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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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對Rodney Stark的著作Gods Battalions——The Case for the Crusades（2010）第三章的翻譯，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與譯者無關。

作者Rodney Stark是美國宗教社會學家，曾長期擔任華盛頓大學社會學和宗教比較學教授，現任Baylor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同時是大學宗教研究所的聯合主任（co-director），也是跨學科宗教研究雜誌（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的創始編輯。（詳見Rodney Stark - Wikipedia）

PS：渣翻勿怪。

正文：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當歐洲在黑暗時代中沉睡時，科學和學術在伊斯蘭教中蓬勃發展。正如著名的Bernard Lewis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伊斯蘭「在藝術和科學文明方面已經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智力上)……中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學生，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伊斯蘭世界。」但接著，Lewis指出，歐洲人突然開始「跳躍式前進」，把伊斯蘭世界的科技和文化遺產遠遠拋在身後。因此，Lewis在他的書的標題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出了什麼問題?

這一章記錄了我對Lewis問題的回答：沒有任何問題。認為穆斯林文明曾一度優於歐洲的看法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幻想。

齊米（DHIMMI）文化

（譯者註：齊米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為非伊斯蘭教的、異教的、被征服人群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阿拉伯精英們從被他們統治的人群中獲得了一種先進的文化。但正如Bernard Lewis所言，阿拉伯人並沒有完全領會其中的含義，而是繼承了「古代中東、希臘、波斯和印度的知識和技能」。這些先進的文化往往被認為是穆斯林的(通常稱為「阿拉伯」文化)，實際上卻是被征服的人民的——來自拜占庭的猶太-基督-希臘文化，來自諸如科普特派和聶斯脫里派等基督教異端派系的卓越的學問，從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獲得的廣博的知識，以及來自印度教徒的偉大的數學成就(不要忘記穆斯林在印度早期而廣泛的征服)。這種學習的遺產，包括許多起源於古希臘的東西，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其中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被同化為阿拉伯文化，但即使翻譯之後，這種「學問」仍然主要由生活在阿拉伯政權下的齊米人群維持。例如，「伊斯蘭語言中最早的科學書籍」是「亞歷山大的一名敘利亞基督教司祭的醫學專著，由一位波斯猶太醫生翻譯成阿拉伯語」。在這些例子中，不僅大多數「阿拉伯」科學和學識直接來源於齊米，甚至將其翻譯成阿拉伯語的大部分工作也由他們完成。但這並沒有把這一知識體系轉變成阿拉伯文化。相反，正如Marshall Hodgson所指出的那樣，「那些追求自然科學的人傾向於作為齊米保留他們較早的宗教信仰，即便是在阿拉伯進行他們的研究時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隨著齊米們逐漸被同化，許多所謂的先進的阿拉伯文化消失了。

儘管不是知識文化的問題，穆斯林艦隊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拜占庭人從海上攻擊他們的能力給他們的軍隊帶來了困擾，這使得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致力於組建自己的艦隊。後來，這些艦隊有時在對抗拜占庭和西方海軍的戰鬥中表現得很出色，這很容易被用作伊斯蘭文明先進的證據。但是當我們仔細觀察時，我們發現這些並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艦隊。

作為來自沙漠里的人，阿拉伯人對造船一無所知，於是他們轉向埃及的新征服的、仍在運作的造船廠，以及敘利亞沿海城市(包括Tyre、Acre和Beirut)，並委託他們建造一支龐大的艦隊。阿拉伯人對航海一無所知，所以他們的埃及艦隊由科普特人的水手組成，而波斯艦隊則由有著拜占庭海軍背景的僱傭兵組成。過了一會兒，當需要在迦太基建立一支艦隊的時候，這位穆斯林的埃及總督「派出了1000名科普特人造船師……建造了一支由100艘軍艦組成的艦隊。」而很少有關於穆斯林海軍的記載（這本身就暗示了穆斯林作家幾乎沒有接觸過這些），有很多跡象表明穆斯林不會駕馭和控制」他們的「艦隊，他們繼續任由齊米設計，建造，並駕駛這些船隻。因此，在717年，當阿拉伯人在海上對君士坦丁堡做出最後的努力時，他們失敗的一個原因就是「許多阿拉伯船隻上的基督徒叛逃到了拜占庭。」最後，當1571年歐洲人在勒班托海岸擊沉了一支龐大的穆斯林艦隊時，他們發現雙方的海軍將領都是歐洲人，因為蘇丹本人更傾向於從義大利叛逃的海軍將領。此外，阿拉伯船隻不僅僅是歐洲設計的複製品，更是由那些高價叛逃者為蘇丹建造的，造船工匠一般來自那不勒斯和威尼斯。

備受讚譽的阿拉伯建築也被證明主要是來自齊米的成就，仿造的是來自波斯和拜占庭的建築。哈里發Abd el-Malik建在耶路撒冷的大圓頂清真寺被認為是伊斯蘭藝術的偉大成就，但他聘用的是拜占庭的建築師和工匠，這就是為什麼它和聖墓教堂如此相似。同樣，在762年，當哈里發al-Mansūr建造巴格達時，他把城市的設計任務交給了一位瑣羅亞斯德教徒和一位猶太教徒。事實上，許多著名的穆斯林清真寺最初都是作為基督教教堂建造的，只是通過增加外部尖塔和重新裝修內部而加以改造。正如一位公認的伊斯蘭藝術和建築領域的權威所言，「圓頂清真寺現在真正代表了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伊斯蘭藝術，然而，這項藝術不一定是由穆斯林製造的……倒不如說這項藝術是建造在大部分人群-或者最重要的人群-是穆斯林的社會。」

類似的例子在知識分子領域比比皆是，這些領域激發了人們對阿拉伯學問的大量讚賞。因此，Donald R. Hill在其備受讚賞的著作中，承認阿拉伯人對科學和工程的「巨大」貢獻。但他同時指出，幾乎沒有東西的源頭能追溯到阿拉伯人，並認為這些貢獻大部分來自於被征服的人口。例如，被《大英百科全書》認為是「最具影響力的穆斯林哲人和科學家」的Avicenna是波斯人。著名學者Omar Khayyam, al-Biruni, Razi，都與Avicenna並列。另一個波斯人al-Khwarizmi被認為是代數之父。引入分數的Al-Uqlidisi是敘利亞人。「穆斯林」醫學知識領域的領軍人物Bakht-Ishū和ibn Ishaq是聶斯脫里派的基督徒。Masha』allah ibn Atharī，這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和占星家是猶太人。這個列表可以擴展到幾個頁面。可能誤導了這麼多歷史學家的是，大多數「阿拉伯科學」的貢獻者都被冠以阿拉伯語的名字，他們的作品都是用阿拉伯語出版的——這是這個國家的「官方」語言。

再說數學，所謂的阿拉伯數字完全起源於印度。此外，即使在以零這一概念為基礎的輝煌的印度教編號系統以阿拉伯文出版後，也只有數學家才採用它，而其他穆斯林繼續使用他們繁瑣的傳統系統。許多其他對數學的貢獻也被錯誤地歸因於「阿拉伯人」。「例如，Thabit ibn Qurra，他在幾何和數論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通常被認為是一個「阿拉伯數學家「，但他是一個異教的薩比教派的成員。當然，也有一些穆斯林數學家，這也許是因為數學是一個如此抽象的領域，可以使其從業人員免除任何可能的宗教批評。天文學也是如此，儘管在這裡，大部分的功勞不應該歸於阿拉伯人，而應該歸於印度教徒和波斯人。地球繞地軸轉動的「發現」通常被認為是波斯的al-Biruni發現的，但他承認從Brahmagupta和其他印度天文學家那裡得知了這一發現。al-Biruni對此事也不是很確定，他在他的佳作《Masudicus》中寫道:「無論你認為地球是在運動還是在天空，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不會影響天文學。另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天文學家是阿爾-巴塔尼，但就像Thabit ibn Qurra一樣，他也是異教薩比教派的成員(薩比教派是崇拜星星的人，這可以解釋他們對天文學的特殊興趣)。

許多人聲稱阿拉伯人的醫學比以前先進得多，這種說法和那些認為阿拉伯數字是阿拉伯數字的說法一樣錯誤。「穆斯林」或「阿拉伯」醫學實際上是聶斯脫里派的基督教醫學；甚至連頂尖的穆斯林和阿拉伯醫生也在敘利亞Nisibus的聶斯脫里派醫療中心接受培訓。不僅在Nisibus和其他由聶斯脫里派人建立的學習機構，還包括波斯的Jundishapur，著名的科學歷史學家George Sarton(1884-1956)稱之為「當時最偉大的知識中心」。因此，聶斯脫里派「很快就以出色的會計師、建築師、占星家、銀行家、醫生、商人、哲學家、科學家、文士和教師的身份，贏得了阿拉伯人的聲譽。」事實上，在九世紀之前，[伊斯蘭地區]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是聶斯脫里的基督徒。「正是聶斯脫里的基督徒Hunayn ibn Ishaq al-』Ibadi(拉丁語中稱為Johannitius)「收集、翻譯、修訂和監督希臘手稿的翻譯，特別是希波克拉底、蓋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手稿，翻譯成敘利亞語和阿拉伯語。」的確，直到11世紀中葉，穆斯林作家Nasir-i Khrusau曾報道說，「確實，敘利亞的文士和埃及的文士都是基督徒……(而且)醫生……通常都是基督徒。」根據Moshe Gil記載的歷史，在巴勒斯坦穆斯林統治下，「基督徒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權力——主要是因為其中有天賦的管理者佔領了政府職位，儘管穆斯林法律禁止(在這類職位)僱用基督徒——或者因為他們是傑出的科學家，數學家，醫生等等而成為當時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基督教官員的突出地位也被Abd al-Jabbār所承認，他在995年寫道："埃及、al-Shām（敘利亞地區，譯者注），伊拉克，Jazīra（阿拉伯地區，譯者注）,Fāris（波斯地區，譯者注）的國王們在他們所處地區的官僚、中央行政和資金的處理上都要依靠基督徒。」

即使是許多最具宗教色彩的穆斯林歷史學家，包括著名的皈依伊斯蘭教、翻譯《古蘭經》的英國人Mar-maduke Pickthall(1875-1936)，都同意先進的穆斯林文化起源於被征服的人群。但是被極大忽視的一點是，產生這種文化上的衰落和穆斯林無法跟上西方發展的疑問，是因為穆斯林或阿拉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一種複雜的齊米文化之上而產生的幻覺，因此，它很容易丟失，很容易被作為異端而壓制。所以，在14世紀，當東方的穆斯林幾乎剷除了所有的不同宗教時，穆斯林的落後就開始顯現出來。

伊斯蘭教和亞里士多德

認為穆斯林比基督教的西方更有學問、更先進的觀念是一種假設，即一個不浸透希臘哲學和文學的社會是一個黑暗的社會！因此，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許多歐洲作家都強調了阿拉伯人對古典作家的佔有，他們認為，如果能夠接觸到古人的先進的「智慧」，伊斯蘭教就是一種非常優越的文化。儘管中世紀歐洲學者比斷言中的說法更熟悉「經典」，事實是，由於拜占庭/希臘文化在大多數被征服的阿拉伯社會中持續存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阿拉伯人確實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作家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鮮為人知的是，獲得希臘學術成果對阿拉伯學術成果產生了相當負面的影響。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在七世紀晚期被翻譯成敘利亞語，然後在九世紀被敘利亞人翻譯成阿拉伯語。然而，穆斯林知識分子並不將這些作品視為希臘學者對回答各種問題的嘗試，他們很快就會以他們閱讀古蘭經時的方式閱讀它們 - 作為被解釋的真理，可以毫無疑問或相互矛盾地理解 - 因此，穆斯林思想家分析這些作品的程度，就是要調和明顯的內部分歧。最終的焦點是亞里士多德。正如受人尊敬的穆斯林歷史學家Caesar Farah所解釋的，「研究亞里士多德的穆斯林思想家找到了偉大的指南，對他們來說，他是第一個老師。在接受了這一先驗的穆斯林哲學之後的幾個世紀里，它只是選擇繼續以這種方式發展，並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進行擴展，而不是創新。」這最終導致了哲學家Averro?s和他的追隨者們強加了一個立場，即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是完整的，是絕對正確的，如果實際的觀察與亞里士多德的教義不一致，那麼這些觀察要麼是錯誤的，要麼是一種錯覺。

這些態度使伊斯蘭教無法脫離希臘人在追求知識時所停留的地方。 相比之下，從亞里士多德的工作中獲得的知識引發了早期基督教學者的實驗和發現。 事實上，就像現在一樣，一個人的聲譽通過不同意所接受的知識，通過創新和糾正而得到加強，這促使學者們挑戰希臘人，並且發現了許多錯誤。

書籍和圖書館

如前所述，所有關於穆斯林文化優越性的說法的核心是他們擁有古典作家的許多著作的譯本。但是書籍必須被保存在某個地方，擁有大量的藏書可以被認定為圖書館——無論是屬於個人的藏書館還是致力於獲取和保存書籍的機構。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在早期伊斯蘭教就存在這兩種圖書館。實際上，圖書館面臨著整個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征服者的威脅。其中一些圖書館是從異教徒時代倖存下來；其他的則是基督徒和猶太人創造的。在埃及的科普特人中，可能每一個修道院，每一個教堂都有自己的手稿圖書館。在拜占庭，正統的神職人員維持著圖書館。在他們偉大的學術中心，聶斯脫里的基督徒保存著大量的書籍。關於一個聶斯脫里派僧侶每周從修道院圖書館借走一本書的故事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他把大部分醒著的時間用于思考和記憶。因此，有人向早期的穆斯林表明，如果他們「要利用他們繼承下來的各種知識，他們必須有書，最好是阿拉伯文的書，而且這些書必須保存在安全的地方，並使讀者能接觸到。

然而，與穆斯林重視圖書館的觀點相反的爭議點是，他們燒毀了亞歷山大的大圖書館。這個故事說，在征服亞歷山大港後，穆斯林指揮官詢問了在大馬士革的哈里發Umar，問他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巨大的圖書館，據說裡面有成千上萬個卷宗。而Umar回答道:「如果他們所寫的內容與《古蘭經》相符，那我們就不用需要他們，如果不一致，我們也不需要他們。因此燒毀他們吧。」於是將軍把書卷分給城中的四千人，使他們拿去當柴燒，燒了六個月。

這個故事引起了許多伊斯蘭崇拜者的非常憤怒的反應，儘管西方主要歷史學家（包括Edward Gibbon）都拒絕了它，而大多數人都對凱撒征服埃及時圖書館被意外燒毀的傳說感到滿意。 儘管如此，Asma Afsaruddin憤怒地指責這個故事只反映了基督徒對穆斯林的仇恨，而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個故事最初是由十三世紀的一位穆斯林埃及歷史學家撰寫的。 然後其他穆斯林作家還重複了這一點，包括著名的Ibn Khaldūn。關於哈里發導致大圖書館被燒毀的指控是由穆斯林提出的，雖然這並不會增加這是真實的可能性，因為這個故事第一次出現是在所謂的事件發生大約600年後寫成的。但是，許多穆斯林知識分子相信這個故事的存在，這表明了一件有趣得多的事情：許多穆斯林，包括國家元首，對書籍和學術懷有敵意！

如果你讀的是穆斯林的政治歷史，而不是對穆斯林科學的輝煌的描述，這種反知識分子的態度似乎是顯而易見的。從前者我們可以看到，當Mutawakkil在847年成為哈里發時，他立即「開始扼殺獨立的研究和科學探究，並通過武力壓制宗教異議」。他的繼任者也是如此。隨著哈里發王朝的瓦解，任何政策——無論是「開明的」還是「專制的」——都不再可能適用於一個穆斯林帝國，現在破碎的帝國受到一系列內部的入侵，從那時起，一些穆斯林統治者對其他學者、他們的書和他們的學識更加寬容，但大多數人仍然不是很寬容。事實上，深受西方作家推崇的、十二世紀著名的穆斯林英雄薩拉丁，他關閉了開羅的官方圖書館，把書扔到了一邊。所有這些似乎都表明，由齊米所維持的複雜的所謂穆斯林文化與穆斯林精英的實際文化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緊張關係。

神秘的黑暗時代

穆斯林擁有更先進文化的說法，也建立在對基督教文化落後的幻想之上——人們普遍但毫無根據地相信，羅馬滅亡後，歐洲倒退到黑暗時代，因此失去了伊斯蘭教仍在蓬勃發展的文化遺產。伏爾泰(1694-1778)宣稱，羅馬滅亡後，「野蠻、迷信和無知掩蓋了世界。」根據盧梭(1712-1778)的說法，「歐洲已經重新回到了原始的野蠻時代。世界上這個地區的人們......幾個世紀前生活在一種比無知更糟糕的狀態。」愛德華·吉本(1737-1794)也認為這個時代是「野蠻和宗教的勝利」

毫不奇怪，這成為了在這個問題上公認的真理。因此，獲得過普利策獎的歷史學家和國會圖書館館長Daniel J. Boorstin(1914-2004)在他的暢銷書《Discoverers》(1983)中有一章叫做「基督教教條的監獄」，他在書中聲稱「黑暗時代」甚至在羅馬滅亡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基督教征服了羅馬帝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然後我們觀察到一種全歐洲範圍的學術失憶現象，從公元300年到至少1300年，這一現象一直困擾著歐洲大陸。」這是因為「東正教的領袖們建造了一個巨大的障礙來阻礙知識的進步。」用著名歷史學家William Manchester(1922-2004)的話說，這是一個「無休止的戰爭、腐敗、違法、對奇怪的神話的痴迷，以及幾乎無法理解的無知……黑暗時代在各個方面都是赤裸裸的」。

其中一些說法是惡意的，而且都令人吃驚地無知。當然，就像穆斯林征服者一樣，征服羅馬歐洲的日耳曼部落必須先獲得相當可觀的文化，然後才能與他們的前輩比肩。但是，除了有許多羅馬人指導和引導他們之外，他們還有教會，它小心地維持和推進從羅馬繼承下來的文化。更重要的是，被稱為「黑暗時代」的幾個世紀是「人類最偉大的創新時代之一」，因為科技的發展和應用「規模之大，是之前任何文明都未曾預料到的」。事實上，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正是在「黑暗時代」，歐洲開始了巨大的技術飛躍，使其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這一點已經變得眾所周知，現在在受人尊敬的字典和百科全書中，已經拒絕收錄「黑暗時代」，將其作為一個毫無根據的神話，僅僅幾年時間就接受並傳播了同樣的神話。因此，儘管《大英百科全書》的早期版本將羅馬帝國滅亡後的五、六個世紀定義為「黑暗時代」，但1981年出版的第十五版卻認為這是一個「不可接受的」術語，因為它錯誤地宣稱這是「智力黑暗和野蠻時代」。

顯而易見，有關更先進和更複雜的穆斯林文化的說法往往是基於「智性主義」。但文化遠比書籍或書本知識要多得多。沒有人能通過閱讀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學會如何耕種、航行或贏得戰爭。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科技是決定人們生活質量和自我保護的現實生活的東西。無論穆斯林知識分子對亞里士多德的科學或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了解多少，與博學的基督教經院哲學相比，伊斯蘭技術遠遠落後於拜占庭和歐洲。

技術的對比

要在重要的技術上對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要困難得多，因為這一主題被穆斯林作家所主導，他們的說法過於荒謬。因此，人們可以「發現」諸如「伊斯蘭西班牙的Ibn Firnas在8世紀發明、製造和測試一種飛行機器」、穆斯林造船師發明了歐洲造船工人沒有發明的船舵（這些是哪門子穆斯林造船師？)、中國人沒有發明指南針，指南針是穆斯林發明的，等等說法。

1.運輸

我們可以確切知道的是，在穆斯林征服了埃及、北非其他地區和西班牙之後，輪子就從這整個地區消失了！幾個世紀以來沒有任何馬車出現。所有的貨物都是用駱駝、驢或馬手工運輸或包裝的。這並不是因為阿拉伯人缺乏對輪子的了解，而是因為他們認為輪子沒什麼用。在他們看來，車輪需要街道和道路。駱駝和行人都不需要。此外，考慮到他們對車輪的蔑視，穆斯林是否知道如何製造一種合適的馬具，將役畜用在馬車上是值得懷疑的。

相比之下，在「黑暗時代」早期的某個時候，歐洲人最先發明了一種項圈和馬具，這種項圈和馬具可以讓馬而不是牛拉起沉重的馬車——速度大大提高。只要駕馭得當，一匹馬就能駕馭一輛滿載兩千磅重量的馬車，這一負擔至少需要四匹駱駝，甚至還可能用到五匹。8世紀時，鐵馬蹄鐵被發明出來，並在下個世紀得到廣泛應用，歐洲馬的拉馬能力再次得到提高。馬蹄鐵不僅能保護馬的蹄不被磨損，尤其是在堅硬的表面上;他們還允許馬在柔軟的表面上挖掘，獲得更好的牽引力。此外，10世紀的歐洲人首先發明了一種馬具，可以讓大群的馬或牛排成一列，而不是肩並肩地將它們連接起來。這就允許使用大量的動物來拉動一輛車，比如巨大的弩炮或攻城塔。

阿拉伯人可能會對馬車問題提出的一個反對意見是，那些在穆斯林征服時期使用的馬車，車前有一個固定的前軸心，使他們很難轉彎。它們也沒有剎車，在向下的斜坡上可能非常危險。直到9世紀，歐洲人才解決了這些問題，他們的貨車有前軸可以旋轉，還有足夠的剎車。當他們在離家2500多英里的地方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時，這是一個重大優勢。的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中的一個隊伍出發時被認為至少擁有2000駕馬車。

最後，儘管穆斯林擁有世界上最快的馬駒，但他們卻缺乏歐洲人使用的大型役用馬。因此，對他們來說，使用馬車而不是打包駱駝的好處會少一些。當然，穆斯林和歐洲人都是馴馬專家，所以這些差異是一個偏好的問題。

2.農業

在「黑暗時代」改變歐洲的農業革命中，大馬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均糧食產量大幅增長，部分原因是馬拉犁的速度是牛的兩倍。因此，通過轉向馬匹，一個農民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耕作兩倍的土地。同樣重要的是，那些"黑暗時代"的農民們的大馬在拉著一種更先進的犁。

直到六世紀的某個時間，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民所使用的犁也只不過是一套在平面上排列成行的挖掘棒而已。劃犁不會翻轉土壤，而是簡單地拖過地表，在淺溝之間留下未受擾動的土壤，這一過程通常需要交叉耕作。這對地中海沿岸的薄而乾燥的土壤來說是不夠的，對北歐大部分地區的重而潮濕但極其肥沃的土壤來說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一把非常重的犁，用一把又大又尖又重的鏟子(刀片)來翻土挖深溝。除此之外，還增加了第二股，以切斷第一股所轉讓的那片草皮。然後添加了一個模具板，以完全翻轉切片的草皮。最後，在犁上增加了輪子，以便將犁從一塊地移到另一塊地，並使把犁分成不同深度的犁成為可能。您看！以前不能耕作的土地，或者沒有有效耕作的土地，突然變得非常高產，即使是在較薄的土壤上，使用重的犁幾乎使作物產量翻了一番。

在八世紀，農業革命的下一個步驟是：採用三圃制。每個村莊的耕地被劃分為三塊，每一個農作物在這三個土地上都有屬於自己的區域。其中一塊是種植小麥等冬季作物的，第二種是種植春季作物，如燕麥(一種非常重要的作物，一旦馬成為主要的役畜)、豆類(如豌豆和豆類)或蔬菜的，第三塊土地被允許休耕(未種植)。第二年，休耕的那塊地種上了冬季作物，第二年又種上了春季作物，前一年種下的那塊地就休耕了。利用休耕地放牧不僅抑制了雜草的生長，而且牛的糞便也對土地的肥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結果，從「黑暗時代」開始，大多數歐洲人開始吃得比任何地方的普通人都好。事實上，中世紀的歐洲人可能是第一個基因潛能沒有被糟糕的飲食嚴重阻礙的人類群體，結果是，他們比其他地方的普通人更大、更健康、更有活力。

要說完歐洲人在「黑暗時代」所取得的技術突破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說過很多了。在這方面，通過對軍事技術的仔細比較來得出結論似乎是恰當和更合適的。

3.軍事技術（由於這裡的軍事技術對比又臭又長，譯者決定自己簡述概括，有興趣可以自己搜原文看）

1.歐洲人擁有高橋馬鞍和馬鐙，中世紀大部分穆斯林都沒有，限制了他們力量的使用和馬上格鬥技術的發揮，因此在騎兵對決中歐洲人佔據優勢。

2.歐洲人擁有高大馬匹和優秀的馬甲，穆斯林沒有，歐洲人騎著的馬匹重量大約在1200到1300磅，而穆斯林馬匹則為700到800磅，這使歐洲人在衝鋒和馬匹對抗中佔據優勢。重量差異不僅出於馬種，更重要的是裝甲上的差異。

3.中世紀的裝備普遍由自己製備，沒有制式裝備，大部分情況下歐洲人的裝備比穆斯林要好得多。

4.歐洲人擁有弩，不僅訓練簡單，裝備量大，而且精準度高，射速快（原文說一個配裝彈手、盾手和發射手的三人弩隊射速是一分鐘八發，對此數據譯者深表懷疑），破甲性能好（在150碼也對裝甲有損害能力，同樣存疑），而穆斯林的複合弓只在射程上超過弩，只能有效對付近距離的輕裝甲目標和遠距離的無裝甲目標。

5.穆斯林過於依賴輕騎兵，以至於無法正面對抗歐洲成隊列的弩隊和重步兵部隊。

6.如前文所言，穆斯林的艦隊主要由基督徒設計並駕駛，而因此在對抗歐洲艦隊的時候戰鬥意志很差，經常不戰而逃。穆斯林船隻照抄歐洲船隻的設計，但山寨總歸有些過時，沒有原創更新速度快，性能好。穆斯林船隻上沒有裝備弩和弩炮，因此在遠距離交戰上處於絕對劣勢。歐洲人還設計一種登陸艦，可以將全副武裝的騎士部隊連人帶馬送上岸。

總結：

即使我們承認，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擁有古典作家的卓越知識，並培養出過一些傑出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但事實是，他們在諸如馬鞍、馬鐙、馬蹄鐵、馬車和馬具、馬匹和馬具、有效的犁、弩、希臘火、造船、水手、多產的農業、有效的盔甲和訓練有素的步兵等重要技術方面遠遠落後。難怪十字軍們可以行進超過2500英里，打敗一個數量遠遠超過他們的敵人，只要歐洲願意繼續支持他們，他們就可以繼續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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