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寧廊橋，屋檐下的社會

來自專欄書途33 人贊了文章

（本文發表於澎湃新聞·私家地理，請勿轉載。）

浙南閩北的山區是中國廊橋最密集的區域，山勢險峻、河流湍急、雨水充沛的地理及氣候特點決定了這片地區成為了廊橋誕生的「溫床」。浙閩交界的「景泰慶壽」四縣是廊橋分布最密集、營造技藝最完善、保存類型最豐富的區域。僅在浙南的景寧一縣，清代縣誌中記載的廊橋就多達近百座，完好保存至今的仍有數十座。今年5月，我探訪了景寧縣內保存的14座廊橋，以及兩座廊橋的舊址。

新語境：畲鄉橋夢

景寧是著名的畲鄉，是華東七省市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縣，也是全國唯一的畲族自治縣。畲族從潮州鳳凰山起源，以鳳凰為民族的圖騰。「畲」意為刀耕火種，在其民族的姓名中保留了這份古老的氣息。閩浙廊橋本是以漢民族為主的橋樑營建方式，畲鄉景寧的橋樑營造在技藝和風格上並無明顯的不同，但在本地的橋樑傳說中卻有著獨特的意味。

景寧東坑鎮是縣域內廊橋最密布的區域，小小的鎮子內外就有上橋、下橋、永平橋等多座廊橋。在探訪東坑的途中，當地的文保員們不止一次地向我們提及畲橋的宏偉，這座當地著名的廊橋在前些年修建水庫時被異地遷建，如今原址只剩下兩處橋墩。

程時良如今是永平橋的文保員，這座橋曾與畲橋遙相對望，同為平橋村的交通要道，卻都在當年的水庫修建時異地遷建。唯獨永平橋橋跨不大，便很容易在附近尋到了一處重建的河岸，而畲橋橋跨達到近30米，最終遷往了更遠的深垟。

畲橋的精彩之處並不在橋，而在其背後的獨特傳說。東坑鎮上的當地人告訴我們，畲橋得名乃以其由畲族修建，另有一個栩栩如生的傳說故事，在畲橋落成之前，志得意滿、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修橋技藝的年輕徒弟，故意穿著木屐鞋上樑鋪設椽條，而終在本師（畲族有「傳師學師」的傳統，由長輩向年輕的徒弟傳法）面前摔下河谷。而在平橋村土生土長的程時良則是漢族後裔，他向我們提供了另外兩個版本的傳說：其一與畲族流傳的故事大體相同，只在徒弟墜落河谷的細節上，又增添了一番師傅用斧頭勾住徒弟衣服而救人一命的傳奇細節；而漢族人深信的故事則大相徑庭，父輩流傳的是橋樑落成時，有大蛇從橋上經過，而當地人喚作「蛇橋」。

畲橋的名稱來源因此顯示出人類學的意義，而在不同人的回憶中，有人甚至號稱橋身距離河面達七八十米——這樣的實例我們至今未見，考慮到景寧現存最驚人的廊橋也不過橋高20米，我們只能對這類誇張回憶抱以寬容的沉默。好在，畲橋復建時，橋身的大量構件都被替換，重建選址的山谷仍然景色秀麗，如今仍可感受到畲橋當年的風采。

另一座被作為「畲鄉」符號的廊橋有著類似的命運開篇，清康熙三十五年，英川木耳口村的村民們集資修建了茶堂橋，直到20世紀末修建水庫時被拆除。橋身的構件在英川鎮外堆放了多年，最終被運往北京的中華民族園，作為畲族的建築符號得以異地重建。毫無疑問，這是景寧廊橋中「跑得最遠」的一座。

在關於廊橋的新語境中，修建水庫總是一個最常見的背景，而重建之後的廊橋，脫離了其原本的交通屬性（當然更多廊橋早在交通革命以後便脫離了交通屬性），而在新語境中被安上了一些或許並不準確的名號。廊橋是固定的，但語境和溪流一樣，是流動的。

老歷史：樑上丹青

儘管建築學者們迷戀於解讀閩浙廊橋與《清明上河圖》中虹橋相似的結構特徵，並熱衷於在其中尋找歷史關聯，但我總認為，廊橋的最迷人之處，並不在其優雅的木拱弧線，亦不在橋上或豐富或樸素的裝飾傳統，而是「以梁代碑、書梁為志」的史料傳統，以及由此發散開來的社會組織及管理體系。

在並不太重視工匠傳統的古代中國，我們罕有機會能在浩瀚的典籍中尋找到傑作的創造者，但在青綠山水之中，浙閩鄉民總是恭恭敬敬地請來木瓦工匠，並把他們的姓名謄寫在橋樑最醒目的主樑上。

百餘年後，當我們重新踏上各個村頭溪尾的廊橋，詢問修橋工匠的姓名，大多數當地人仍保持著百餘年來的傳統，習慣性地抬頭尋找——儘管其中的部分因為氣候濕潤或構建更換的原因，已經難以重見當年修建的場景，但仍有相當多數的廊橋完好地保存了這些歷史信息，幫助我們準確地重回歷史現場。甚至，我們得以在從中重新發現浙閩一帶廊橋的修建體系，並梳理出幾個重要的廊橋營造世家。

不少廊橋題記的內容將修橋工匠的來源指向相鄰的福建，而來自周寧縣秀坑的張家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家族，因世居地位於兩縣交界的山嶴處，常被人稱為「下薦師傅」。這個家族以修建大拱跨的廊橋聞名，他們在故鄉修建的登龍橋拱跨便超過了30米。

1802年，秀坑張家的張新佑為景寧修建了最著名的梅崇橋，這座位於英川的廊橋拱跨達到了驚人的33.5米，是有記載的景寧廊橋之冠。著名的橋樑專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橋樑卷》中亦不吝篇幅記錄這座廊橋，無奈在前些年的端午節祭祀中，未盡的煙火點燃了橋身，一代名橋付之一炬。

對秀坑張家而言，景寧是一本首尾呼應的龐大史書。就在張新佑作為主墨修建梅崇橋後的一個世紀，他的重孫張學昶也來到了景寧。1916年，張學昶負責修建章坑接龍橋，拱跨30.7米，橋高18.8米，這座橋至今仍是景寧最壯觀、最宏偉的一座。

廊橋的墨書題記不僅僅記載了廊橋的修建者，同樣也把緣首（倡議修建廊橋者）、董事（建橋主事人）以及出資人的姓名、明細都記錄其上，成為一部巨細靡遺的橋樑志。因此，當我們今日遊走在廊橋的屋檐之下，還總能清楚地找到當年修橋的背景和鄉賢士紳的姓名。「修橋鋪路」自古即是儒家社會中最務實的現實追求，廊橋本身則成為了中國獨特的社會治理體系的一個縮影。

重建中：檐下社會

廊橋的奧義不只在橋樑本身。單在景寧一地，古代廊橋的修建就有極為豐富的模式與合作機制：官倡民修頗為普遍，那些交通要道的廊橋多有地方官員出資倡議，但最終的修建仍廣泛依靠民間力量。

廊橋極易毀於火災（大多數廊橋面向上游都設有佛龕和香火，早年流浪漢冬季在橋上取暖生火亦為一大隱患）和水患（每年夏天的颱風季常有廊橋被山洪沖毀），不少廊橋都有屢毀屢建的歷史，景寧的大赤坑橋、接龍橋都經歷了三次重建。

由士紳鄉賢出面募集的資金，往往涉及周圍各個鄉鎮，部分廊橋地處兩地的交通要道，在出資人中還多能發現來自鄰縣的捐資明細。大赤坑橋第三次重建時，四處籌款募捐延續了三年之久，而如何處理修建廊橋後多餘的資金，成為各個緣首董事們各顯神通的「道場」。

畲橋作為一個極富人類學意味的案例，其特殊價值也體現於此：當年組織修橋的緣首董事在修建廊橋之後，將多餘的橋款用於購買「義田」。僱傭的守橋人以義田為自身的經濟來源，並在橋頭設置茶房，夜間為守橋人的居所，白天則為過往行人提供免費的茶水。這筆多餘的錢兩有時也被用於鄉村的公益事業，鋪設村路或是興辦鄉學，成為廊橋在社會治理上的另一個有趣延伸。

「義田」與「茶亭」是相對常見的組合方式，除此以外，浙閩兩省還有兩座「橋山」，分別位於慶元和屏南。「橋山」的出現也與廊橋的易損特點緊密相關：為了能夠及時獲得維修或重建時的木材來源，部分修橋的董事會專門買來一片山地栽種杉木，以備後世修橋之用。

「橋山」本身對應著廊橋的重建，同時也有著更意味深長的引申義：以士紳為聯結的傳統社會在過去一個世紀中消失，廊橋似乎也已不再具備原有的社會土壤。值得一提的是，廊橋固然是為了解決交通問題而出現，但在數百年的進化史中，交通屬性往往退居其次，景寧的環勝橋甚至在興建之初就完全摒棄了交通功能，成為了一座廊橋樣式的地方廟宇和私塾學堂。

因而，交通革命與社會變革的雙重力量共同促成了廊橋的衰落——在20世紀的下半葉，景寧本土甚至有長達數十年的時間沒有新建過一座廊橋——而如今重新風行的廊橋營造傳統，是文化旅遊業帶來的新氣象。

與普通的橋樑相比，廊橋最關鍵的社會價值都在於「廊」字，由一片屋檐營造的公共空間，成為廊橋內外交通商貿、社會治理、宗教信仰和民俗傳統的核心觀照。景寧的廊橋之旅，提供給我一種久違且深刻的感動，經由全新的語境、題名的傳統和衍申在橋外的鄉土內涵，群山間的飛檐一次次提示我，「這就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