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雖舊邦，其命維新——對劉仲敬《經與史》的體會與批評

華夏行誓第一卷 下部 第四章 禮篇 陽敵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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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 別鶴

一、原始戰鬥力：母權自耕農部落——基本權利與司法權力

這要從農業社會的發源開始看了，即母權時期留給人性的原始戰鬥力。母權時期的人類是叢林中的自耕農，那種博愛跟現在的白左「女權」誤區不同，不是寄居式獸性的小清新，而是母性保護氏族部落成員的基本權利，那種基本權利不是對內壟斷土地財富和吹黑哨的遊獵生態權力，而是對叢林的祭祀、墾荒、防衛、尋路等，所換來的醫食住游等生存權利。這種權利在母權共同體中初步轉讓的原始公權力，主要表現為習慣法的司法權，而不是後來才出現的行政權和立法權，也就是說，古典農民靠仲裁人（古典陪審）自己處理糾紛就行了，大家都有底線，簡單得很。行政權都不需要，就更不用說世襲皇權了。後來漢高祖設置的三老制，可見一斑。

二、平衡打破：兩種父權——封建王權與秦式帝制

那麼這種平衡怎麼打破的？人除了動物的鬥爭性，區別於動物的本質在於愛心，主體目標感，組織完善的自覺性。所以勞動換取的普遍地權和私有財產並非馬克思說的萬惡之源，而是野獸式遊獵壟斷，打破了從高貴野蠻人滑向文明墮落人的臨界點。

這個壟斷臨界點的根源就在人性中。人感覺到愜意的時候，就是開始一輪輪走向衰落的時候，民族也是這樣，這是人性中的惰性決定的，因為人類沒有野獸的優勢，又有天地賦予他協調萬物的責任，他就只能保持行動意志去生存，又渴望天地那樣無所不能的長眠，惰性和寄生的壓迫環，就這樣出現的。所以人時常投入叢林社會，才能保持他的戰士本性。

惰性深植人性，消除危機必不勞而獲，墮落，偏離真誠目標。這是在鬥爭俗世，以壟斷和寄居幻想嬰孩幸福，但動物不會。因人是除了無限行動力，別的一無所有的生物（你的東西本質上不是你擁有的），所以想回到「虛無」神的位置，但神就通過人來傳遞無限性，故保持破釜沉舟的狀態，才是人，是對獸的提振而非自我異化。

這個臨界點就是家天下與父權的出現。但那仍然是「天子一爵」的封建王權，而不是後來「以吏為師」的秦式帝制。

這個區別是什麼呢？樹苗合理養分的集中，長出大樹，固然可能遮住陽光養分，但這是可以調節的（地權→封建→共和）。大樹砍掉，烈日直接暴晒，就統統曬死了。去封建化的帝制就是患者們想要的，以為是「民族主義」。到底前者容易長出森林還是後者，有點常識都會明白。

三、平衡自救：第三種父權——「皇權不下鄉」與漢唐式自耕農諸夏

但帝制里，又分為秦政的帝制，和漢朝撥亂反正的帝制，二者也有重大區別。首先，自由主義無法保護自由，小清新對叢林。自由取決於兩點：一是犬牙交錯的共同體，不敢殺熟，一致對外；但這容易被土地財富的壟斷者反過來壓迫下層，故需基於平均地權的財富自由，並相結制約共同體的執行者。習慣法以民族共同體邊界力量保持對武斷行政的約束，這個力量當然包括了斬立決的群體戰鬥動員，無此，如何保護個體面臨內外壓迫的自由？這裡，就出現了一系列容易混淆， 又應該區分的事實。

首先明確一個概念，「兩千年秦政」是當年所謂儒法鬥爭由極左學者搞出來的，漢高祖設自耕農三老制，以習慣法的司法權制約利維坦行政，覆秦滅楚（後者是復辟周貴族戰國），實際是回歸夏商那樣的下層自治+皇權世襲的二元結構，後來雖有幾次秦政反覆（漢武帝，晉廢州縣之兵），但自耕農和後來的門閥，制約了利維坦。唐則調和道儒，將漢高祖文帝的自治和漢武帝的外戰融合起來，直到宋朝徹底削藩，才完成了秦政的軟性復辟，最終因此而亡國，蒙元奴隸制的種族壓迫強化之，明前期外法內儒（洪武興自耕農），後期諸子非君（故生蘭芳共和國），滿清又毀，辛亥光復追溯炎黃堯舜天下為公，終開共和。 後為蘇式反覆。

但同時，儒法是互殺又互生的。儒家基於世襲貴族（王侯），變成霸者（戰國）、僭主（秦政），這種大魚吃小魚是擋不住的。而另一條路徑自下而上，是世襲貴族產生前的自耕農，始於炎黃堯舜平均地權（普遍私有制），這條路徑一直到夏商也存在（氏族部落變成自治方國），只是被周封建打破，秦吞沒。但漢高祖又找回。

從基本權利的生長而言，儒家肯定優於法家，但儒家無法阻止法家，因為法家就是從儒家維護的貴族世襲的既成事實出發，是貴族世襲的戰國結果。不過最惡劣的還是儒法合一，比如滿清，用的是法家，加上自身的奴隸制，同時又篡改了儒家，去掉了湯武革命、華夷之辨、民貴君輕。後者亦民國新儒家（陳立夫、戴季陶、錢穆、牟宗三等）與犬儒偽儒韃儒（蔣慶、陳明、東海一梟、「弟子規熱」等）之別。

然五代十國與三國，宋與晉，相似但結局不同。晉宋雖然罷州縣之兵，但晉有門閥，幾抗胡亂，宋則無，為軟性秦政利維坦，故一損俱損南渡陸沉。而關鍵是，漢唐恢復的寓兵於農的監察都府、州牧藩鎮，固有自耕農外拓的真封建意，為何五代無三國如武侯之德邦？漢三老、辟除為後世廢，疑其因也。

四、西方的超級秦政：與遊獵胡化同構——消滅自耕農的德俄式利維坦

前文說的蘇式反覆，根源在於德國普魯士。普魯士與其說民族主義者，不如說法家式國家主義者。普魯士與拿破崙民法典基於普遍地權的自下而上恰恰相反，是條頓森林的游牧軍國遺物，安危皆繫於吏。難怪俾斯麥在信中痛詆拿破崙。寡頭英國介於法德之間，歐洲楚項。

而馬克思的誤判就始於對這個社會規律的書齋式觀察，即把德國從條頓游牧形成的容克地主-農奴制，武斷視為自耕農整體無效，得出無產階級只有徹底顛覆傳統，才能解放人類，又潛意識把猶太教鏈條置換為階級五階段，無產階級彌賽亞的封印先知走入階級不可調和-分化-鬥爭-依附-專政之怪圈。

但馬克思保留的，維護民眾自治的底線，在列寧尤其斯大林那裡斬斷。列寧主義三個對立派系，孟什維克立足商人，托派立足工人，斯大林主義則是收割所有階級的極權官僚。但三者共同點是預設五階段-每個階段領導階級，基於對自耕農獨立性的否定（列寧稱農民為小資產階級）。這與基於平均地權、階級調和民族共同體、以異化階級及其機器和侵略者為對象的國民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卓異之處是致力維護超階級代議立法權。

但在五四-馬列-文革-河殤這一系的西化知識分子的體系里，看不到自耕農的地權共同體線索，所以經常混淆概念，如第一個揭批蘇維埃，對布爾什維克一度接近於毀滅打擊的，歷史上恰恰是納粹德國。更諷刺的是，納粹法西斯，就是為了滅絕布爾什維克而發明的武器，反猶是因為希特勒把猶太人當成「猶太布爾什維克」，即蘇維埃的背後之手。最搞笑的是，某神棍的XX反宇宙就是抄《我的奮鬥》。然而，「從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手中解放出來，沒有苦役，沒有集體農莊，沒有斯達漢諾夫運動」，按理說德軍的這個宣傳攻勢是做到位了的，但分化效果仍然不好，肯定不是俄國人「被洗腦」的問題，當時反抗斯大林蘇維埃的此起彼伏。根源就是把布爾什維克說成猶太陰謀，顯得扯淡，削弱力度。

又如拿破崙三世親著愷撒生平。因三世堅持自耕農普選，打破馬克思「農民無效，須工人階級領導論」，故被馬克思斷章取義小冊子攻擊。三世從愷撒到拿破崙一世梳理了一條普遍地權、自下而上，以權利之權力抗擊內外強權的線索，但姿勢分子普遍不知，照搬「愷撒毀共和（元老院世襲寡頭乃共和乎？）」、拿破崙=袁世凱論。

這就導致知識分子群體把民族主義等同於秦政、西化利維坦，要麼倒髒水把孩子也倒出去，否定民族主義，要麼在自己不加鑒別的情況下，把民族主義歪曲為「必要的惡」，如炒作紫石英號事件、但又基本不知道49年國軍炮轟美國商船一樣。所以，偽啟蒙們看不到納粹法西斯和布爾什維克在意識形態上的生死對立，又看不到二者共同擁有條頓/韃靼的游牧根源和猶太一神教式游牧神權根源，既把二者在權力結構上混為一談，又在文化結構上截然區分（並且是把後者說成所謂「中國封建糟粕」的水平），他們對20世紀西方譜系的翻譯就完全凌亂了。

五、總覽權力演變：真假諸夏——地權共同體的生長

首先司法權出現（母權-經濟時代），在共同體中，靠選舉、罷免、創製和複決權擴充自我，遏制壟斷糾紛；然後行政權出現（父權-文明時代），在共同體中，靠考試、監察權擴充自我，遏制內外利維坦；然後立法權出現（大同-政治時代），自下而上司法權與自上而下行政權的相擴、自遏。

諸夏不是貴族式封建帶來，而是毀於貴族式封建，從黃帝建屏萬邦，堯舜部落，夏商方國，到周封貴族，春秋戰國，秦宋滅藩，夷狄陸沉，周秦就是相爭互化的突變。

而重建地權的漢三老，唐十道，諸葛武侯，鄭成功羅芳伯，白崇禧三寓，則是基於平均地權的真諸夏「封建」大勢。兩次亡國的根源在於帝制家天下，幹掉了協防組織，而抗戰勝利、漢唐勃發的根源在於共和制或有限君主制下，有多個協防組織，如漢唐後期的州牧、藩鎮，和抗戰時期700多個縣市參議會、2萬多個鄉鎮人代會和20多萬個保民大會的「三千縣之石礎」。而協防組織發達又取決於地權普遍。

總之，從地權共同體的流變而言，辛亥共和之前，禹啟世襲之後，華夏實有周、秦、漢三制，而非「百代秦制」。秦製為國家機器滅絕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漢制以民族國家共同體恢復夏商的氏族部落階層流通組織，周制則自上而下封建貴族階級，既為秦制根源，亦與漢制同為秦制天敵（項劉同滅暴秦），項羽一度光復之貴族楚國，可謂周制的縮影。

以上，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