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成熟

來自專欄玖爺的哲學筆記8 人贊了文章

兩漢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進一步成熟的時代，因此在介紹剩下的文論時，有必要對這一進程進行簡要概述。需要提前注意的是，我們依然會採用過的理論，將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看成是三個層次不同的活動，在西漢一代，文學創作成熟，到了東漢，則是文學批評逐漸興旺起來。

按照魯迅的看法，到了魏晉時期才進入文學的獨立和自覺，其實在兩漢時期，文學創作已經部分進入獨立自覺了，我認為其標誌是專題文學史的誕生。文學的獨立和自覺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過程，從戰國後期的初露端倪（楚辭），到西漢中後期逐漸明確，到了東漢徹底完成。

西漢時期，人們把文人分為文學之士和文章之士，前者指的是學者，後者指的大概就是文學家，其中「文章」這個詞，其意思就是指文學創作，這是和魏晉以後的「文章」概念相一致的。我們從作品、作者和類型三個方面來描述這個現象。

在秦漢時期，文化各個部門的界限逐漸區分開來，戰國後期開始，說理的子書已經很難再作為文學散文來看了，《史記》的人物傳記還是具有很高水平的傳記文學，但是《漢書》及以後，其文學性已經減弱到幾乎沒有的地步了。文學作品到了東漢，已經被專題列為一個圖書分類項目，劉向的別錄把詩賦單獨分為一類，而和經傳諸子相區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也大致繼承了這種分類方法。

而從戰國後期到西漢，專業的文人創作隊伍也在擴大和形成，圍繞著屈原有一些楚辭作家，而到了西漢，專業文人的創作隊伍已經遍布全國了，枚乘、司馬相如等人則是專門以辭賦寫作聞名。兩漢有一大批作家，多數不是學者，也不是以政治出名，而是以文學創作留名史書的。這反映在史書中，《漢書》列傳中就收錄了西漢很多「能文」的作家，在范曄的《後漢書》中，在《儒林傳》之外還專門增加了《文苑傳》，說明文學創作已然成為一個獨立的活動，文學家也已經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社會身份。

漢代還是各種文學體裁確定和定型的時期，其說明文學創作本身的發展已經達到細分的程度，辭賦、詩歌、散文（碑、吊辭、箴等），這些類型基本上都是在漢代得以成熟並確定下來的。

（這裡的論述結構有些沒解決的問題，文學的獨立性是否應該局限在三號位四號位進行解讀，上面的論述也涉及了一號位作品二號位創作者的，感覺還是有一點牽強。文學的獨立和成熟，這個問題到底怎樣回答才是比較圓滿和完善的？）

下面則要說說，關於文學批評獨立成熟的問題。先秦還沒有專門的文學批評，但是到了漢代，對《詩經》，楚辭和辭賦的評論，似乎已經是比較自覺的批評了。在上一篇筆記中，簡單介紹了幾個這樣的評論家，下面再介紹幾個。

|揚雄的批評觀點

揚雄是西漢後期的哲學家文學家，有《揚子云集》，其核心觀點是倡導文學創作必須合乎儒家之道，以聖人為榜樣和標準。他認為五經已經包含了一切文章的類型，人們搞創作只要模擬五經就可以了，因此助長了文學創作上的復古模擬之風。

揚雄也是首先對屈原提出批評的批評家，著有《反離騷》。他雖然也肯定屈原的高尚品德，但從儒家君臣之道出發，他認為無論時運濟與不濟，臣子都不應當對君上表示不滿，自恃清高以死抗議，這是違背臣道的。他肯定屈原的創作文質並茂，但也在《法言》中指出其作品「過於浮」，文辭華麗而不質樸。

他對於漢賦的觀點也值得一說，他早年喜愛漢賦，對其進行較高評價，晚年則轉變為厭惡否定，持有批評的態度。揚雄早年精於辭賦寫作，並肯定辭賦的諷諫作用，其辭賦創作也多有直接的勸誡目的。但是到了晚年，他發現辭賦本身過於誇張華麗的描寫不利於勸諫，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於是他尖銳地批評辭賦追求形式上的靡麗，是「麗以淫」的，而作品應當是形式服務於內容的，在《法言·吾子》篇中，他認為書「惡淫辭之淈（gu3）法度也」，而書應當是文服從於質的。

在《法言·問神》中，他指出文應當源於心，「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從創作者的角度說，文是心的體現。而在接受者的角度上，言和書也能感人心動人情，「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文學活動就這樣被看做是創作者和欣賞者心靈和情感的交流，其中介則是文和聲的作品。

|班固的批評觀點

班固屬於崇尚讖緯的今文經學一派，其對屈原的《楚辭》做出了比較激烈的批評。他雖然在《藝文志·詩賦略論》和《離騷贊序》中肯定了屈原的創作成就，但主要還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認為屈原的批評違背了「不傷」「不亂」的標準，其怨太過分了，不能適可而止，表現了和他們勢不兩立的態度，這是不能被允許和提倡的，因而不是「明智之器」。而沉江自盡這種決裂的態度，更是絕對不能容忍的。而其《楚辭》的寫作「多稱……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載」，那些幻想的內容，儒家經典上沒有，寫它幹啥。

他也認為《史記》是心中有怨而作譏諷之辭，而且三觀不正，和儒家正統相衝突，「是非頗悖謬於聖人」。

在對漢賦的態度上，班固持正面意見。他認為漢賦是古詩的一個支流，能夠宣揚大一統帝國的繁榮昌盛「潤色鴻業」，還能維護禮教鞏固倫理秩序「抒下情而通諷喻，宣上德而盡忠孝」，因而是「雅頌之亞」。

其對《詩經》和樂府詩的態度值得一說，他認為國風等篇章，能反映社會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十五國風各有特點，各自表現了各國不同的風俗。而樂府詩則「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其創作源於現實生活和真情實感的。「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一直被後人用來評價樂府詩。

|王充 真善美的結合

王充是東漢思想家，出身比較低微，思想觀點激進，強烈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其文章多數亡佚，僅存《論衡》八十五篇。其觀點大多不是直接就文學創作而發，而是就寬泛的寫作而發，只不過其觀點常常以文學事件為例，因而可被視為是一種批評。

首先，其認為一切文章和著作都必須追求真實，反對荒誕不經的虛妄之作，他在《對作》中指出，《論衡》就是為了批判「虛妄之作勝真美」所作，因而「真美」是他為寫作提出的最高標準。在這一標準下，他對於文學中虛構和誇張的表現手法有非常矛盾的態度。在《藝增》中，他認為文學創作中的誇張和虛構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皆有事為」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就行，他舉《詩經》中的「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為例子，認為這是為了「喻事」，這種「增而甚之」是合理的，不算虛妄之言。而那些誇張的手法和表達，只要有一定的合理目的，也算是「增益之辭」，不算虛妄之言。

其次，王充認為文章寫作要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要對當時迫切的社會問題提出解答，真美是和善分不開的。《自紀》篇云：「為世用者，白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他主張美和善的統一，並不忽視藝術的審美特徵，不過在當時的現實狀況下，他更強調文章需要有用，不能脫離實用談美。因而他對漢賦作品提出了批評，並提出了自己的作品論。他認為文章和著作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做到表裡一致內外相符，而漢賦則片面追求形式美，形式華麗而內容空洞。

最後，在創作理論上，王充認為文章應當是作者人格的自然流露，而且要求其具有獨創性。在《超奇》篇中，王充說「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文章是作者心靈的表達。在同一篇文章中，王充把文人分為好幾類，儒生、通人、文人雖然在學識和能力上有高低之分，但是都屬於「述」，只有鴻儒有獨立的見解，能夠創造性地寫作文章，屬於「作」。王充反對當時流行的復古主義，認為現代在各個方面都是超越古代的，現代人在著述上自然不能當古人的應聲蟲。在此基礎上，他反對使用那些艱深古奧的語言，因為「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語言是為了表達意思方便理解，因而主張言文一致，通俗易懂等語言風格。

|王逸對《楚辭》的批評

東漢時有王逸專事評論《楚辭》，有《楚辭章句》，將《楚辭》提高到經的地位。其評論主要是針對班固等人對屈原的批評而發，對《楚辭》作了符合儒家思想的解釋，認為屈原及其作品是絕對符合儒家思想的，其創作是完全沿襲《詩經》的，這使得其解釋多少有些比附牽強的地方。雖然在具體論述上不盡如人意，但是這部書重新挽回了屈原《楚辭》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意義比較重大。

對於屈原的評價上，班固認為屈原不夠忠心，主上昏庸，臣子也不該直接怨刺君主，而王逸則認為真正的忠應該是對君尚的昏庸之處敢於直諫，班固的忠「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對於《楚辭》的評價，王逸認為其不違背溫柔敦厚的要旨，也不違背禮義的規範，就此他明確反對班固的評價。而屈原中那些充滿了想像力的浪漫表達，他認為來自於詩經：「依《詩》取興，引類譬喻」，認為那些具有幻想氣息的藝術描寫都是有所比喻和寄託，是由現實生活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