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伊拉克為何毫無還手之力？

面對美國,伊拉克為何毫無還手之力？

可以說第二次海灣戰爭中，美、伊間基本上沒發生過大的會戰，雙方先是在摩蘇爾糾纏了一會兒，然後美軍一個「蛙跳」，直搗巴格達，發現以前媒體上氣勢洶洶的那些伊拉克領導人全都莫名其妙地從人間「蒸發」了，於是戰爭也就不聲不響地宣告結束。

　　面對這一戰果，我們現在也是見怪不怪，大家都相信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很簡單：美軍的武器裝備太好了，在高精尖的軍事技術面前，落後的武裝簡直不堪一擊！不過如果我們對「希波戰爭」以及馬其頓對波斯的戰爭史有點興趣的話，那問題可能就沒那麼簡單了。

　　要想去除心中的困惑，讓我們還是先回到古戰場上，親歷一下當日的戰鬥，許多謎團也許就能迎刃而解。在希、波戰爭馬拉松戰役中，波斯將軍大提士率領軍隊越過歐波亞海峽，登陸馬拉松灣時大約有一萬五千人，而希臘陸軍有九千至一萬人，由總司令卡利馬科斯指揮，後來又有一千名普拉蒂亞人加入進來，但總兵力依然少于波斯軍隊。

　　在兩軍對抗中幾個具體的戰術性問題對戰爭結果起了重要作用。波斯軍隊中其主力是由弓弩手組成，士兵沒有重裝甲保護，沒有手盾，他們都不太習慣於白刃戰。與之相反，雅典軍隊每個士兵則有全套的甲胄，其中包括金屬頭盔、胸甲、脛甲、和股甲，而且他們還配備有圓盾、長矛和重型的雙鋒劍，他們一般很少帶弓弩，認為靠遠距離射殺對手是懦夫的行徑，只有近戰搏鬥才是真正勇敢的標誌〔1〕。戰鬥打響時，雅典人向波斯人猛撲過來，波斯人則用弓弩射殺對方。由於弓弩的射擊集中於雅典軍隊的中心，所以一條直線衝過來的隊伍無形中變成了一個凹形，波斯軍隊向前衝鋒時就鑽入了這個由他們的弓弩所造的「袋子」里，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兩翼處於雅典人的攻擊中時，立刻陷入恐慌，加之又不習近戰，沒有盔甲和盾牌，被雅典人殺得毫無還手之力，於是全軍擠在一起，秩序大亂，紛紛往船上逃跑。此戰希臘人戰死一百九十二人，而波斯人損失了六千四百人，還有七艘軍艦。關於這場戰役的影響，正如富勒所說：「這是希臘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憑著他們自己的力量把波斯人擊敗了，馬拉松一戰使希臘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命運產生了信心。」〔2〕

　　在另一場普拉蒂亞會戰中，希臘聯軍一直是被波斯將軍馬多尼奧斯率領的大軍壓著打，既被劫了糧又被斷了水源，而且在兵力對比上，波斯陸軍達到了三十萬之眾，希臘聯軍十九國部隊的總兵力按樂觀的估算也只有十萬八千二百人，而且在聯軍中希臘人愛爭吵的老毛病總是犯個不停，軍事會議往往演化成彼此咒罵的泄憤大會。直到最後撤退時，竟還有幾個斯巴達的老倔頭將軍認為撤退是一種恥辱，死也不撤，以至延誤戰機，讓波斯軍隊追上，被迫在一處很不利的開闊地帶對付波斯的騎兵。戰鬥中波斯人的傳統弱點又一次讓他們吃了大虧，除了使用弓弩還行外，近戰時使用兵器的技術遠不如他們的對手，而且他們身上的輕裝甲幾乎沒什麼防禦能力，手裡也依舊沒有配備手盾，所以一交手死傷慘重。同時希臘軍隊在戰鬥中是以方陣的形式發動進攻，每個戰士的勇敢並不是脫離集體的莽夫之勇，倒是波斯軍隊沒有什麼陣形，只管一群、一群地往上沖，結果他們的箭被方陣中密不透風的「盾牆」擋回去，而他們的人則被從方陣里伸出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長短槍刺殺。這時馬多尼奧斯又犯了一個戰術上的低級錯誤，他沒有在弓弩手的後方保留下大一點的空間，以便於他們進退自如，從而保證一個有彈性的戰術正面，而是把他的部隊集中地塞在弓弩手的後面，這樣當弓弩手在近戰中失利想往後撤時，後面的部隊卻在往前擠，於是波斯軍隊自相踩踏，秩序大亂。這個錯誤使馬多尼奧斯在亂軍中丟了性命，他的死立刻在波斯主力中引起巨大恐慌，原有的抵抗徹底垮了，整個軍隊也隨之瓦解。波斯帝國從此也走上了崩潰的道路〔3〕。

　　在亞歷山大代表希臘人向波斯執行復仇使命之前，他的父親腓力已經為他在軍事上完成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準備工作。作為一個軍事組織家，腓力認識到了戰鬥中機動性的重要性，並重新改造了傳統的方陣，使重裝步兵、輕裝步兵和騎兵間組成一個可以協同作戰的高度靈活的戰術單位，同時在保持士兵進攻靈活性的時候，盾牌和金屬鎧甲等防護裝備依然是每一個士兵所必備的〔4〕。公元前331年亞歷山大就是帶著這樣一支隊伍和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高加梅拉展開了決戰。

　　據阿里安的記載，大流士三世的部隊總數是：騎兵四萬，步兵一百萬，車輪上安裝大刀的戰車兩百輛，還有一些從印度搞來的戰象大約十五頭〔5〕。而亞歷山大這邊的總兵力為七千騎兵和四萬步兵〔6〕。開戰時大流士三世把部隊一線排開，自己居中，而亞歷山大則在第一線隊伍後安排了第二線，作為機動的預備隊，它們由快速突擊縱隊所組成，在第一線的左右翼各擺一個，戰時隨機調動，擁有一定的自由性，這樣一來整個陣形呈現為凸向於敵陣的空心梯形狀，亞歷山大本人照例在精銳所在的右翼。戰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亞歷山大向敵軍左翼方向移動，希望移到波斯騎兵無法發揮特長的丘陵區，這一意圖為大流士發現後，他命令其左翼迅速阻擋亞歷山大的運動，於是亞歷山大所在的右翼與大流士的左翼發生了激戰。第二階段亞歷山大將布置在右翼的第二線預備隊調上來，連同自己右翼所有的四團步兵向敵軍左翼發動猛攻，並及時抓住敵軍騎兵與步兵脫節所形成的一個空洞，由亞歷山大親自帶兵穿插過去，直指波斯陣中心的大流士三世。這個聲勢駭人的攻擊，使大流士三世極度震驚，經過非常短的思考後，他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決定：調轉馬頭，撒腿就跑！因為皇帝帶頭，其他波斯軍人也只好跟著跑，於是又重演了以前希臘軍隊追殺波斯人的一幕。真不知道當時被馬其頓人殺死的波斯人多，還是在混亂中被自己人踩死的波斯人多。就在亞歷山大右翼得手時，他的左翼卻出了問題，因為右翼沖得太快，使它與左翼之間也出現了一個空洞，於是印度和波斯的騎兵乘虛而入，直撲馬其頓的行營，關鍵時刻還是左翼的預備隊發揮了作用，他們迅速迴轉過來，頂住了敵軍的進攻，保證了整個陣形的穩定〔7〕。這場戰役結束後，雖然大流士三世得以逃脫，但波斯帝國還是永遠地沉沒了。

　　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8〕進一步講，這件政治工具本身就浸透著濃重的政治制度的因素，戰爭的較量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政治的較量。如果說武器不重要，肯定是不對的，武器的確可以決定戰鬥的成敗，但說武器是戰爭的決定因素，那就錯了。決定戰爭的是政治，同時也正是這種政治因素決定了戰爭中的武器裝備和使用情況。

　　回顧這幾場影響人類歷史的古代戰役，貫穿其中的一個根本特性在於：希臘和馬其頓對波斯的戰爭本質上是兩種制度間的戰爭，它們是專制帝國與軍事民主制的城邦共和國間的對抗。

　　波斯是一個大帝國，在當時落後的生產力狀況下，要在如此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建立起有效統治，就不能效法希臘或馬其頓那種小型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形式。帝國的安定需要神秘性，它的統治者是一個符號而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為了保持這一符號的所有神秘力量，關鍵點就在於它必須經常處於隱秘狀態。作為一個人的波斯王和其他人沒什麼兩樣，可能還不如別人；但作為符號存在的波斯王則是眾神之下、萬民之上半人半神的存在。這當然是一個謊言，不過帝國的確是建立在這一謊言基礎之上的空中花園，如果波斯王經常出現在普通人的世界上，那麼他的人性將敗壞人們心中關於他的神性，這樣一切謊言的中心就瓦解了，整個帝國也就會失去重心，陷入混亂。另一方面，只要波斯王安於做一個符號，那麼帝國的臣民對於波斯王的態度就會由兩種心理編織而成，一是崇拜，二是恐懼，通過這兩種心理，帝國最終形成了使它得以穩定的道德基礎，即服從與忠誠的美德。

　　然而帝國之路也就是毀滅之路，帝國的美德也暗含了帝國的惡行。當帝國把自己建立於神性之上時，它就得通過不斷顯示神性才能保證自己的合法存在，可什麼樣的東西才能達成這種作用呢？看來有兩種事很有效，一是在國內修建象徵性的建築，二是發動戰爭。我們出去旅遊時，經常可以在古代帝國的遺迹上看到許多現代人眼裡大而無用的建築殘骸，置身其中會感到一種壓力，壓得我們自己無限渺小。想像一下經過若干年勞民傷財的施工後，當這些建築剛剛竣工之際，老百姓像螞蟻一樣聚在下面，而平時根本看不到的帝王，在又高又遠處由一大群神仙般的人物圍繞著現身在這宏偉建築的最高點時，會在人們心中產生多麼大的神秘效應呀！可是這種內耗財力的行動很快就會使帝國無力再表演新的降神把戲，為了轉嫁危機和積累財富，戰爭成了最好的替代品，而古戰場上的血與火也最容易呼喚出人們的恐懼與服從。可是帝國卻不善戰鬥，尤其在戰爭中遇到好戰的民族，它的劣勢就展現無遺。

　　先從兵說起。波斯帝國在士兵訓練上會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戰需要士兵的勇敢，另一方面帝國的統治又不能容忍國內人民有太多的勇敢。然而，在古希臘，勇敢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品德，它不但是戰場上的士氣所在，而且在民主城邦生活中，只要公民有勇敢的品質，那麼就會從中生髮出獨立的思想，這種思想又會進一步激發起他們對自由的熱愛，可熱愛自由在帝國中卻是絕對不允許的！但是，波斯帝國卻小心地避免能激發起士兵勇敢的那些訓練，波斯士兵精於弓弩而拙於肉搏的原因也是由此而生。可是人民的美德並不能為統治者完全抹殺，在普拉蒂亞會戰中希羅多德記載說：波斯人面對希臘方陣，他們「抓住了對方的長槍，並把它們折斷了。波斯人論勇氣和力量都是不差的，但是他們沒有防護的武裝，此外他們的訓練不夠，論戰鬥的技術到底也比不上他們的對手；他們總是單身地，十個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群地衝出來，殺到斯巴達人中間去，結果就都死在那裡了」〔9〕。勇敢只有通過鼓勵和訓練才能成為實實在在的品德，不然就會變成莽撞，而莽撞又很快會化成恐懼。我們看到希臘人和馬其頓人，以及後來的羅馬人，在鼓勵士兵勇敢時，設計了一系列方法，使這種勇敢變得長久穩定：比如加強每一個單兵的防護裝甲，在戰場上不使最勇敢的人死得最早，而要使最勇敢的人最容易活下來；利用方陣使單個人的勇敢合成集體的勇敢，又通過這種集體的力量進一步加強作戰力量並呼喚出更多的勇敢。這一切都是波斯軍隊所缺乏的，他們的統帥不重視士兵的裝甲，在軍隊中往往一線的士兵沒有良好的防護，而後面的軍官們卻穿著厚厚的甲胄，這些東西落到老百姓手裡會讓統治者不放心。為了彌補作戰能力的低下，於是就以量充質，結果軍隊規模不斷擴大，這又使部隊完全裝備重裝甲在經濟上成為不可能。雖說波斯最好的部隊里裝備有這些東西，可這種部隊總要保護帝王，帝王卻又在後方。至於方陣，那又會引發士兵的集體主義精神和自組織能力，這也足夠讓統治者心慌。於是在戰鬥中，波斯最勇敢的人先死，後面的人被嚇住了，每次活下來的都是跑得最快的傢伙。可以想像這種沒有勇敢訓練的軍隊就像是一群羊，然而一隻羊在狼眼中是羊，十隻羊在狼眼中還是羊。

　　再說馬拉松戰役是公元前491年打的，那時波斯軍隊防護不足、拙於近戰以及沒有方陣進行戰術攻擊的弱點就已經暴露出來，可是到了公元前331年的高加梅拉戰役，這些缺點依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波斯的將軍們到底在幹什麼？看一看馬拉松戰役雅典陣亡名單可能對我們有所啟發，在雅典方面，戰死的一百九十二人中，就有他們的總司令卡利馬科斯，還有將領之一的特拉敘拉歐斯的兒子司鐵西拉歐斯，詩人埃司庫羅斯的弟弟庫涅該羅斯等人〔10〕。而波斯的將軍大提士則最先登上船跑了。希臘和馬其頓的戰鬥力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們的將軍和他們的士兵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在訓練場上摸爬滾打，一起在兩軍陣前衝鋒陷陣。而希臘軍事改革的速度之快也源自於此，由重裝步兵到輕裝步兵再到騎兵，從單兵種作戰到不同兵種協同作戰，從斯巴達式方陣到馬其頓方陣，再從投入全部兵力作戰到注重作戰機動性，大量使用預備隊的作戰方式，這些都是從一線指揮官的實踐中直接得來的。不要說將軍，就是帝王也是如此，在伊蘇斯會戰時，「當兩軍接近時，亞歷山大在陣前乘馬飛馳，號召將領們要做忠誠的男子漢，高喊他們的姓名，準確地說出他們的級別和職務。他不但呼喊指揮官的姓名，而且連中隊長以及僱傭軍中任何級別較高、功績較大的人，他都能叫出姓名」〔11〕。帝王如此，可見馬其頓軍官對自己士兵之了解。而波斯軍中的將領們能做到這一點嗎？對於他們來說在帝國中如果想得到晉陞，必然要絕對的服從，而且要與國王靠得很近。波斯的將軍都須是帝王身邊的人，如馬多尼奧斯就是波斯國王的女婿。想做官只和老百姓在一起是不行的，如果不被帝王看到，那等於說這個人不存在，於是在波斯王身邊有了一群貓咪一樣乖巧的人，他們在帝王面前表演著服從和忠誠，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軍權就落入這些人手中。因為忙於和帝王縮小距離，於是便和士兵拉大了距離，不過就算和士兵打成一片，在帝國中那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想幹什麼？難道要造反不成么？於是軍事改革失去了實踐的源泉，而波斯的許多將軍們除了俯首聽命外，真是別無是處，像馬多尼奧斯在戰場上所犯的那種低等錯誤正是他們平時遠離士兵、遠離訓練的必然結果。

　　最後再看看最高統帥。波斯帝國的歷史往往是由英雄開篇，接著幾個無能之輩續上幾章，最後一大群無恥懦弱之徒出來草草寫個尾聲。大流士三世就是這樣一個寫尾聲的傢伙，他從小生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天生懦弱自私，親信小人，好逸惡勞，早沒了居魯士、大流士一世的雄才大略、勇敢堅毅，這樣的人如何去和亞歷山大對抗？在每一次大戰中，亞歷山大都沖在最前面，他諳熟軍務，日理萬機，可大流士三世連身邊將軍的名字都說不全，不光是在高加梅拉戰役中，在這之前的伊蘇斯戰役中，他是帶頭逃跑的第一個人。如果說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是個神話，大流士一世就是這個神話中心的神，那麼到了大流士三世，帝國只是一個謊言，而他就是這謊言中心的小丑。這是帝國必然的命運，每一個帝國都會在這宿命中走完它最不光彩的幾章。而每到這種小丑出現的時候，造的聲勢也就越大，氣派也跟著變大，一切都金碧輝煌，可它就似一座沒有地基的宮殿，那謊言中的謊言最先倒塌，然後龐然大物在一瞬間崩潰。

　　第二次海灣戰爭中，伊拉克的不堪一擊，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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