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矽谷高價買學區房的華人們，收穫的卻是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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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矽谷密探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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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華人群體，總被描述成逆來順受的樣子：工作中內斂沉靜，生活中規矩謹慎。不論是「冷漠的無視」還是職場玻璃天花板，華人歷來能忍則忍。

但有一件事是特例：子女教育。如果你擋了華人為子女教育鋪的路，再能忍的華人，也能和你拚命。

不過有時子女教育的最大障礙，恰恰來自華人的沉默。小探採訪了曾就職於 Google、Pinterest，現任矽谷獨角獸 Lime 工程主管的華人高管范麗，聽她分享了自己對於公立教育系統、對於華人發生的看法。

除了矽谷高管，她還有個更重要的身份：兩個孩子的媽媽。

1、最富的加州，最差的教育

美國教育系統分為公立、私立兩大部分。私立學校學費昂貴，因此好的公立學校就成了家長們爭搶的稀缺資源。

為給小孩提供儘可能好的教育，

「好學區」往往超越「上下班是否便利」、「小區環境」等條件，成了華人在矽谷買房的第一要素

，哪怕為此付出高得多的價格：

儘管華人家長們對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這麼看重，但讓人鬱悶的是，加州公立教育系統總體就不怎麼樣，這和加州強大的經濟實力相比，更顯突兀：如果加州是個國家，GDP 高居全球第五，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

圖片截自 CBSNews

矽谷作為加州甚至全美經濟的引擎，更有 Google、蘋果等公司坐鎮，不少區域十分富裕。2015 年數據顯示，位於灣區中半島的聖馬特奧縣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為 $101,272，比當年全美家庭年收入中位數 $56,516 足足高出 80%。

然而加州的公立教育，卻是全美墊底：

四年級的學生里，只有29.2％達到了該階段數學能力的要求，只有 27.8％達到了閱讀的要求，兩項都「榮獲」全美倒數第三。

用范麗的話說，排名低得「爬都爬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范麗談到了幾個原因：

第一，公立教育系統經費不足。

最近加州在選舉公共教育部長（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范麗和另一位矽谷華人高管所支持的候選人叫 Marshall Tuck。Marshall Tuck 在演講里引用過一個數據：

加州公立教育系統花在教育每個孩子身上的錢，比花在加州監獄裡每個犯人身上的錢還少。

據媒體報道，公立學校平均花在每位小學生身上的錢約為 $9,417 美元，在全美 50 個州里，排倒數第八。

而加州一年關押一名囚犯的成本是多少呢？美國政治信息核查網站 Politifact 援引 Associated Press 數據稱，

加州州政府每年花在每位關押犯人身上的錢，高達76230 美元。

第二，公立教育系統里不少東西非常死板，為定規矩而定規矩。說到這兒，范麗給小探舉了兩個例子：

比如，加州公立學校裁員時，往往論資排輩，完全按照教齡來評判，誰來得早誰留下，而不是誰教學成果出色誰留下（當然，如何量化衡量「教學成果」這種抽象概念也很有挑戰）。

加州公里教育系統死板的另一體現，是公立學校老師們要遵守的大量條條框框。記得我們小時候上學時都有本薄薄的「行為指南」嗎？加州公立學校的老師也有，只不過他們的行為指南「

是一般字典的兩倍大」，而且「比字典還要厚得多

」。裡面每條規章制度，所有加州公立學校的老師都要遵守。

「條條框框這麼多，政客們經年累月地告訴老師們『不許這麼做』、『一定要那麼做』，老師哪有精力創新？哪有精力和學生互動？」

不少華人為了孩子教育，只得另闢蹊徑。

兩個孩子公立小學畢業後，范麗把他們送進了私立學校。共同為教育奔走的另一位矽谷華人高管張寒松，則在再三比較、多番調研後，把孩子送進了「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特許學校是公立學校的一種，美國政府給兩者按同樣標準撥款。不同的是，特許學校更靈活、鼓勵教師們嘗試靈活多變的方法為學生們因材施教。

矽谷好學區的房價，小公寓也要百萬美金起，獨棟別墅兩、三百萬美元比比皆是 —— 房價中不小的一部分，就是削尖腦袋擠進好學區的入場費。具體是三十萬、五十萬、還是八十萬美金？沒人說得清。

但其實並不是美國所有地方都這麼「水深火熱」。范麗提及，在教學質量普遍更高的東部，由於「不少公立學校質量都很像樣」，好學區很多，買房壓力也小了不少。

據 USA Today 統計，美國公立學校最好的五個州依次是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弗蒙特州、新罕布希爾州、和康涅狄格州，全部在美國東岸新英格蘭地區。相比之下，矽谷的華人難免顯得有點「悲催」：交著高房價，卻忍受著較差的教學質量。

美國的優質公立學校，多集中在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

同為矽谷華人高管的范麗和張寒松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 總要有人振臂一呼。

2、

「華人一定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直以來，華人就不太願意發聲、不太願意參政議政。背後當然有很多客觀原因。但不管原因是什麼，事實是只有愛哭的孩子才有糖吃。華人的沉默，換來的是美國主流社會對華裔利益的集體忽視、甚至擠壓：

據 Asian American Justice Center 統計，2012 大選時，其他族裔里有 53% 的人被候選人拉票，而亞裔只有 31% 的人被「套近乎」；

2014 年，加州西班牙裔參議院提出 SCA-5 法案，稱為了給其他族裔機會，要限制成績優秀的亞裔學生大學錄取率；

2016 年，加州眾議院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給亞裔分為三六九等的「亞裔細分法案」 AB-1726。用大白話解釋這條法案就是，別看都是亞裔，亞裔和亞裔不一樣，華裔太強，「搶奪」了亞洲其他族裔的教育資源，因此要人工平衡、抑強扶弱 —— 在美國如今的政治環境下，如果有人膽敢給任何其他族裔如此細分，都會點燃無法想像的輿論風暴。即便如此，這個法案也並未在主流媒體里激起太多水花。

種種事例，反應了一個問題：要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唯有華人自己主動發聲。

出於對子女教育的關注，范麗決定以支持 Marshall Tuck 競選加州公共教育部長為契機，鼓勵華人關心自己周圍的社區，勇於發聲。

說到這位候選人 Marshall Tuck，還頗有意思。Marshall Tuck 在矽谷傳統好區之一 Hillsborough 希爾斯堡長大，走的是「從常春藤到華爾街」的傳統精英道路，但他對改善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一直頗為堅持。

離開華爾街後，Tuck 在洛杉磯運營過幾家特許學校，鼓勵學校給老師、學生、和家長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同時提高了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在他的領導下，這些學校里的學生四年畢業率提高了 6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競選支持 Tuck 的人，除了范麗、張寒松，還有 Twitter CEO Jack Dorsey 等其他矽谷科技領袖。范麗提起 Tuck 「說話有理有據、滿腦子數據記得清清楚楚」，或許這種風格是得到科技界支持的原因之一。

但范麗在採訪時也反覆強調：接受媒體採訪，並不是說鼓動大家投票時都去投給某個人，而是鼓勵大家要有參與、發表自己觀點的意識 —— 不論你人在美國還是中國，你孩子學校的環境、你周圍的社區，如果想改變，就要勇敢站出來，發出聲音。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發聲，哪怕有時意見不一致，都沒關係。最關鍵的是要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

正是這種想法，讓范麗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帶著孩子在社區里「掃街」。所謂「掃街」，就是為了支持某位候選人 —— 哪怕是位「十品芝麻官」 —— 去挨家挨戶敲門、發宣傳資料。

也有其他華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范麗告訴小探，近年華人參政議政的意識越來越強烈，比如最近 Los Altos 學區委員也在選舉，其中就有一位叫劉瑩的華人移民參選。

「對於她去參選，我舉雙手雙腳贊成！」范麗說到，「其實她已經是可以享受安逸生活的人了，但現在站出來競選，為了競選常常研究到深夜。不論最後結果如何，這本身就是種進步，說明我們華人越來越願意參與到公共事務上。」

其實不光是政治投票，華人群體缺乏參與意識的問題，在職場中同樣存在。

3、

從社區到職場，想說就要大聲說

范麗的履歷非常亮眼：先後在多家公司任職，既有 Google、百度這樣的搜索引擎巨頭，也有 Pinterest、Lime 這樣的矽谷獨角獸公司。

讓小探略出意料的是，在被問到「職場秘籍是什麼」時，她的回答是：

「我覺得和不少華人相比，我可能算是

比較敢說、敢於發表意見的

—— 儘管不是說得都對。」范麗笑著補充道。

美國華人在職場里，往往抱著「少說話、多做事」、「做得好老闆自然會注意到我」的想法，埋頭苦幹，希望以成績說話。這種想法在第一代移民中更為普遍，因此遺憾地失去很多機會。

那麼中美兩國的互聯網公司，有著什麼樣的文化差別？在矽谷工作、生活的中國程序員們，又該如何適應美國的公司文化？

范麗認為，她的兩位老東家、同為前沿互聯網公司的谷歌和百度，基本代表了中美兩國文化的差別。

「谷歌更『從下往上』，它比較注重每個人的創造力、鼓勵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也會盡量讓人把個人興趣和工作結合。

而百度更注重執行力。如果公司決定了要這麼做，那大家要齊心協力做，給個人的創造力發揮的餘地沒有谷歌那麼多，但好處是執行力度特彆強。在谷歌，充分討論固然很好，但也很花時間。兩種方式很難說哪個一定更先進或更不先進，但的確各有優勢。」

或許這其中的背後原因，是在中國競爭白熱化的環境下，與美國同行相比，中國互聯網公司更有危機意識。「

我沒看到國內有哪家互聯網公司有『舒適感』的，都在拚命追求速度。如果要求速度，就沒時間去充分討論、糾結。

」范麗說。

話說回來，要不是靠著這種對速度的追求、靠著無數個人的 996，中國互聯網公司又怎麼可能在短短十幾年內，就發展到可以和矽谷掰手腕了呢？當然，這種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人們對於「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積極性，而在美國職場，表達自己意見、敢於發聲才是王道。

看來，大到谷歌百度、小到社區里的芝麻官，從學校到職場，從拼娃拼教育到拼自己，華人都需要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畢竟其他事小，對「給娃提供能力範圍內最好的教育」這件事，幾乎連接著所有華人的共同情感 —— 它比過春節更理所應當、比鄉愁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