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肖河：沒有凱撒的魅力，特朗普抓內鬼只會鞏固反抗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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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河：沒有凱撒的魅力，特朗普抓內鬼只會鞏固反抗傳統

作者：肖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周悅

近日，《紐約時報》的一篇匿名「反抗者」的文章使本就風波不斷的白宮再掀波瀾。這篇名為《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反抗者》、大肆批評並揭露了不少白宮內幕的文章刊出後，特朗普誓言抓出「內鬼」。不少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紛紛表態，撇清嫌疑，表示忠誠。

文章發表後外界開始猜測這名匿名高官的身份。

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是一個特殊的美國，是一個關於「忠誠」的討論一直不絕於耳的美國。當然，美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大談忠誠的年代。20世紀40、50年代初之交，在外，蘇聯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不斷壯大，在內，同情共產主義理想的「變節者」頻頻出現，不僅麥卡錫運動趁勢而起，美國府院也高度重視聯邦官員和僱員的忠誠，接連頒布各類忠誠和審查法案。彼時畢竟是劍拔弩張的冷戰時代，而且與美國競爭的蘇聯陣營確實風頭正勁。更兼共和黨當時已經在野了將近20年，為了重新奪回政權已經是無所不用其極，迫切希望用「軟弱」「通共」來打擊執政的民主黨。

然而，在談不上有多大「內憂外患」的當今美國，忠誠問題成為美國國內大討論的焦點誠可謂是咄咄怪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次還不是兩黨互相抨擊對方「不忠」，而是行政部門內頻頻「自爆」，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特朗普更是時不時就要在講話和推特中明嘲暗諷下屬和前下屬們不忠。終於，這一切在《紐約時報》的匿名文章後到達了至今為止的高潮。

不是問題的問題

古今東西，忠誠都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其指向大致可以分為個人、國家、事業和理念。在任何一個時代，每一個人都要在多種不同的忠誠倫理之間做出平衡甚至是抉擇。

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每到改朝換代之際，總有很多人要苦苦掙扎到底是忠於家族、忠於君主、忠於王朝、還是忠於所謂天道或者天命。近代以來，隨著權力的逐步法制化，這種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緩解。譬如

在當代美國，通常情況下忠於總統本人、忠於職責和道德、忠於美國憲法和人民基本上並不存在矛盾。

正如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這樣的司法和情報官員所言，美國總統根本沒有必要向他們要求忠誠。因為除非總統本人已經或者準備違背法律，他們只要恪盡職守，就已經是忠誠地為總統服務了。

因此，對於特朗普之前的諸多美國總統而言，下屬能否保持忠誠算不上什麼問題。因為在法制型的權威之下，服務於最高行政長官個人與服務於自身職責和憲法法律基本上就是一回事。而且，明確了職權範圍的法制型政府也切實保障了美國的行政官員對總統說「不」的權利。在出現根本性的意見分歧時，下屬往往會在職權允許的範圍內直言不諱，而不必強求一致。雖然衝突的結果難免一拍兩散，但是這並不會被看做不忠，反而是一種誠實的體現。例如，迪安·艾奇遜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代理財政部副部長時，就沒有接受羅斯福的暗示，拒絕在國會聽證中為總統的貨幣政策說好話。之後，艾奇遜雖然因為「與總統政策不一致」而辭職，但是其忠於原則的立場反而增加了名聲。艾奇遜不僅因此在數年後重新加入了羅斯福政府，入職國務院，還以此為契機最終成為杜魯門的國務卿，成就了一番事業。

此外，在相當「特殊」的美國行政部門中，忠誠更不應該是一個問題。在立國之初，面對伸張部長權力的聯邦黨戰友、親密的政治夥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喬治·華盛頓曾經明確地表示，美國的三權分立是在三種權力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在每個權力內部。在行政部門中，總統有絕對的權威，任何行政官員都是總統的下屬，他們的職權都來自總統的授權，不存在內部制衡問題。這一點也得到了國會的認同。

在解決了法理問題的基礎上，為了在現實運作中確保行政部門本身的「上下一心」，美國還是政治任命最為廣泛、最為深入的發達民主國家之一，總統可以任命各個層級約10000名聯邦官員。儘管在任命少數高級官員時需要得到國會的批准，不能「肆意妄為」，但是絕對不會出現總統本人不喜歡、不希望看到的人選。對於大部分總統而言，他們與行政部門的主要官員的關係不是私人朋友、政治盟友，也至少是恩主和從者的關係。因此，至少在行政部門內部，美國政府通常情況下就是一個朋友圈，對朋友和對上級的忠誠基本是一體的。在這樣的環境中，容易出現的是「抱團取暖」或者「小團體思維」。譬如小布希和奧巴馬，兩人在離任之際都是批評眾多，前者更是眾矢之的、支持率跌至谷底，但是其下屬雖然在具體政策上或有分歧，但大多仍然視他們為偉人。換而言之，

中高級行政官員對總統「過於忠誠」才是美國政治中的通病。與此相較，特朗普政府如此廣泛、嚴重的「不忠」問題堪稱傳奇。

合理的「不忠」

《紐約時報》刊出這篇報道之前，美國輿論已經圍繞特朗普政府討論了很久的忠誠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自己「求仁得仁」，因為正是他本人對下屬的忠誠有著特別執著的要求，希望所有的聯邦政府官員就像公司僱員一樣完全忠於他本人。但是顯然他錯誤估計了形勢。從執政的第一天起，特朗普就發現，統治者如果得不到被統治者的認可，其權力的行使將大打折扣。更不用提，很多政治人物僅僅是將他視為暫時的政治盟友，而非需要對其效忠的最高長官。

在特朗普的視角看來，白宮、政府乃至整個共和黨中都充斥著「不忠者」和「叛徒」，他們鄙視他本人、泄露他的信息、秘密反對他的政策、公開搞垮他的政治行動。從和澳大利亞總理打電話中的咆哮到和俄羅斯大使交談的內容，不管多麼私密的信息，總是在從白宮源源不斷地流向新聞媒體。國務院、國防部還有各個情報和司法機構，誰都不把總統的政策放在心上。國務院和國防部頻頻表示在安全政策上他們自有「正經」主張，不會讓特朗普亂來；情報部門發布的消息總是與白宮期望的恰恰相反，決不在「通俄門」上開綠燈；至於司法部門，就連總統親自任命的司法部長塞申斯都對「保護」特朗普毫無興趣，而副部長以下也沒有一個信得過的「自己人」。更不用提曾經重用的競選助手邁克爾·科恩成為第一個法庭上公開承認自己是在總統的直接指示下犯罪的被告，這位曾經對特朗普極盡吹捧的人悍然表示：「是總統讓我觸犯法律，因此他也有罪。」

在這一樁樁、一件件「不忠」事件的積累下，一切終於發展到了政府內部的「潛伏者」公然在報紙上下戰書的地步，而這也反映出特朗普的權力的合法性已經岌岌可危。

對於這些「抵抗運動」，批評和稱讚的聲音都有。批評的觀點歸根到底是就是認為這種抵抗侵蝕了美國的民主制度，即聯邦僱員將自身的價值理念凌駕於美國的民意之上，畢竟特朗普是由大選選出的，其權力代表的不僅僅他本人，還是美國的民主制度。此外，這種做法也會造成行政部門的分裂，不利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但是這種批評沒有回答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如果總統本人正在違背制度和法律，或者其所作所為將嚴重損害公眾利益時，其下屬應該如何是好。傳統的觀點認為，下屬雖然應當服從上級的指示，但是並沒有贊成其指示的義務，如果意見相左，可以公開提出辭職並表明原因，以提醒國會和公眾關注這一政策分歧。但是，也有另一派觀點認為，即使與上級意見相左，如果自己留在政府內能夠對情況有所助益，還是應當忍辱負重，力求在政策的後續制訂和執行過程中降低美國國家利益的損失。無疑，這種做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就意味著對總統政策的「陽奉陰違」「瞞天過海」，甚至是和外部反對力量「裡應外合」。這一觀點契合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利奧內的《廷臣論》中的忠誠觀，即包括君主在內的所有政治人物擁有天生而致命的缺陷，他們的顧問和下屬要做的不僅僅是服從和滿足他們，而是要要時刻考慮公眾利益，將君主們的政策導向公眾利益。

正是因為「不忠」行為本身在倫理上的合理性和美國社會對此的廣泛同情甚至是支持，特朗普政府內的抵抗運動才會愈演愈烈。

這也恰恰契合國會的利益，以往國會面臨的是「鐵板一塊」的行政機構，經常有「水潑不進」的抱怨。如今，行政部門內部矛盾重重，立法機構反而能夠加強對行政部門的了解和影響，不管嘴上怎麼說，心理也可謂樂見其成。

美國政府中的反抗傳統

特朗普如今面臨的問題歷史上其他美國總統也遇到過，但是規模沒有如此之大，程度也沒有如此決絕和激烈。一般而言，對總統的反抗大多局限於某一個具體議題，可謂「對事不對人」，也很少出現不同機構之間的串聯。例如，杜魯門在二戰後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決定承認以色列的獨立國家地位。這在當時遭到了國務院、國家軍事和情報部門的反對，它們認為此舉將意味著把其他一大批阿拉伯國家推向蘇聯陣營，嚴重威脅到了美國的戰略布局和能源安全，「有百害而無一利」。國務卿喬治·馬歇爾一度考慮以辭職表示抗議，但是最終還是決定留在政府內，「改善」這一政策的執行狀況。國務院的中下級官員，對於來自白宮關於中東政策的指示，也常常是拖拖拉拉、陽奉陰違，使得杜魯門對國務院官員也是疑慮重重。在越南戰爭中，約翰遜也知道國務院存在著強大的反戰派，因此他告誡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斯托千萬不要將日常午餐會的機密談話內容透露給國安會的下屬，因為其中的國務院官員將很快把對政府不利的消息傳遞給媒體。

可以說，

美國政府內部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反抗的傳統，而且這種傳統可以說也得到了各屆總統的容忍。

包括杜魯門、約翰遜在內，他們雖然並不喜歡下屬的反抗，對於故意泄露政府秘密更是非常惱火，但是並不願意真地去「抓內鬼」。其中只有尼克松是一個例外，但是恰恰是他的「管道工」們引發了水門事件，導致了尼克松的黯然下台（尼克松時期成立了「管道工」小組，調查白宮泄密情況，在水門大廈安裝竊聽器的行動即是該小組成員組織的——編者注）。因此，可以說總統和下屬官僚們的博弈本來就是美國政治中的正常「戲碼」，反倒是特朗普「大驚小怪」，而他的反覆咆哮只不過證明了前任們的政治智慧：在美國這樣的政治制度和開放社會中，「抓內鬼」只會導致人心惶惶，暴露政府的虛弱無力，根本起不到遏制的作用；最高統帥們可以做的，只能是適應這一傳統。

事實上，這一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建國時期。那時，包括聯邦黨人在內的美國國父，期望仿照羅馬共和國的「混合政體」原則，建立起一個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共和國。而所謂的混合政體，就是把君主、貴族和民主制度的優點集中於一身，而不是讓任何一種政治原則發揮到極致。因此，即便總統是得到民意授權的最高行政長官，美國的立國精神也並不鼓勵行政官員對其符合「民主原則」的絕對忠誠，而是要保留「貴族原則」下的獨立的判斷和行為餘地。在這種語境，布魯圖斯對凱撒的背叛和暗殺恰恰證明了他對羅馬共和國的忠誠，代表了共和國的精神和原則，哪怕布魯圖斯此舉背叛了朋友、上下、乃至父子之間的忠誠。

好在，特朗普本人的所作所為倒是沒有讓這一傳統陷入難堪的局面。畢竟，特朗普對於朋友和下屬幾乎毫無忠誠可言，其口中的忠誠是單向度的忠誠，並不包括對下屬的保護和尊重。他的下屬，即使位高如蒂勒森、權重如班農，也要麼在離開白宮後大多飽受羞辱，要麼在分道揚鑣後反目成仇。因此，特朗普根本沒有凱撒式的魅力，也就少了很多倫理爭議上的麻煩。畢竟，對特朗普的默默抵抗無論於國於己，大多是順理成章、兩全其美，免去了很多良心上的矛盾和衝突。於此而言，特朗普倒也是從反面鞏固了美國政治中的反抗傳統，日後甚至還可能多留下幾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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