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遇到榮格丨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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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吳怡教授在第八屆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國際論壇上的主題演講節選。文章經作者授權刊出，歡迎分享轉發。如需轉載，請聯繫微信公眾號後台或在文末留言。

假如我遇到榮格

吳怡教授

我不幸不遇榮格

榮格不幸遇到胡適去問《易經》

拜讀申荷永博士寄給我的《榮格與易經》一書的初稿，我非常高興，因為好幾次我和他踫面時，都勸他把榮格有關易經方面的研究和故事一一搜羅下來，因為在我的朋友中，只有他有此能力，而我對榮格那麼多的著作，自覺無能為力。所以希望用他的研究，取巧的略知一二，現在終於如願以償了。在這裡我先把榮格對《易經》了解的問題放在一邊。該書中寫到榮格遇見胡適的故事卻引起我特別的興趣。這是在1936 年9月 16至18日，哈佛大學三百年校慶，榮格與胡適同獲榮譽博士而作專題演講。事後兩人碰面時，榮格問胡適有關《易經》一書，胡適直截的說:「噢!那本書不算什麼，只是一本有年頭的巫術魔法選集，沒有什麼重要意義。」兩人話不投機，交談似乎很不愉快，此事令榮格梗梗於懷。直到二十年後，寫給朋友魯道夫凱勒(Adolf Keller)的信中他還提起：「比如中國，像胡適這樣的哲學家羞於知道《易經》。道的深遠意義已經丟失，取而代之是人們對火車和飛機的崇拜。」可見榮格心中的遺憾。

兩人不幸不能產生共感

這次碰面，胡適已是四十五歲，在中國推行新文化運動大有名聲，所以榮格非常看重他，稱他為哲學家，滿以為胡適對《易經》有卓越的研究，卻不料，胡適的不屑態度，使榮格被澆一盆冷水。心中也許自忖，受他如此推崇的《易經》，難道在中國學者眼中，是這樣的不堪嗎?他自然難釋於懷。至於胡適，當時年少得志，意氣風發，看到榮格對《易經》的醉心，也許是以為西方學者的幼稚，才會這樣沒有耐心的用「巫術魔法」四字判死《易經》，毫無觲釋的餘地。胡適自稱有歷史考證的嗜好，難道他對《史記》的文王演易，孔子晚而喜易，一無所知？或故意視而不見呢！總之，他們兩人不幸沒有共感，就像今天男女關係的不來電。所以兩人同樣的失落，錯過了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大好機遇。這個故事對於今天的我，看起來，更是扼腕嘆息不已。

榮格的不幸

這次的失落，對胡適來說，失去了傳揚中國文化的機會，其實在當時胡適等人根本輕視中國文化，因此這也是自得其果。但對榮格來說，卻是一大損失。因為此後榮格只能靠衛禮賢的《易經》譯註去了解和運用《易經》，他只能限於蓍草或銅錢占卜的神秘方法，只能看到占卜中每一爻，或每一卦的衛禮賢翻譯的意思，未能進一步看清《易經》全書，以及《易經》和老莊，和整個中國文化的關係。而最大的不幸是榮格終其一生，並未來到中國訪問。

如果我遇見榮格

如果我遇見榮格，我會告訴他……

這雖然是一個假設的名題，但卻使我因他兩人的故事引起了很大的衝擊，才寫下了這篇文字。在這裡，我不是真要告訴榮格什麼，而是藉此說明今天我們研究《易經》，或介紹《易經》給西方人士時應該有的態度。

《易經》的作者是周文王

《史記》中只說文王的「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一句話，前人都無深論。如果只是把八卦重疊為六十四卦，這並不稀奇，因為那是自然之數，絕不可能得到六十五卦，也不會是六十三卦。問題是如何把這六十四卦排成次序，這雖然也很費工夫，如後人說的錯卦和綜卦，但如只限於符號，而沒有意義和文字，這也僅是符號的安排而已。重要的是每個卦起了一個有意義的卦名， 而安排的次序就必須根據掛名有理路可循，這不僅是大學問，而且是有一套思維的哲學系統，所以我認為文王在獄中的演六十四卦，至少有了卦名，也有了思維推演的智慧。

《易經》是文王治國的大業

文王出獄後，有很長的時間治理國家，據說他在位五十年，活到八十餘歲，因此他能把治國的經驗、理想和哲學放在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中，就成了全部的《易經》。至於卦辭和爻辭在後代的傳授中，文字上有所修飾或改易，這也是古書流傳的普遍現象，不足為奇。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易經》在文王手中，還是一部哲學性的著作，只是他由於自己的感性，以及避免商紂的殘害，而用了很多象徵性的語言來婉轉表達他的思想。到後來，至東周之初，因為要適應君王們不能讀原著，只求一字一句的問卜，才被筮者變成了占卜之書，自此之後，《易經》的哲學性被人忽視了，占卜反而變成主體。

老子和孔子都直接承繼了《易經》的思想

《易經》用於占卜，在左傳和國語中都有實例。該書藏於王府，本為君王所用，而解卦的都為史筮之官。老子是周代守藏史，正是史官，所以他對於《易經》，不僅是守藏者，並且是運用者，當然是知之甚深，而影響他的思想也是極自然的。老子一書提到聖人有二十六次之多，且以聖人之治為理想。這個聖人，傳統都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聖王，而老子生於周代，也許指周代始祖文王更為貼切。文王雖一心要推翻商紂，但知時機未成熟，所以盡量表現出謙卑柔弱、無為不爭的低姿態，如謙、小畜、蹇等卦，這正是老子一書講柔弱、無為的中心思想。

至於孔子訪周遇老子，老子當然會介紹《易經》一書給他，那時孔子在四十六歲到五十歲之間，所以後來他讀易時就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這裡，孔子明言「大過」，可見他心中有「大過」這回事。他說如果五十學易，再加數年，正值他五十四歲做司冦的時候，他上任七天便斬少正卯，此事子貢便不贊成，到孔子晚年讀易時，遇到「恆」卦，才發現以前講德治，而斬少正卯卻是法治，做得太快，變得太激，不能執德以「恆」，才有被人排斥，憤而離魯之行，這是他心中之悔（詳見拙著孔子的悔與《易經》）。可見《易經》在孔子心中的地位了。至於他的寫《十翼》，明見於《史記》，更是他思想的最大成就。

《易經》被遮蓋在占卜的面紗中

面紗往往美麗耀眼而吸引人。占卜對《易經》的傳世也有很大的功勞，因為要不是它，《易經》不會如此受人喜愛，傳得那麼久，那麼遠。在我的易經課中，雖然我只講義理，但也讓學生們知道一點古人如何占卜的方法，學生們知道了占卜之法後，就一心只想問占卜之事，而根本忘了義理。占卜雖神奇，但畢竟是術數和方法，不是背後的那套整體思維和智能。就拿左傅襄公九年，穆姜問卜的史實來說，穆姜是魯宣公之妻，淫於臣子叔孫僑如，後來兩人合謀想推翻成公，反而被成公放逐到東宮。她自知生命垂危，問了一卦，原卦為艮，變卦為隨，因艮的五爻皆變，只有第二爻不變，所以她問題的答案在隨卦的第二爻，爻辭是「系小子，失丈夫」，是指淫於小人，而背叛丈夫，這不正是穆姜的寫照嗎?真夠神奇。而解卦的史官，為了討好穆姜，說隨的意思是出，勸穆姜可以出走。那料穆姜雖行為不檢，也深通易理，她指出隨的卦辭是「元亨利貞，無咎」，應解為能「元亨利貞」才可以無咎。而她對「元亨利貞」四字完全違背，所以不能無咎。結果她還是死於東宮。據這一史實，可見占卜雖神奇，但仍以義理為原則。《易經》爻辭上的吉凶，只是占卜的文字，但我們在義理上的作法，仍然可以改變爻辭，轉凶而為吉。

衛禮賢《易經》譯註有局限性與非局限性

所謂「局限性」是指衛禮賢本為基督教傳教士，他信仰的是上帝。由於上帝和《易經》中的天道的不同，再加上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背景的相異，所以他的譯註和《易經》的原文，及其思路自然有很多差別，甚至有顯然的錯譯，這也是任何譯本所不可避免的。我們無意責備賢者，但卻必須了解它的局限性。譬如他把《易經》中的「命」字譯為命運(fate)，如訟卦九四的「復即命」，及鼎卦象辭的」正位凝命」等。這是衛禮賢的未能完全了解《易經》作者文王的「天命」思想。另外他的譯註自言是本於清朝李光地的《周易折中》(以宋明儒家解釋為主)和宋朝程伊川的《易傳》(譯註的簡介中還弄錯了以為是程明道)。全書中，受這兩本書的影響隨處可見。宋明儒家雖然直追孔子，但究竟不如孔子的開放，至於對老子更視為異端。所以衛禮賢譯註不能跳脫宋明儒家的解釋。譬如，榮格為了替衛禮賢譯註作序時，佔了一個鼎卦，問題答案在九二爻「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伊川和朱子都把這個「仇」放在初爻上，頗為勉強，衛禮賢用了《周易折中》里該爻的案語，把疾當作嫉妒，其實《易經》其他處的疾，都作毛病解(《易經》用了八次疾字，在豫、復、無妄、遯、明夷、損、豐，和兌中，七次都作毛病解，一次作快速解)，而不作嫉妒解。衛禮賢卻把疾譯為嫉妒，榮格不知中文《易經》，也就隨該譯文，當作朋友的嫉妒。其實就鼎卦各爻來看，「仇」應指九三和九四，這兩爻擋住了九二和六五相應之路，而九三的「耳革」和九四的」折足」正是它們的病。「耳革」是驕傲，不聽忠言，「折足」是太過剛強，不能行進，因九四陽剛，直逼六五，兩者都是驕傲自是之病。榮格佔得此爻，如果解為戒驕傲自是，能夠自省，重視修養，就遠比不在乎別人不嫉妒為佳。如果榮格能從這方面了解，我想他應該更喜歡《易經》的了。至於在道家方面，《易經》本為儒道兩家的同源，但衛禮賢在道家方面卻很少發揮。

所謂」非局限性」是指衛禮賢的精神抱負。儘管衛禮賢的譯註有許多錯譯，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易經》精神的感應或榮格的共時性。最近我看到他孫女為他所作的影帶，全部描寫他翻譯《易經》的專註和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衛禮賢是傳教士，但他對《易經》的投入可說超過我們一般研究《易經》的學者，他是用他的生命去熱愛《易經》的，他的墳墓上便是用八卦圖形來陪伴他長眠。這點使我深深的感動。本來我寫這一節的標題是「基督教的上帝和《易經》的天道沒有感應。衛禮賢對天命沒有感應。」現在我卻加以修正，認為衛禮賢的譯註中雖然把「命」解為命運，而對《易經》和儒家的天命沒有感應，但他的熱愛《易經》，宣揚《易經》，也是他的一種天命。他是傳教士，他的傳教本為了上帝的意志，即上帝交給他的天命，但他對《易經》的宣揚，似乎是對《易經》的一種天命感，在他的譯註中，也僅幾處用到上帝兩字，可見他是直接從《易經》而證入的，但他對宣揚《易經》的天命，也可以和他宗教的上帝的天命相通。我所謂「非局限性」，就是指在文字《易經》之外，他那種熱愛《易經》的精神，是他整個生命的投注，是超乎文字的，是無限開放的。

局限性與非局限性的轉化

對衛禮賢來說，他的譯註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而他對《易經》熱愛的精神卻是非局限性的，我們不因他的譯註的局限性中有許多錯譯而妨礙了他精神的非局限性。我們也可用他的非局限性的精神去轉化他的有局限性的譯註。同樣，我們也不可只拘執於有局限性的文字語言而當作非局限性的精神本體。譬如《易經》的文字，以及《易經》流傳的各種解釋，都是有局限性的，而作易者(文王，或孔子所指聖人)觀天地氣象和人事的變化，寫在三百八十四爻中的這種智慧乃是非局限性的。我們研究《易經》不能只在文字的有局限性中去求解，而要能衝破局限性，超脫上去，體會那非局限性的天道。這也就是為什麼《易經》全書在既濟卦之後還要講一個未濟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