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戰略】葛成沈銘輝：美印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政策限度及中國的應對

10-11

點擊上方「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可訂閱哦！

葛成沈銘輝：美印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政策限度及中國的應對

作者：葛成，男，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南亞經濟、南亞政治研究；沈銘輝，男，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合作、新興經濟體研究

來源：《雲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2018

年5月3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印度洋

太平洋(

Indo-Pacific

)

司令部」，再一次確認了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應對地緣戰略變化的調整。從亞太到印太，這一調整最大的變化在於將印度納入戰略視野，企圖在西南方向及印度洋地區構成對中國的「合圍」。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大調整背景下，中國對美印兩國在「印太戰略」中的合作需要保持高度關注。

一、美印共同參與「印太戰略」構建的起源

自朝鮮戰爭後，美國大力構築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遠東地區的遏制體系，冷戰結束以後，中國逐漸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遏制對象。多年來，其遏制體系集中在東北亞

日本列島

中國台灣

菲律賓

澳大利亞為主的西太平洋海空範圍，以駐日、駐韓軍事基地，第一、第二「島鏈」上星羅棋布的情報

監視

監聽網路，以及關島

夏威夷核心基地為其硬體基礎；以美日、美韓、美菲、美澳軍事同盟，以及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窠臼構成所謂「軟實力」基礎，這一體系在很長時間內似乎牢不可破。

另一方面，

世紀

年代以來被西方奉為圭臬的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發展邏輯在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中被現實擊垮，社會階層分化進一步趨向極端，國內矛盾衝突對立加劇，促成民粹主義與極端政治在歐美國家廣泛流行。這種從發展理念到意識形態，再到價值觀體系的「軟實力」遭遇全線衝擊，疊加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造成的（美國）相對經濟地位下降，構成了現階段美國戰略焦慮的主因。自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主動調整對中國的戰略布局，推出以空海一體戰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為主的涉及安全、政治、經濟等內容的重返亞洲（

Pivotto Asia

）戰略。特朗普主政後，美國主動退出

TPP

，重返亞洲戰略無疾而終，為了應對戰略形勢變化，奧巴馬執政後期近乎銷聲匿跡的「印太戰略」（

Indo-Pacific strategy

）被重新拾起。

自

世紀

年代自由化改革之後，印度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就。

2014

年印度總理莫迪執政以來，大力推進以金融、稅收和土地為主要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一定進展。以

2016

年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經濟體為標誌，印度被認為是緊跟中國崛起步伐的未來超級大國。長期以來，源於廣泛的相似性與地理毗鄰，印度對中國的「攀比心理」始終存在，南亞「勢力範圍」、印度洋海權、邊界問題、印巴衝突等，構成了中印關係中主要的「衝突點」。印度歷來把南亞

印度洋地區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對任何域外國家的「動作」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中印邊界爭議自兩國建國起始終存在，受複雜歷史原因與現實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儘管中印雙方已達成若干政治共識，但實際進展難以令人滿意。時至今日，中印邊界已經成為中國與周邊主要鄰國唯一未能確認的陸路邊界，給兩國關係造成很大不確定性。

在中國先於印度崛起的情境下，印度對中國的防範心理強烈。中國海軍索馬利亞海域的護航行動、中巴安全合作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國家的發展與落實等正常的安全、經濟交流合作，均被視為針對印度的圍堵、遏制、甚至挑釁。作為對中國在南亞

印度洋開展務實行動與廣泛合作的回應，印度開始尋求在東亞

太平洋區域平衡中國影響的合作方。在經歷「價值觀同盟」「自由與繁榮之弧」以及美日印澳四國「鑽石同盟」等多次概念渲染後，以

2017

年

月莫迪訪美為標誌，印度開始接納「印太戰略」，尋求在從美國西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廣闊空間內回應中國的行動並實現印度大國抱負的理想，客觀上也讓美國成為未來中印關係發展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事實上，美國自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鼓吹印太概念，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曾在多個場合引用印太一詞。

2012

年

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世紀國防優先任務》（

SustainingU.S. Global Leadership

：

Priorities for21st Century

）一文，指出：「從西太平洋和東亞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亞的這一弧形地區的發展，和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們也必然向這一地區重新平衡……以維護美國的地區介入與自由行動能力。」

2017

年

月

日，美國白宮發布了特朗普任內第一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在地區戰略（

The Strategy in a Regional Context

）一章中指出「美國需要綜合性的地區戰略，在當地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現實背景下，理解威脅性質和規模、競爭強度以及可利用機會的前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該報告把印太列為所有地區類別的首位，排在歐洲、中東之前。

2012

年

月，時任印度總理辛格在印度

東盟紀念峰會全體會議的開幕式致辭時，使用印太概念論述印度與東盟以及印度與日本的關係。他提到

「這種夥伴關係很重要，因為我們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同樣，我認為，我們的未來是相互聯繫的，一個穩定、安全和繁榮的印太地區（

A stable,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region

）對我們自身的進步和繁榮至關重要。」

2014

年

月印度總理莫迪就職後，印度政府更加頻繁地使用印太概念。

2017

年

月，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四國外交官員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就「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議題舉行了會談。

2018

年

月，四國軍方代表在新德里舉辦的瑞辛納對話上再聚首，著重討論維護印太海上秩序，外加「吐槽」中國。這些會面一方面標誌美日印澳四國對話時隔十年之後被再次啟動，另一方面也可視作四國對印太概念的官方背書，其背景是近些年亞洲地緣政治格局的顯著變化。

二、美印戰略訴求的契合

受現實主義支配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人性本惡的假定前提下，要求主要大國對實力對比的快速變化做出反應。美印兩國投身「印太戰略」，核心訴求是應對中國崛起，不論是美國的對華遏制策略，還是印度的對華防範心理，都是戰略層面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條件反射」。

（一）基於現實主義原則的美印安全合作

傳統上，大國政治講原則，講意識形態，大國行動以清晰的國家意志為準繩，具備可預測性。但當前的美國，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教條讓位於現實主義。美國國際關係著名學者米爾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在其代表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創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指出「回顧歷史，就清楚知道中國一旦試圖支配亞洲，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將怎樣反應。美國會竭盡全力遏制中國，用一切手段使中國不能稱雄亞洲」。在他看來，中國崛起必然引起周邊國家的警惕。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在內，只要美國帶頭號召，其必然加入制衡中國的隊伍。基於這一理論，美印在印太框架下的安全合作順理成章。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提到「原則性現實主義」（

principled realism

），並試圖把這一概念理論化。

2017

年

月，特朗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演講中首次提到原則性現實主義：「我們正在採取原則性現實主義（

We are adopting a Principled Realism

），（它）根植於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利益。我們的朋友永遠不會質疑我們，我們的敵人永遠不會懷疑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夥伴關係將通過穩定推進安全，而不是徹底破壞。我們將根據現實世界的結果做出決定——而不是僵化的意識形態。我們將以經驗教訓為指導，而不是僵化思維的限制。而且，只要有可能，我們將尋求漸進的改革，而不是突然的干預。」此後在阿富汗以及聯大一般性辯論發表演講時，特朗普又多次提出原則性現實主義概念。

2017

年

月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篇明義：「本國家安全戰略優先考慮美國利益」（

Th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uts America first

），接著提出「美國優先國家安全戰略（

An America Firs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基於美國的原則、對美國利益的清晰評估以及解決美國所面臨挑戰的決心。這是一種原則性的現實主義戰略，是以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和早前「從印度洋西岸到美國西岸」不同，此次美《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印太」地理範圍定義為「從印度西岸至美國西岸」（

west coast of India to the western sho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可謂一字之差萬里之別。在地緣上將印度納入原先的亞太範疇同時，把印度以西的巴基斯坦、中東和非洲東海岸排除在外。這種不倫不類的地理劃分，正凸顯現實主義原則——注重實效而不論其他。原先的印太範疇涵蓋太廣，一方面中東事務與中國崛起在敘事上存在距離感，納入進來容易偏離「印太戰略」的預設目標；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伊朗以及東非一些國家與中國關係良好，很難將其納入真正意義上的「印太戰略」。本著現實主義原則，美國將「印度洋西岸」改成「印度西岸」，既順便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納入印太範疇，又增強了這一戰略調整的可操作性。

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印軍事安全合作就已經逐漸加強。

2010

年後，美國與巴基斯坦基於反恐戰爭的軍事與情報合作逐步削弱。

2011

年

月本·拉登被美軍擊斃後，美國對巴基斯坦軍事援助顯著降低，美國在印巴之間的戰略選擇逐步向印度傾斜。經過數年醞釀，美印戰略靠攏在

2015

年初奧巴馬以主賓身分出席印度共和國日閱兵時達到高潮。憑藉此次閱兵，奧巴馬不但成為第一位受邀參加印度國慶活動的美國總統，也是唯一任內兩度訪印的美國總統。訪問期間，美印兩國發表《美印亞太與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展望》，重申美印軍事與情報合作重要性，並再次炒作「南海海上爭端」，強調「維持亞太航行自由」。

2016

年

月與

月，印度防長兩度訪美，先後與美方達成兩項重要協議：美國給予印度（非北約盟友的）「主要防務夥伴」（

Major Defense Partner

）地位；以及簽署《後勤交流備忘錄》（

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特朗普上台後，印方一度非常擔憂特朗普政府對印安全合作態度，但兩國很快就密切防務關係達成共識。

2017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印度的「主要防務夥伴」地位再次進行了確認，提出「（美國）歡迎印度作為全球領先大國和更強大的戰略和防務夥伴的崛起……（在軍事安全領域）拓展與印度的防務和安全合作，印度是美國的主要防務夥伴之一，美國將支持印度在印太地區不斷發展的各種關係」。

2018

年

月初，美國通過聯邦政府通知的形式宣布印度成為全球第

個，也是亞洲繼日本和韓國之後第

個獲得戰略貿易許可（

STA-1

）地位的國家，這一許可為美國向印度出售高技術產品鋪平了道路。

「主要防務夥伴」與

STA-1

地位的落實，使印度獲得原本僅向美國盟友開放的廣泛軍民兩用科技，終結了自

1998

年印巴核試驗以後美國對印度施加的技術封鎖。

2016

年

月，為了與俄羅斯、法國、瑞典等國競標印度下一代中型主戰戰機項目，美國積極支持洛克希德

馬丁和波音公司向印度推銷

F-16

和

F-18

戰機，並同意在印度設立兩型戰機的生產線。考慮到印巴關係的敏感性以及

F16

至今仍是巴基斯坦空軍主戰裝備的現實，該筆交易引起巴方巨大不滿。

2017

年莫迪訪美期間，美方宣布向印度出售

架

MQ-9B

「天空守護者」海上無人機，合同總額

億美元。此次軍售是美國繼

2010

年

C-17

運輸機、

2014

年

P-8I

反潛巡邏機等項目之後，又一次對印度直接出售高性能武器裝備。印方高度評價這一舉措，表示這是落實印度作為美國「主要防務夥伴」的重要一步，滿足了印度海軍在情報搜集、巡邏和救援平台方面的迫切需要，其意義堪稱「遊戲改變者」。

2018

年

月

日，美國宣布同意向印度出售

架

AH-64E

武裝直升機及配套武器設備，合同總值

9.3

億美元。而在此前的

2018

年

月，波音公司已經與印度塔塔公司簽署協議，計劃在印度中部城市海德拉巴郊區的生產基地中生產

AH-64E

武裝直升機，並表示該生產線在未來將是全球唯一的

AH-64

直升機生產線。

（二）對沖防範「一帶一路」倡議

隨著近些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逐漸豐滿、合作逐步落實，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金融、基礎設施合作版圖不斷延伸，印度洋已經成為中國「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方向。在此背景下，美印兩國在「印太戰略」構想中找到了相互需要的動機和互為憑藉的利益契合點。對美國來說，太平洋

印度洋航線長久以來都處於其控制之下，鏈接世界經濟最活躍地區——亞太，與世界主要石油資源生產地——中東的關鍵航線不可能拱手讓人。雖然長期內，印度崛起與實力增長也會對美國控制大洋的戰略安排造成威脅，但至少目前這一潛在威脅還不足以與中國崛起的現實緊迫性相比較。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給沿線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發展機遇，如果美國直接進行干預，一是目前美國國內的政經實情恐怕無法支撐，二是不少沿線國家，甚至包括一些美國盟友，都無法認同。因此，儘可能使用離岸平衡策略，拉攏印度參與對中國的遏制圍堵才是合理選擇。

對於離岸平衡，米爾斯海默認為：「遠方的霸權通常喜歡讓地區大國來制衡熱衷於追逐霸權的國家，它們則坐山觀虎鬥……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標是做西半球的霸主，防止歐洲和東北亞出現與之匹敵的霸權國。」離岸平衡的好處顯而易見，但因為太容易被識破，實現起來並不容易，因此他承認：「這種推卸責任的策略有時並不可行，遙遠的霸權國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國家。」從這一理論出發，不論是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機制，還是在印巴間重新做出選擇進而在軍事安全領域扶持印度，都是美國從離岸平衡視角出發，利用日、印、澳等國不願中國發展成為西太平洋

印度洋區域的主導國家的心態，實行制衡圍堵中國政策的具體表現。美國拉印度「入伙」印太，既可以利用中印這兩個發展中大國之間的矛盾，防止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又可以利用中印這兩個亞洲大國之間的矛盾，防止亞洲的整體崛起。但因為美國的離岸平衡動機太明顯，指望日、印、澳離開美國單獨與中國抗衡根本無法實現，只能親自下場，牽頭拉攏這些國家加入「印太戰略」以實現戰略目標。

相較於美國，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要更為複雜。一方面，印度經濟發展面臨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在於基礎設施的改善與外國投資的增長，這方面「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是理想合作對象。另一方面，南亞與印度洋地區歷來被印度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任何域外國家的介入都會引起印度的高度警惕，因此對於「一帶一路」印度始終反應冷淡，在中國與南亞其他國家的合作快速展開的同時，中印合作卻始終主要集中在民間領域，國家戰略層面幾乎沒有任何建樹。值得注意的是，印度雖不樂見南亞及印度洋沿岸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但受限於自身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無力提供替代性的區域合作選擇，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季風計劃」至今仍沒有具備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同時，印度對中巴合作高度敏感。在人民黨政府上台之初，總理莫迪及部分印度官員對「一帶一路」尚處在觀望階段，並沒有明顯排斥。

2015

年訪華期間，莫迪明確表示希望加強與中國在亞投行框架下的合作，加強經貿關係，並表示願意在促進南亞地區發展方面與中國展開合作。然而，隨著「一帶一路」各項建設在南亞各國逐步落實，特別是作為「旗艦項目」的中巴經濟走廊明確線路規劃（經過克什米爾）並開工建設，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態度轉趨消極，乃至缺席了

2017

年

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綜合而言，印度雖然渴望獲得參與「一帶一路」與中國密切合作所能帶來的經濟好處，但出於實現「印度的印度洋」的戰略企圖，以及對所謂「珍珠鏈」、中國「包圍印度」等戰略設想的地緣政治憂慮，卻促使印度選擇接納美國拋來的「印太戰略」「繡球」，希望藉助美國力量制衡中國的影響。

三、美印戰略訴求的分歧與「印太戰略」局限性

近二十年亞太區域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歸因於全球化進程中亞太各經濟體廣泛而深入的區域經貿合作，以中美貿易和東亞生產網路為核心的亞太經貿體系在做大蛋糕的同時，讓所有參與國家均從中獲益。發生在太平洋西岸的一系列經濟奇蹟，是穩定政治結構下自由貿易與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最優結果。相較而言，印太並不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地緣政經框架，其時代背景、國際環境、經濟內涵與亞太概念迥異，戰略構思中還包含若干矛盾之處。美印兩國與中國的戰略博弈是「兩盤棋」，美印兩國發展階段差異巨大，國內矛盾沒有可比性，在應對中國崛起與選擇發展道路上存在顯著分歧，致使「印太戰略」面臨顯著的戰略局限。

（一）美印與中國博弈的「兩盤棋」

中美博弈，是典型的守成大國

崛起大國博弈，涵蓋面廣、內容複雜、情節波折。改革開放之初，美國曾經試圖把中國的發展納入西方軌道，在經濟、政治體制乃至價值觀等方面演變中國。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超過預期，並在實踐中發展並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演變的企圖早已破產。同時，受到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與近些年民粹主義、極端政治衝擊，美國曾經對中國擁有的不對稱實力優勢正在縮小。在軍事安全方面，雖然公認中美軍事實力仍存在巨大差距，但以軍事資產衡量的絕對差卻逐年縮小，部分領域中中國的後發優勢開始顯現。

更重要的是，當前美國政府奉行單邊主義政策，在零和思維指導下不加遮掩地實施貿易保護措施，一方面阻礙

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行，另一方面主動挑起與幾乎所有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糾紛。自成立以來，

WTO

一直是成員經濟體之間解決貿易爭端的主要平台，但特朗普政府卻一意孤行試圖繞開

WTO

處理經貿糾紛。自

2017

年初

WTO

啟動上訴機構法官候選人遴選以來，美國一直拒絕開啟候選人甄選程序，截至目前，該程序仍未啟動，以至於上訴機構面臨癱瘓局面。同時，特朗普政府自執政以來，多次對主要貿易夥伴威脅採取單方面關稅制裁措施，以美國國內法為依據，糾正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墨西哥、加拿大、歐盟、日本以及中國等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損害。美國的逆全球化舉止不但給世界經濟秩序帶來破壞性影響，其以鄰為壑的行動更令世界經濟面臨陷入

世紀

年代經濟危機的恐慌。相較而言，「一帶一路」建設聚焦合作與發展，秉持平等、開放、包容原則，本著量力而行的態度與沿線各國共享發展成果，其中蘊含的走和平發展道路治國理念，與美國的單邊主義、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中印博弈，至少在目前階段，仍然是區域大國地緣政治博弈。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現階段首要任務必然是發展經濟，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必不可少。對印度來說，一方面中美博弈必然增加印度在兩國中的迴旋空間，保持中美「斗而不破」格局，同時與中美談判博弈獲取好處，可以說是最優選擇；另一方面，印度自尼赫魯時期就擁有強烈的大國抱負，歷史上還是不結盟運動的領導國家，在已經成為公認的新興大國與國際體系中重要國家的今天，印度保持獨立自主大國地位是必然選擇。與美國拉攏印度搞「離岸平衡」不同，印度的戰略目標在於實現「印度的印度洋」，這一具有排他性的地區戰略與美國的「印太戰略」並不相符。即使印度在中國崛起背景下接受「印太戰略」概念，對建立美日印澳四國或美日印三國安全合作機制興趣上升，但要印度完全跟隨美國，把自己降格成為美日關係中日本那樣的從屬地位，這樣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例如，美日印澳四國官員於

2017

年

月就「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議題舉行了會談，但並未舉行聯合發布會，僅分別以新聞稿形式公布了會議進程，其中印度外交部在介紹會談時並沒有如外界預期般涉及南海問題。而

2018

年

月，印度牽頭舉行的馬拉巴爾聯合海軍演習未邀請對華頻頻挑釁的澳大利亞參加，引人聯想。理論上講，印度投入美國遏華包圍圈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但在中印兩國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同時相互保持戰略克制的前提下，現階段美國無法支付印度徹底倒向自己所可能提出的要價。而且在經過一系列試探之後，這一點印度也已經心知肚明。

（二）「印太戰略」與美國優先存在矛盾

從歷史經驗看，當守成大國試圖構建針對崛起大國的遏制包圍圈時，對同盟體系中相對落後國家的讓利與扶持必不可少。二戰結束後，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

The Marshall Plan

）對西歐各國進行廣泛的經濟援助，最終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冷戰格局及其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一邊，朝鮮戰爭前後美國開始加大對日本經濟援助，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遠東方向的戰略圍堵促成美國在戰爭結束後採取扶持韓國與中國台灣省的貿易經濟政策，最終成就了日本戰後重建、經濟復甦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而在今天的美國，大規模對外援助幾無可能，甚至其長期倡導的自由貿易都面臨著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巨大壓力。事實證明，美國優先（

America First

）並不是特朗普競選團隊「拍腦袋」生造的競選口號，而是有著廣泛社會經濟基礎的現實訴求。這一訴求在美國國內的強烈程度，遠遠超過許多政治分析家或經濟學者在

2016

年大選前的預估。特朗普上台後即推翻已經談判

年的

TPP

，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在

2018

年加拿大

會議上與主要盟國吵得不可開交。軍事安全方面，特朗普明確拒絕一切搭便車行為，強硬要求北約規定所有成員國國防支出達到

GDP2%

標準，要求東亞盟國承擔更多駐軍費用。特朗普一系列對外政策舉措看似激進，其實有著深刻的國內政治經濟根源。

一方面，美國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主要源於經濟不平等。雖然當年「佔領華爾街」運動很快被警察驅散，但

與

99%

的財富差距卻沒有縮小。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公布的數據，

1989-2013

年間美國不同階層家庭財富增長差異巨大。

2013

年，美國家庭總財富為

萬億美元，約為當年美國

GDP

（

16.5

萬億美元）的

倍。其中，最富裕的

10%

家庭佔有總財富的

76%

，

11%-50%

的家庭佔有總財富的

23%

，排名後

50%

的家庭僅僅佔有總財富的

。另一方面，美國政治極化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新舊兩種價值觀針鋒相對的——不單是傳統概念中的富裕美國與貧窮美國，而是意識形態定義中老美國和新美國——爭奪主導權。所謂新美國，是指發端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與

世紀

年代興起的反戰運動所倡導的理想主義與反傳統意識形態的集合。新美國價值觀在奧巴馬執政時期達到巔峰，佔據了主要媒體與網路話語權的主流，進而導致

2016

年大選特朗普「意外」當選後與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齷齪不斷。與之對應的老美國，則只認同美國白人清教徒先輩，認同美國所謂「建國先賢」（

Founding Fathers

）建立國家的功勛。老美國價值觀偏向保守，在國際關係中尊崇現實主義原則，反對在對外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中繼續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美國優先的口號正中其下懷。

在美國優先原則下，雖然美國可以通過「印太戰略」拉攏印度，並以離岸平衡策略制衡中國，但指望美國像二戰後通過大規模援助與貿易讓利構建新的政治安全同盟體系，顯然可能性較小。《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指出以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維護美國「四項關鍵利益」（

F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即「美國人民和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力量求和平以及增加美國影響力」。在特朗普政府的任務清單中，美國優先或者說美國國內事務優先的重要性遠超「印太戰略」，當兩者利益出現抵觸時，保證美國優先顯然是更符合其政治經濟需要的選擇。事實上，美國在對外貿易政策上並未賦予印度特殊權利，自

2017

年

月美國商務部先後啟動鋼、鋁產品

232

調查以來，印度始終沒有進入豁免名單。同時，特朗普執政以來對印度出口美國產品發起的貿易干預措施（

Import Interventions

）亦沒有減少跡象。

2017

年全年美國對印度發起的貿易調查合計

起，而

2018

年

1-5

月，該數字已達

起。

再如，就在美印合作在媒體版面上如火如荼之時，美國主動提出在印度設立

F16

和

F18

戰鬥機生產線，表面看來，這是美國對印度開放軍事技術的慷慨舉措，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不論是洛克希德·馬丁的

F16

，還是波音的

F18

，都屬於

世紀

60-70

年代開始研製的裝備，與美國提供給日韓歐洲盟友的

F35

戰機存在明顯代際差距。即便是經過深度改進的型號，其作戰效能也只能達到與印度已經裝備的俄制

Mig29

系列、

Su27

系列水平，與印法兩國已經簽署採購合同的「陣風」系列戰機處於同一水平。考慮到引進戰機系統的漫長時間成本與

F16

、

F18

分別作價

7000

萬美元、

9000

萬美元的單機採購價格，很難確定這一提議是美國在戰略層面上對印度的有力支持，還是美國出於純粹商業利益考慮而採取的牟利策略。如果美國表面上和印度不斷拉近關係，內里卻堅持美國優先，並未從戰略高度或者說放棄部分經濟利益與印度加強戰略合作，那麼美印在印太框架下的合作恐怕就要打折扣。

四、中國的應對

歷史已經證明，單邊主義沒有出路，冷戰思維並不適用於今天的世界。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6月上合組織青島峰會上指出：「面對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形勢，為更好推進人類文明進步事業，我們必須登高望遠，正確認識和把握世界大勢和時代潮流。儘管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的呼聲不容忽視，國際關係民主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儘管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不斷有新的表現，但『地球村』的世界決定了各國日益利益交融、命運與共，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美國拉攏印度構築「印太戰略」，走的是冷戰思維指導下遏制與對抗的老路。而印度出於平衡中國在南亞-印度洋地區影響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正面回應，希望從美方的拉攏中獲得經濟、軍事等實際利益。同時，印度對於介入中美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戰略博弈始終保持謹慎態度，不輕易選邊站隊。考慮到美印兩國的戰略目標差異，特別受制於美國優先原則的政策限度，「印太戰略」的實施效果將比較有限，美國藉助印度實現「離岸平衡」遏制中國的目標較難實現。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說，提倡和諧包容的「一帶一路」，本身就是對「印太戰略」的最好回應。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逐步落實，中國與美印在內的印太地區所有國家加強合作，這對於地區可持續發展和世界經濟良性互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近代以來的大國崛起離不開製造業的繁榮發展。二戰以後，東亞各國積极參与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通過先後三次產業轉移和與之相伴的技術升級，成功構築東亞生產網路，不但把全球生產的主要環節留在域內並不斷提高利潤分成，更先後進而實現經濟起飛並最終改變了全球經濟的總格局。印度自20世紀90年代經濟改革以來，服務業發展迅速，利用人力資源與語言優勢，成功塑造了印度服務行業的競爭優勢。2000年印度服務業佔GDP比重超過50%，2016年達到61.9%，領先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但在製造業領域，印度該數值僅為15%-17%，增長緩慢，不但長期落後於中國，也落後於其他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有鑒於此，印度總理莫迪執政後，迅速發布了「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戰略，意圖把印度打造為世界製造業新中心，為印度崛起構築更堅實基礎。近兩年來，印度已經完成了稅制改革，營商環境有所提升，外國直接投資（FDI）穩步增長。但從長期來看，製造業繁榮有賴於基礎設施的改善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一個相對穩定和諧的國際環境必不可少。從這一方面看，印度對中國的需求是多方位的，印度對「印太戰略」的參與將比較有限，其對中國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兩國合作空間巨大。另一方面，美印兩國對「印太戰略」的需求和投入尚存較大差異，中國與印度加強合作，有助於防止印度進一步走向「印太戰略」。

（一）以務實合作增進互信關係

一直以來，增強政治互信都是中印關係的重點與難點，雙方在政治經貿等方面的合作努力屢屢受制於信任的缺失。領導人外交因為能夠有效規避政策上的繁文縟節，常常能夠取得出人意料的外交成果。隨著2018年4-6月間莫迪兩次訪華並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會晤，兩國最高領導人引領中印合作開創新局面的預期有所增強。作為兩大發展中國家，中印都需要維護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捍衛全球化下的發展權益，在反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方面有共同需求。

事實上，中印作為世界上經濟體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天然地擔負著落實發展權利的任務。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中印都支持多極化發展趨勢，支持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反對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兩國聯手合作逐漸增加。2018年6月，莫迪首次以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兩國在上合組織框架下的合作正式展開。在此之前，中印已經在金磚國家合作、G20、聯合國氣候談判等重要國際治理框架下都展開了務實合作。與此同時，中印人文交流在近些年保持了良好勢頭。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印度期間，兩國宣布啟動「中國

印度文化交流計劃」，自那時起，中印媒體高峰論壇、中印智庫論壇、中印青年代表團互訪機制等多種交流模式逐漸成熟，印度電影在中國市場表現優異，中國優秀文化團體訪印頻次增加，兩國民間交流取得了數量與質量兩方面的提高。長期來看，政府與民間的務實合作有助於不斷提升中印兩國的相互信任關係，築起兩國關係長久發展的基石。因此，在兩國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印雙方需要基於共同需求，在多邊和雙邊層面上繼續加強務實合作，中印增強互信的前景將更加值得期待。

（二）加強中印基礎設施與融資合作

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的高度相關性早已被證明。而包括印度在內的眾多印太區域國家，特別是南亞國家，廣泛存在基礎設施發展落後問題，基礎設施發展落後導致的廣義貿易成本成為制約南亞國家發展貿易的主要障礙，這一障礙遠比關稅的負面影響更大。不少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都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進行過測算。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2005-2015年間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年均資金缺口在0.5-0.75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亞太30個發展中經濟體在2010-2020年間的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航運、電力、通信）投資總需求約為8萬億美元，其中南亞為2.3萬億美元，而印度則佔全部南亞的92%，高達2.17萬億美元。

拋開地緣概念之爭，中國才是印太地區經貿合作潛力最大、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範圍最廣的國家。基於亞投行、金磚銀行、上合組織銀聯體等機構與框架，中國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相關金融合作。而2015年6月《亞洲基礎設施銀行協定》簽訂之時，印度以83.67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7.5%投票權成為亞投行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股東，反映了印度提高基礎設施水平的迫切需求，也充分表明了印度在這一領域加強合作的意願。自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不斷加強，根據印度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中央政府財政將主要向農業、公路和鐵路基礎設施等領域傾斜，包括投入數十億美元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撥款數十億美元重點加強鐵路網路建設和提升鐵路承載能力。即使這樣，印度的財政投入與龐大的基礎設施資金需求相比，仍存在巨大缺口。

近年來，印度與日本的基礎設施合作也在逐漸緊密，日本對印度基礎設施的投資速度開始加快，但迄今為止，日印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多停留在協議階段，落實的並不多。倍受矚目的印度高鐵項目在2015年確定採用日本新幹線技術以後，歷經多次波折，至今仍未進入施工階段。顯然，作為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印度需要更加合適、更有效率的基礎設施整體規劃和設計支持，在這一方面，中國顯然是最佳選擇。從資金實力、技術水平、工程經驗、適用性等各個方面來看，對於印度這種擁有巨大人口規模和幅員遼闊國家的大規模基建，中國的經驗顯然非別國所能媲美。同時，中印基礎設施合作的機制也已經具備，「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都是現成的選項，只要中印兩國加強互信，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相關融資領域的合作可謂順理成章，進而構成兩國關係穩定的基石。

（三）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

長期以來，南亞經濟發展波動性大，抗風險能力較弱，經濟成就明顯落後於東亞地區。印度作為南亞發展表現最佳的經濟體之一，同樣面臨著貿易壁壘較高、自由化水平偏低的問題，南亞始終未能形成有效生產網路，在世界生產價值鏈中處於較低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上，南亞地區包括南亞自由貿易協定（SAFTA）在內，共有11個FTA已經生效，另有5個處於談判階段。而中國目前已經與巴基斯坦和馬爾地夫簽署雙邊FTA，其中中巴第二階段FTA談判已經啟動。另外，中國與尼泊爾、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的FTA也已經啟動前期協商，唯獨與印度尚無任何雙邊貿易安排。

中印貿易近些年保持了增長勢頭，但印度對華貿易逆差較為顯著。2017年，中印貿易額達到844億美元，同比增長18.6%，創歷史新高。雖然2017年印度對華出口增長40%，達到163.4億美元，為歷年最好表現，但印度對華貿易逆差仍維持在517.5億美元的高位，有鑒於此，印度對於談判中

印FTA的熱情不高。然而，印度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賴於製造業水平提升，這必然要求貿易條件的更大改善，在中印雙邊FTA條件尚不成熟的情形下，兩國共同參加的區域/多邊貿易安排就成為了最佳替代方案之一。在美國退出TPP之後，太平洋

印度洋區域內最具前景的自由貿易安排就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2018年5月，RCEP第22輪談判在新加坡順利結束，根據會後發布的新聞稿，此輪談判除了全體會議與各個界別工作組會議之外，還提出依照RCEP領導人會議指示推動談判儘早結束的表述，表明談判進程比較順利，前景可期。

目前，

RCEP

談判中，印度對削減貨物貿易關稅壁壘的態度相對消極，堅持保護農產品，在貿易自由化方面相對保守。同時，作為世界服務業大國與亞洲服務業強國，印度堅持

RCEP

協

議中

服務部門的高水平開放。事實上，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印兩國都主張迅速達成RCEP談判，實現第一階段成果，在美國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當下發出亞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堅持全球化發展方向的聲音。考慮到有效平衡中印之間長期貿易逆差，以及服務業作為下一階段中國經濟新增長點，與印度加強雙邊溝通，共同推動平衡的、高水平的RCEP談判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一旦RCEP得到落實，中印經貿關係將會進一步鞏固，兩國共同對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的立場也將更加堅定。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

【印太戰略】葛成 沈銘輝：美印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政策限度及中國的應對

【印太戰略】葛成沈銘輝：美印視角下的「印太戰略」：政策限度及中國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