，這種平和不是表面上的，不是某個場合的，而是貫穿他的所有方面、貫穿他的一生。在學術上他是一位偉大的奠基人，在常人眼中他是領袖，但是他從來也不表現為權威，他跟年輕人永遠是討論的關係。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1999年柏林的歐洲經濟學會年會，我去聽了他的演講，感到受到重要啟發。當時，哈特提出來的不完備合同理論在學術界正在經歷一場大辯論，辯論的中心是試圖尋找不完備合同理論的理論基礎，辯論很激烈但是沒有答案。我朦朧中覺得詹姆斯給出了一個討論的新思路。演講結束之後，我上去跟詹姆斯說：「你的演講給我了一個重要的啟發。」聽我說完之後，他說：「我對奧利弗?哈特的這個工作不了解，你講給我聽吧！」這番話讓我非常吃驚，因為我只是一個無名年輕小輩，隨口一說，而他是這麼了不起的權威，竟然在我面前承認自己「不懂」。見我愣著，他說：「走，咱們倆找一個咖啡館去。」我們倆找了一家咖啡館，在桌子旁邊坐下，他拿起桌子上的餐巾紙遞給我說：「你就在這上面寫，給我說說，我願意知道這事兒。」

學術界還有一個重要故事值得記錄下來，從中可以讓我們感受到詹姆斯的為人。1996年，詹姆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有趣的是，和他的成就直接相關的一篇論文，關於道德風險，在他獲獎的時候並沒有發表，一直拖到1999年才得以發表，而且是被邀請發表的。

學術界所謂的頂尖雜誌都是投稿、同行評議制，沒有邀請的。匿名同行的幾輪評審非常挑剔。那個時期，博爾頓(Patrick Bolton)做《經濟研究評論》（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的主編，博爾頓說：「咱們這行里有這麼多經典的論文，被廣泛引用，影響力特別大，但都沒有發表，我想改變這個情況。」於是，他就寫邀請信給幾位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包括詹姆斯和馬斯金，邀請他們把從來沒有發表，但是在學術界早就產生重大影響的工作論文，送到他的雜誌來。當然，博爾頓也在信中聲明說「還是要通過評審的過程，不保證能發表。」

在這樣的背景下，詹姆斯把這篇論文投給了《經濟研究評論》，經過常規的評審流程之後，這篇論文終於得見天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篇論文之所以沒有發表，是因為詹姆斯曾經投給了經濟計量學會的會刊Econometrica。第一輪的評審已經通過，論文發表已經幾乎是板上釘釘，但是詹姆斯自己把論文從編輯那裡要了回來。這是常人難以理解的。因為在頂級期刊上發文章,對絕大多數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詹姆斯發表文章的數量並不多。詹姆斯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他發現論文里有漏洞，希望修改，後來就放在那兒了。可見，詹姆斯不僅是天才，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且還有著無可挑剔的道德、人品、學風。

非常傑出的理論經濟學家凱文?羅伯茲是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資深同事。有一次我問凱文：「詹姆斯這麼重要，為什麼最近很長一段時間裡，發表文章很少？」凱文回答說：「因為他不做容易（trivial）的工作。而碰上不容易，同時還做得出的工作，機遇很小。」

經濟學界廣泛流傳著很多詹姆斯的美好故事，我匆匆的追憶往事，點點滴滴中都是詹姆斯溫暖的笑容，我的心境也愈發因為他的突然離世而悲愴。詹姆斯就是這樣一個人，永遠保持平和，在我們眼中他是學術權威、泰斗，但是他自己的內心裡，他完全是個普通人，年輕人。詹姆斯永遠在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