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現實感

4 人贊了文章

提到兒童讀物，人們多想到童話，那些與現實隔絕的奇幻世界，被相信可以培育兒童的想像力，並保存他們的童真。兒童與成人之間被劃分出壁壘分明的邊界，一邊是未經污染的赤子處女，另一邊是複雜險惡的現實社會。父母把保衛孩子的童年視為天職，審慎過濾一切可能影響孩子成長的信息和環境，美好的童話自然是安全之選。

人類與低等動物有個很大的差別在於人類嬰兒比動物幼崽需要更長的撫育期。杜威在評論人類嬰兒期延長理論時曾舉例說，小雞孵出後幾個小時，就能準確地啄食；而人類嬰兒需要大概六個月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抓住視線內的某種東西。正是因為要不斷照顧小孩，人類才會從短暫的共居而發展出永久結合的婚姻。赫拉利在《人類簡史》開篇也說到，除了語言溝通能力，人類的這種生育特性也導致了家庭和社會的形成。兒童需要備受呵護，然而，如果只在溫室里成長，他們的社會能力的獲得就會被延遲。

而教育，在本質上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兒童需要參與社會生活，成人更是終身生活在社會的網路之中。人們習慣上為兒童與成人制定的分界，謬誤在於把兒童時代理解成一種能力匱乏，把成人之後理解成停止成長，把教育理解成只是給兒童補足和裝備他們匱乏的經驗和能力。針對這種謬誤，艾默生說，「尊重兒童，不要過分擺起家長的架子」；杜威則說，要認識到兒童的「能量」(capacity)和「潛力」(potentiality)，教育無目的(不要老想著把你的孩子培養成科學家什麼的，教育過程就是教育的目的)，教育就是生活(在社會生活中終生學習)，教育就是在做中學(learning from doing，實踐出真知)。

杜威這種「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的思想影響了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就讀的陶行知。陶行知回國後在南京創辦了曉庄師範，踐行導師的理論。1929年，他應徽州同鄉邀請，在江蘇淮安創辦了新安小學，次年陶行知遭蔣介石政府打壓，曉庄師範被關閉，他派任曉庄學生汪達之為新安小學校長。1933年，汪達之發起「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到上海遊學旅行，全程歷時近兩個月，生活全部由學生自理，他們訪問工廠和棚戶區，到大學裡演講，轟動了當時的教育界。1935年新安旅行團開始踏足全國，後來發展成為日本侵華期間一支著名的抗戰宣傳團體。

汪達之的創舉為杜威和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在中國的成功實踐案例。相對今天中國盛行的學生遊學風氣，當年的新安旅行團可以說是先行者。在陶行知的主持下，汪達之在民國時期就出版了個人著作《生活的書》，孫銘勛為新安小學寫作了大型專題報道《古廟活菩薩》，新安小學兒童旅行團也出版了《我們的旅行記》。汪達之的出生地和故鄉是安徽黟縣碧山村，正好是我從事「碧山計劃」的所在地。

?2015年，我的孩子歐函之出生。在他出生的前一個月，我剛好去波士頓看了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的回顧展，那是杜威的「進步教育」理論在美國公立學校系統之外結出的另一個果實。回到碧山，再追讀陶行知在1926年寫作的一篇《中國鄉村教育的根本改造》，被深深震撼：

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裡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獃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

於是動念在碧山嘗試做些與教育有關的工作。

?當時我想到的是，可以在碧山組織親子遊學活動，同時出版一些根據這個村莊的歷史、民俗、風物、地理和現實生活展開虛構的兒童繪本作為輔助讀物。於是我開始搜索全國的繪本作家，就這樣認識了在南京的劉洵。巧的是，當我開始聯絡她時，她剛好結束了在皖南小剡村的採風。後來我的一系列計劃沒有做成，而她在2016年出版了以小剡村為藍本的繪本《謎語》。

劉洵的繪本不是童話，她的畫面全是以兒童的目光捕捉的現實感。她的處女作《牙齒，牙齒，扔屋頂》細緻入微地繪製了南京老城區雖迫狹頹敗但人氣鼎盛的街巷生活。一個小女孩在盛夏的午睡醒來後，發現自己的門牙掉了，於是出門去找爺爺，因為爺爺曾告訴她，「門牙掉了要趕緊把它扔上屋頂，這樣以後個子就會長得高高的」。她離開了蒼蠅罩罩著西瓜和剩飯的家，穿過掛著爺爺鳥籠的院子和在巷口乘涼和讀報的鄰居老頭，看見剝落的老牆顯現出一個老虎的形狀，街角一群男孩圍著玩彩色玻璃彈子，一個爸爸在給小淘氣鬼用剃刀剃頭，深巷裡晾曬的衣服隨風飄揚，有人在倒痰盂，載著小寵物的摩托車在左穿右插，抱娃的媽媽們在聊著八卦，她把掉牙的大事告訴了縫紉店的阿姨、磨刀匠、用軟膠管接上水龍頭給狗狗洗澡的叔叔，經過金魚攤、爆米花檔來到理髮店，終於在老井旁一堆圍著下琪的老頭子中找到了爺爺……

?和孩子一起看這本書最大的樂趣是讓他們辨認這些細節。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溫暖感人的市井畫面，「巷子是一個好大的家」，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互相認識，他們結成一個有歸屬感的共同體，可以託付日常瑣事和群體資源。從這些畫面的年代痕迹來說，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被作者升華了的她這代人的家鄉地理和童年記憶，因此成年讀者比兒童讀者更易受觸動。但是中國幅員廣闊，不同的發展程度、生活方式可以同時共處於這個國度的天空之下，某個大城市已成歷史的事物說不定仍是另一個小城市的現實存在，就算在同一個大城市裡，因為分區發展不同，家庭境況有別，這種老街區也有可能是近幾年出生的小讀者們遭遇的現實——今日的成長環境，將來的童年記憶。

?不管如何，這本書的結尾——當爺爺帶著小女孩穿過街角的自行車修理檔、鴨油燒餅檔和賣汽球的大哥哥，避開窄巷裡的小轎車，回到家中把牙齒扔到屋頂上時，劉洵的畫面也模擬攝影機的鏡頭隨著飛升的牙齒搖起，舊屋連綿的黑色瓦浪上空出現了環伺的大吊車和高樓大廈，就像前一幅畫面提示的「拆」一樣，這意味著這片老街巷將要消失，另一種生活將取而代之——這可是今天不同年齡的讀者都非常熟悉的。消失的不僅是陳磚舊瓦，還有代代相傳的習俗。住上高樓之後，你的牙齒要扔向哪裡呢？幼小心靈一想到這個，現實的殘酷就露出了比老虎更可怕的形狀……

這正是我期待的繪本的樣子：它並不引領孩子們遁入個人的幻想，而是嘗試讓他們接觸和認識現實；它又不是向孩子們裸呈現實，而是作了恰如其分的美學加工；它幫助孩子們發現日常生活那些值得珍惜的美好，但並不遮掩現實也有令人失望的真相。這本書對於城市老社區的生動視覺呈現，無意間演示了「生活教育」的真義：人們經年累月在共同生活中所信守的價值觀念，所形成的經驗知識，所產生的情感紐帶，所造就的社會環境，可以無意識地、不設任何目的地發揮著教育和塑造的影響，這種教育和塑造反過來又能為共同體輸送新血，讓社會自我更新，不斷進步。當這樣有機生長的老社區被連根拔起，人們被離散到高樓大廈那柵格化、無交流的生存空間，所謂教育就只能依賴剩下的學校教育(schooling)了。

當城市以摧枯拉朽的激烈變遷抹除舊日子的記憶，人們自然而然地把農村當作鄉愁的寄託所。可是農村的現實又如何？《謎語》借著清明節掃墓的敘事設定，把城市小女孩帶回到她曾被寄養的小剡村。還鄉之旅是一段與祖靈重逢的神奇經驗，剛去世的奶奶以通體發光的白色氣霧狀人形從彼岸世界歸來，與小女孩玩起了猜謎的遊戲。她們相聚於按徽派風格擺設的廳堂，熱汽蒸騰的柴火灶前，晾著火腿與臘肉的曬場，油菜花盛開的田野，石板古道，流水潺潺的小木橋，無人居住但仍貼著紅色對聯的祖屋，遠山環繞下的村莊上空回蕩著老小兩代人的對話。村莊的地景並無多大的變化，天地在世間時光的流轉中仍如舊沉默著，但畫面上透著人煙稀落的寂寞與荒涼。

?這就是陶行知所說的離農教育種下的苦果：成功的人生只能出現在城市的競技場，人們在爭先恐後奔往現代化的路上忘記了農本。城市集中了大多數的資源，它不僅抽空了農村的勞動力，還通過升學教育系統從農村爭奪未來的精英。農村的人口空心化是它奉獻的結果，如今變成了一塊自卑地。儘管有好山好水，但田畝無人耕作，舊居任其破敗，只剩下老齡人口在此靜度殘年，以及在城市裡無法入學的兒童在此留守。在詩意和童趣的畫面中，劉洵也釋放了一點點關於農村現狀的暗示。

?在《牙齒，牙齒，扔屋頂》中，我們看見了行將消失的、曾經滋潤生命的城市老社區；在《謎語》中，孟子所說的「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鄉村共同體已無緣得見。唯一留在此書中的，是鄉村生活代代相傳的「地方知識」，一系列由奶奶口中說出的「謎語」，關於自然、物種、農業和風俗，謎底是炊煙、油菜花、蚯蚓、竹筍、蝸牛、鷂子風箏和陽光。這種口頭傳承的知識，在課堂上的教科書里是看不到的，它來自於生活經驗，傳授于田間地頭，兼具實地性和趣味性。正是這種「地方知識」，千百年來把新一代養育成鄉村共同體的成員，指導著農村的生活和生產。所謂「生活教育」，其實淵遠流長，並非杜威和陶行知的獨創，他們只是提醒人類的遺忘而已。

到了《翼娃子》這本新作出版的時候，劉洵繪本的現實主義風格可以說達到了極致。她記錄了一個經營小吃店的三口之家一天的生活，主角是翼娃子，一個在四川山區出生的小男孩，讀小學時來到南京，跟隨在此謀生的父母一起生活。劉洵早年曾在北京學畫，寄住在地下室中，與三教九流的「流動人口」共處，這段「北漂」的經歷，以及她小時在父母的家庭勞作中成長的經驗，加上自己的女兒與翼娃子同年同班的巧合，讓她對開在她家小區門口的小吃店一家人產生了「共情」：人的生存如螻蟻般營營役役，要打拚出一個美好的未來，要經受巨大壓力，幸而人能有家庭、家鄉的情感維繫，有一個可能實現的願景，而不至於苟活於世。「生活的火車懸空著駛過」，人要找尋一個著地踏實的歸宿，《翼娃子》一書正是對於此種命運感的抒發。

故事從冬天周日的凌晨開始，翼娃子和父母早起去小吃店開始一日的營生。因為太冷，他和媽媽坐公共汽車先走一段，再與爸爸的摩托車匯合走完剩下的路。經過長江大橋時他看見了火車，也看見爸爸在寒風中開摩托車的背影。到了小吃店，他幫忙搬煤氣罐給媽媽開灶，吃早餐時與一位來店裡的顧客聊了會天，然後和爸爸一起去市場採購大青魚。上午生意不太忙時他在店裡寫作業，中午吃飯高峰他幫忙收拾餐具，因為沒寫完作業，他不能跟爸爸去送外賣。下午他寫完了作業，吃了媽媽獎給他的雞腿，然後到市場去找小夥伴玩。晚飯高峰時，他要騰出桌子給客人，因為偷拿飲料喝，他差點弄丟了他的作業本。忙了一天，他們終於可以回大橋北新買的家。

?書的開頭是一幅翼娃子做作業的桌面的跨頁大特寫：語文本，新華字典，文具盒，恐龍玩具，還有媽媽的記帳便條，開瓶器，剝開的蒜，抹布，給客人吃的小菜，辣椒醬，牙籤；書的結尾是同樣景別的大特寫，不同的是語文本攤開了翼娃子完成的《我的老家》的作文，辣椒醬則被消耗得只剩空瓶子了。時間可以改變物質的排列組合，也能塑造人的不同階段，翼娃子正是這樣一天一天成長的。這本書打開了一個草根移民家庭的生活截面，它細緻還原的現實場景和背後的情感力量讓人感同身受。小讀者們通過這樣的繪本，或能磨利他們的現實感，同時又收穫一種超越階層阻隔的目光：世上雖然有千差萬別的生活，但剔除了出身、貧富、地位這些附著物之後，兒童在年齡、人生階段方面的共性，有可能讓他們對翼娃子的生活也產生「共情」。

?由《翼娃子》我想起我們這代人小時閱讀的左翼兒童文學，以及前幾年偶然看到的一本《給小叛逆們寫的故事：激進兒童文學合集》(Tales for Little Rebels: A Collection of Radical Childrens Literature，紐約大學出版社，2008年)。這些左翼童書講的也多是底層孩子的故事，但都是意識形態理論的演繹，目的在於搶奪「革命接班人」。兒童的現實感是必要的，但過早給兒童灌輸政治觀念就可怕了。值得慶幸的是，今天我們的孩子可以不再受這種意識形態讀物的污染，兒童讀物日益多元化，你可以選擇溫室童話，也可以選擇劉洵這樣富於現實氣息的繪本。

2018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