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 | 他寫出了最暢銷的歷史書，卻留下一個無法回答的尷尬

從年輕時代開始，黃仁宇的文人氣質明顯高過軍人氣質，這構成了他畢生的努力軌跡，即從一名職業軍人過渡到一名歷史學家，而在這種漫長的角色轉移過程中，軍人的國家意識，尤其是軍人對國家現狀的憂慮，對國家制度的思考，則成為他未來作為一名歷史學大家的主要課題。

本文首發於新京報書評周刊，此為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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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把自己活成一個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傳奇。

他本來是單純的學者，安居象牙塔，但過了六十歲，由於太久不出新書，考核不達標，他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學術之路拉響警報。可是，人生大起大落，令紐普茲分校沒想到的是，第二年，黃仁宇就出了一本新書，書名《萬曆十五年》，一經問世就洛陽紙貴。從此以後，他的每一本書都成了暢銷讀物，有人崇拜他，還籌辦了"黃學研究會"，並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

他的一生有很多巧合和趣事，這種巧合甚至貫穿生死。黃仁宇於2000年1月8日離世，坊間傳聞：那一天他去看電影，突發心臟病。在通往電影院的路上，黃仁宇笑著對夫人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麼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不想一語成讖。

在民間，黃仁宇是大名鼎鼎的歷史大師，但在史學界，黃仁宇更像一位「旁門左道」，國內主流的明史專家並不太採納他的看法，甚至有人專門分析黃仁宇的作品硬傷，批評他的治學態度。生前身後，

黃仁宇譽謗一身，如今，當我們回顧這位歷史學家，剝開漫罵與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爭議，也許會對後人更有啟發。

1979年，在紐普茲家中，黃仁宇與妻子格爾共同校閱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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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

現代性的不合時宜

黃仁宇本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學大家余英時稱為「奇俠」式的學者。有生之年，他留過學、參過軍、當老師、做學問，一本《萬曆十五年》，讓他被譽為最會講歷史的作家。

他之所以立志成為歷史學家，與父親的遭遇有關。他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動亂讓父親厭惡革命，最終只是在時代的夾縫中苟活倖存。黃仁宇曾說：「他（父親）讓我自覺到，我是倖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

做學問後，黃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寫了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黃仁宇在那本書中指出：明代財政注重形式，但官僚體制和老百姓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繫，因此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制。這本書的觀點影響了《萬曆十五年》的寫作，沒有這本書，就沒有《萬曆十五年》。

除《萬曆十五年》外，黃仁宇比較賣座的書還有《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在這些著作中，「大歷史」是一個屢被提及的詞。黃仁宇認為：惟有大視野才能見到大歷史，整個中國的歷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繫。總的來說，「大歷史」是要求學者從宏觀視野去把握歷史，不拘泥於細枝末節，在世界歷史的圖景中去訴說特定朝代的更替演變。

身為學者，黃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計算精神。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這在《中國大歷史》中尤為明顯。某種程度上，《中國大歷史》與《萬曆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黃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來看待農耕社會和中國曆朝歷代的興衰，這其實是西人研究中國史的典型思路，在他們看來，不同社會形態、經濟體制的確有落後和先進之分，後者往往會被美名為「現代型」或「現代性」，而前者的代表就是中國的農耕社會和封建政體，《中國大歷史》要講的就是「現代型的經濟體制與農耕社會的衝突」。

《長沙白茉莉》

作者:  [美] 黃仁宇 

譯者: 宋碧雲 

版本: 九州出版社  2009年8月

除歷史著作外，黃仁宇還有一個寫小說的愛好，他曾用筆名「李尉昂」發表小說。《汴京殘夢》、《長沙白茉莉》等就是他的小說作品。如果不做學問，黃仁宇估計會成為一位勤勉的小說家，但他的小說寫得不如歷史書出色，說教的部分太多，語言仍具有明顯的「史學腔」，在駕馭人物上也缺乏細膩，不像在寫小說，倒像是一位史料講解員。

在寫法上，黃仁宇模仿了明清話本和民國通俗小說的路數，披掛著硬朗的理性外殼，骨子裡卻有些鴛鴦蝴蝶的溫柔。他自認是一個有浪漫情懷的人。可以義無反顧地追一個姑娘，也能在抗爭爆發時就勇敢參軍。他愛出風頭，喜歡體驗戰士的感覺。抗戰時，他身為總司令部的人員，偶爾會冒險一探無人地帶，哪怕這對戰事沒有多少助益，而當中國軍隊在隘口附近折損兩輛輕型坦克，他還冒險觀察被日軍燒毀的坦克。「用手指觸摸被點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數月。黃仁宇當時正就讀於天津南開大學，充滿著快樂與自信的神情。這是他最喜歡的照片之一，常懸掛於卧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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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

從「沒有意義」到「大轉折」

說黃仁宇，還是繞不過產生巨大影響的《萬曆十五年》。

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書仍暢銷不絕，分析這個現象，不是一句「寫法新奇」就可以打發掉。1587年表面平靜，卻發生了一些影響深遠的事情。這是萬曆登基的第十五年，是申時行擔任內閣首輔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去世的年份，黃仁宇認為——這是大明王朝的轉折年。1587以後，大明朝已經走向死路。

《萬曆十五年》

作者:  [美] 黃仁宇 

和過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萬曆十五年》避開了繁冗的史料鉤沉，而是以幾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觀點。書中，萬曆不滿於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縟節制約；申時行每天都在進行煩悶無聊的工作；戚繼光走向生命的盡頭；李贄則面臨一個王朝的絞殺。1587年，文官階層糾結於雞皮蒜毛的瑣事，統治機構則小心維持著僵化的道統。黃仁宇認為：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同時，這個政權在中後期過度重視道德而輕慢法制。

從申時行（編者註：明代著名大臣）的命運可以看出這一點。此公主張和諧少事、信奉儒家經典、強調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調和各級官員的爭論，久而久之，他成了調解員，卻無法像張居正那樣改善官僚的辦事能力。

可是，申時行想要平衡文官集團和皇帝的關係，和諧少事的苦心經營卻並沒換來同僚的理解。最終，次輔許國公開了他與萬曆皇帝的一封通信，申時行徹底失去了文官集團的信任，他只能辭去首輔之位。

重道德輕法制和技術，到頭來因為莫須有的德行問題黯然離去，申時行恰恰是被自己維護的體系給趕出去了。在這個體系里，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程序是否合理。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風評，一方面不敢任用技術人才，一方面巴結名士，給自己博一個好名聲。

《萬曆十五年》英文版

版本：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9月

與申時行形成對比的是海瑞和張居正。海瑞不只是一個道德楷模，他有不錯的辦事能力和執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強、疏通河道、推行一條鞭法，以舉人出身在明朝做到中央官員。海瑞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燃燒著巨大激情，為了自己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奮鬥，他要用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去反對現實生活中自己看不順眼的一切。可海瑞這個人悲劇在於：世人只把他當道德符號，而不看重他的技術能力。到他死的時候依然如此。萬曆十五年，海瑞去世。「北所有的官員哀悼他，連皇帝也親自寫祭文哀悼他。」如《大明王朝1566》的作者劉和平所說：「他們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象徵的隕滅。」

張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領，他反對用道德代替技術，主政十年，他重用技術人才，可為此經受了巨大的壓力，死後慘遭抄家。

利益被切割，文官集團決定拿張居正的私德做文章。張居正試圖以一己之力提高官僚集團的技術，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來解決大明朝的問題，卻忽視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分量，於是被群起圍攻。

他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推動他的改革，他用的是巨大的權力，可在制度上，張居正缺少變更，這讓他的改革果實難以保留。而且，張居正不但要面對保守文官道德上的苛責，還要面對皇權的反撲。所以，張居正死後，明朝政治重回老路。

明朝官場之所以會形成用道德代替技術的風氣，與當時的文化有關。有政治學者曾指出：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它異於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文化決定了政治生態，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個理學風氣盛行的時代，表面上以儒學為本，卻有兩大力量交織和衝突，一個，是信奉程朱理學的保守官僚，一個，是推崇陸王心學的新興官僚。但無論何者，都對個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時期的中國，本來就有濃厚的人治氛圍，歷朝歷代，號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於是，明朝官僚重道德輕法制也就不足為奇。

1956年黃仁宇（右）與其弟黃競存的合影。當時，年屆三十八歲的黃仁宇尚在密歇根大學，一邊打工賺錢，一邊攻讀新聞系的碩士，而其弟早已獲得博士學位，正執教於聖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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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理性看待黃仁宇

與暢銷伴隨的，是巨大的爭議，史學界對黃仁宇作品及其大歷史觀的批評早已有之。最大的爭議，是黃仁宇對「歷史分析」的文學化。黃仁宇在記敘一個歷史人物時，可以洋洋洒洒、滔滔不絕，但多形容、少依據。比如寫《萬曆十五年》，講到申時行、海瑞、張居正這些人物，黃仁宇費了不少筆墨寫他們的「心態」、「行為」，可這種揣測依據在哪？他並沒有提供，這是歷史研究的大忌。

藏匿於大歷史觀下的是黃仁宇「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是一位造詞高手，「大歷史觀」、「洪武型財政」、「數字化管理」是他愛講的詞，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詞，卻解釋不足，讓人云里霧裡，使得主流學術界很難接受。學術界並非不允許新的觀點，比如仇鹿鳴對三國歷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馬懿並非儒家大族的代言人」就是對陳寅恪觀點的「異議」，這個「異議」建立在詳細的論證和對最新史料的把握上，所以，仇鹿鳴的觀點很快被史學界接受。

除了知乎、豆瓣的網友，學術界也不乏批評黃仁宇的文章。比如萬明的《16世紀明代財政史的重新檢討——評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朱曉鳴和易承志的《歷史的邏輯與<萬曆十五年>——兼論其中的某些疏漏》以及潘叔明和許蘇民的《<萬曆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他們主要批評了黃仁宇引用史料的錯漏。其中，潘叔明和許蘇民有一個很尖銳的看法，他們認為：黃仁宇的學術偏見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經濟、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現代化」。

《中國大歷史》

（精裝版）

作者:  [美] 黃仁宇 

其實，黃仁宇的學術態度與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這位浪漫而張揚的湖南長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國的學術訓練，又直觀感受到那一時期不同社會生態中截然不同的風貌，這使得黃仁宇積極擁抱現代性，強調技術與法制的作用，而對農耕社會與宗法傳統持以批判態度。

對於爭議，黃仁宇沒有迴避，他不斷重申和補充自己的「大歷史觀」，《大歷史不會萎縮》等著作和講稿集里就有他的回應。他首先反對把歷史人物從具體語境中剝離，輕率地進行道德判斷，所以他說：「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同時，他主張把局部歷史納入整個大歷史的生產演變中，觀察者介入歷史進程的同時，把握歷史中的空間互動和故事性。《萬曆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這一系列觀點的實踐，戚繼光被從「抗倭英雄」的語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個道德符號。

當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黃仁宇的敘述魅力和他對明史傳播的巨大推動作用。

吳思說：「我讀過四遍《萬曆十五年》。1986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說不出來，但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這種汪洋恣肆是黃仁宇講述歷史的特點，他總是站在高處，試圖將歷史的肌理紋路娓娓道來，讀他的書，縱橫捭闔的氣息撲面而來，哪怕觀點不同，讀罷仍會享受。黃仁宇在歷史敘述的貢獻或許更大於他本身的歷史觀點，他開闢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書寫方式，市場的反饋證明其行之有效。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出版了中文版的《萬曆十五年》，初印的2.5萬冊一銷而空。直到今天，這部作品仍十分流行。

黃仁宇晚年在美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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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南京萬象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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