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蘇冷戰背後的意識形態之爭：喬治·凱南與美國現實主義的遏制政策
作者=崔丕
來源=《東北師範大學學報》
1947年7月，喬治·凱南發表了署名「X」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首次公開提出了遏制蘇聯的戰略構想，同時也引發了美國輿論界關於怎樣設計對蘇聯政策的爭論。著名專欄作家W·李普曼批評說，凱南的遏制理論是杜魯門主義的理論依據和進一步發揮，「一個構思正確、設計可靠的策，應該針對著蘇聯紅軍駐在歐洲這一事實，而不是針對意識形態、政府形式、社會主義」等等。
70年代以來， 美國學術界又圍繞著凱南的遏制戰略究竟是以政治手段還是以軍事手段為主這個中心展開爭論。本文擬在積極借鑒已有成果的基礎上， 探究凱南的「遏制」戰略構想的特質、凱南的「遏制」戰略構想與杜魯門主義的分歧和共性、凱南的「遏制」戰略構想與「多米諾骨牌理論」之關係。
一
喬治·凱南是在1946年的《長電報》中較完整地闡述其「遏制」戰略思想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之立意與前者一致。因此，探究凱南的遏制戰略思想之特點，就不能不從這兩個文件中顯現的蘇聯觀談起。概括起來，凱南認為，在蘇聯領導人的思想模式中，「同美國不可能達成一項長遠的妥協安排；若要使蘇維埃國家獲得安全，就應該、也必須擾亂我們社會的和諧，摧毀我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破壞我們國家的國際權威」。「俄國歷史和傳統強烈地影響支持著他們的這種感情」，從而決定了蘇聯戰後對西方敵對和儘可能擴張其勢力範圍的政策。不過，蘇聯不會受意識形態的驅使而去倉促達到自己的目的，「它的政治行動就像是一股流動不息的溪水，不管往哪邊拐彎，總是向著既定目標前進。它關心的主要是保住在世界強權這大片流域中，它已注滿的每一個對它有用的角落和縫隙」。換言之，蘇聯領導人雖然堅信資本主義必然崩潰，但他們不會急於訴諸戰爭以求實現該目的。反之，他們將利用各種手段加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和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特別是削弱西方國家對殖民地、附屬國的控制和影響。要想有效地對付蘇聯，「不能用那些代表美國民主輿論心血來潮的零零星星的行動，而只能使用同俄國針鋒相對的聰明的長期政策。這些政策無論在目的的堅定性方面，還是在運用手法的靈活多變性方面，都絕不亞於蘇聯那一套」。「美國對蘇政策最要方面就是長期、耐心、堅定和警惕地遏制其對外擴張向」，「在凡是有跡象表明蘇聯人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地方，以堅定不移的反擊來對付他們」。美國要以這樣的政策作為它的力量，「促進那種最終必將導致蘇聯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軟化的趨勢發展」。所謂「軟化」，指的是蘇聯「性格」出現如下屬性：1.「在它同其它國家和民族的關係上，將是保持容忍的、可以打交道的和直爽坦率的」，不再採取那種意識形態立場。2.「政府權力的運用將不越過一條很明顯的界限而陷入極權主義之中。」3.「它將不把壓迫的枷鎖強加於具有民族自決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在實現這些目標後，「將容許在俄國早日建立任何同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私人企業相類似的制度」。
《凱南日記》
（美）喬治·凱南/著
曹明玉/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7月
顯然，凱南對遏制戰略取得成功抱著極其樂觀的態度。這種信念深深地根置於他對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對蘇合作政策和蘇維埃政權軟弱性的認識。在凱南看來，二戰時期羅斯福總統的對蘇合作政策是一種單方面的妥協，只靠這種妥協不會使蘇聯變得謹慎、溫和，反被蘇聯所利用。直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讓步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與蘇聯領導人在戰後歐、亞秩序方面達成的協議也是失敗的。對蘇聯擴張主義，「應該用另一種方式來處理。這就是立即停止對克里姆林宮單方面的愚蠢讓步」。「與西方國家相比，蘇聯仍然是相當虛弱的。」蘇聯沒有戰略空軍和海軍。由於長期加速進行工業化和戰爭的破壞，蘇聯民眾「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憊不堪」；蘇聯沒有建立起政權交替的規則，一旦斯大林逝世，內部可能發生長達十幾年的自相削弱的鬥爭。「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使得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蘇聯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為一個最弱和最可憐的國家。 」
不過，凱南在「X」文章中只是籠而統之地提出要遏制蘇聯。20 年後，凱南在撰寫《回憶錄》時說，「我沒有講清楚，當我提到對蘇聯實行遏制時，所指的乃是用某種政治威脅手段的政治性遏制，而不是使用某種軍事威脅性的手段」；「沒有把各個不同的地理區域區別開來，沒有寫清楚我當時所說的『遏制』並不是說我們靠它一定能到處達到我們心目中的目的；更不是我們需要到處取得成功」。應該指出，這種事後限制他所寫的東西的適用範圍的說法，當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凱南的遏制戰略構想中確實曾經一再強調蘇聯威脅的政治性質，但從來沒有將政治經濟手段與軍事手段截然對立起來，始終非常清楚軍事力量在遏制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將其視為維護政治地位、抵禦侵略、扶持盟友乃至戰爭爆發之時贏得戰爭勝利的基本手段。 至於凱南將遏制戰略的地理區域區別明確界定下來，乃是伴隨著他從偏重探討「蘇聯擴張的根源」轉向究明「蘇聯及其他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政策是以什麼形態存在的」而來的；也是他不再繼續堅持「在凡是有跡象表明蘇聯人侵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地方，以堅定不移的反擊來對付他們」、「促進那種必將導致蘇聯政權瓦解」的趨勢發展，明確提出「恢復歐、亞均勢」、「利用莫斯科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緊張關係」，削弱蘇聯在其境外的影響，「改變蘇聯領導人對國際關係的思考方式」這些具體目標的必然結果。
在上述三個新目標中，最重要的是「恢復歐、亞均勢」。 凱南認為，歐洲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心，今後蘇聯也仍將採取確保東歐為勢力範圍的政策。這樣一來，不僅將加強對捷克斯洛伐克自由主義運動的壓制，而且希臘、義大利、法國的共產黨也將日趨活躍。「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在歐、亞恢復均勢。」美國的資源和力量是有限的，美國的利益也是有選擇的，應當在美國對外政策目標與實現該種目標的手段之間保持合理的關係。歐洲問題的根源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戰爭給歐洲經濟、政治造成的混亂。在歐洲能否與蘇聯相抗衡，關鍵在於建立一個有英國參加的西方同盟。德國將來必定實現統一，必須努力消除有關各國的不安，改變現行的懲罰性對德政策，使德國親美化。美國還應以經濟援助的方式，幫助西歐各國恢復經濟實力，提高西歐各國民眾的信心。在地中海沿岸及南歐，只要蘇聯不停止對這一地區各國共產黨的援助，美國就應增加對各國政府的軍事援助，美軍決不能後撤。唯其如此，才能迫使蘇聯和美國討論德國及歐洲問題。但是，在遠東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遠東各國政局動蕩，改變這種局面「超出了美國的能力」。美國的政治哲學、生活方式對遠東的民眾影響甚微，二者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只能成為「羨慕或者憤恨的對象」。遠東各國的致命弱點在於人口和糧食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引進現代技術。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可能乘機而入。所以，要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思維方式，放棄「人權、民主化、文明生活等等抽象的非現實目標」，代之以能帶來實際效果的軍事、經濟手段。儘早結束對中國、朝鮮的軍事援助，將菲律賓、日本作為維護美國在東亞利益的支柱，以在遠東增加壓力牽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在亞洲各國中，日本擁有最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最多的經過現代戰爭訓練的潛在兵力，是唯一能舉國動員參戰的國家。
另一方面，日本國內還存在著共產化和蘇聯施加影響的基礎，如日共的存在，在西伯利亞滯留的「受共產主義教育」的60萬日本人。現行的對日政策，儘管在解除武裝和清除軍國主義方面頗有成效，但卻沒有充分考慮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政治滲透，因此也就無法指望日本實現政治經濟穩定。所以，必須改變對日政策。在政治上促進日本國內穩定，以「經濟復興作為佔領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外交上使日本與美國協調一致，在軍事上創建包括「武裝警察」（Constabulary）、「 海岸警備隊 」（ Coastguard）在內的「國內警察部隊」（Civil police force），同時， 美國在日本本土及附近島嶼駐軍。
總括以上所述，筆者認為，凱南的遏制戰略的特質在於「均勢遏制」。這一理論是以對蘇聯社會制度、對外政策形態的認識和美國力量有限觀念、傳統的均勢外交作為基礎的。它所尋求的是在蘇聯毗鄰地區確定以後蘇聯不得逾越的界限，進而建立有利於美國的世界戰略格局。所謂「遏制」，既是政治和經濟的，也是軍事的。
二
喬治·凱南與杜魯門主義的關係是極其複雜的。其複雜性，就在於二者之間既有分歧也有相通之處這種二重性。如果忽視乃至否認此種分歧，就難以正確地說明凱南在1949年失勢的原因，更難以正確地闡明美國遏制戰略演變的全球化、軍事化趨勢；同樣，如果忽視乃至否認二者之間的共性，就無法正確地說明凱南的遏制理論何以同杜魯門政府的遏制政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就凱南與杜魯門主義的分歧來說，這是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涉及的問題也很多，在這裡，我們想集中討論三個重大事件：
其一，向歐洲提供援助問題，這是二者分歧的發端。眾所周知，杜魯門總統1947年3月12 日在國會兩院特別會議上發表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演說。它宣稱：「在當前世界歷史關頭，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面臨著兩種生活方式的抉擇」；希臘、土耳其受到的共產黨領導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和由此產生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很可能危及整個中東和歐洲，甚至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無論是通過直接侵略還是間接侵略將極權主義政權強加給自由國家人民都破壞了國際和平的基礎，從而破壞了美國的安全」；美國負有領導「自由世界」的使命。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創造條件，使我們和其他國家能共同建立一種不受逼迫的生活方式，「首先通過提供經濟和財政援助，幫助希臘、土耳其這類國家「防止共產主義的滲透」，實現經濟穩定和政治有序。凱南則批評杜魯門主義允諾向所有呈現共產主義跡象的地區提供援助，它沒有明確美國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只會使美國負上重荷。對外援助應該在美國經濟、技術、財政能力的限度內進行。凱南只同意對希臘提供援助，但不贊成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因為那裡既沒有共產主義的嚴重滲透也沒有游擊隊活動。「從與我國資源的關係來看」，「最應該首先援助歐洲」。
其二，德國和歐洲安全問題，此乃導致艾奇遜排斥凱南的直接原因。凱南最初曾贊成瓜分德國。但在1948年柏林危機爆發後，他開始懷疑這樣做的價值。凱南提出了一個「脫離接觸」解決方案，建議美、蘇、英、法四國佔領軍同時從德國主要地區撤至邊緣地區。這些軍隊將作為一支警備部隊，監督和觀察德國政府履行非軍事化義務，也可行使四國管制的某些職能，但不負民事責任；終止軍政府，建立一個擁有實際權力和享有真正獨立的德國政府。凱南強調，「只有在主要盟國離開德國而不是在軍政府內再進一步通力合作，才能使德國統一起來。只要佔領區邊界存在一天，德國就無法統一；而只要俄國軍隊留著不走，佔領區邊界就要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存在下去」。目前，歐洲雖已分裂，然而「橫貫整個歐洲大陸的這條分裂線尚未牢固確定」，「蘇聯還沒有準備好發動另一次戰爭，德國的反共情緒比通常日子要強烈得多，蘇聯衛星地區因嚴重的騷動和不滿而動蕩不已」。在這樣的時刻搞「脫離接觸」正其時也。不然，「即使我們能等待（這是可能的），甚至其它歐洲國家也能等待（這是比較可疑的），我不認為德國人能再等待。德國人在政治上總有一天要起變化，而且不能不起變化」。當然，凱南自己也不認為「在這一方式下重建德國是解決德國問題的滿意方法」。俄國未見得立即接受它。但是，這能使美國在將來的談判中居於主動地位；並且就象馬歇爾計劃一樣，把拒絕撤軍的責任推到莫斯科身上。如果俄國決定接受它，這個方案也能為最後協定提供一個基礎。在歐洲安全問題上，凱南認為，「蘇聯的基本意圖仍然是用政治手段來征服西歐，在這個計劃中，軍事力量只作為恫嚇的手段起重要作用。西歐的根本弱點是經濟凋敝，內部不穩，這才給共產主義以可乘之機，也是這些國家領導人惶惶不可終日的原因。西歐需要軍事同盟和重新武裝的要求，「主要是主觀上的，是由於他們思想上不能正確地了解他們的地位而造成的」。「倘若他們想要從共產主義壓力下拯救出來的話，最好和最有希望的行動方針是為經濟復興和內部的政治穩定而鬥爭」。因此，美歐之間簽訂長期的集體防務協定並非是對付蘇聯控制歐洲的主要辦法，也不能消除蘇聯政策的危險性。但在杜魯門政府其他高級決策人看來，「最重要的問題是莫斯科的進攻能力，而不是它現在的意圖」。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48年3月和11 月制定的兩份文件中這樣闡述了對蘇聯的估計：「蘇聯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是征服世界。」在這方面，他們已經取得了「令人憂慮的成功；為了最終實現其目的，蘇聯不僅利用各種合法、非法的政治經濟手段」，如有必要還可能訴諸戰爭；對蘇防禦政策絕非「有效手段」，美國必須組織「世界規模的反擊」。「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美國安全最嚴重的威脅來自蘇聯的敵意圖謀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蘇維埃制度的本質；蘇聯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心理戰具有危險的潛力，除非美國或其他非共產黨國家的政策給以足夠的抵制，否則它足以通過戰爭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並打亂它的傳統機構；與蘇聯開戰的危險已足以有理由使美國按照常情採取有備無患的措施。」杜魯門政府的決策者對凱南的意見大不以為然，偏執於對抗蘇聯的辦法唯有「加強歐洲的軍事實力和社會組織，現時還需加上美國的實力」。因此，德國的分裂、北約之建立以及隨之而來的「軍援法」，是一套順理成章的安排。其含義，不僅僅是普通的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產物，而是自覺地維護一種共同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此後，美國對蘇遏制政策的重心從政治、經濟領域轉向軍事領域，冷戰的戰場也從歐洲轉到亞洲。
其三，關於朝鮮戰爭中的「北進」戰略問題，這是在凱南已被解除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職務、即將離開國務院時發生的。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政府的決策人幾乎眾口一詞地強調說，這次戰爭是由「蘇聯發動、支援和慫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迴避這個挑戰，將使美國在台灣、日本、東南亞、西歐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極大損害。如果只能將北朝鮮軍隊打回「三八」線以北，就仍然潛伏著戰爭再起的可能性，只有北進越過「三八線」，武力統一朝鮮， 才能根除隱患。並且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戰略利益：在軍事上， 將破壞蘇聯在其遠東領土與毗鄰地區之間構築起來的戰略體系；在政治上，聯合國監督下的朝鮮統一，將推動日本阻止蘇聯的擴張，動搖中國對蘇聯的一邊倒。這種主張，是以對世界形勢、對蘇、中兩國動向的錯誤判斷為依據，當時就遭到凱南的批駁。他指出：「不能認為蘇聯是將朝鮮戰爭作為世界大戰的第一步，或者是將美國的力量消耗在邊緣地區的一系列局部戰爭的開端。蘇聯只不過是想得到南朝鮮的控制權。」朝鮮的事態乃是「內部衝突」。從朝鮮半島對蘇聯的戰略重要性上來看，「克里姆林宮很難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自己不能支配、不能控制的政權」。如果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蘇聯就會直接或通過中國對此作出軍事反應。應該將朝鮮統一的長期目標與將北朝鮮軍隊打回三八線以北的短期目標區分開來，將地面作戰限定在三八線以南地區。凱南特彆強調指出：「將朝鮮永遠保持在蘇聯勢力範圍以外，這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美蘇之間應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觸」，儘早實現停戰，恢復戰前狀態。
上述三方面的分歧歸結到一起，它說明：杜魯門主義的核心在於「全球遏制」。它是以兩極思想、普遍主義民族利益觀念為基礎和特徵的。在杜魯門主義那裡，所謂「遏制」，首先是遏制蘇聯式政治經濟制度外延的擴大。在追求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的過程中，政治、經濟、軍事手段是緊密結合、不可分割的，唯獨極端輕視外交在解決爭端、避免對抗方面所具有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凱南與杜魯門主義的分歧屬於兩種不同的國際政治觀、兩種不同的遏制戰略論的範疇。
我們對凱南與杜魯門主義的分歧作如是觀，並非意味著有意淡化二者之間的相通、共同之處。倘若我們去其粗末、取其精宏，就會看到二者之間的相通與共識遠遠大於二者之間的相異與分歧。這些共同點，也是杜魯門政府乃至以後歷屆政府在冷戰時期所持的主要觀念，奠定了美國冷戰政策的基石。
首先，無論是凱南的均勢遏制還是杜魯門主義的全球遏制，都將蘇聯視作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威脅，將遏制蘇聯作為處理美國對外關係的根本指導原則和固定不變的萬應靈藥。誠如J ·威廉·富布萊特後來所論：「我們有一種哲學能在事先向我們解釋每件事情，而每一件與之不符的事情，就可以輕率地被說成是欺詐、撒謊或幻想。」其惡果，使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是在亞洲事務中往往「無良計可議、無良策而行」。
其次，在凱南的均勢遏制戰略中，推動德、日兩國的經濟復興乃是實現遏制蘇聯建立歐亞均勢的重要法寶。凱南還將在其積極推動下產生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2 號文件（將美國對日佔領政策從民主化政策轉向經濟復興），自詡為「繼馬歇爾計劃後，他在政府任職期間最有建設性的貢獻」。杜魯門主義同樣是循著經濟穩定→政治穩定→遏制蘇聯這一思路看待對外援助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1947年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部際政策協調委員會認定：歐洲、亞洲大陸國家的貧困、飢餓和社會經濟混亂、政治動蕩，「為蘇聯的擴張提供了理想的環境」；要遏制蘇聯，首先要「改變有利於其擴張的基本條件」，「恢復經濟的健全性」。唯其如此，在戰後美國對外關係史中才會呈現這樣一種趨勢：美國政府的官方援助與民間對外投資雖然同時並舉，但官方援助的規模遠遠大於民間海外投資；對外經濟援助與對外軍事援助雖然並行不悖，但在朝鮮戰爭以前，經濟援助為主；朝鮮戰爭爆發後才逐漸轉向軍事援助為主。當然，毋庸贅言，美國對外援助有力地刺激著美國經濟的繁榮。我們在這裡想強調指出的是，這些援助也使美國人養成了一種思想習慣，即認為美元能夠買到外交朋友和國家安全。
再次，凱南和杜魯門主義無不極端重視美國所承擔的義務的不可分割性，在充滿灰色的地方，只看見黑色和白色，以不盡相同的方式表述了同一的「多米諾骨牌理論」。對國際政治的這種認識，導致了戰後美國在亞洲冷戰中打了兩場熱戰。因此，有必要單作辨析。
三
在戰後美國遏制政策發展史中，直接明白無誤地以「多米諾骨牌」作為類比，說明美國在印度支那和東南亞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多米諾理論」成為美國遏制戰略中的專門術語，始自艾森豪威爾總統1954 年4月7日聲明。當時， 「科普利新聞社」的羅伯特·理查茲請他評論一下印度支那對自由世界的戰略重要性。艾森豪威爾回答說：首先是「它具有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物資的這樣一個地點的特有價值」。其次，「是面臨著許多人類遭受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專制統治的可能性」。最後，「是隨著你們稱之為『多米諾』理論而產生的更為廣泛的考慮。你擺好一排多米諾骨牌，你推倒第一塊，那麼最後一塊肯定也會迅速倒下」。如果美國全部放棄東南亞，隨之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將是丟掉整個印度支那，然後依次丟掉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更糟的是，丟掉東南亞很可能是接著丟掉日本、台灣和菲律賓，從而威脅澳大利亞、紐西蘭。然而，艾森豪威爾並非「多米諾理論」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3月12日演說中提出了希臘、 土耳其形勢的發展對中東、歐洲、全世界可能帶來的影響問題。在此之前，副國務卿艾奇遜在陪同杜魯門、國務卿馬歇爾會見國會領袖，以解釋援助希、土政策必要性時曾經頗形象地以「爛蘋果」比喻事態發展的這種連鎖反應性質：「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蘇聯對直布羅陀海峽、伊朗、希臘北方施加的壓力使蘇聯有可能在巴爾幹獲得突破，從而可以向三個大洲滲透。就像一個爛蘋果會引起一桶蘋果都爛掉一樣，希臘的腐爛會傳染給伊朗和伊朗以東的所有國家，它還會通過小亞
細亞和埃及傳染給非洲，並通過義大利和法國傳染給歐洲。這乃是「多米諾骨牌理論」的雛形。
就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文獻資料而論，凱南是在1948年在兩處提出類似看法的。一是在分析義大利形勢的報告中說，「如果共產黨在義大利選舉中獲勝，就將從根本上動搖我們在地中海、可能還包括在整個西歐的地位」。他建議，在選舉前宣布意共為非法組織，如果爆發內戰，美國就加以干涉。二是在評論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蘇加諾推翻荷蘭殖民統治、建立共和國這一事件時表露出來的。凱南認為，印度尼西亞「是我們當前與克里姆林宮鬥爭中最重要的問題」。印度尼西亞墜入共產主義，意味著泰國和馬來亞的迅速崩潰，並且「導致從西伯利亞到蘇門答臘這個地域被一分為二」。這樣一來，共產主義就將「控制我們的東西方全球交通線」，並將澳大利亞置於危險邊緣。「共產主義經過大陸西向席捲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因此，美國應該把印度尼西亞作為從北海道到蘇門答臘的沿海島嶼鏈防線中的重要陣地，使其成為在亞洲大陸上對抗共產主義的政治、經濟力量。」如果說在這裡反映出來的只是凱南相當注重印度尼西亞在美國亞洲遏制戰略中的地位，那麼，在稍後一段時間奉艾奇遜國務卿之命起草的政策設計委員會第51號文件——「美國對東南亞的政策」當中，凱南則將這種邏輯推而廣之，系統地闡述了東南亞戰略地位重要性和美國的政策選擇。
《美國大外交》
（美）喬治·凱南/著
雷建鋒/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10月
該文件指出，「東南亞作為包括橡膠、錫和石油在內的原料產地和溝通東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對自由世界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克里姆林宮之所以謀求東南亞的控制權，當然部分是為了攫取東南亞的資源和交通線，但其直接目標，很可能是重要的目標，是不願意讓它們落入我們手中。」「中國共產主義權力的擴大，對我們來說是政治上的嚴重失敗」，「若共產主義進而席捲東南亞，我們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潰退，其影響將擴及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在中近東以及那時暴露於危險邊緣的澳大利亞將受到影響」。「中國被共產黨征服後，東南亞便成了從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島這一遏制線上的致命環節。世界這一部分的三個主要非共產黨基地——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東南亞不受克里姆林宮的控制。如果失去東南亞，尤其是失去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那麼，這三個基地勢必陷於彼此隔離的境地。如果能保住東南亞。這條鎖鏈便將繼續在世界這一部分存在下去，並且逐步形成一股相互依存和融為一體的對抗斯大林主義的力量。」東南亞「當前的重大問題」，乃是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的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鬥爭掩蓋了東南亞的真正敵人俄羅斯帝國主義。這一問題，不論是全面支援荷蘭、法國殖民主義，還是無限制地支持「好戰的民族主義」，或者是採取迴避態度，都無法解決。「美國應儘可能順應真正的民族主義潮流」，「援助非共產黨的民族主義領袖保持其權力和推進政治、經濟穩定。」鼓勵他們阻止蘇聯、中國的擴張。東南亞各國將來雖然應該逐漸實現經濟的「多樣化」。但是，為了實現美國關於日本、印度、西歐的自立化這一目標，當前仍然應該在「垂直分工」的基礎上發展該地區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即發展「作為原材料產地的東南亞」與「作為製成品產地的日本、西歐和印度」之間的「經濟的相互依存」。1949年7月1日，該文件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第51號文件提請國家安全委員會審議。但是，艾奇遜並沒有敦促會議將該文件作為國家政策正式採納，而是要求把它作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繼續進行亞洲研究的參考資料。兩周後，艾奇遜又將該報告作為「參考資料」送往各駐外機構。此後，該文件有關「美國應儘可能順應真正的民族主義潮流」的見解，始終遭受冷遇，直到十六年以後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舉行「美國對越南戰爭的政策」聽證會時才重見天日。儘管如此，該文件有關東南亞戰略地位重要性、支持非共產黨政權和日本與東南亞關係模式的見解，幾乎完全被杜魯門政府繼承下來，甚至就連表述的文字也何其相似乃爾！征諸杜魯門政府此後有關亞洲政策、印度支那、東南亞政策的NSC48／1、NSC48／2、NSC48／5、NSC64、NSC124／1這些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歷歷在目。
其一，這些文件都強調：「從合眾國的戰略觀點來看，保全從日本至印度支那的沿岸島嶼這個鎖鏈，具有極大的戰略重要性」，「東南亞是自日本南下至印度大陸遏制共產主義線上所絕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共產黨控制了東南亞，那麼， 中近東和澳大利亞則將被攻陷；還將「危及歐洲的穩定和安全」、 「使美國在太平洋近海島嶼鏈條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嚴重危及美國在遠東的根本利益」、日本因此也可能「同共產主義妥協」。其二，這些文件無不主張：美國在亞洲戰略的根本目標是「遏制蘇聯在亞洲的力量和影響」；「把在印度支那邊界遏制共產主義擴張這個決定，當作比阻止共產主義者向東南亞其他部分侵略更為廣泛的研究課題加以考慮」，「把保護合眾國在印度支那地區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作為優先事項」；「防止東南亞國家落入共產主義軌道，幫助它們增強抵抗內外共產主義的意志和能力，並鞏固自由世界」；「促使亞洲有關國家的發展，以使任何國家或聯盟都不能威脅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保障」。
其三，這些文件都提出，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戰略不僅應維持美國在亞洲大陸沿海島嶼中已佔有的軍事基地，加強在日本、沖繩、菲律賓的地位，還應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援助，發展亞洲非共產黨國家的實力，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立和政治穩定：不與中共建立任何政治經濟關係，在東南亞尋求日本經濟的替代市場，使其能夠從事對美國和亞洲非共產黨地區的穩定所需要的商品生產、軍需生產和勞役。凡此種種，它說明了PPS51 號文件乃是「多米諾骨牌理論」的另一個源頭。如果說艾奇遜的「爛蘋果論」與杜魯門政府的歐洲冷戰緊密相關，PS51號文件則開啟了美國在東南亞熱戰的帷幕，說它「成為此後20 年遏制主義的基礎」也決不為過。 倘若認為「多米諾理論是在NSC48／1文件中首先提出的」，或者認為「多米諾理論在1950年2月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決定中首先提出， 並明確寫在1952年初題為《美國關於東南亞的目標和行動方針》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中」，應該說，這些看法既沒有能揭示作為觀念形態的「多米諾理論』的淵源，也沒有能夠正確闡釋喬治·凱南在美國遏制政策史上的地位。凱南與杜魯門主義的諸多共通之處，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揭示了二者的分歧又屬於遏制手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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