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第八講：看懂儒道二家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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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給大家介紹了范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范仲淹也是一位易學家。如果我們打開《范文正公集》，裡面有他對《易經》的一些心得體會。如果我們打開「三蘇」父子合力完成的《蘇氏易傳》，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易經》的一些研究心得。從《嚴先生祠堂記》裡面，所引的《蠱》卦和《屯》卦，我們來看看《易經》在這裡是怎樣使用的。因為現在學《易經》的人很多，如果我們打開網就能看到，上千家的易學研究都是算命的，我們對這個感到很不解，也感覺到很悲哀，為什麼把周易這樣偉大的學問放在了看相、算命上，我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我們看《嚴先生祠堂記》里，他完全是用在修身養性上，用在一個人道德的建樹上，也是作為一士大夫如何修養自己的身心，如何搞好國家管理的這些方面上談的。
在《易經》乾卦里把這個稱之為是大人君子的學問，大家都知道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把乾坤兩卦的大象辭作為清華大學的校訓。當年美國總統布希訪華的時候，在清華大學做講演，胡錦濤就對他說，你們在海外有很多人對周易都有研究，看看這兩句，就是我們清華大學的校訓。可見我們的最高領導對這個傳統文化仍然是很看重的。
對傳統文化不管是老子《道德經》也好，《易經》也好，四書五經也好，都應該放在修身養性的層面上。比如說「仁、義、禮、智、信」，為什麼要講仁呢？仁，就是一種關愛心，對自己的關愛，對自己親友的關愛，對社會的關愛。什麼是義呢？義，就是責任心，需要有對社會的責任心。仁可以算得上是內向的，義可以說是外向的。禮是人際關係的和諧，社會關係的穩定必須有禮。信是人與人打交道的基礎，人際交往離不開信。如果沒有「智」 就成了「書獃子」，像宋襄公之仁、東郭先生之仁，那就是沒用的，所以還需要用智慧貫穿於其中，把「仁、義、禮、智、信」盤活，所以這一套在《易經》里，在《道德經》里都是智慧的學問，而且是很道德的學問。使我們能夠在社會生活之中，在我們的工作之中，提高我們的眼界，擴展我們的胸量，增加我們的智慧；使我們在社會生活之中有滋有味，有聲有色，千萬不要落入迷信的玄玄怪怪，神神秘秘的環境之中。
現在社會上學《易經》的人，很多都學著搞預測，這樣對不對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稱之為「術數之學」，也有一定的道理。相馬、相狗都可以相，為什麼人不能相呢？但它畢竟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在修身養性上，所謂修身齊家這一套才是我們的根本。這是我們做人的立足點，把這個立足點站穩了一切都好辦。
現在來看第三章：
我經常講，我們活在這個社會上，不外乎就是對現在這個時間點的一個選擇。我們每時每刻都在面臨著選擇，今天我們在這裡來聽課就是一個選擇，到其它地方去也是一個選擇，從生到死我們都處於一個選擇之中，這個選擇串成一條線就是每個人的命運。選善得善，選惡得惡，選吉得吉，選凶得凶，但很多人對這個選擇都是盲目的、被動的。所以在儒家學說中有「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們就應該對仁、義、禮、智、信有所選擇。
但是在老子《道德經》在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回到我們看《漢武大帝》里，那個時候在宮廷內，在國策的制定上，就產生了分歧。「文景之治」是無為而治的，使用的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我也多次舉過漢文帝的例子。秦始皇統一天下的時候，全中國大概有兩千多萬人。經過了秦末的大動亂，到了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的時候，全中國也不過才六七百萬人，萬戶的城邑到那個時候也不過才三五百戶。要封許多大功臣當萬戶侯，全國有幾個地方有一萬戶呢？咸陽也沒有一萬戶，邯鄲也沒有一萬戶，安陽也沒有一萬戶，所以在那個時候整個民生凋敝，劉邦才實行了約法三章，與民休息，行無為之治，從蕭何到曹參他們都是以無為治理天下。
漢文帝當皇帝的時候，有一次問宰相，宰相卻三不知。問他：「今年的莊稼收成多少？」「不知道。」又問：「監獄裡有多少人？」他仍然回答「不知道。」使得漢文帝很生氣，你們這些宰相是幹什麼的！漢文帝的時候是周勃當宰相，他說自己是武宰相，是管國防軍機大事的，這些事情他搞不懂，還是去問問文丞相。漢文帝就到陳平那去問，陳平也說自己不知道。漢文帝這時候就起火了，你們當宰相的是幹什麼的呢？陳平解釋道：漢家制度當宰相的有宰相的責任，如果想要知道莊稼收成多少？要去問治粟都尉，相當於現在的農業部長、糧食部長；如果要想知道監獄裡有多少人？得去問司法部長、公安部長，他們是具體負責這個事情的。「那宰相是做什麼的？」漢文帝又問。宰相是幫助皇帝協理陰陽，調理萬物，把國家的大政方針，把官員的人事關係理順就是了。我們不能讓國務院的總理，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把每一個街道辦事處的事情都管好，他們做的是他們的事情，他們是高瞻遠矚，統籌大局，把國家的各級、各部委、內外的人事關係，把這個陰陽調平就好了。
善於當領導的，千萬不要去學諸葛亮事必躬親，什麼事情都要管完，把自己累死，這樣還未必能做得好。在文帝、景帝那個時候的確是「不尚賢，使民不爭」；為什麼呢？在漢文帝當皇帝的時候，國家是很窮的，皇帝也是很儉省的，在後宮的妃子、皇后們不準穿絲製品，大家都穿麻布衣服。我們看電視上演的《漢武大帝》中後宮的妃子、皇后們的裙子都要拖三尺、四尺長，那是有違歷史的真實的。在那個時候，后妃的裙袍不能超過腳背，都是很節省的。哪兒有像我們現在用的衛生紙，去洗手間都不準用布，全都用的是「刮屎片」。現在可能只有上了年紀的人見過，那個時候窮人家連衛生紙都買不起，用竹片、木頭片就當自己的衛生用品了。在那個時候皇帝出巡，就連幾匹顏色一樣的馬都找不到。有人為了討好皇帝，就派人送了一匹千里馬給皇帝，漢文帝說：按照禮法，皇帝每一天的行程不能超過三十里；你送千里馬給我，要叫我跑到哪裡去呢？獻寶的人不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讚許，還挨了一頓批評，讓他又把千里馬給送回去了。
正因為皇帝施行的是無為之治，所以與民休息，實行不干涉的政策，在短短四、五十年的時間，到了漢景帝晚期，國家就繁榮起來了，「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國家儲備糧倉的糧食太多，堆不下，只有堆積在倉庫外面，糧食都發了霉不可再吃。在府庫裡面的銅錢一層層的堆積，「貫朽而不可校」；用牛皮繩子貫串銅錢，串銅錢的帶子都爛掉了。這段時期，國家法律政策十分寬鬆，百姓富裕，天下大治。
如果看過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就有點像我們剛剛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讓大家去做生意，打破計劃經濟那一套東西，讓大家自由發展，所以國家就迅速地恢復了生機。在那個時候，「尚賢」嗎？的確「不尚賢」；說「不尚賢」，但是漢高祖要下《求賢詔》，漢文帝也要下《求賢詔》，都要選拔一些優秀的人才到政府部門裡來；所以在老子《道德經》裡面的「不尚賢，使民不爭」是從大政方針上來講的，但是作為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尚賢」。我們不能只看見《道德經》的這一面，而不去看另外一面。這也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既是「不尚賢」還得要「尚賢」；「使民不爭」，還是要讓民去爭呀。
在漢初的時候，大家都要行孝悌，用孝治理天下，這個就要在孝上「爭」。如果對父母不孝，對兄弟不友，對鄰里不和，那麼就要治你的罪。這個也要爭，爭什麼呢？爭孝悌第一，道德第一呀。國家每年都要選拔孝廉做得好的人，道德風尚很高的人，由地方派專車推薦到中央，送到京城太學裡面去深造，優秀的人才就讓他去當縣官，或者留在中央相應的部門，這能說不爭嗎？還是要爭的，這也是一個比較，這也是一個競爭。「不尚賢，使民不爭。」，我們不僅僅看到不爭的一面，還要看到另外一面。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在西漢時期，的確是「不貴難得之貨」，因為漢文帝就以身作則，他自己也不穿綾羅綢緞，當天子的他還是身穿布衣，后妃們也全部是穿布衣，所騎的馬都是雜色馬，平時很少出去遊玩。每年開春的時候，帶著皇后下田，該種地的時候種地，該推犁的時候推犁；秋天的時候也一樣，拿著鐮刀，把褲角圈上，還是要下田去收割；每年春天的時候，宮裡的所有后妃們全部下地去採桑，養蠶，並不是到了宮廷里什麼事情也不做了。這就是漢朝成為中國很弘大的朝代的原因之一。西漢初年整個國家相當有朝氣，一是政府對老百姓採取不干預的政策，讓老百姓自由地各取所需，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學問好的就做學問，田地種的好就種田，如果一畝田能產出三百斤以上，那皇帝不僅要擺宴席招待，而且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的，在那個時代是很重視農業的。
對金銀珠寶，「難得之貨」，「文景之治」的確是不看重的，在那個時候的確是盜賊稀有。如同六十年代一樣，大家都餓著肚皮的時候，有幾個當賊的呢？有幾個腐敗的？在那個時代如果要想起點什麼貪心，什麼偷心，可能都不會往那方面去想，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整個社會風貌就是，「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如果有了「難得之貨」的思想就會挨批判，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就物極必反了，事情往往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向另一方向轉化。為什麼不施禮治，不尚賢？漢高祖造反的時候，都還是泥腳丫，無產階級，如果要「尚賢」，讓六國把貴族們復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是「不尚賢」。但是高祖以後，通過惠帝、文帝、景帝幾代人的經營，已經形成了一批新貴族階層，以前的功勛世家，成為了「世家子弟」，傳了幾代以後，大家就生於富貴，死於安樂，整個階級層面就腐朽了。所以到了漢武帝的時候，他非得要從下面重新選拔人才，他也下《求賢詔》，原有的國家機器運轉都比較艱難，他必須要灌入新的血液，要把優秀的人才提拔上來。
當然作為一個領導自己就要做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自己要做到廉潔奉公，以身作則，作為表率。我們看到宮廷里的皇后，可算是天下母儀，那麼皇帝就為天下父儀，自己要做好表率才行。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我們還是從兩方面來看，「虛其心」，首先作為領導者自己應該「虛其心」，我經常引用《菜根潭》里的話：「心不可不虛，虛者理義來居；心不可不實，實者邪惡不入。」我們需要謙虛謹慎，永遠是好事，《易經》里的謙卦講：「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作為一個人的道德，一個人的情操，一個人的處事為人，謙虛一點總比翹尾巴好，謙虛的人總比尾巴翹得高的人安全得多，謙虛的人總比驕傲的人順利得多，這些是稍有社會閱歷，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的。而且知識是無窮的，我們不能因有一點成績，有一點知識就驕傲起來，所以要虛心。
什麼是虛心？荀子裡面講「虛一而靜」，我們面對事物的時候，面對環境的時候，心一定要虛，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一定要把它擦乾淨了，才好照東西。有的戴眼鏡的人都有這樣的習慣，每天都要把自己的眼鏡片擦洗乾淨，不能讓污跡、汗跡、油跡留在上面，不然就不能清晰的看見外部事物，外部事物也不能很方便的進入我們思維中來；所以虛心是我們更好地認識環境，更好地認識自己的第一前提。作為一個領導者應該如此，作為由上而下的教化，也要使整個民族、大眾「虛其心」。虛心才能上進，「虛其心」才能容納，才能裝得下更多、更新、更美的東西。我們永遠要把我們的心擺在一個「虛」的位置，實際上我們這個心本來就是虛的位置；如果我們的心不虛，我們的精神活動就無法展開，我們的心理活動就無法展開，因為那裡被阻塞了，思維怎麼運行？我們的心無時無刻都是「虛」在那裡的，如果心不虛，玩起脾氣來了，我恨誰，耿耿於懷的，如果有個耿耿於懷的精神狀態在那裡，去不掉，把自己的心地，把自己思維之門給佔據了，想想自己還能做事情嗎？不犯錯誤才怪。
我們的心必須要通泰，心路一定要通泰，這樣就是叫虛心。這是一個功夫，不僅僅是如此說，我們要把它當成是一種功夫，要當作一種修養。作為一個地方領導，一個國家的領導，他絕不能讓自己國家的老百姓挨餓；如果老百姓挨餓了，國家的稅收從哪裡來？部隊從哪裡來？國家那麼多的工程從哪裡來？
「實其腹」這三個字雖然很簡單，但要讓全中國的老百姓解決溫飽問題，那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中國現在已經有十三億人口了。在漢代的時候，漢初是六七百萬人，發展到了漢元帝的時候，官方統計最高達到了六千多萬人，的確是很了不起的，大家都能夠吃飽飯，這就是「實其腹」。
「弱其志」這也是講的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爭強鬥狠的意氣要弱掉，我經常講，一個人什麼氣都好，最好是酒色財氣少來點，特別是我們的剛強之氣，爭鬥之氣，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貪嗔痴之氣，一定要把它淡化，一定要把它弱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還要做到「強其志」，我們要有志向，要有遠大的抱負，這個抱負不是為了個人而有的，而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把這個小我變成大我，所以「弱其志」，是要把爭是非、爭強鬥狠的那種不健康的意氣之爭讓它弱下去，要把它淡化下去。但是聖人的氣象，我經常說要有「三氣」，是哪「三氣」呢？要有「英雄氣」，要有「廟堂氣」，還得有「山林氣」。
如果當領導的沒有廟堂氣，如何管理好一切事物呢？如果一個企業家沒有廟堂氣，可能你的企業也運轉不動，為什麼呢？廟堂這兩個字在中國學問之中就是法律，就是秩序，就是穩定性，就是堂堂正正，這個稱之為廟堂氣。另外還有山林氣，為什麼要有山林氣呢？大家都讀過劉禹錫的《陋室銘》，裡面有：「無案牘之勞形」，整天公務纏身，還是很勞累的；另外一個，「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天天都陷在自己的事物之中，不能換一種角度思維，那麼難免會狹隘，難免會犯錯誤；如果你換一個角度，跳出原有的圈子，超出原有的利害，有一個超然的心態，也就是要有山林氣。
山林氣在中國歷史上就是有隱士之氣，不為功名富貴所動，不為功名富貴所局限。以這樣的眼光，以出世之情懷來辦入世的事情，就不會被這些名利是非把自己給束縛住，就不會被眼前的矛盾、麻煩把自己束縛住。才會有超然的這樣一種感覺，而且更有大局觀，才能超出自己局部的小圈子。有山林氣才能超出原有條款的限制，使你眼界更寬，更廣，這個時間也放得更為長遠，把各種因果關係才能看得更透，不能局限在原有的這麼一個狹隘的因果關係之中，所以山林氣應該放在更大的因果關係，更大的長遠上來看問題。
當然還有英雄氣，人人都喜歡英雄。英雄豪傑的確使人振奮，沒有英雄氣你如何創新，如何打開更大的局面，要有更大的局面不因循守舊，還就得要有英雄氣。所以這裡的「弱其志」我們應該從兩方面去理解。哪些方面該弱？個人的意氣，酒色財氣，不健康的東西，我們應該「弱其志」。但是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的前途還是要有抱負才行。這個不能只在文字上去看，老子《道德經》里告訴我們要「弱其志」，我們就去「弱其志」，那是不行的。
有些批評老子是愚民政策，實際上老子未必是愚民政策。在《道德經》里講的是智慧之術，智謀之術。很多人都把「弱其志」當成是愚民了，這種說法不正確。要把那些不健康的東西削減掉，讓它「強其骨」。
談到這裡，本人還是有很多感慨，漢唐時期，中國是「強其骨」；兩宋時期，包括明代都是「弱其骨」。為什麼是「漢唐盛世」呢？在那個時候，大漢、大唐的武裝力量是東方的超級大國，不僅僅是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在東方是最為強大的；而且還有軍事力量、國家的綜合實力也是最為強大的。漢武帝能打敗匈奴，那個時候匈奴也是非常厲害的。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中國的一位歷史學家寫的，大致的內容是：把唐朝的突厥和漢代的匈奴作比較，匈奴遠遠強過於唐朝的突厥，他們的軍事組織能力，他們的戰鬥力在各個方面都強於隋唐時代的突厥。漢武帝通過幾十年的不斷戰爭，經歷了三十多年，連續的打擊下，終於把匈奴人的威脅解除了。但匈奴人的一支跑到了歐洲，到了伏爾加河，把斯拉夫人征服了，然後又到了羅馬帝國，在那裡又打了一陣，羅馬帝國把匈奴人稱之為「上帝之鞭」，日耳曼人根本不是東方游牧民族匈奴人的對手。到了突厥的時候，唐帝國已經是非常強大了，他們的組織能力比漢帝國還強，其時北方的突厥已經分成了東突厥和西突厥。漢武帝伐匈奴的時候，匈奴是一個統一的匈奴，統一的一個單于；但到了唐朝的時候，突厥是東西分裂，自身都在鬧內亂的這樣一個局面；唐太宗派李靖遠征，很輕鬆的就把西突厥給滅了，東突厥也臣服了，所以唐朝初期解決北方的威脅是很順手的，因為隋朝已經給他奠定了基礎。那個時候的中國威勢，北到貝加爾湖以北，西到現在的裏海邊上，是很強大、很厲害的。
到了宋朝，「杯酒釋兵權」以後，南兵北調，北兵南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有名無實，當一個司令員都是空的。高太尉，他是誰呢？是一個文官，太尉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樞密院相當於總參謀部。水滸中的童貫，是一個太監。這些部門有發兵的權，沒有領過兵，領兵的將軍都是臨時的調配。今天點張三去當司令，張三就去當司令，他不了解自己的部隊，不了解你的部隊你又如何作戰呢，連自己的師、團、營、連、排長都不認識，連他們的性格特徵都不清楚，怎麼帶領自己的部隊去作戰呢？
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談岳飛為什麼會冤枉死了，我推薦這篇文章給大家看看，在龍江書院的網站上有這篇文章，請查閱。你們會看到這個「弱其骨」給國家帶來的麻煩，儘管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在全世界是超一流的水平，為什麼面對北方的游牧民族打不贏呢？小小的遼國，小小的金國，遠遠不如當年的匈奴和突厥那樣的強大；而且北宋的人口、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科學技術遠遠在漢唐之上，為什麼贏不了呢？也就是重文輕武，壓抑武人，壓抑部隊。一個將軍打了勝仗，不但自己沒有得到賞賜，反而連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打了敗仗則無所謂。只要是打了勝仗，功高震主，自己就沒命了。
北宋滅亡的時候，南宋政權還沒有鞏固，包括岳飛等人還沒有受到原有軍事制度的制約，所以他們能夠獨立發展，成為岳家軍、韓家軍之類的，只要他們一起來，戰鬥力就很強了，所以與金人打仗的時候就能夠扭轉局勢。當南宋朝廷基本穩定的時候，很快就恢復了重文輕武的政策，為什麼呢？因為他如果不把這些武將抑制住，皇帝可能就不是他當了，這個誰也說不清楚，所以岳飛也該冤死在裡面，這就是一段歷史的公案。
結合這個公案我們再來看看老子《道德經》「弱其志，強其骨」。我們要「強其骨」，不僅僅是對老百姓要「弱其志」，要「強其骨」。「強其骨」才能當好兵，才好給國家服勞役；「弱其志」免得去犯法，去做亂。但是裡面還有很深的政治、軍事、文化背景，所以我們看《道德經》不能就局限在這幾個字上看，要把它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中，放在一個大的人文背景之中去看，那麼我們才可能使自己對《道德經》的感覺與眾不同，使自己能夠真正的開眼界。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這裡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是不是又是愚民政策呢？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道德經》這樣的文章作為中國人最高智慧的代表作，當然這一句話作為皇帝來說，他是喜歡看的，他當然喜歡老百姓「無知無欲」，才好領導，才好指揮；但是老百姓「無知無欲」，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也不行。現在我們國家講綜合國力，開發民智，開發民力，「無知無欲」怎麼行呢？
為什麼要「使民無知無欲」呢？在政治上沒有更高的要求，在經濟上沒有更高的要求，那麼國家的確要安定一些，社會的確也要安定一些，這是不是違背人之常情呢？我們看書要透過字面上去看，不僅僅落實在這個方面。它關鍵是落實在什麼地方呢？關鍵是落實在後面一句「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什麼「使智者不敢為」呢？「使智者」不能隨便的打破社會的現狀。社會的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基礎，現在也是穩定性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穩定和發展不是沒有矛盾，需要領導者善於把握在矛盾中的平衡。
「智者不敢為」，有的人的確是智者，對國家的大政方針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建議，但是我們要看到有些建議是惟恐天下不亂，這樣的建議會給國家帶來麻煩。為什麼「不為」？「不為」就是在穩定性的前提下，實際上都可以為，只要對國家的團結、民族的團結有好處的地方我們都可以為。如果有損於這樣的穩定性的，那麼的確是不敢恭維。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不想自己治理的國家安定，有誰願意自己治理的國家進入混亂呢？作為一個企業的老總，他也不願意自己的企業陷於混亂，他也希望自己的企業能夠穩定、持續、健康的發展。「尚賢」也好，「不尚賢」也好，這些都是一種說法，誰是賢？誰又不是賢？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關鍵在什麼地方，關鍵是你能夠生存，在生存的前提下有所發展，社會的活力表現在什麼地方，也就在於此。
我上次在講《大學》的時候講到：「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大學》的後面幾章里又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易經》裡面說：「日新之謂聖德」。大學「在親民」一章中，應該是「在新民」。「新民」就是保持社會的活力，使老百姓有思想，有智慧，有創造，有發展的這個層面上，並不等於是「使民無知無欲，使智者不敢為」。
我們在看《道德經》的時候，一定要看到它與儒家的思想是互補的。如果學老子《道德經》都學成了教條主義，那我覺得這個人就完了。老子是最反對教條主義的，為什麼呢？他反對儒家的教條主義，但是我們在學道家的時候，不能成了道家的教條主義，老子有云：「上善若水」，就是沒有教條，從不固化自己嘛。老子是春秋時期的人，那個時候天下混亂，國家朝不保夕，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老子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這樣的語言的。如果是在一個治理有序，繁榮昌盛的國家裡，能這樣說嗎？當然不行。當國家處在混亂的時候，戰亂無窮的時候，他就需要這種狀態，需要使大家「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這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道理。
「為無為，則無不治」。作為最高的領導者，他就應該做到「為無為」。他的作為就是無為，無為就是他的作為呀。為什麼要「無為」？皇上能夠准許他的老百姓有過多的喜怒哀樂嗎？當最高的領導者能夠把個人的情趣、個人的意志強加於國家大事、強加於政策法令，以個人的喜怒哀樂來號令天下嗎？那當然不行。首先自己要做到這個「無為」。自己不要整天亂思亂想，亂說亂為，還是要按照國家制定的憲法、綱領去行使。
到了漢文帝，漢景帝的時候經常有這樣的事情。有一個故事講，有一個小男孩目睹後母和情夫把自己的父親殺了，後來這孩子長大了，又把自己的繼母殺了，按照常規來說，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這要處死的。漢景帝就讓太子漢武帝來斷這個案子，漢武帝說：她根本不是他的親母親，談不上什麼大逆不道，為什麼呢？因為是後母勾結情夫把父親殺了，他是為報父仇，他與這個後母沒有血緣關係；再加上後母殺了他的父親以後，他們之間已經不存在母子關係了，所以這個案子不能以大逆不道論罪，應以私自殺人論罪，判刑應該判，但不能以凌遲處死，量刑不當。所以作為一個皇帝來說，他就是「為無為」，以無為而作為自己的作為。所謂「無為」是以靜治動，不主動出招，後發治人，不以自己的私心、私智，不以自己的興趣愛好來攪亂天下。他是以靜治動，完全是按照國家的法律，在已有的法律程序上不去節外生枝，這樣才「無不治」。
拿中國的歷史來說，往往是變法惹麻煩，但漢武帝也算是變法取得了成功。但是以後的很多變法都沒有成功，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變法對社會的攪動性太大，搞變法的都是小皇帝，很年輕，世故不到。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對權力結構的認識，還有些膚淺、糊塗、喜怒無常。這樣一來，在運轉上往往要對社會產生一些擾動，如果沒有外患則已，有了外患就更加麻煩，所以在龍江書院的網上我提了一篇文章，大家可以上去看看，題目是《都是王安石惹的禍》。這篇文章是對宋代的那一段歷史有所介紹，的確值得大家看看。到底說得如何？是好是壞誰也說不清楚。因為它畢竟是歷史，歷史沒有回頭路，過去的事情沒有後悔葯賣。我們關鍵是學了這些東西以後，使自己如何對待現代，如何對待自己。所以我們學《老子》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要善於融會貫通，學老莊一定要參照儒家來學，學儒家的學問一定要參照老莊的道家學問來學，這樣我們才能融會貫通。
老莊是道家學說，往往是針對儒家學說而言，如果不明白儒家學說講的是什麼，實際上看老莊的東西也會不知所云。看儒家學說的時候，要參照老莊的學說去看，如果不參照老莊的學說就是迂腐的，所以這幾個方面都要把它關照住才行。
《道德經》第六講：當下就是「眾妙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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