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與出路：中國文學譯介途徑研究

文化歷來是國家競爭力重要因素，擁有強大文化「軟實力」就意味著能夠在劇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都希望與異質文化溝通交流，使文化衝破原有國界和地域限制，在全球範圍得到傳播和認同，只有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得到傳播並認同，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實力。（李智，2008：22）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於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於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文化傳播交流不是理想化的坦誠相見，而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歷史政治氛圍、權利關係和話語網路里接觸、交鋒、角力的過程。跨文化傳播不對稱全球普遍存在，尤其對弱勢文化來說，面對強勢文化的衝擊，常常幾乎無招架之力。就中國文化傳播而言，一些發達國家媒體仍然延續著固有「思維定式」，不斷利用其強勢宣傳工具對中國實施「軟打擊」，嚴重損害了當代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國外受眾對中國誤判，（袁三標，陳國棟，2013：118）使得中國文化對外傳播步履維艱，無法得到廣泛認同，中國文化迫切需要傳播出去，轉化為軟實力。

譯介中國文學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發起了「中國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等數十個中國文學翻譯項目工程，然而總體來說譯介效果不佳。

一、中國文學譯介困境

通過翻譯中國文學促使中國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國家努力實現的目標。（鮑曉英，2013：54）為此，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20世紀，除了80年代的「熊貓叢書」外，90年代推出的「大中華文庫」已經翻譯出版了100多部中國作品。21世紀以來，一系列中國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工程啟動，如，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出版總署發起了「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先後與80多個國家400多家出版機構簽訂資助出版協議；中國作協2006年啟動了「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對外譯介工程」，其2009年啟動的「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與8個國家16家出版機構簽訂了18個資助協議，資助金額超過3600萬元；（張雁彬，2012-03-29）新聞出版總署2006年發起了重點項目「經典中國出版工程」、2010年啟動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2010年設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每10萬漢字資助10萬元，項目總資助額度最高50萬元等。

然而，與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熱切需求不相稱的是，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傳播一直處於困境，處於世界體系底部或邊緣的中國文學在「向上」或「向心」的傳播中阻力重重。（孫藝風，2012：19）

（一）版權輸入輸出逆差

多年來，我國70%以上圖書版權輸出面向港台、東南亞華人市場，而引進書籍大部分來自歐美等西方國家，引進版權費用數倍高於輸出費用，版權輸出速度遠遠落後於輸入速度，1900年到2010年110年間中國輸入西方書籍近10萬種而西方引入中國書籍種類還不到500種；目前，中國一年輸入外國文學作品1500多種，其中美國作品150種左右，而美國輸入中國的文學作品平均每年不到10種。（鮑曉英，2013：43） 2011年《中華讀書報》對中國文學在美國圖書市場的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2008 至 2010 年的三年間，美國出版漢語作品僅29 種，這還包括港澳台地區，真正來自中國內地作家的作品也僅有 19 種，不僅品種少，而且銷量低，沒有名氣。

（二）譯入與譯出逆差

中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之間、漢語文學和英語文學間，存在著巨大的翻譯「逆差」。約翰?厄普代克為2005年5月9日的《紐約客》所撰的長篇書評《苦竹》一文中，不無自得但也並非虛誇地說：「據《時代周刊》報道，（中國大陸的）書店裡有一半的翻譯作品是美國書籍，美國對中國小說的翻譯卻好像只是葛浩文教授一人的孤獨事業……」。（王侃，2012：166-169）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在復旦大學演講時也舉出了一組數字：2005年到2007年，譯成瑞典文出版的英語文學作品佔到七成以上，法語作品佔3.6%，德語作品佔2％，西班牙文佔1％，來自亞洲和非洲的作品數加起來還不到1%！ 這種非常可怕的統計資料並不是瑞典所獨有的情況，美國歐洲整個情況差不多如此。

（三）中國翻譯文學作品銷量不佳

多年來，中國作家的翻譯作品基本銷量不佳。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領軍人物，其英譯作品銷售量數據為：

莫言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譯作品的這一銷售量顯然不盡如人意，但是對於當代中國作家來說，其作品在歐美銷量能「成功」地達到兩三千冊的指標已屬不俗，這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銷售數字，反映著英語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冷漠，中國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在北美傳播的巨大阻力，只能用來說明葛浩文所說的「中國當代文學真能深入美國社會的根本沒有」。（王侃，2012：167）

（四）中國翻譯文學作品普通讀者較少

長期以來，中國文學譯本常常局限於學術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知之甚少，缺乏影響力。（謝稚，2012：34）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英譯本都是通過學術出版機構出版，學術雜誌宣傳，往往被歸在學術化專業化的小眾類別。（吳贇，2012：91）英國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教授、漢學家藍詩玲也指出：「中國文學作品往往由學術出版機構出版，這更加使得中國文學一直被歸在學術化專業化的角落。」（Goldblatt，2011：9）針對莫言的讀者群做的問卷調查結果也證實了這一說法，針對專業受眾的調查結果具體為：

問卷數據顯示莫言在專業受眾中享有較高的知名度，然而，普通受眾是文學譯介主要目標受眾，傳播信息只有到達普通受眾為其接受產生影響才真正達到了譯介效果。在深入美國餐館、超市、圖書館等公共場所做的關於莫言作品所做的幾百份美國普通受眾的問卷中，聽說莫言的人寥寥無幾，在2014年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鏡中之鏡：中國當代文學及其譯介研討會」上葛浩文所說的話也印證了這一點，葛浩文指出中國文學在西方，地位還沒日本、印度甚至越南高。

中國文學作品在英語文學世界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把這種現象稱作是中西文學交流的「信息單行道」格局。（田志凌，2006-4-3）中西文化交流雖然看似有來有往，實際卻一直處於「西斜」狀態。（呂敏宏，2011：6）

二、走出中國文學譯介困境出路之一：完善拓展譯介途徑

譯介學認為翻譯的本質是傳播，通過翻譯將中國文學推向世界不是簡單的文字或文學翻譯而是文學譯介，（謝天振，1999：11）「譯」即翻譯，「介」的重要內容是傳播。（鮑曉英，2013：42）傳播均由「誰」、「說什麼」、「對誰說」、「通過什麼渠道」、「取得什麼效果」即「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途徑」、「傳播受眾」和「傳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構成。（郭建斌、吳飛，2005：116-125））文學譯介是文化傳播行為，同樣包含傳播的五大要素，即「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譯介效果」五大要素。（鮑曉英，2014：70）譯介中國文學傳播中國文化不僅要考慮涉及文本生成的譯介主體和譯介內容，還必須考慮翻譯文本生成之後的譯介途徑問題。傳播途徑的多少決定了受眾在一定時間範圍內有多大可能性接觸到信源國的文化信息、是否能夠經常接觸以及每一次接觸是否能持續較長的時間。接觸的可能性越大、接觸的頻度越高、接觸持續的時間越長，越有利於了解所傳遞文化信息。（蔣曉麗、張放，2012：6）譯本要走向國際市場，譯介途徑越多，譯介受眾接觸譯本頻率越高時間越長，越有利於得到其接受認同，越容易達到譯介效果。沒有多樣化有效的譯介途徑，翻譯文本就逃脫不了自產自銷的命運，通過翻譯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就不能實現。因此，要走出中國文學譯介困境，拓展完善譯介途徑是出路之一。

（一）中國文學主要譯介途徑

中國文學「走出去」譯介途徑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報刊雜誌等大眾傳播媒介、海外書展等。

1．本土出版社。翻譯作品生成之後必須要考慮到譯本的出版問題，出版物是載體，主要作用是傳播文化，出版物「走出去」文化就隨之傳播出去，出版翻譯文學作品是一國文化輸出的重要途徑。出版社對所出版的翻譯作品的宣傳運作非常重要，出版社是作品譯介成功如否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從20世紀80、9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文學向海外傳播加強，中國文學作品逐漸在海外出版，一些商業出版社如企鵝出版社開始關注中國文學。本土出版社出版作為譯介途徑出版中國翻譯文學作品的問題主要有：

（1）本土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難以進入西方銷售宣傳等商業體系和傳播系統，中國翻譯文學很難得到海外相關機構的大力推介，海外讀者就根本無法接觸到進而了解中國作品，也就談不上研究和推廣了。

（2）中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文化隔閡和障礙使得沒有西方出版社參與的中國出版的圖書難以在西方讀者中產生心理學上的「自己人」效應、威信效應和暈輪效應，因而更不容易為其認同和接受。

2．報刊雜誌等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主要包括報紙、雜誌、廣播、影視、網路等，它們表面上是傳播信息和提供娛樂的工具，但實質上不發揮思想引導、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眾媒介在現代社會是不存在的，（郭慶光，1999：226）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內容、語言和過程操縱，影響人的思想，改變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是主流意識對群眾意識進行灌輸和操縱的過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意識形態》一文中寫道：意識形態首要功能就在於對群眾進行思想灌輸與意識操縱，而這一直是由文化工業 ——電影院、劇場、畫刊、無線電、電視、各種文學形式、暢銷書和暢銷唱片加以實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1993：150）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宣傳譯介作品，使其為大眾認識、了解、接受甚至喜愛是譯介文學作品的有效途徑之一。

中國文學譯介過程中，大眾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重視。學術雜誌作為大眾傳播媒介一種形式是譯介中國文學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中國文學譯介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途徑存在的問題有：

（1）《中國文學》、《路燈》、《當代中國文學》以及《譯叢》對中國文學向西方譯介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作為學術雜誌，讀者群多為專業讀者，普通讀者群很小，發行量非常有限，影響力也相對較小，例如，《中國文學》作為較早譯介中國文學的雜誌於2001年停刊，而《當代中國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借用國外雜誌的最新渠道，該雜誌副主編Jonathan Stalling透露，其訂閱量僅僅200多份。

（2）介紹傳播中國翻譯文學的報刊基本為國內本土報刊，而不是國外主流報紙，在國外普通受眾中沒有影響力。

（3）影視，作為大眾傳播媒體之一，是認識一個國家的重要標識，傳播國家文化的重要渠道，其作為譯介途徑的作用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3．書展。世界上目前大約有四五十個國家每年舉辦國際書展，各類書展共有近百個，比如倫敦書展以版權貿易為特色，設有全世界最大的版權貿易中心；博洛尼亞書展是全球最大兒童圖書博覽會；萊比錫書展側重文學類圖書；法蘭克福書展是全世界最大的綜合性書展。書展集展示、宣傳、銷售與貿易、交流、合作於一體。書展可以在出版商、圖書經理人之間搭建溝通平台，為圖書經銷商開闢渠道，是各國圖書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渠道，是作家作品走出國門參與交流並獲得關注的重要途徑。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界意識到文學交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中的重要性，中國作家開始把目光投向他域，拓展自己的視野。書展上的主賓國活動是以快捷、集中的方式介紹國家文化狀況的有效形式，是集中展示國家文化的良好契機。目前，中國已經在巴黎圖書沙龍、莫斯科國際書展、首爾國際書展、法蘭克福書展、希臘薩洛尼卡書展、埃及開羅書展、土耳其書展、倫敦書展等擔任主賓國。

國外書展成為中國作家作品「走出去」重要平台，然而問題在於，中國出版界往往過於依賴書展，常常是在書展上將圖書海外版權賣給國外出版商，一紙協議簽過之後就什麼都不管了，對海外讀者的需求接受情況等關注度遠遠不夠。（趙芃，2012：108）

總體看來，中國文學譯介途徑不多，現有的譯介途徑也不同程度存在著諸多問題，要將翻譯文學作品變成商品，走向國際市場，必須對其進行拓展完善。

（二）中國文學譯介途徑的拓展和完善

中國文學譯介要想走出困境，取得好的譯介效果，就要發揚現有譯介途徑優勢的同時，對其進行完善，還要拓展新的譯介途徑。可以採取的措施可以包括：

1．進一步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

中國文學譯介要改變本土出版社為主的譯介途徑，加強本土出版社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把圖書商品或版權通過不同途徑直接或間接推向國際圖書市場。可以通過以下方式進行努力：1、版權貿易。與國外出版機構簽訂版權輸出協議，由國外機構負責組織翻譯出版營銷，通過版權代理機構的市場化、專業化運作輸出版權，是中國文學譯介的趨勢。2、圖書貿易。國內出版機構可與國外發行商、批發商和零售商建立業務往來，努力使國內出版的圖書進入海外主流營銷渠道，藉助國外主流營銷渠道擴大圖書傳播範圍，最終進入國外主流讀者視野。除此之外，出版機構可以成立海外分支機構，通過海外本土化營銷網路解決海外營銷渠道不暢問題。3、合作出版。國內出版機構可以與國外出版業進行項目合作出版國內優秀作品。合作出版涉及文本選擇、譯者選擇、選題策劃、國外市場營銷等圖書出版重要環節，能有助於選題適合國外市場需要，提高翻譯質量，從而被國外讀者接受認可。

2．拓展影視媒介譯介途徑

影視是大眾傳播途徑之一，影視作品可以使人們聽視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極大滿足人們娛樂心理。影視文化產品在文化產業中有著核心地位，已成為英、美、法、日、韓等國家支柱性產業，在提高國家軟實力、推動文化傳播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據調查顯示，影響中國形象的最佳傳播渠道有觀看具有中國元素的電影、結交華人朋友、使用中國製造的商品、閱讀有關中國的書籍和逛中國城市、進中國餐館等，電影作品影響力居於首位。外國受眾對中國電影中所表達的中國文化符號的反饋可以引發我們對中國影視的國際傳播能力等方面的思考。（劉湜，2012：143）影視是海外受眾認知中國文化主要依據。

就文學譯介而言，隨著文學傳播媒介的拓展，電影、電視、網路、交互媒體等多種新技術平台都與文學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互動作用，有效利用不同的媒介營造多樣化的接受環境，能夠對中國當代文學推廣產生良性效果。

3．借用西方主流報刊雜誌等媒體宣傳

四大西方主流通訊社——合眾社、美聯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每天所發出的新聞信息量佔據了整個世界全部發稿量的80%，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共佔領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要擴大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範圍提高影響力，僅僅依靠本土報刊宣傳還不夠，還必須要藉助西方媒體，增加中國文學的報道量。

中國文學譯介要提高在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量，加強包括美國主要報刊的聯繫，增加相互的認識和了解，向其介紹最新文學作品和發展動向，同時要加強與《書單》、 《圖書館日報》、《出版社周刊》等圖書出版發行專業期刊聯繫，及時報道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出版狀況。

4．引入文學代理人制度

文學代理人是以傭金為目標，以代理方式促成出版權貿易的個人，是作者和出版社之間的中介和紐帶，他們主要任務是聯絡作者、物色書稿作品、推薦書稿作品、為作者與出版社談判等。

文學版權輸出應該走專業的路子，中國文學要「走出去」要建立文學代理人制度，可以通過專門從事版權服務的公司，聘請正懂行的版權經紀文學代理人進行中國作品版權代理。

5．增加政府資助

政府設立基金資助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版也是促進一國文學翻譯傳播的重要途徑。翻譯文學出版商常常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銷售利潤難以保障等問題，如，在美國，翻譯圖書的成本高達3.5萬美元，高出一般圖書的成本1萬多美元，（中國圖書商報網，2007-7-27）出版社為了能順利出版翻譯作品獲得利潤，需尋求各種翻譯資助基金的幫助，許多國家因此都建立各類出版基金，提供本國圖書的翻譯、出版、發行等方面資助。

為了譯介中國文學傳播中國文化，國家政府對圖書的海外傳播提供支持，但是總體來說力度還不夠，而且很多出版基金主要資助圖書的出版與發行，在圖書翻譯、國際書展的參與等其他方面的支持力度還有待提高。

6．拓展普通受眾建立譯介受眾反饋

專業人士有洞察優劣的目光和視野，他們對作者和譯介作品的評價、觀點和態度直接影響普通受眾的態度和觀點；而普通受眾的閱讀和接受是譯本得以真正廣泛傳播的前提，沒有普通受眾的參與只局限在專業受眾圈子裡，中國文學就沒有真正譯介出去，因此，中國文學「走出去」應該既要重視專業人士對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作用，同時要將主要受眾群體定位為西方普通大眾，可以通過譯者作者在普通受眾中籤名售書、進入社區圖書館等方法拓展中國文學在普通受眾中傳播途徑。

受眾意見是傳播策略調整的重要依據，是提高文學傳播效果的主要渠道。要達到譯介中國文學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不能一紙圖書版權或貿易協議後「什麼都不管」了，要對讀者接受情況進行了解，建立反饋機制，及時做相應調整，（張春林，2006：44）文學作品譯介建立反饋機制就是要建立和拓展譯介受眾反饋機制，譯介受眾反饋指的是包括普通讀者、專家讀者和翻譯活動的委託人、翻譯作品的出版者、翻譯作品的評論者等對作品的意見反饋，反饋越好，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就可能會越高，（胡庚申，2008：9）作品的譯介效果越好。

三、結語

中國文化文學在世界上處於弱勢的地位，弱勢文化文學向佔主導地位的強勢文化文學傳播需要更多的渠道，才能在譯入語強勢文化得到更好地傳播；同時西方讀者直到近來才對中國文化和文學有了些興趣和熱情，而中國讀者閱讀接受西方文學已一百多年，（謝天振，2013：47）中國文學向西方譯介還處在起始階段，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了解才剛剛開始，這也決定了中國文學譯介必須更多地拓展譯介途徑。制約我國文學對外傳播的因素很多，譯介途徑的匱乏和不完善是主要因素之一，在國家急於傳播中國文化提高軟實力的今天，拓展和完善譯介途徑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