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風帆時代海軍史Ⅰ：起源和發展

瑞典風帆時代海軍史Ⅰ：起源和發展

來自專欄極光社55 人贊了文章

寫在前頭：啊哈，終於開始干自己的本業了（誤），一開始就是為研究風帆時代的海軍而入圈的，但又總感覺給自己挖了個坑……

說起風帆時代的海軍，人們總是會聯想到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海上馬車夫（飛行）荷蘭人、太陽王的豪華戰艦、皇家海軍制霸海權……相比之下，風帆時代的瑞典海軍則顯得過於冷門。但也確實如此，相比其他海上大國，瑞典給人們最多的印象則是其陸軍在三十年戰爭中的強悍表現，甚至有人就此認為是瑞典先進的陸軍為其帝國霸業奠定了基礎，但真的如此嗎？誠然，在整個瑞典戰爭史中，陸軍表現相較於差強人意的海軍算是突出，而瑞典海軍歷史上還真有那麼一段被自己人「嘲笑」和「羞辱」的經歷，即有那麼一段時間，瑞典海軍的一個分支部隊歸陸軍部管轄。但瑞典這樣一個特殊地理環境的國家，其帝國霸業怎麼能少掉海軍的支撐呢？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將波羅的海納為自己內湖的國家，海軍對促進其帝國內部的聯繫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帝國褪去，面對東方咄咄逼人的威脅，瑞典海軍為保衛僅有的海疆而鞠躬盡瘁，其功勞不容忽視。

可雖說瑞典海軍在其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國內在這方面的書籍卻是「ZERO」（好吧，就算是關於瑞典這個國家的相關歷史書籍也寥寥無幾）！且國外（除了瑞典本國外）也差不多是這種現象，關於瑞典風帆時代的海軍書籍為數不多，更多的是將海軍行動跟陸軍行動連在一起講（更多篇幅還是講陸軍），少有成體系的瑞典（風帆時代）海軍書籍，這也就給了想去研究那段歷史的人一個大大的「尷尬」。但所幸的是，資料雖少，但是都精華所在，稍將一些零碎的資料編整一下，還是能夠拼出一段通俗易懂的瑞典風帆時代海軍史。

本文（本系列）的寫作少不了前人的研究，在此特別感謝，我也會在文末將所參考的書籍資料一一列出。雖說講的是瑞典海軍，但也少不了與之相關的內政經濟、人文地理甚至是與陸軍的聯繫。對此，在文中也著墨寫出。我深感自己才疏學淺，不能將這麼一幅壯闊的歷史畫卷準確無誤、通俗易懂、幽默風趣地繪製出來，若有不當之處，還請各位讀者不吝賜教。

啊，懟了，我有在前文說這是一個坑吧？嗯，這的確是一個坑，瑞典風帆時代海軍史的下一篇文章會在什麼時候出我也不知道（所以不要催我更）！畢竟工程量浩大嘛（畢竟暑假將盡嘛），還請各位讀者諒解，總之做好這是一個「有生之年系列」的心理準備。當然，只要我還活著，我就一定會「想辦法」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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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6月7日，也就是五旬節那天，近夏的波羅的海風平浪靜，陽光拂煦的海面上，大約有10艘艦船緩緩航行靠岸，最終在瑞典城市南雪平（S?derk?ping）的斯萊特伯肯（Sl?tbaken）停泊。這一天也就成了瑞典海軍傳統意義上的誕生時間。這些船隻來自呂貝克（Lübeck），是古斯塔夫·瓦薩預定的第一批交付到手的海軍艦艇。此時瑞典解放戰爭已接近尾聲，本土上的丹麥勢力威脅多已消除，但隱患還在；而在本土的海外，克里斯蒂安二世的支持者還在暗暗活動伺機東山再起。這種情況下，海軍是必要的鞏固新王朝統治的工具。同年秋天，至少又有13艘船隻抵達瑞典。瓦薩王朝的創始人古斯塔·夫瓦薩作為一位「政治難民」，他通過聯合國內反對奧爾登堡王朝的反對派和來自海外的呂貝克的援助，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權利。當他作為一國之君時，他經常派遣戰艦保衛海岸，防止被放逐的反對他統治的人，以及被懷疑與國內對手合作的外國人。果真如古斯塔夫的期望那樣，初期的這樣一支小艦隊後來成功地切斷了丹麥為在斯德哥爾摩的丹麥駐軍提供任何各種援助的可能，並為1523年瑞典收復這座城市奠定了基礎。這反過來又幫助瑞典擺脫了由丹麥人主導的卡爾馬聯盟的長達130年的統治。

但是，瑞典海軍的誕生年份是有爭議的。水路，或者說是海路，是前工業時代最重要的通信方式。陸地被各種地形阻塞和隔絕，而水是連成一片的。這就是為什麼瑞典王國的起源是在13世紀沿著水路逐漸擴展的原因。在梅拉達倫（M?lardalen）[1]的基礎上，在靠近水源的地方建立了商業中心、村落和城鎮以及城堡——例如卡爾馬（Kalmar）、南雪平、斯泰格堡（Stegeborg）、奧蘭的卡斯特霍爾姆城堡（Kastelholms slott）、圖爾庫（?bo）和維堡（Viborg）等。得益於水路航道，瑞典王國能夠向東西兩個方向發展。早在維京時代，那些航海先驅們就沿著芬蘭海岸向東開拓到了芬蘭灣。貿易聯繫促使了對開拓地區的殖民統治，隨後軍隊在瑞典中央政權的初期時鞏固控制了這些開疆之地，並在這裡修築了堡壘。這將使瑞典人能夠輕鬆進行王國的向東擴張。為了進行遠征行動，在維京時代便建立了一個軍事組織——即所謂的「勒東」（Ledungen）[2]。「勒東」意味著國王可以指望國內的貴族（storm?n）[3]武裝起來，提供船隻和軍隊。這便組成了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的在東部探險期間所使用的「勒東艦隊」。根據一些資料估計，「勒東艦隊」的規模可能達到280艘船隻。但這種古老的軍事組織似乎在15世紀便已經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一支更具現代意義的海軍艦隊被創造出來。

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瑞典有著漫長的海岸線，但海洋利益集團卻很小。然而近代早期海軍通常要在海事背景下進行分析。在這方面，海軍力量與航運、貿易和殖民帝國有關，航海技術是海軍成敗的關鍵。與陸軍相比，海軍並不被視為統治者對其臣民進行政治控制的工具。早期的近代國家通常被認為是依靠私人承包商進行戰爭，因為他們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直到這些國家自己的官僚機構由於武裝部隊成為常備的而成熟。雖然瑞典的沿海居民擅長建造和使用當地運輸和捕魚的小型船隻，但發展成一個擁有大型船舶和遠距離貿易的更為複雜的海洋經濟的資本和能力卻很少。外國人，首先是德國人，17世紀則是荷蘭人，主宰著通往瑞典港口的長途航運。即使是瑞典本國從事商船私掠活動的人也很少，這方面的發展也很緩慢。雖然從16世紀起，瑞典就擁有常備陸軍和常備海軍，且它們與人口規模相比所佔的比例很大，這使得統治者有可能在與人口眾多的鄰國競爭時採取擴張性政策。瑞典不是一個海洋國度，與其鄰國相比，它的經濟也並不發達。沒有任何利益集團要求保護航運並從海事利潤中支付海軍所需的費用，且在擴張政策的背後沒有強烈的利益支持。瑞典海軍（可能也包括陸軍）的誕生和發展的背後主動權不能追溯到統治王朝以外的任何其他參與者。這個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並鞏固了其在瑞典的政治地位，因為它能夠利用先進技術組織海軍力量。對瑞典社會來說，對海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通過波羅的海運輸的。王國的兩個主要部分，瑞典和芬蘭被海洋隔開，而對海洋的控制意味著很容易進入靠近海岸的瑞典中部領土和城鎮。獲得海洋控制權的外國或國內統治者對瑞典社會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控制著海洋也意味著機會。它的重要性在近代初期顯著增加，當時波羅的海擁有大量的海軍儲備，與活躍的大西洋經濟密切相關。

瑞典海軍艦隊的歷史是瑞典中央集權誕生的一部分。在歐洲中世紀末期，瑞典統治者們建立了強大的國家，並控制著稅收、貿易、宗教和戰爭的權利。為了徵集建設軍隊所需的資源，就需要一個強大的、組織良好的國家機器——由瓦薩王朝建立和發展的集中式瑞典財政軍事國家。從16世紀20年代開始，這與新國王控制瑞典海岸周圍海洋的野心密切相關。事實上，這種新型國家對於陸地防禦來說並不是必要的，因為這可以通過動員當地民兵的傳統方法來實行。即使當瑞典的財政軍事國家轉向進攻性戰爭時，它仍然依賴於自身的政治能力來誘使農民階層為長期戰爭培養士兵。然而，對海洋的控制卻有所不同。技術上要求先進而昂貴的武器裝備：堅船利炮這樣的資源只能由中央機關出資和管理。這一當局還必須能夠招募、養活和支付海員、炮手和士兵，並向他們提供一個指揮機構，使他們成為軍艦上的工作人員。在海洋國度中，許多技術可以在商人、船主和海員中找到，但這在瑞典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位瑞典統治者希望擁有一支海軍艦隊，他要麼必須從外國商人那裡僱傭它，要麼自己發展必要的技術。

第一種選擇要求有能力在短時間內籌集大量財政資源。這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在動員過程中，時機和可用性至關重要，租用艦隊的指揮官和管理人員將不那麼可靠，因為他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不依賴於統治者。後一種選擇具有挑戰性，因為統治者必須為一家海軍組織提供永久資金，並找到具備管理該組織所需技術的人員。如果成功的話，它給統治者更好的能力保護他的臣民，但也有更好的能力來控制他們。對海洋的控制可能會切斷內部反對派與外國人之間的溝通渠道，這在過去一直是對統治者構成了嚴重威脅。古斯塔夫國王最初主要抓住了國內強權政治和保衛他的新君主制時控制海洋的機會。在16世紀後半葉，瓦薩國君越來越多地利用這一權力來控制大洋彼岸的領土。如果瑞典政府沒有在自己管理下的海軍控制海岸線，那麼瑞典在波羅的海東部和南部的帝國政策就不可能實現。正是得益於瑞典是波羅的海北部和東部唯一發展這樣一支海軍的大國，擴張主義策才能獲得了行政和技術上的優勢。

但要想徹底了解瑞典海軍誕生的淵源，我們還必須回到瑞典獨立之前，來分析這個國家的財政軍事體系。在那段時間裡，在某些方面，瑞典比許多其他歐洲國家更加統一。封建結構薄弱，法律和行政結構在王國的大部分地區基本相似。然而，對於戰爭資源的財政和軍事管理是分散的，取決於精英成員之間以及他們與地方社會之間的個人關係，而不是一個等級組織和依賴於中央統治的人。國王是被選舉出來的，幾個世紀以來，瑞典國王的正常命運一直是被廢黜。在一個王國內積累資源和經驗的可能性很小。相反，他們不得不求助於地方精英和民眾，並要求他們武裝起來，作為臨時由中央當局聯合起來的力量。瑞典在中世紀晚期是否存在領土收入或稅收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與此無關僅要的。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收入是否曾經到達中央當局，或者是否被地方權力機構所利用。王室有自己的領土，但大部分收入來自13世紀以來對擁有土地的農民徵稅。這些稅收是永久性的，但與領土收入一樣，它們在15世紀由王國貴族政務委員會（Riksr?det）的成員管理，他們將國家劃分為非世襲領土（l?n）。領地持有人徵收稅款，並將其用於維護地區城堡和其指揮下的武裝守衛者。控制城堡被認為是國家權力的關鍵。這使得權力持有者能夠在國內衝突中利用王室的資源。貴族提供騎兵以換取對其土地徵稅的自由，而農民階層則提供越來越強大的農民步兵。只有支持他們被要求為之奮鬥的政治目標，這兩支部隊才能發揮作用。貴族和農民階層自己管理著這些力量，儘管農民在參戰時通常會選出經驗豐富的貴族作為他們的領導人。在沒有國王的情況下，委員會從15世紀70年代選出攝政者（riksf?rest?ndare）來執掌基本的中央行政機構，攝政者在形式上只是最重要的領土持有者，他們控制著瑞典中部的稅收和領地。最後，還有教會，其擁有土地，並有權為教會的目的徵稅。這些收入還用于軍事目的，主要是由主教控制的城堡和武裝幫手。一些主教也是有權勢的貴族，其也是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這種財政軍事制度，產生了由貴族和主教控制的幾座城堡、幾支騎兵部隊和幾支武裝待從，以及由農民信任的攝政者和貴族領導的通常有效的農民步兵。但它沒有生產出有效的海軍或先進的火炮，重炮可以用於圍攻和海上作戰。在政治上，這一制度經常造成半無政府狀態，特別是從1448年到1471年的這段期間。此後，攝政者與農民兵合作的政治能力日益使他們在其他貴族和教會中佔優勢。他們還能夠抵抗試圖控制瑞典的丹麥國王。事實上，丹麥和挪威的奧爾登堡統治者也是瑞典的民選國王，但瑞典陷入了一種政治局面：支持強大中央政權的人反對聯盟，而支持聯盟的人則不喜歡奧爾登堡國王的集權野心。

在16世紀10年代，最後一位攝政者小斯滕·斯圖雷（Sten Sture den yngre）打算打破這一僵局，使自己成為瑞典國王。這種在瑞典遭到抵抗的政策於1520年失敗，當時瑞典在陸地和海上受到聯合國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入侵。小斯滕·斯圖雷在戰鬥中陣亡。在與奧爾登堡王室的衝突中，缺乏有效的海軍力量一直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些奧爾登堡統治者在丹麥組建了一支海軍。他們利用它來進行貿易封鎖、攻擊瑞典海岸、支持丹麥在瑞典城堡中的駐軍。國王們經常在斯德哥爾摩群島的船隻上呆上幾個月，在那裡他們可以派遣軍隊上岸，以提高他們在談判中的地位。在1521年以前，瑞典的財政資源和常備武裝部隊在中央控制下是非常有限的。其在軍艦、重炮和海軍管理方面的投資僅僅是基礎性的，沒有強有力的人擁有私人資源在海上作戰，無論是武裝民船還是武裝商船的擁有者。奧爾登堡海軍力量在瑞典周邊海域佔據主導地位，這定然被視為統治精英內部的一個問題，但解決這一問題並不容易。小斯滕·斯圖雷當然也想到了運用海軍來支持他自己的事業。攝政者使用他們有限的集中資源派遣幾艘船隻出海，但在16世紀10年代末，小斯滕·斯圖雷依靠在呂貝克和但澤的朋友以及關係人來管理這支小艦隊。

當克里斯蒂安二世在1520年獲得了對瑞典的控制權時，他通過處決小斯滕·斯圖雷的支持者開始了他的統治，儘管此前他已經宣布了大赦。幾位貴族甚至兩位主教都是受害者之一。他還下令解除瑞典農民的武裝。無可否認的是，克里斯蒂安正確的認識了反對中央集權國家的地方，但他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在政治上對他來說是災難性的。早在1521年，由瓦薩家族的年輕貴族古斯塔夫·埃里克森（即未來的國王古斯塔夫一世）領導的瑞典叛軍控制了該國的大部分地區。然而，為了光復斯德哥爾摩、其他設防城鎮和芬蘭，他們確實需要海軍來切斷丹麥的供應。呂貝克對此很感興趣，但古斯塔夫·瓦薩沒有僅為一次戰役而租用船隻，則是採取了激進的步驟，購買了一隻龐大的德國武裝商船艦隊，並為此招募了德國海員和士兵。但其代價是高昂的，導致瑞典對呂貝克欠下經濟和政治債務。然而，這是一個擁有雄才偉略的君主的經典方式。古斯塔夫·瓦薩投資了一種新的戰爭資源組合，並以自身信用來支付。他一度依賴於呂貝克，但當他獲得了重要的戰爭資源，海軍很快就得到了他自己的行政控制。

然而，擁有一支艦隊是一種巨大的經濟犧牲。丹麥國王就曾在16世紀20年代對為維持海軍艦隊的成本而抱怨道：

「為了維持海軍戰艦『主的仁慈』號（Hans N?des）而花費了巨額的資金。此外還要為它提供所需的軍備，對最大的一座城堡徵稅也是杯水車薪。」

情況對瑞典也是如此。經過高昂代價而從呂貝克那裡獲得的10艘戰艦共計配有大約750名士兵。然而，瑞典人感覺受騙了，因為大多數船隻體型都很小而??且很殘破。根據當時的說法，這些船隻「不可否認的老舊，裝備的火炮也都銹跡斑斑，國王的龐大付出卻是如此的不值」。唯一例外的是體型相對較大的「呂貝克天鵝」號（Lybska Svan），但為它卻花費了7600馬克。而整個馬爾默市（Malm?）對丹麥國王的稅收也就剛好達到300馬克，相比之下，古斯塔夫·瓦薩的這筆交易可謂是下了血本。但也算是物有所值吧，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古斯塔夫·瓦薩能夠有效地封鎖丹麥人控制下的斯德哥爾摩。1522年8月初，瑞典-呂貝克聯合艦隊炮轟了丹麥的博恩霍爾姆島（Bornholm），8月23日，瑞典海軍又圍攻了赫爾辛格（Helsing?r）。此時，克里斯蒂安二世英勇的海軍將領索倫·諾比（S?ren Norby）試圖在1522年11月底前率領40艘艦船打破封鎖。海上的浮冰、惡劣的天氣和瓦薩艦隊的威脅，以及鑒於體型龐大的「呂貝克天鵝」號戰艦發現了丹麥海軍的蹤跡，導致索倫·諾比和他的戰艦一起匆匆撤離，這其中拋下了很多商船。

索倫·諾比曾在1520年的斯德哥爾摩血腥屠殺中救出了許多預定的受害者乘坐他的旗艦（真是一個好人），並這次行動中，他寫下古斯塔夫·瓦薩的部隊對平民水手的所作所為：

「如果我設法避免出戰，我的戰艦便可帶來我和其他忠誠的勇士的生還希望，他們不像和我的其他僕人一樣，眾所周知，當時船上共有600人，他們很快被敵軍追趕上捕獲，很快，敵人就登臨他們的船隻，他們被分散開來關押了一天，並在第二天，他們的手腳被捆綁住扔出船外，沉入海中，一切都是在管笛、鼓和號角的喧囂聲中進行的，以及配有大炮的轟鳴，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被淹死前的哭泣和哀求沒有被聽到的原因。」

至少根據索倫·諾比的數據，這次大屠殺的犧牲是斯德哥爾摩血腥屠殺的7倍。至此，古斯塔夫·瓦薩也終於報了敵人的殺父之仇，這全都是海軍的功勞。在之後的1524年夏季和秋季，維斯比（Visby）被瑞典陸軍和海軍艦隊封鎖。然而，在10月底，瑞典軍隊不得不放棄圍攻。

在1523年上半年，瑞典海軍圍攻了斯德哥爾摩，並最終迫使丹麥守軍於6月17日投降，而投降書便是在「呂貝克天鵝」號上籤署的。當時「呂貝克天鵝」號上裝備有大量的火炮和攻城工具。但這艘戰艦卻從未在瑞典本土上停泊多久。根據當時的資料記載，「呂貝克天鵝」號接到了一個機密任務，必須前往厄蘭島（?land），但結果發生了意外，該戰艦不幸沉沒在那裡。更加不幸的是，關於厄蘭島的那次損失的相關資料嚴重缺乏，以至於當今海洋考古學家也很難尋覓到沉沒的「呂貝克天鵝」號戰艦。不過，在2001年春夏之際，在斯德哥爾摩群島外圍30米深的海域，潛水員發現了一艘保存完好的沉船。根據一些跡象，人們認為它是古斯塔夫·瓦薩的於1525年沉沒于海底的大型戰艦「呂貝克天鵝」號。但這僅僅只是個猜測，人們無法確認這件沉沒的殘骸是否就是那艘赫赫有名的戰艦。儘管如此，斯德哥爾摩群島的發現仍然是一個值得興奮的事情，因為它顯然是一艘非常古老的戰艦，擁有近代的瑞典海軍態貌，為我們揭示了瑞典漫長而令人興奮的的航海歷史。事實上，早在1530年，古斯塔夫·瓦薩就曾向約恩（J?n）的磨坊主詢問：「誰具有那種在海底拾取東西的能力和技術，比如船錨、船軸和火炮等」。也許古斯塔夫國王的想法到了「呂貝克天鵝」號及其寶貴的戰爭物資？

但正如前文所述，維持一支海軍艦隊是很破費的。不過，此時的瑞典已經不是1521年前的瑞典了，而是一個嶄新的財政軍事國家的崛起。1523年，當古斯塔夫·瓦薩加冕為瑞典國王時，他接管了一個徹底變革的成熟國家。對於一個雄心勃勃的國家建設者來說，這種情況是一個機會之窗。與丹麥的鬥爭已經結束，因為丹麥貴族推翻了克里斯蒂安二世的統治。這位國王在瑞典已經傷害了許多貴族競爭對手，而其他人則在政治上名譽掃地。教會的等級制度因政治和宗教衝突而被削弱，事實證明，主教無法抵抗新國王。古斯塔夫·瓦薩自1521年以來一直使用他作為武裝部隊指揮官的權力，以及戰爭的迫切需求，以獲得對各種資源的行政權力，包括教會財產和通常由貴族控制的收入。在情感和政治上，1520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大規模處決之後的軍事失利，定然削弱了對舊的分權財政和軍事體系的支撐，並使一個更加中央集權的體系至少可以存在。瓦薩統治者也儘可能地讓「邪惡暴政的克里斯蒂安國」在瑞典人民的記憶中留下更深更遠的印象。這位新國王可以用呂貝克的貸款作為徵收超常稅的借口，但其中大部分都花在了他的僱傭兵和海軍上。

最根本的改變是1527年的議會決定（這本身就是一項政治革新），教會應將其經濟資源移交給國王。這意味著與羅馬斷絕關係，最終實現路德教會的改革，但當前的目標是改善王室的財政狀況。教會獲得的經濟收益是永久性的，使得王室能夠在不負債的情況下進行新的投資和創造新的機構。新的資源中有相當一部分花在新的戰艦和重炮上。這將為瑞典之後的戰爭之路做上更強有力的鋪墊。造船和進一步採購增加了瑞典艦隊的規模。此外，還根據波羅的海的水文特徵建造了一支槳帆船艦隊。

1532年，瑞典首艘噸位超過1500噸（達到了驚人的1800噸）的風帆戰艦「大克拉維爾」號（Stora Kravelen）下水。這艘戰艦的基本框架是在斯德哥爾摩的造船廠建造的，但關於它所需的軍備，古斯塔夫·瓦薩則於1532年4月7日寫信委託給了但澤。這艘艦船長55米，船尾首樓高出水面8米。配備人員包括300名海員和近千名步兵。相比之下，英國於1536建造的「神賜亨利」號（Henry Grace à Dieu）也就達到1000-1500噸，配備的人員更是不及「大克拉維爾」號。可以說，「大克拉維爾」號的龐大位居波羅的海之首。事實上，「大克拉維爾」號的噸位已經達到了一級風帆戰艦的標準（17世紀的一級風帆戰艦標準）。但很遺憾的是，關於它所載火炮的數量資料暫缺。但既然體型比它稍小的「神賜亨利」號所裝載的火炮都達到122門（事實上，大多數為輕小的旋迴炮，僅有49門為重型火炮），那麼「大克拉維爾」號的火力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在整個16世紀30年代，瑞典海軍在一級和三級風帆戰艦的規模數量上增長的速度較快——是的，瑞典甚至考慮組建一個瓦薩海軍團，而且也是當時造船國的忠實客戶。1534年的「戰士」號（Kamperman）、1536年的「皮特·荷倫德」號（Petter Hollender）以及1537年的「獅子」號（Lejonet）都是噸位接近1000噸的風帆戰艦。

1533年，瑞典圍繞繼承問題與丹麥發生戰爭，這場戰爭是丹麥的內戰，一面是支持克里斯蒂安三世，另一方則是企圖讓早在1523年被罷黜的克里斯蒂安二世復辟，而瑞典顯然支持前者。這一次，瑞典以前的盟友呂貝克站在了敵對一方。在波羅的海，德國的漢薩城市在14世紀和15世紀一直是最強大的海上力量，從長遠來看，丹麥、瑞典和挪威的北歐聯盟都沒有與之成功競爭的力量。這是一個深沉的諷刺，10年前，古斯塔夫·瓦薩的呂貝克朋友們支持他對丹麥的叛亂並賣給他海軍。而如今，呂貝克的海上力量將成為瓦薩王朝新海軍野心的第一個犧牲品。

1536年6月8日，在博恩霍爾姆島海域，瑞典海軍在與一支呂貝克艦隊的海戰中取得了火力壓制。雖說這場海戰中，瑞典有援軍的幫助，但那些來自普魯士和荷爾斯泰因小型船隻抵達戰場時，呂貝克艦隊早已逃之夭夭，丹麥海軍艦隊起的作用也不大，整支聯軍艦隊20艘戰艦中，瑞典的艦船就佔有11艘，所以可以說這場海戰就是瑞典海軍的主場。也正是在這場海戰中，瑞典成功地贏得了與職業對手的第一場重大戰鬥。這場本來登船作戰的戰鬥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火炮對決，是瑞典海員們第一次與火炮作戰的重大戰爭，這也是世界海戰史上首次使用大炮作戰的海戰之一。按照當時海戰的標準，通常採取的策略是儘可能的接近對手的船隻，並最終與敵軍在甲板上肉搏，因為此時火炮仍然是很低效的。但在這場海戰中，軍艦充當了漂浮的堡壘。在這場戰鬥中，「大克拉維爾」號作為旗艦由蒙斯·斯文森·索姆（M?ns Svensson Somme）指揮。根據當時記載，「大克拉維爾」號在戰爭中聯合「戰士」號（瑞典艦隊在這場海戰中兩艘最大的戰艦）追逐正迅速撤退的呂貝克戰艦「邁克爾」號（Michael）。但在追逐戰中，「大克拉維爾號的桅杆不幸被擊斷，導致其機動性下降，好在得到了「戰士」號的幫助，進行了修復，不過在這期間，「邁克爾」號逃離了戰場，避免了被兩線夾擊而摧毀的悲慘結局。但正是因為這種偶然的「追擊」，迫使瑞典海軍戰艦不得不用火炮攻擊迅速逃跑的敵軍艦船。根據當時隨軍牧師奧勞斯·馬格努斯（Olaus Magnus）的記載，「大克拉維爾」號當時所載的300名海員和1000名士兵以一種衝車式作戰方式向敵人發起進攻，他們粗暴的吆喝和瘋狂的射擊。

對呂貝克的海上戰爭中表現出眾的原因當然少不了古斯塔夫·瓦薩對瑞典新資源的整合，這也證實了新海軍得到了有效的管理。1527年之後，古斯塔夫一世退了一步，他向貴族們提供了相當多的特權，以確保貴族支持他對教會和國家的控制。在1534-36年與呂貝克的戰爭中，古斯塔夫要求貴族應承擔一部分行政負擔，從當地資源（指貴族統轄的領土）中為海軍配備船隻。他把他們分成了一個區域，並要求每個地區都要提供一艘大型軍艦和一艘小型戰艦。貴族們同意了，但只滿足了古斯塔夫的一部分要求，因為新的負擔比他們預期的要高昂。戰爭結束後，古斯塔夫不再要求他們提供這種服務，但這可能削弱了他為貴族提供世襲封地的興趣。貴族們已經證明，他們無法或不願意向近代海軍提供行政支助。從15世紀40年代起，古斯塔夫國王通過任命許多地方法警和系統地登記所有土地所有者及其納稅能力，加強了對該領土的行政控制。這是支持瑞典未來軍事行動和海軍政策的新財政體系的基石。在這一時期，稅收沒有正式增加，但逃稅變得更加困難，中央財政機構獲得了當地社會資源的詳細認識。這種將財政和軍事權力分離為兩條控制鏈的做法使得集中資源變得更加容易，這一發展對海軍的發展建設具有決定性意義。

當這場戰爭最終落下帷幕，昔日的波羅的海霸主——呂貝克也漸漸被推出了歷史的舞台。在古斯塔夫·瓦薩的執政末期，瑞典與芬蘭灣內的俄羅斯人也發生了衝突——邊界限制區長期以來一直不明確且存在爭議。俄羅斯和瑞典的邊境地區發生劫掠案件是很常見的事情，並最終導致了1554年至1557年的戰爭。雖然爆發地區離瑞典本土較遠，但瑞典卻有俄羅斯所不具備的優勢資源——海軍艦隊。艦隊為戰區運輸士兵和物資，以及在對涅瓦河（Neva）沿岸的俄羅斯堡壘什利謝利堡（N?teborg）進行的襲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這次襲擊失敗了，但卻表明了瑞典武裝部隊可以進行水陸兩棲作戰。當古斯塔夫·瓦薩於1560年去世時，不僅瑞典王國的邊界得到了鞏固，還有一支優秀的海軍艦隊來保衛這個王國。

艦隊是作戰的重要資源，也是聲望的有力象徵。在許多方面上，海軍艦隊的規模是過去王侯領實力的估值師。瑞典艦隊裝備齊全且精良，並多次為所謂的「求愛之旅」而出航。最著名的一次「求愛之旅」便是古斯塔夫·瓦薩的兒子埃里克（也就是未來的埃里克十四世國王）於1559年前往英格蘭，以吸引伊麗莎白女王與之結婚。類似的旅航還去了蘇格蘭和黑森。總而言之，16世紀60年代對於瑞典海軍而言是一個光輝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瑞典的帆船戰艦數量可謂是歐洲之最。

在瑞典，其早期主要致力於建造精於作戰的船隻。最常見的是，這些船隻雖然被設計用作商船，但在戰爭爆發時，它們就將被徵用。在17世紀20年代以前，將國王的軍隊分為陸軍和海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歷史學家提出的一個時代錯誤。軍事人員包括騎兵、步兵、炮兵和海員，這其中只有騎兵不在海上服役。一艘軍艦的相當一部分船員是步兵，新的步兵組織為海上作戰提供了大量廉價的人力。在16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瑞典靠這一制度建立了一支相當大的槳帆船艦隊，其中的士兵同時是海上的槳手，又是陸上的戰士，即所謂的兩棲部隊。在16世紀60年代，埃里克十四世組織了四個大型步兵軍團，其中一個（Skeppsregementet）[4]旨在海軍服役。海員可以像士兵一樣，在沿海地區徵兵成長，但在16世紀徵兵和國王招募志願海員之間的差別有點模糊。直到16世紀60年代，當大批艦隊被派往丹麥和呂貝克時，用於海上服役的徵兵系統的作用才凸顯出來。可以說，這個國家在16世紀取得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便是在一個幾乎沒有海洋經驗的社會中建立了一支強大而現代化的武裝海軍。相比之下，陸軍的轉變主要是一個政治控制和管理問題，而不是邁向新的軍事能力模式的決定性步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新陸軍」的效率低下，僅是意味著它不代表一種全新的能力罷了。

波羅的海地區老舊的中世紀生活秩序的衰敗開啟了波羅的海貿易城市之間的競爭。俄國、波蘭、丹麥、瑞典和立陶宛的利益相互衝突。令人垂延的是俄羅斯商品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特別是建造船隻所需要的木材、麻繩、焦油和貝克[5]等產品，當然還有毛皮和糧食。從瑞典的角度來看，通過其控制的貿易城鎮如維堡來控制貿易非常重要。瓦薩開國之君兢兢業業所打造的國度成了這片海域一個崛起的新力量，它向周邊地區輻射，波羅的海終將漸漸納入它的勢力範圍。新君（埃里克十四世）繼位之初，海洋對面傳來一封求救信，不久，瑞典海軍艦隊又將揚帆起航，這一次，它們真正踏向了波羅的海……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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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

來自亨德里克·威廉·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的親筆繪畫，收錄於他的作品《偉大的逃亡：古斯塔夫·瓦薩的建國傳奇》（Adventures and Escapes of Gustavus Vasa）。該作品由曹競仁翻譯，新星出版社出版。

注釋：

[1]指梅拉倫湖周圍相對人口稠密的地區。

[2]中世紀早期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一種面向自由農民的公開性徵稅，用來維持沿海護衛艦隊以保衛國土。

[3]在維京時代和中世紀，指傑出而有權勢的人，通常擁有大量的土地，有時這些人在冰島傳說文體中被稱為「酋長」。

[4]意為「艦團」，類似於海軍陸戰隊。

[5]Back，類似於樹脂，一種非常粘稠的液體，其天然存在，可用於填補船體的細小缺口。

瑞典文資料：

Alin, Oskar: Sveriges historia 1521-1611, Stockholm 1878.

Holm, Torsten: Svensk krigf?ring under rikets tillblivelse- och tillv?xtperiod, Stockholm 1923.

Carl Gustaf Tornquist:Utkast till Swenska Flottans Sj?-tog. A.J. Nordstr?m, Stockholm, 1788.

Gunnar Unger：Illustrerad Svensk sj?krigshistoria: delen. Omfattande tiden intill 1680.

英文參考資料（含瑞典文翻譯成英文）：

Attman, A. (1973). The Russian and Polish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500-1650，Gothenburg: Institute of economic history.

The Swedish fiscal-military state, especially its early phase:Lindegren (1980), Artéus (1986), Nilsson (1989),

Nilsson (1990), Jespersen (2000), Forssberg (2005).A survey with detailed references in Glete (2002)，ch. 5.

The standard work on Swedish military and naval operations 1521-60 is Barkman (1937）. Naval policy,

warships and technology in the same period:Glete (1976-77).

Nordic Medieval history until 1520: Helle (2003). See also the contribution of Ole Feldbaek in this volume.

Hammarstr?m, I （1956）.Finansf?rvaltning och varuhandel, 1504-1540: Studier i de yngre sturarnas och Gustav Vasas statshush?llning,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Glete, J. (1976-77). "Svenska ?rlogsfartyg 1521-1560: Flottans uppbyggnad under ett tekniskt

brytningsskede," Forum Navale 30,5-74; 31, 23-119.

Hallenberg, M. (2001).Kungen, fogdarna och riket: Lokalf?rvaltning och statsbyggande under tidig Vasatid,Stockholm: Symposion.

Glete. J. (2003). "Naval Power and Control of the Sea in the Baltic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In J. B. Hattendorf & R. W. Unger,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Woodbridge: Boy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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