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古建築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

一、中國建築研究的三個階段與當前的工作

如果按照中國傳統概念,以30年為一代,那麼可以說,中國建築研究已凝聚了三代人的努力,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一些中國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以一種「中國人研究中國建築」、「中國建築教學不能只用外國教材」的歷史使命感和民族自尊感,奮起從事中國建築研究,振興民族學術。他們以深厚的國學根基,吸收西方科學方法,深入實地調查研究,從史料的收集、藝匠的尋訪到制度的探索、「天書」的「破譯」等都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基本上將中國建築歷史理出了頭緒,建立了中國古代建築歷史的體系,成就非常偉大。前輩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等及其同事都是中國建築研究的拓荒者、播種者、奠基者和大廈的構築者,其功不可沒,永垂青史,當然,這早有定論,無需多說。

第二個階段是他們的傳人和私淑者繼承先師的研究,展拓成果,並向縱深發展。現在回顧起來,他們逐漸由通史的研究進入到專題研究。其實,這項工作在建國前就已開始,建國後更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並且在「文革」以後得以陸續發表,廣為開拓。例如,在專史研究方面,有中國建築技術史、斷代史、城市史;在類型研究方面,有對住宅、園林、宗教建築、民族建築、書院建築、長城的研究,以及對重要建築的調查等;在專題方面,如文物保護、修繕,防災、「風水」、裝飾、匠師的傳記;在近代方面,如對中國近代建築的調查與歷史研究等等。從個人建樹來說,由於歷史條件不同,這些建築科學研究者或許還未達到前輩的高度,但就整個時代的總和與每一個領域的成就來看,則已大大超過了前一個時代,十分的引人注目。特別要指出的是,他們在研究經費、人員條件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兢兢業業,辛勤工作,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敬意。

我個人有個看法,中國建築的研究在達到一定廣度後,需要逐步地,更為自覺地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理論研究階段,也可以說開始進入第三個歷史階段。我們清醒地看到,中國建築研究已經從少數先驅者的慘淡經營進到了百家爭輝的局面,就整體而言,人們對建築寶庫的認識和理解已經有了極大的提高,但這仍需繼續擴大。第三個歷史階段的研究除了繼續對前者進行展拓外,迫切需要的是,在已有的基礎上展開對建築理論的探索,努力把對中國建築的研究進一步上升到較為系統的理論高度。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前人的工作沒有理論上的思考,因為中國建築本身就涵蓋理論。在專門的理論研究上,遠如明末計成的《園冶》,這是一本設計理論的巨著,其與文藝復興所阿爾伯蒂( Alberti )的《建築十論》交相媲美;近如梁思成先生、劉敦楨先生、童先生等人的思想、文章,他們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例如,梁思成、林徽因1932年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上發表的「平郊建築雜錄」一文,提出了「建築意」( architectursque)的問題,可以說這要比諾伯舒茲( Norberg-Schulz)提出「場所精神」(genius loci)要早幾十年,可惜前者未有後續研究。這裡要特彆強調的是,我們一定要提高對中國建築的理論研究的自覺性,即有意識地、敏感地、創造性地探索與發展中國傳統建築的理論,必須深入地研究理論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建築,因為「感覺了的東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並且,也只有更好地掌握中國古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才有可能更好地追根溯源,根據實際情況,結合新的發展,觸類旁通,發揮創造,提高中國建築的創作水平。

當然,理論研究總是很難的。在歷史上,有關建築的記錄、評論和文學敘述可以說是豐富之極,就以過去國文課本上所選的課文來說,如「滕王閣序」、「阿房宮賦」、「醉翁亭記」、「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等等,這些閃閃發光的文獻,精彩之至,若有所得,受惠無窮。但是一般說來,這些都散見各書,最近王明賢、戴志中作了一件好事,主編了《中國建築美學文存》一書,將其作了初步的彙集,但有關中國建築思想的專門的理論著作還遠遠不能滿足要求。並且,系統地研究中國建築的理論工作至為艱辛,除了對史料的爬梳、實物的考察外,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基礎條件,不僅要對中國思想、文學、哲學等有廣泛的了解,而且還必須有西方文化理論的根基和西方史學方法的借鑒,若能結合創作的心得,便更能自覺地以銳利的眼光發揮中國建築歷史的創作論。

不過,這方面的工作已不是沒人做,例如,傅熹年對中國建築和建築群構圖規律的研究,羅小未對「中國建築空間概念」的探討,陳明達用模數制來分析古代木結構(「營造法式大木作研究」) ,以及王世仁的「理性與浪漫的交織」、「侯幼彬的《中國建築美學》、王魯民的「中國古建築文化探源」、蕭默的《中國建築藝術史》,汪德華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文化思想》等等,都從不同側面對中國建築理論作了可貴的嘗試。至於李允的《華夏意匠》則是比較早地運用了一些西方的建築理論方法,進行中國建築類型等的整理,讀之頗為清新。可以說,中國建築界已經逐步進入了第三階段,我們期待著一個發揮中國「史」與「論」傳統的建築理論研究高潮的到來。

二、中國建築藝術史與中國古代建築遺產的繼承、借鑒和發展

建築除了物質使用功能及科學技術等以外,還有藝術的方面。法國作家雨果曾經滿懷深情地讚頌巴黎聖母院說:「這個可敬的建築物的每一個面,每一塊磚頭,都不僅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一頁,並且也是科學史和藝術史的一頁」,此語明確地說明了建築中科學和藝術的綜合性。至於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道路,我還非常欣賞法國作家福樓拜所說的話:「越往前進,藝術越要科學化,同時科學也要藝術化,兩者從基底分手,回頭又在塔尖結合」。現在,我們都期望建築創作質量的提高,這就需要同時提高科學技術和藝術的水平,最終,兩者在建築、建築群、園林景觀、城市以至工藝美術等等的「塔尖」結合。

要做到這點,必須從多方面著手,這裡只談其中的一個方面,即歷史遺產的繼承與發展問題,而且只限於中國古代的歷史遺產的繼承、借鑒和發展來談。

為什麼要專門談這個問題?有目共睹,近來在建築創作問題上,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即對於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視。在發展中國家,人們從過去向西方國家亦步亦趨地學習,開始轉而尋找自己的道路,一些有識之士明確指出,自己的國家雖然在經濟上仍處於發展中狀態,但在傳統文化上卻是富有的;在發達國家,人們紛紛將注意力逐步轉向發展中國家,在建築文化方面尤為明顯。雖然隨著國際間交往的頻繁發生,社會的非地方化和經濟、文化的世界性日益增強,世界各地的文化發展出現「趨同現象」,但從另一方面說,面對不斷增長的世界化和個體、集體精神狀態統一化的壓力,個性的覺醒成為一種迫切需要,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人們越來越有目的地、自覺地去發展帶有自身特點的文化,追求文化的民族特性、地方特性和區域特性。所以,世界正處於文化的多元與共生之中,趨同現象下對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現代化的巨浪與繼承本國文化的呼籲和努力同時存在,這是研究現代世界文化包括建築文化不可忽略的兩個方面。

當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建築師正滿懷擺脫殖民地束縛的豪情,對具有民族特色、鄉土風情和新時代氣息的建築文化孜孜探求,努力從受「國際式」建築思想影響而造成的建築文化的單調貧困中擺脫出來。然而,當前的某些中國建築師往往並不認真地講求民族和地方固有的文化內容的表現,也不講求在與周圍自然和人工環境的文脈繼承協調下的創造,建築與城市的創作,似乎受一種流行的、先驗的、由建築師個人的喜好而定的某種形式的支配,模仿一些時髦手法,設計者彷彿可以為所欲為,從而造成了建築特色的喪失,並且已經不僅僅是「特色危機」,正如西方某雜誌批評的,我們的某些新建築失去了優秀的傳統,為「舶來的二流貨」所充斥,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建築師具有多重任務,可以說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創造出具有良好的空間組織形式和完善的藝術形象的人居環境。優秀的建築物和它構成的藝術環境,擁有長遠的甚至是永恆的感染力,無疑這是一種別具一格的藝術創造,在這種創造中,傳統建築文化顯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某些建築師中,之所以至今還存在某種忽視中國傳統的傾向,我想,至少是由三個障礙造成的:一是對中國傳統建築藝術作品的豐富性和它們卓越的藝術成就還缺乏了解(這有其歷史原因,如1955年後中國建築傳統的教學一般削弱了,改革開放以來,極大地提高了對西方建築文化的理解,但食而不化,相應地對傳統的學習也有所削弱) ;二是對其中深蘊的文化內涵還缺乏深入的探究;三是對西方的研究也不夠系統,不能與中國研究結合起來。例如關於梁思成、林徽因之「建築意」一說,過去我雖有同感,但對其理解不深;當我進一步學習美學,特別是王國維先生的「意境」論,並經宗白華先生的發揮(如「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 ,有了較深入的理解之後,對此便有了進一步的體會,不過仍停留在表面;後來我又讀了諾伯舒茲的「場所精神」,這是根據羅馬人的信仰,認為每一種「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 genius)守護,這種靈魂賦予人和場所以生命,決定它們的特性和本質,這是西方的理論,對照中國建築來說,可能稱之為「場所意境」,強調「意境」更切合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美學精神,特別詩詞、書、畫的意境,更與建築的意境相關聯,這樣更具中國特色。此外,我認為就場所的研究方法來說,諾伯舒茲《場所精神》一書和以後其他人這方面的論述都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

當然,對於傳統建築文化,絕不能全盤照搬,所以我早就提出過「抽象繼承」的設想〔1〕。所謂「抽象繼承」,第一,是指將傳統建築的設計原則和基本理論的精華部分(設計哲學、原理等)加以發展,運用到現實創作中來;第二,是把傳統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來,經過抽象,集中提高,作為母題,蘊以新意,以啟發當前的設計創作形式美的創造。既有創作原理的繼承和發展,又有形象的借鑒與創造。過去所謂對傳統的「形似」還是「神似」之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了,即既求神似,也並不排斥某種程度某一細節的形似。當然,即便如此,也是經過再創造的,而不是抄襲。芒福德( L. Mumford)也說:「建築,一方面存在技術性問題,同時另一方面,也存在著`表現』這一領域,即把建築物的意義傳達給觀賞者和使用者的方法。」〔2〕要取得具有表現力的形式,設計者除了要掌握對功能技術處理與駕馭的能力外,還必須具備一定的美學修養和藝術創作的激情,從設計伊始的意境醞釀、高超的形象思維,直至高境界的內容與完美的形式的統一,最終完成傑出的設計作品。

三、中國古代建築的「民族性」 與「地區性」

中國古代建築蔚為大觀,類型眾多,多民族的交融,使之更加呈現多元之勢。加之各民族分處異地,要了解中國古代建築的全貌頗為困難。因此,民族建築是頗為值得研究的課題。

從我自己來講,對民族建築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在大學時,對民族建築基本上沒有認識,畢業以後,我在雲南西部及貴州生活了一年多,並跑了很多地方,感覺到了少數民族文化的豐富多彩,尤其是傣族、瑤族文化的存在,不過,只是一些感性認識。後來到國外讀書,參觀美國人類學博物館,發現印地安等民族的文化,當時的興趣還主要集中在工藝美術和美的創造上。直到回國後, 1951年北京舉行規模浩大的「中國少數民族展覽」,展覽的組織者民族學家清華大學吳澤霖教授親自對我熱情講解,可以說這是我在中國民族文化上聆取的第一堂大課,至今記憶猶新。後來有機會跑更多的一些地區,如青海、新疆等,對民族的認識也逐步加深了,至今仍在學習之中。

50年代初,基於愛國主義的熱誠,梁思成先生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方針影響下,提出中國建築的「民族形式」。他曾這樣稱讚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長壽的體系。在歷史上,其他與中華文化約略同時,或先或後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倫,稍後一點的古波斯、古希臘,以及更晚的古羅馬,都已成為歷史遺迹。而我們的中華文化則血脈相承,蓬勃地滋長發展,四千餘年,一氣呵成。」在漫長的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五十六個民族創造了富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的建築文化,它們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獨立,眾多的民族體現了古代建築文化的多樣化,回族的清真寺、蒙古族的蒙古包、苗族的吊腳樓、藏族的藤索橋、侗族的風雨樓……,無不顯現出迷人的民族魅力。

文革以後,我不時地思考民族建築這個問題。在遠古時代,先民們就基於自身的生存環境和人文素質,創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環境特徵的各類文化,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念去生產生活,使文化帶有強烈的民族色彩;並因其不斷改造和利用生存環境,又使文化烙上鮮明的區域印痕。《禮記·王制》說:「高山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呂氏春秋·為欲》說:「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說明不同地理環境中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地區與民族間存在著差異。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既是各民族文化精華的薈萃過程,又是各文化區域相互影響、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文化的民族性和區域性實有著緊密的聯繫。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我認為,單純的提「民族建築」實際上未必是很確切的概念,或者說還不能完全含蓋實際的豐富內涵,對中國建築的探索以著眼於「地區建築」為宜。

中國不同地區建築文化的區域性至為明確,即以自然地理分,如江南水網,西北黃土高原,南疆乾熱地帶,閩南、華南濕熱地帶,以及川雲貴山區等都有不同的民居文化和地理、氣候技術因素,這些地區建築蘊有生活的內容,有泥土的芳香,是建築創作的源泉,有待於我們建築工作者去採集、吸取、澆灌。中國還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不同民族的建築,如川藏的藏族建築,內蒙建築,以至西南少數民族建築等都各有其特徵,與其所在的區域難捨難分,可以說,「在建築上所表現的『民族性』,根源於`地區性』」〔3〕,而我們對這些「民族建築」的研究,也應當與民族地區結合起來,與地區的人類學研究結合起來。

「民族建築」與「民族地區」結合研究的必要性還在於,事物總是發展變化的,民族與建築也在不斷變化之中,特別是經濟的發展,生活的變化,以及人文、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等等,它們必定要影響到民族建築的發展,而上述因素與地區的開發更是直接相關,若能能動地把握上述有關的各個因素,就有可能在變化著的歷史現象中駕馭民族建築的發展,即善於識別它的基本的創作規律、聚落文化的特色,以及建築與自然相結合的一種原始的樸實的美,等等,保持其中優良的傳統,並在新的時期創造新的地區建築文化,探索新的發展道路,而不把它看作永遠不變的甚至僵死的樣式、手法與符號,固步自封,滯而不前。

中國傳統城市與建築內容豐富,自成一格,其中城市建設與建築的地區性是一條十分重要的內在規律〔4〕,我們必須加以重視,並積極地開展地區建築文化的研究。芒福德說「將來城市的任務是充分發展各個地區,各種文化,各個人的多樣性和他們各自的特性。這些是互為補充的;要不然,勢必象現在這樣機械地把大地的風光和人的個性都折磨掉」〔5〕,每一區域,每一城市都存在著深層次的文化差異,發揮城市與建築的地區特點,探索其特殊規律,通過特殊認識一般,這對我們開展中國建築理論研究,加深對中國人居環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了解,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吳良鏞,廣義建築學,清華大學出版社, 1989年。

[2] L.芒福德195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講演,載《城市問題百科全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張良皋「侗族建築縱橫談」,東南大學建築歷史與理論研究文集,第1頁,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97年版。

[4]吳良鏞,「建築文化與地區建築學」,華中建築1997 ( 2)。

[5](美)劉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彥　宋峻岭譯,《城市發展史》第418頁,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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