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涼山兄弟》| 毒品、艾滋與流動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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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完這本書，有種馬上寫體會的衝動。作者劉紹華是一名祖籍大陸生於台灣的人類學博士，在美求學期間開始深入毒品和艾滋病「泛濫成災」的涼山彝族地區，於2002年至2009年間進行了為期20個月的田野調查，為世人展示了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浪潮下諾蘇人面臨的窘迫和困境。看完這本書後，對作者的勇氣和胸懷錶示佩服，敢於到普通人不敢去的地方，為諾蘇人在該時期的情況做了詳細記錄，讓大家能了解到這樣一部活生生的微縮發展史和醫學人類學民族史。

毒品、艾滋病，在普通人看來是在大城市中才會出現的「毒瘤」。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在一些「落後」地區，例如書中所描述的涼山彝族地區，毒品和艾滋病的影響更為突出。無論是吸毒人數的比例還是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都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為了挖掘毒品和艾滋病在涼山彝族地區泛濫的原因，作者整理了田野調查所得的微觀資料，包括諾蘇部落中的傳統習俗以及調查對象的個人經歷，結合涼山彝族近百年的發展史、中國政治環境的變遷等大環境，為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依據。作者希望透過毒品和艾滋這兩個社會災難，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人的行為和福祉，通過挖掘造成健康問題的災難根源，理解一個非主流群體在最近幾十年劇烈變遷中的脆弱性，讓讀者了解到少數民族或者其他非主流群體，在經歷「漢化」的文明進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對於毒品問題，書中介紹了一百年前涼山地區的鴉片與經濟發展史。清朝末年，對鴉片的大量需求，種植罌粟有相當高的利潤，清廷禁煙後，多數地方不能種植鴉片，而偏遠獨立的諾蘇地區則有利於逃避政府的查禁，通過鴉片種植和貿易，諾蘇貴族積累了可觀的財富，而通過財富所增強的軍事實力反過來保證了鴉片經濟。鴉片對於諾蘇社會而言是新奇的奢侈品，吸食鴉片在過往象徵著社會階層和財富地位。在解放後，罌粟是不能繼續種植了，諾蘇人的經濟模式也發生了改變。改革開放後，東南亞的海洛因走私到中國境內，而涼山則是其中一條走私路徑，諾蘇人很容易能接觸到海洛因。很多諾蘇青年開始外出謀生，由於沒有一技之長，他們大多以偷搶漢族為生，並且染上了海洛因。充足的供給和旺盛的需求，為海洛因的滋生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在諾蘇社會對於吸毒在道德上並不排斥，反而覺得那是一件「顯示社會地位」的事，因此在政府沒有干預之前，毒品問題相當嚴重。後來，政府和一些民間組織開展了一系列的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最終還是不盡人意。

吸食毒品不僅帶來了貧窮問題，還帶來了嚴重的艾滋病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的泛濫不僅僅是諾蘇地區特有現象，而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為少數民族地區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之一。書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

在中國的劇變中，我們很快就注意到，不同群體與個人應對全球挑戰的能力不均。受到群體、性別、宗教、地理區位等社會界線的強化、貧與富、中央與邊陲地帶的差異越來越懸殊。有些群體所承受的社會變遷負面效應實在太大，顯例之一就是中國境內不同人群感染艾滋的比例極為不均，其中農村居民占感染案例達八成，男性(71.3%)多於女性，70%的感染人口年齡落在20至39歲之間。這個新興疾病對少數民族的影響也高得不成比例，2002年，少數民族只佔全國總人口的2%，卻占艾滋感染案例的36%。這項驚人事實只是加劇了關於少數民族的既存刻板印象，國家也因而把艾滋問題歸咎於「一小群從事違法、不健康、不安全行為的少數民族」，而不承認中國改革時期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可能才是助長疾病擴散的因素。

對於艾滋病的泛濫，作者先回顧了解放後農村醫療政策的變遷，指出改革開放以後，很多上山下鄉支援農村的知識分子返回城裡參與經濟建設，農村的醫療人才流失嚴重。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衛生院、醫院等醫療機構，更多地以經濟利益作為自己行動的考量依據，農村的財政薄弱，一些衛生醫療工作得不到落實，造成了醫療水平低下的困局。由於諾蘇人對艾滋病的認識相當有限，感染者對艾滋病不但無知，而且無畏，書中調查對象對艾滋病的重視程度普遍較低，覺得那不是特別厲害的疾病，反而認為麻風、肺結核、臭狐等疾病更加厲害。政府和一些民間組織為防治艾滋病傳播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在作者看來，由於措施沒有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實施，因此收效也不甚理想，一些極端的宣傳標語，也使得本來得到社會接納的艾滋病感染者，也開始受到了當地社會的排斥，對艾滋病的防治收效甚微。

怎麼解釋一件事情，很大程度地決定如何解決這件事，如果國家把毒品和艾滋在少數民族地區泛濫的問題，仍然解釋為「一小群從事違法、不健康、不安全行為的少數民族」，使用單一思維去解決毒品和艾滋病問題，估計最後會事倍功半。如何結合民族和地方特色，落實好各個政策，不僅考驗地方政府的能力，也是中央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考慮的。我認為如何幫助貧窮地區和少數民族更好地融入現代化的進程中，是政府解決毒品和艾滋問題的重要方向，而不應僅僅把著力點放在具體的問題中。

諾蘇人在現代化轉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些代價可能在平常城市人中一點感知都沒有，然而對於諾蘇人來說，則是用血和生命換來的。所幸後來作者再次回到成都和涼山時，發現部分諾蘇人已經很好地融入到「漢化」社會中來，生活得到了改善，少數諾蘇人的經濟水平不比一般城市人差。儘管作者對此覺得諾蘇人進入主流之時，也是他們愈加邊緣化之際，但是我卻認為如果諾蘇人的經濟水平能得到提升，生活條件更好了，不再受到毒品和艾滋病的傷害，無論他們是否漢化，是否被所謂的邊緣化，又有什麼所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