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曾磊：明朝政治是超前發展的嗎？

近年來，網上興起了一股所謂「明史熱」的思潮，這股思潮里存在著不少學術上錯誤、偏狹的觀點，影響了一批較為偏激和不成熟的青年人。在這些觀點中，「明朝政治超前發展」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明朝政治制度是極為先進的，「代表著資本家」的利益，明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階級矛盾尖銳的結果，而是因為財政收入的破產所導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一種對歷史的誤讀，應該予以嚴肅的辨別和批判。

　　 一、對杜車別對明朝政治之分析的評析

　　 在目前中國網路上，比較系統地闡述「明朝政治制度超前發展」的觀點之人為網名為「杜車別」的寫手。該寫手的一些觀點，集中反映在他的長文《明朝的滅亡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之中，雖然他的觀點沒有受到主流明史學界的重視，迄今為止只有王家范先生一人對其觀點做出批判性的回應。但是他的觀點的確影響了一些偏激、幼稚的網友，導致諸如「明朝政治制度超前發展」、明朝「代表資本主義」、清軍入關終結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類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網上流傳，形成了一定影響。縱觀杜車別的文章，可以發現他對明朝政治有著同其他學者不同的一些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對明朝皇帝的評價

　　 杜車別對明朝皇帝的評價同其他學者完全不同，他主要對萬曆、天啟、崇禎三位皇帝進行了粉飾和美化，認為一些學者對這些皇帝的評價不夠公允，認為他們不是完全荒淫、殘暴的暴君。

　　 對萬曆皇帝，杜車別認為萬曆皇帝是一位開明的皇帝，在他在位期間，面對言官的「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批判漫罵」[1]，體現了一位具有寬宏大量的君主的仁慈的一面，他面對言官們瘋狂的人身攻擊心胸寬大，不與懲處。萬曆皇帝也不是一位怠政的皇帝，在重大決策上，萬曆皇帝堅持進行決策。而言官攻擊萬曆皇帝的原因並非試圖改善朝政，而是沽名釣譽，其背景原因在於明末開放政治氛圍和輿論環境。在對天啟皇帝的解讀上，杜車別認為，天啟皇帝不是一位「木匠皇帝」而是一位勤政的皇帝，對各項朝政大事都能做出準確的判斷。

　　 對於濫殺大臣的崇禎皇帝，杜車別認為這些大臣大多因為犯罪而被處死。例如對崇禎朝最負盛名的薊遼督師袁崇煥

，杜車別花了大量的篇幅來論證袁崇煥應該被處死，並且用被袁崇煥處死的毛文龍作為反對袁崇煥的對立面。他同時認為一直被認定為是奸臣的溫體仁，周延儒等人不是一直以來被認定的「奸臣」形象，而是具有一定才能的賢臣。

　　 2、對明朝太監專權的評價

　　 杜車別同其他人相反，他認為「明朝太監專權」是一種假象，在他看來，明朝宦官專權從未真正佔據主流，理由是劉謹、魏忠賢等明朝大太監執政的時間都不長，因此宦官專權並非明朝政治的常態，而是明朝政治的非正常狀態。

　　 以上為杜車別對明代皇權政治的主要觀點，從杜車別對明朝政治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以明朝皇帝為核心的明代皇權政治是比較偏愛的。他認為在某種指出了一些學者在解讀明朝皇帝時候存在一定不足，但由於自己的偏愛，忽視了明朝政治制度腐朽的一面，這種解讀顯然是錯誤的。

　　 首先。杜車別對萬曆、天啟、崇禎三位皇帝的評價，同其「明朝政治超前發展」的觀點，沒有必然聯繫。他主要針對明朝政治中皇帝是否處理朝政和進行政治決策進行辯駁，認為萬曆、天啟、崇禎並非一般人所說的「荒淫、無道」的暴君和昏君。這些論據無法證明「明朝政治超前發展」這一命題，充其量只能證明萬曆、天啟、崇禎等明朝皇帝，還存在著程度上進行政治決策，履行皇帝職責的一面，然而，事實上這樣的觀點也絕非杜車別一人所獨創，其他一些明史學者也對明朝末年幾位皇帝進行了一些自己的評價，提出了超越前人的不同觀點。

　　 對於封建社會的制度僅僅從最高統治者皇帝一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顯然是一種皮相之見。杜車別對明代末年皇權政治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對皇帝個人是否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政治決策這一角度，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皇權政治缺乏深層次的理解，應該看到，專制主義皇權政治並非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種簡單的皇帝為核心的個人政治，而是一種以農本經濟為基礎，以士大夫和皇權「共治」天下的制度。

　　 中國古代世襲式的皇權政治制度具有皇帝個人素質和執政效能逐帶遞減的特點，繼任的皇帝的執政空間往往比開國皇帝要小，而伴隨著開國皇帝所奠定的制度不斷發生細微變化，制度的張力會對皇帝造成越來越大的約束，這也就造成了越到王朝末年，皇權的行使往往受到大臣乃至於社會輿論的一定影響，這已經被不少學者所證實。這種細微的變革不過僅僅是皇權政治制度隨著自身發展規律而出現的細微變化，相比西方資產階級所創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君主立憲制度等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決不可冠之為「超前發展」。

　　 二、對杜車別的「商人代言論」和「商稅亡國論」的評析

　　 杜車別認為明朝官僚「很多都是商人階級的代言人」和「收不上商業稅導致明朝滅亡」的觀點，也是他認為明朝政治超前發展的論據之一。其第一種觀點認為，明朝末年出現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影響了明朝很多官僚，這些官僚大多都是商人階層的支持者，他們力主降低商稅甚至取消商稅，而站在他們對立面就是萬曆皇帝，他不斷派出礦監稅使，試圖增加明朝的財政收入。但是，明王朝最終廢除了商稅，導致其財政收入入不敷出，最終滅亡。

　　 顯然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晚明時期，雖然有一些官員出現「工商皆本」的思想，但是這種思想並沒有在封建統治階級中成為主流，即使在反對礦監稅使的所謂「東林黨人」內部，主張廢除礦監稅使的也不過高攀龍、李三才等少數人，這些人在明史上從未佔據要津，例如高攀龍官至不過光祿司少卿，並沒有成為戶部尚書或者侍郎，也沒有佔據要津，他們雖然可以提出相關政策，無法徹底影響政府決策，杜車別的文章中，沒有列舉出明帝國徹底廢除商稅的證據，更沒有證明這種政策是明帝國一貫的政策。其論證具有重大瑕疵。

　　 杜車別的「廢除商稅」說，顯然對明帝國的財稅體制不甚了解，明帝國作為中央集權制的專制主義封建王朝（此封建並非「分邦建國」的「封建」），在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之後，就形成了分權於六部的政治格局，對於整個帝國的財稅體制最具發言權的乃是皇帝、內閣領袖和戶部尚書等極少數官員。杜車別「廢除商稅」說的另一個漏洞在於他多引用萬曆時期的史料而忽視了天啟、崇禎年間的史料，以崇禎年間為例，崇禎年間長期擔任戶部尚書畢自嚴（此人並非「東林黨人」）曾對明朝的財稅體制展開大規模整頓，提出了加增榷額、增加關稅等主張，根據學者的相關研究，在揚州、兩淮、河西務、崇文門等鈔關增加的關稅額度超過了天啟年間額度的一倍以上[2]。可見，即使晚明政府十分腐朽，但是為了它的統治的利益，絕沒有徹底放棄商稅，而明朝的稅收危機，只能從其政府腐敗導致效能遞減的方面去尋找原因，絕非什麼「處於超前發展的階段」。

　　 既然「廢除商稅說」是錯誤的，那麼在此說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明代士大夫多為「商人階級」的代言人之說，自然也是一種誤讀。杜車別直接將商人和「資本家」混為一談，認為明代士大夫「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層的那部分大商人大資本家集團的利益」[3]，這種觀點沒有搞清西歐歷史上產生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同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商人群體有著本質的不同。不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界定，還是其他西方學者如馬克韋伯、熊彼得等人，都沒有簡單地將資本主義、資本家等概念和中古時期的商人群體完全等同。中國古代的商人和西方的資產階級至少有幾個不同，第一，西方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社會化大生產蛀牙表現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集中在企業中進行有組織的規模化生產，生產過程各環節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僅在全球化程度上，還是在對科學技術的應用之深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而中國到了明朝時期科學技術已經落後於西方，自然無法將其應用於經濟發展。第二，西方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將封建領主和專制國王徹底打翻在地，通過君主立憲制度掌握了政權，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掌握了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而這些現象在古老的中國尚未出現，中國的商人群體，尚未在政治上成為主導群體，不僅沒有廣泛地參與到世界性的社會化大生產之中，也沒有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提出對古典皇權政治的否定。由此可見，杜車別的觀點顯然是恩格斯批評過的簡單的「經濟決定論」，恩格斯曾經說過：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4]

　　 從恩格斯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杜車別的觀點顯然屬於簡單的「經濟決定論」的範疇。他雖然通過分析揭示了晚明時期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新變革和新的因素，然而，這些因素尚在萌芽之中，遠遠未曾達到突破古典社會形態的外殼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明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在其末年實際上已經走到了盡頭，最後被農民起義推翻，李自成農民軍通過拷掠，得到數千萬兩贓款的基本歷史事實說明明朝政府的腐朽已經深入骨髓，所以明朝腐朽的上層政治建築根本無法促進、推動社會變革，明朝最後在強大壓力之下走向滅亡，並不可惜。

　　 三、對明朝政治的正確認識

　　 既然杜車別觀點存在較為嚴重的偏頗，那麼如何正確認識明朝的政治呢？我們認為，明朝的政治制度總體上是中國傳統專制主義皇權政治的發展成果，根本上沒有走出專制主義皇權政治「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軌道。總而言之，腐朽的明王朝，談不上處在資本主義或者資本主義前夜的超前發展的階段。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廢除了中國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丞相制度，繼任的明朝皇帝設立了內閣，總理行政，設立司禮監以牽制，並且分設五軍都督府分散軍權，加設都察院、六科以監督六部行政。明朝的政治制度設計的秘訣在於令各個部門之間職能分工明確且又犬牙交錯、互相牽制，以達到防止臣子結黨蒙蔽皇帝的目的。明太祖所制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精神，雖然經過局部的改良，總體上延續到了明末，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從各種角度來看，明朝不存在現代資本主義性質的憲法，也不存在三權分立制度。其政治制度完全談不上「代表先進的資本主義」。

　　 明朝的皇權政治，到了萬曆年間，的確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伴隨著明朝世襲制度的持續運轉，皇帝駕馭政局的能力逐漸下降，伴隨著的是士大夫的力量逐漸上升，杜車別所指出的一些官員對皇帝發出諫言的現象就是這種趨勢的體現，這不代表著新興階級的崛起，不過是舊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博弈分配的發展結果。其次，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輿論控制的鬆動，在鄉的士人發起各種文化結社，乃至批評朝政，起到「處士橫議」的作用，如以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為中心的東林講學，就是這種社會變革的體現，這些運動雖然提出了一些「工商皆本」、反對政府濫征商業稅的進步思想，但其發起人主要是依託農村和附屬於農村經濟的城鄉士大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市民階層相結合，但與現代資產階級以政黨政治為核心的政治活動存在著相當的距離，更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民間政治活動，都受到明朝腐朽的當權者之敵視與迫害，沒有完成政治改良的目標。類似這樣的活動，在歷史上其他朝代如東漢末年就曾存在，不能證明明朝社會已經變成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

　　 最後，明代的確存在一定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的現象，根據學者的闡述，這些資本主義萌芽依賴城市手工業經濟，進行僱傭勞動，同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截然不同，且這種「資本主義萌芽」在清朝也依然存在[5]。然而，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說僅僅從僱傭勞動和生產方式的角度出發認識問題，忽視了馬克思等經典思想家界定的資本主義社會，包含著對農本傳統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全方位揚棄，本身在學術上嚴謹性就較為不足，也受到了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學者對其進行一定批判，顯而易見，明朝即使存在一些「資本主義萌芽」，但是並沒有對傳統的農本社會體系產生全方位的衝擊，社會變革的因素尚在緩慢積累，因此所謂的「萌芽」永遠無法撼動舊有的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因此絕不能斷言明朝就是一個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

　　 四、結論:正確認識明朝的重要性

　　 對於一些現代的中國人而言，也許明清之際的巨大變化是一種「亡國」，有人甚至將其上升到「華夏文明」的興亡這一高度，但我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認識明王朝，反對各種過度抬高明朝貶低清朝的偏激思潮，乃是有理性的國人所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

　　 諸如杜車別一類的「明粉」對明朝的懷念，事實上僅僅是一種對清朝的厭惡。即使這種輿論的存在可能受到一些社會客觀現象的刺激，也不能不予以嚴肅的批判。清朝實行的剃髮、易服，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亡天下」之感，也曾激化了社會矛盾，這些歷史事實固然無法磨滅，清王朝的罪行也不能被掩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華夏文明的滅亡。清王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接受中原文化，將傳統中國政治的效能發揮到了極致，在清朝統治下，雖然存在著諸如文字獄一類的弊政，但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繼續向前發展，例如清朝的經史考據學、金石學、訓詁學、目錄學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整理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很大貢獻，清朝的經濟也保持了長時間的繁榮，中國人口從明末清初的數千萬躍升為清末的四億左右，清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更加穩固，為中華民國政權所繼承，這些都是清朝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

　　 事實上，一些人的骨子裡認定清朝「非正統」，在此前提下，他們認為清朝毫無功績，還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顯然是一種狹隘情緒的體現。他們對現代化這一複雜的現象毫無常識，無法真正認清明清兩代建立在封閉保守的「天朝上國」意識上的皇權統治和腐朽不堪的官僚政治，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所以他們無法接受正規學者早就給出的正確歷史結論，因此才幻想明王朝能夠在近代化變革中取得成功，事實上明王朝自身因為腐朽不堪，無法應對新興的清王朝的挑戰，最終被農民起義軍所推翻，指望如此腐敗的一個政權能夠完成現代化毫無疑問是痴人說夢。一些人在清朝亡國一百多年的今天，還懷著大漢族主義思想排斥清史研究，甚至將中國不能現代化的責任完全推到清朝頭上，顯然是一種狹隘的門戶之見，不利於正常的明清史研究氛圍的塑造，必須受到批判。

　　 [1]杜車別：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e7c3b0100g9g5.html?tj=1

　　 [2] 李華彥：《晚明戶部尚書畢自嚴財經政策研究》，台灣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第95頁。

　　 [3] 杜車別：明朝滅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十五）http://bbs.tiexue.net/post2_8294033_1.html

　　 [4] 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21日於倫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頁。

　　 [5] 參見黃娟：《清代陝西秦巴山區的內生性資本主義萌芽》，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李龍潛等：《清代前期廣東採礦、冶鑄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學術研究1975年第5期等論文。

（本文為曾磊老師文章，已獲得作者授權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