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華 -《經濟學人》一周精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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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近期收到不少朋友反饋，覺得這個小欄目的文章確實具有可讀性，但問題就是整體篇幅太長，所以我想嘗試一下把這個欄目分成上、下兩部分來發送，還請你繼續關注，繼續提出寶貴意見。

【本期導讀】

1. 學院派： 再造自由主義

1 | 學院派：再造自由主義

在上一期的這個板塊，我們粗淺地探討了自由主義，尤其是反對自由主義的三位代表人物和他們的思想，從自由主義的對立面看到了自由主義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以及所可能遭受到的攻擊。這一期的《經濟學人》用一篇巨幅文章深入討論了自由主義在現代世界的各個關鍵領域裡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從作者的眼裡看，自由主義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來反擊。

之所以選這個話題是因為，不管自由主義還是反自由主義，其中的思想傾向我們可以不用選邊站，但透過他們的思維框架來看看當代這些關乎國計民生、甚至是人類前途的問題比如自由市場、移民、福利國家、世界秩序等等，卻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因為同樣的問題當新聞看是一回事，放在一個思維框架下看又是另一回事了，不如讓我們一起來稍稍深究一下這些問題，看看有什麼新發現。

首先來看看自由主義的歷史沿革

《經濟學人》這本雜誌最早是在1843年的時候由來自蘇格蘭的James Wilson所創立，其初衷就是推廣「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和「受限制政府」這幾個理念，這也是《經濟學人》這個175年雜誌一直秉承的理念，而這些理念背後的思想源泉就是自由主義。

當今的自由主義有著廣泛的含義，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但不管涉及的領域有多廣，自由主義的基本要義就是反對集|權和資源集中，然而，如今的世界卻似乎在朝著反方向發展，無論是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還是和社會道德、社會福利相關的領域都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就像歷史上重複過多次的那樣，而今的自由主義再次面臨挑戰。

按照《經濟學人》的解讀，自由主義主要有四個關鍵主張：第一是社會是一個充滿衝突的地方、而且就是應該這樣，因為衝突會產生競爭，而競爭會帶來更好的結果；第二是社會應該是多元化的，它自身就會慢慢變好，自由主義者應該堅信並推行這一點；第三是反對任何權|力的集中，尤其政|權的集中；第四是在政|治|權|力和物權上對個體的尊重，在任何權|力面前都應該如此。

從歷史的角度看，與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進步的動力源於遙遠的烏托邦式的目標以及保守主義者強調穩定與傳統不同，自由主義者勤於實踐，他們是積極的改革者，廣泛地推動著社會變革。隨著工業化以及法國和美國革命的浪潮，自由主義的哲學思想逐漸誕生了，最初的先賢包括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以及後來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當年的英國是自由主義思潮的中心，之後，隨著英國海外殖民的發展，「自由帝國主義」開始出現，這種思想認為英國進行的殖民主義是正義的，因為它為落後地區的人們帶去了法律、物權等等。漸漸地，奉行這些思想的白人階層成了「自由主義」的代表。但是後來美國和歐洲對於政|府在社會當中所應該起到的作用有了不同的解釋，以及因此在教育、稅收和福利等領域制定出了不同的政策，自由主義便開始分化，演變成以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為代表支持政府在衰退時期強力介入以及為民眾提供社保的一派，和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為代表的認為任何組織力量都會過度反應並觸發危機的一派，後者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積極主張限制政|府權力的原因。

不管怎樣演化，發展至今，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石和基本原則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繁榮：個體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自由主義崇尚多元化的思想使得人們遠離了來自不同宗教、不同種姓、不同性別的偏見；使得二戰以來的世界對於各種衝突的包容性都遠遠大於以前。自由主義的原則性、務實性和適應性產生了諸多良好的政策來解決現實問題，同時也促進了自由主義本身的進步和演化。

但是，自由主義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全球氣候變化等等，信奉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在這些挑戰中暴露出的問題就是太過少地關注在全球化過程中那些被貿易和工業化過程所傷害的人們以及除了經濟發展、宗教信仰和族群認同感之外的東西。這些失敗的地方也在提醒著自由主義者，是時候重新定義自己、再造自由主義了。

自由市場

現代的全球貿易體系最早的框架是在1947年確定的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隨後在1995年GATT變成了WTO，成員幾乎包括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在這個全球貿易體系下，全球的財富量得到了長足的增長，然而，如今最令人擔心的不是每天都能在新聞上聽到的關稅這個詞，而是在這個體系中不斷加劇的資源聚集效應。有經濟學家做過估計：即使現在把全球貿易體系中的所有關稅都取消，全球的GDP也只會增加1%左右，而相對而言，如果全球各國能在服務領域如律師、建築師、航空公司等，達成自由貿易的相關約定，全球GDP將會增加超過6%。

不僅如此，在自由主義者眼裡，對全球貿易和自由市場造成最大傷害的是資源聚集造成的壟斷。首先是對土地資源的壟斷，因為財富的創造基本都集中在效率高的大城市中，這導致了全球50個最大的城市中只佔全球7%的人口創造了全球40%的財富。大城市的生產效率和其它地方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使得大城市的地價成倍增加。巴黎、香港、紐約、倫敦的租金一路上漲，大部分人所付的租金都比三十年前增加了28%以上。

土地資源聚集在少數人手裡會導致租金的虛高，從而阻止城市移民的遷入，城市的生產效率會隨之下降，從而在長期損害經濟的持續繁榮。有相關研究證明，如果美國在各大城市的分區性的法律不那麼嚴格的話，美國的GDP會比現在高出9%。

那麼怎麼辦才好？新問題、舊辦法！作者給自由主義者的建議是學習19世紀時的做法，根據土地的市場價值對土地所有者徵稅，同時放開城市規劃的相關限制，這樣可以使得資源得以重新合理分配。

對自由市場的另一個比較詭異的現象是大公司的壟斷權力，像現在科技行業中的Google, Facebook, Alibaba, Tecent等等，幾乎在他們所在的所有行業領域都處於壟斷地位，這樣不但使得市場缺乏革命性的創新，還會使勞動力群體的談判能力越來越低，尤其是對於那些低技能的勞動力來說。另外，這些壟斷力量有可能會阻礙言|論|自|由，同時激發人們的「嫉妒」和「憎惡」這些情緒，後者的破壞力可能更大。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可能就是一來加強數據的共享、甚至是免費使用；二來就是通過政策層面加強監管，確保新公司和小公司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從而保持市場的活力。

移民

移民這個問題在現在和上個世紀都是很敏感的話題。在1882年的時候，美國國會曾通過法案禁止中國移民，在1924年的時候，這個法案實際上禁止了所有非白人的移民，而且還將打擊面擴大到了已經移民到美國的非白人人群，剝奪了很多他們的權力，如同對待黑人那樣對他們實施種族隔離，在歐洲的移民潮也出現過類似的後果。

當今的世界對待移民這個問題並沒有好多少，你看看現在的歐洲，就是因為大量的移民湧入才使得28個歐盟國家裡有6個倒向了右翼民粹主義政|權，而且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的上台也和移民撇不開關係，在南半球也是如此，委內瑞拉四處逃散的民眾成了拉丁美洲最頭疼的政治議題，而南亞的孟加拉國正在艱難地應付來自緬甸的75萬人戰爭難民。

移民（或者難民）這個問題會繼續成為熱點話題，而且對待它的態度會更為分化，就因為下面這四個原因：

第一是移民潮會繼續增加，因為南半球普遍比北半球要貧窮，而現代的通訊使得南半球的人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那麼通過現代的交通網路，他們會持續地來到北半球；

第二是全球現在還沒有一個好的系統來管理移民。1951年簽署的《聯合國難民公約》使得各個國家的人們有機會脫離壓迫和治理混亂的國家，但僅僅依靠這個系統還不足以應付高漲的移民潮，很多移民最終只能以難民身份在新國家安身。

第三點是現在的福利國家的諸多政策使得移民這個問題變得複雜，因為如果作為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話，很多福利政策對他們是不適用的，但是作為難民就適用。納稅人當然不希望自己的錢無緣無故地給了外人，而不是進入福利體系來為他們自己謀福利。

第四點是自由主義者們對待移民的態度的改變，在這一點上的改變是積極和正面的。自由主義是在歐洲還很盛行種族歧視的時代興起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普遍認為國家確實不應該為國界以外的人提供什麼幫助。但是慢慢地，移民被認為是好的，因為這給了人們一個選擇權，去過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還使得社會更加多元化，對經濟的發展也有明顯幫助，有經濟學家做過測算，如果全球所有的國家都無限制地允許人們移民，那麼全球的GDP將翻倍。

基於以上的原因，各個國家的自由主義者都應該思考如何讓移民展現出他們對於宿主國人民的好處，因為人們不喜歡移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對於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感，而這種感覺隨著全球化沒有把繁榮帶到每個角落而加強，所以如果能通過立法能加強人們對於自己生活的控制感，那麼這個問題會容易解決的多。

有幾個辦法可能值得參考，第一個是拍賣移民簽證；第二個是邀請個體公民來贊助移民；第三個是設立「容入基金」並由移民繳稅作為資金來源，其中的資金可用於移民相關事物。

不管怎樣，雖然自由主義者支持自由的人口流動，但是歷史告訴我們，理想還是要從現實出發，面對移民這個問題， 如果處理不好，每次大規模的移民潮之後遭致的就是抵制以及對已經移民的人的不公待遇。

「福利國家」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高稅收、低福利的國度，但對於「福利國家」這個概念並不陌生，對於西方這些高福利的國家也早有耳聞，移民其中的朋友可能也已體會到這些國家福利的種種優勢了。「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最早是19世紀發源於德國，目的是國家通過福利制度讓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生活的不那麼艱難，但同時又強調每個人肩上的壓力與責任，這種制度下強調的是自由，通過自由地開設企業來促進全體社會的進步。

這其中其實隱含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理念，那就是「幫助人們來幫助他們自己」，但是雖然現在福利國家的制度還在，社會卻不同以往了。從20世紀中葉到現在，社會發生了太多變化，而福利國家制度卻難以應對。現在，太多的婦女加入了全球勞動大軍，太多的家庭是單親，太多的工作不再是終身制。據OECD的統計，富裕國家中僅有60%的工作是比較穩定的，而在開銷方面，醫療已經不堪重負，而人們的壽命卻普遍延長了，此外，在工作的人和已經養老的人的比例也呈下降趨勢，在OECD國家裡，這一比例從2015年的4:1一路會下降到2050年的2:1。

那麼自由主義者該從何處著手呢？既然工作是最重要的，那不如就從和工作相關的領域開始思考。當今的機器人化和人工智慧化對於工作的影響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而且其影響常常被誇大，在未來的十幾年當中，這兩大趨勢仍舊會使得人們對於未來他們該具備怎樣的職業技能感到困惑，這就讓我們把目光轉到了教育上。現在的教育資源大部分是花在了一個人5、6歲到20、21歲之間的年齡段上，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投入都比較少，然而這種教育理念未來卻不一定可行，因為學前教育和大學後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使得教育的優先順序發生變化。

推而廣之，福利國家的社會契約是幫助人們來幫助他們自己，所以社會應該提供的是某種「安全網」的機制，而不是養懶人的機制，自由主義者認為依靠自己的人才是最快樂的。

和福利國家制度一樣趕不上變化的還有稅收制度。財產稅，尤其是房產稅和遺產稅在發達國家已經被削減的很多了。遺產稅本身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發明，為的是削減財富和權力的積聚，所以自由主義者認為，這些稅種應該保留甚至是加強，雖然阻力可能會比當初建立福利國家和這些稅種時還大。

世界秩序

一位名叫Francis Fukuyama的美國學者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前的幾個月曾發表文章稱，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將成為人類的最終治理方式！

2017年《經濟學人》的姊妹公司經濟學人情報組（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167個國家做了調查，結果顯示，包括美國在內的超過半數的國家倒向了集|權或者有集|權傾向。美國的情況尤其令人擔憂，因為二戰之後美國通過實施馬歇爾計劃使得歐洲復興，通過建立IMF、World Bank、GATT、NATO以及強勢美元體系使得全球治理體系朝著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方向發展，然而美國民眾對於美國在全球擔任的角色的定位卻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2002年，911事件剛過去一年的時候，僅僅3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只管自己的問題，讓其它國家去管他們自己」，而在2016年的時候，持這一態度的人群比例躍升至57%。

這位Fukuyama學者認為冷戰後國際間的合作可以不完全依賴於美國，比如美國和歐洲的復興和繁榮、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拉丁美洲摒棄軍隊政治等等，這些新發展都會使得世界上的非自由主義民主的國家開始實施民主，而事實的演進在很小的一段時間裡也似乎符合這位學者的預期，但很快就事與願違了。

自由主義認為，國|家|集|權本身的低效率和權|力濫用對其本身造成的損害會導致其自身的毀滅，但是中國似乎是個特例，因為中|國|政|府不但在數字化時代擁有了更多社|會|控|制手段，而且在其超級防火牆背後的科技企業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創造著財富，同時政|府也在前沿科技領域傾注資金，這就讓自由主義者認為的專|制|政|權無法持續創新的說法有些站不住腳了。

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更需要清晰的秩序， 要不然，後起之秀巴西、印度尼西亞、印度、奈及利亞等等都會尋求彰顯自己國家實力的方式，這會導致區域間的權力角逐不斷，核武器、全球氣候變化等等問題就無法得到合理的解決。然而，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推行自由主義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同時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如今的世界經濟已經是一個整體，任何可以加強這一趨勢的貢獻都值得被支持，所以像人民幣國際化這種舉措是應該受歡迎的，因為這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自由化。

世界需要一個支持、推行和捍衛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體系，但是如果所有的民主國家都自顧自的話，這一願望是無法實現的，自由主義也將沒有出路。

總結

《經濟學人》的這篇超長文章到底在說什麼，到底想喚醒什麼？現在如果你有機會逛一逛國外或者機場的一些外文書店，你將不難看到一些醒目的諸如《民主正在死亡嗎？》之類的書名，這其實是個好現象，因為自由主義最大的優勢就是不斷的自我反省，就像在20世紀時大蕭條、經濟滯漲和通貨膨脹的70年代時的那樣，處處可以看到質問自由主義是不是正在消亡的書籍。

在當今的世界，自由主義再次需要這樣的自省，從而重新創造自己，因為自由主義所包含的社會契約思想和地緣政治理念已經無法適應現在這個時代，地理環境和科技的發展已經導致新的經濟集|權的出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新的福利和稅收體系，全球移民的身份需要重新來定義，面對美國的無動於衷和中國的崛起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世界秩序。雖然所有的問題並非都需要新的方法來解決，因為儘管像氣候變化和一些黑科技的發展是21世紀的新問題，機會的不均等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滿卻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了，連同財富與權|力的破壞性的積聚，這些都是可以通過19世紀的老辦法來解決的，比如促進競爭和加強土地和遺產的稅收等。

現在最重要的缺失不是方法，而是自由主義者們似乎沒有緊迫感和膽量去做改變。雖然民|族|主|義和獨|裁|主|義很糟糕， 但相比而言似乎還沒那麼嚴重，自從2008金融危機被成功制止之後，自由主義的自滿情緒似乎就開始增長，這使得很多政策制定者缺乏激進改變的動力，即使在面對之前處理歐洲諸多危機中的失利，以及導致如今歐洲的眾多政治問題的時候也是如此。

怎樣開始改變呢？也許可以從傳統的黨|派結構開始，就像馬克龍總統在法國所做的那樣；此外是積極推行言|論|自|由，因為據Freedom House的調查，全球只有不到13%的人享有這個權力；再者就是對社交媒體的治理，因為如果通過它們人們形成了太多的偏見，他們對其它意見就無法接受了。

最後，用一句《經濟學人》創始人James Wilson的話來總結就是：「沒有什麼比理性之間激烈的競爭更能促進自由主義了，一文不值的、令人驚駭的無知只會阻擋我們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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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文中所用到的數據與大部分內容均引述自《經濟學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