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學的「解放」到底是指什麼？
與馬克思主義中人的「解放」是否相同？
解放神學源自南美，沒錯，魔幻的事情總是會在拉美出現，連上帝都成為了共產主義戰士。今天的文章就為大家介紹一下在那個年代，解放神學的「解放」到底是指什麼？
一起來看看南美洲的解放神學，究竟是怎麼回事。
躁動的時代
魔幻的土壤
20世紀的60年代對拉丁美洲大多數人來說仍是個貧窮的年代。
烏拉圭記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說：「在拉丁美洲，貧困正在悄悄的殺人。每一年都有三顆廣島的原子彈無聲無息地在拉美人民頭上爆炸。」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他的這番話有著殘酷的現實依據：秘魯的新生兒有一半在5歲前夭折；巴西2%的地主擁有的土地佔全國可耕地的60%；在薩爾瓦多物價並不高，卻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賺不到維持基本營養的薪水。
漫山遍野的低端住宅
不了解拉丁美洲特殊性的普遍貧困，就無法理解為何革命人士是如此激進。
20世紀的60年代也是個社會劇烈變動，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時代。
1959年爆發的古巴革命讓人們意識到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和另一個拉丁美洲的可能。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向整個世界展現了另一種教會的可能（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對舊制度進行改革，為教徒和神職人員參與社會運動提供了方便）。
古巴革命領導人
菲德爾·卡斯特羅（右）和
切·格瓦拉（左），1961年
為了落實「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精神，拉美的宗教人士召開了位於哥倫比亞麥德林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
這次會議在神學界掀起了一場「左翼」的神學革命，主教們一改往日溫和的形象，宣稱教會在過去選擇與拉丁美洲的統治者站在同一戰線上是不明智的。導致大規模貧困的不義的社會制度是「體制化的暴力」。他們代表上帝號召人們為公正而鬥爭。
這便是「解放神學」的開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這場會議所確立的「解放神學」運動讓神職人員走出了教會的門牆，直面窮人的貧窮與苦難，毅然投入拯救窮人的社會運動中去。
他們用心傾聽窮人的話語，為窮人的權利辯護。他們帶領窮人們建立自己的小團體，教他們通過聖經學會讀書寫字，為他們分發食物、衣服和藥品等生活必需品。也帶領他們改善當地的水電、醫療、交通、治安等設施和服務。
熱帶混血社會左派特色的天主教？
他們的行為有著最深遠的神學動機。這些神職人員們用這樣話語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在平靜的學院里沉思天上奧秘的神學必須死去，神學必須雙腳著地，背起歷史的十字架，為窮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戰鬥。這樣的歷史不容錯過，錯過這樣的歷史意味著錯過歷史之主的啟示，錯過成為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機會。」
15-16世紀的拉斯·卡薩斯神甫
或可視為這一神學解放運動的遙遠先驅
他的《西印度毀滅述略》可看
儘管各派解放神學家在如何具體實踐解放窮人的路線上有紛爭，但是在「教會必須站在窮人這一邊」這個觀點上達成了共識。他們試圖復活早期基督教關愛窮人、活力四射的傳播方式，抗衡天主教自三世紀以來逐漸腐朽的教會體制。
關於解放神學的畫作
其意義便是立志於扶助於窮人，建立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直到窮人的呼聲可以聽得到，且有優先權，超過富人的埋怨，這樣，社會才可能向著公平前進。」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無論何種形式，只要是參與都可以被解讀為「解放的實際行動」。
左翼思潮，第一次和一貫象徵右翼保守勢力的教會發生了化學反應。
給窮人吃的，
也就是給救世主吃的
「人乃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摸樣創造的，窮人要活著的聲音即是天主的聲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夠聽到天主的子民們的呼聲的生命之主。歷史的審判就是最後的審判，對窮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對耶穌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世主，就臨在於這些因貧困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無法在這樣的歷史面前無動於衷。」
解放神學向世界證明了宗教並不完全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使人麻痹的精神鴉片。這些決心參與世俗事務的神學家，背負著巨大的爭議性，用神學為自己的左翼立場辯護。
出於不同的神學理解和生活背景，他們最終選擇的鬥爭方式也很不一樣。這其中，就有兩位開創性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一位是常常被人稱為「革命神父」的托雷斯；一位是非常保守的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
奧斯卡·羅梅羅
他們一個主張通過暴力來實現解放，另一個則倡導非暴力，各自在解放神學的實踐道路上孤獨地探索著。
卡米洛?托雷斯出身於哥倫比亞貴族家庭，在受過高等教育後成為天主教神父。在第二次梵蒂岡宗教會議的論戰和拉美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下，托雷斯宣布了他的「革命基督教」觀點。
卡米洛?托雷斯
他在1965年向哥倫比亞紅衣大主教提出辭呈：
「我請求紅衣主教閣下准許我辭去神父的職責以便能夠在俗世為我的人民服務。我的犧牲是為了創造條件使信仰變得更加真誠。為了更確實地成為一個神父，我脫下了神父的袈裟。」
這位貴族教士在拉美天主教會中開闢了另一條道路：他是拉美第一個堅決向教會領導階層挑戰的神父，也是第一個不限於批評現政權，而是加入同現政權作鬥爭的隊伍中的戰士。當教會禁止其言論時，他就上山參加游擊隊。
托雷斯與哥倫比亞農民
1966年，報紙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倫比亞游擊隊之一「全國解放軍」的消息。但僅僅六個月後，身為哥倫比亞反抗軍游擊隊員的托雷斯神父就被政府槍殺，留下的遺言是：「如果耶穌活著，他會是一個游擊戰士。」
卡米洛·托雷斯（中間側身者）與學生一起前進
而主張和平革命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選擇了更為平穩的革命道路。
在1977年2月23日剛上任為薩爾瓦多大主教時，仍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對激進派非常排斥，認為他們有擾亂秩序和煽動叛亂的嫌疑。但僅僅在一個月後，他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關於奧斯卡·羅梅羅的壁畫
當時耶穌會會士魯蒂利奧·格蘭德與一位72歲的老翁和一名16歲的少年在去做彌撒的路上遭遇槍殺。這件事讓羅梅羅徹底意識到，他之前看重的秩序早就成為了系統性的暴力。深入的思考讓他相信，統治階級宣揚的秩序並不是決定性的，窮人的生命才是一切。
「如果整潔的道路和機場、宏偉的大廈是建立在窮人的鮮血之上的，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1980年3月23日，羅梅羅上街呼籲士兵停止鎮壓遊行群眾。第二天，羅梅羅舉起聖杯做彌撒時被槍殺，聖杯里流出的酒與殉道者胸中灑出的熱血交融在一起，覆蓋了祭台。
位於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門上方，
從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塑像
分別為在二十世紀期間殉道的當代信徒
左五為羅梅羅
兩位先行者的死亡並非孤例。解放神學家們要求的改革是顛覆性的，必然引來傳統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這當中既有社會世俗力量的打壓，也有天主教內部保守派的打壓。面對他們的挑戰，南美的大獨裁者們大開殺戒，對這些上帝使者毫不客氣。
僅在1968年至1978年這十年間，拉丁美洲就有850名神職人員殉難。
在多重打壓下，如今的解放神學確實已陷入了低谷。
解放神學死亡了么？
如今的天主教教會正日趨保守，再不像20世紀60、70年代一樣支持或者暗中默許解放神學的發展，而是通過各種手段打壓。羅馬教宗本篤十六世甚至在2008年要求恢復使用16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制定的禮儀，恢復拉丁語彌撒。
這些宗教倒車，在某種角度來說徹底拋棄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天主教會的上層，似乎厭倦了遠在拉美的解放神學，重新把視角轉回了自己身邊。
解放神學的底層基礎也並不樂觀。原先解放神學在拉美社會底層具有強大影響力，甚至想要把這些地區建設成新的烏托邦。可是隨著教會投入力量的減少，以及仍然大範圍存在的貧困現實，這些信徒也逐漸轉向了根本無視社會分析的宗教派系。
60年代那種對未來抱有無限期望和熱情的時代過去了，解放神學所盼望的歷史變革並沒有實現，窮人依舊要面對無法改變的貧窮與苦難。
當今人們口中所提到的解放神學，更多的是對解放神學定義的下沉式解讀。在這種泛濫的引用中，解放神學走向了虛無，逐漸喪失了它出生時帶有的深厚社會基礎。
拉美的部分知識分子和神職人員仍然期待著變化。他們部分繼承了解放神學的精神，但已經很少用這個理論去作為抗爭的武器了。解放神學的社會身份已經消失，參與社會變革的動力也被逐漸瓦解。解放神學將不再是一種神學，而成為了各種意在解放的社會科學的代名詞。
這意味著解放神學，真的死了。
卡斯特羅在評價解放神學時說到「對於拉丁美洲革命而言，解放神學比馬克思主義更加重要。它讓基督教回到它的根源，回到他最壯麗、最動人、最富英雄色彩、最光榮的歷史。」
但在它影響下的南美，仍然是一片魔幻的土地：
富人在優越的自然資源支持下紙醉金迷，窮人在惡劣的通貨膨脹中搶奪最後一隻麵包；
獨裁者在衛隊簇擁中指揮千軍萬馬，農夫在士兵毆打下交出偷藏的最後一斤餘糧；
保守的主教在高台上接受信徒的朝拜，憤怒的革命者在街頭丟出手裡的最後一塊石頭。
解放神學方生方死，這麼多年後的南美卻和奧雷良諾上校面對行刑隊的那天沒有什麼區別。
而這永無終結的魔幻現實主義之夢，又何止在拉美一處存在呢？
(本文節選自《豐饒的苦難》)
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里曾寫到，在海地的街上，給人洗腳的要比給人擦皮鞋的多，因為人們窮得沒有鞋穿。
在歷經磨難的拉丁美洲，貧窮仍像一片巨大的陰影籠罩著這片土地。據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估汁，1993年拉丁美洲的貧困人口佔大陸總人口的一半左右，並以每年5%－10%的速度持續增長。①
我曾多次乘飛機出入墨西哥城，每次從飛機上俯視這座群山環繞的谷地都市，印象都如同初次見到它一樣觸目驚心。飛機沿著山壁盤旋，視野里一片房屋的海洋、城市從谷地逐漸向四周的山坡蔓延，越往高處房子越破爛。從山坡上平視，望著對面鱗次櫛比的簡易房，我彷彿看見衣衫襤樓的農民風塵僕僕沿著小路從山那邊源源不斷地湧來。他們是城市背後的人，是被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日益遺忘的背影。在第一次赴墨的80年代，感謝一位負責留學生工作的墨籍老師，她組織我們進行了一次認識「真實墨西哥」的特殊旅行。在那次翻山越嶺的艱苦旅行中，我們見到了深山老林里的底層農民，他們當中一些人的「家」，僅僅是幾片大芭蕉葉遮頂的窩棚。
旅途中的一個黃昏，我們的汽車行駛在荒無人煙的山間公路上。遠山一派靜謐蒼茫。忽然，日落的方向出現了一個小黑點和一絲柔弱的喊叫聲。汽車停下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個「無中生有」的、越來越近的神秘黑點吸引了過丟。等了好幾分鐘，我們看清那是一個大約五六歲的瘦弱男孩，手裡高高舉著一個小東西。終於，氣喘吁吁的小男孩立定在我們面前，他並不說話，也不靠近車前，只是期待地望著我們，手裡仍然高高舉著那個小東西，那是一隻草編的小動物。他要用它來換錢，公路上的汽車對他就一線新鮮的生機。
在第二次赴墨的90年代，我隨一個中國扶貧考察團參觀了墨西哥城郊的扶貧工程。我多少年來不能忘記「參觀」中見過的一個場面：在一條高高築起的公路旁邊，有一道深溝。溝內滿是不堪入目的污水和垃圾。一群得到政府微薄資助的無房貧民在深溝兩旁的坡地上修出了一塊塊平台，在那些不足10平方米的地面上建起了他們的一個個與垃圾做伴的「家」。
這樣的一片大陸是全世界天主教徒最多最集中的地區。據羅馬教廷1987年的統汁，拉丁美洲居民中90%是天主教徒，約為4.2億人，幾乎佔全世界9.5億天主教徒的一半。②天主教徒是拉丁美洲的基本群眾，他們的祖先是宗教大國西班牙的子民和虔誠的美洲印第安人。我曾目睹朝著大教堂跪行祈求的窮苦人，目睹被耶穌受難的宗教劇表演感動得淚流滿面的勞動婦女，還有在新建貧民區臨時搭起的草棚里跟隨神甫祈禱的男女老少，以及在路過公墓的公共汽車上很自然地劃十字再親吻手面的年輕人。
他們是窮苦並有信仰的人，窮苦和信仰在拉丁美洲是一對相依為命的姐妹。
15世紀以來，天主教會一直是這塊土地上的重要勢力，在歷史上，它們基本站在社會保守力量甚至反動勢力一邊，並擁有大量地產、財產，教會上層的生活遠遠脫離基層神職人員和人民群眾。但是，神職人員中還有一支以拉斯?卡薩斯主教、伊達爾戈神甫等為代表的健康力量。他們留下了更重要的傳統：熱愛窮人，為捍衛正義的事業不惜鋌而走險。許多下層神職人員因為常年與窮人接觸。也對窮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貧苦的教徒不可能真心愛戴因循守舊和虛偽的教會。但他們卻熱愛基督教里那種人道主義傳統。拉丁美洲人民不喜歡教條和思辨，在他們中間，宗教精神簡化為對愛心、仁慈和希望的體會。
一位拉美詩人曾寫了這樣一首詩：
昨天，我在莊園的髒東西里
看見了一匹動物，它翻弄著垃圾找著什麼吃的東西，也不檢查一下也不嗅嗅味道，它撲上去就那樣一口吞下。這動物不是狗不是貓也不是老鼠；這動物，主啊他是——人。 ③這樣的感情在拉丁美洲非常普遍。
切?格瓦拉犧牲後，人們在他的遺物里發現了一首西班牙詩人萊昂?費利佩的詩（1884-1968），誤認為是格瓦拉的作品：
基督，我愛你
並非因你自一顆明星降臨而是因為你向我揭示人有熱血淚水病苦鑰匙工具去打開緊鎖著的光明之門是的！你指點我們說，人是上帝……是一個像你一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可憐的上帝而那個在戈爾戈塔④位於你左邊的可卑的小偷也是上帝！正是這位具有獻身精神的游擊隊員曾經說過，指引一個真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心……
這就是孕育了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土壤。在這片貧窮和信仰的大陸上。宗教沒有成為麻痹人民的鴉片，而是成了鼓舞他們戰鬥的旗幟。
「解放神學」指60年代誕生於拉丁美洲的、以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徒為主體的人民運動及代表這場運動的神學理論。它是自16世紀宗教改革以來基督教範圍內一次較大規模的群眾性宗教運動，又是一場在世界性反資本主義浪潮中誕生的人民革命運動。它衝擊了保守的天主教教會傳統，弘揚了原始基督教意識里優先窮人的人道主義精神。
背 景
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上，60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理想主義——這個在今天被鄙夷、被清算、被圍剿的幽靈，曾經在那個年代裡遊走世界。因為崇尚理想並敢於把理想付諸實踐，60年代被人們稱做「世界性年輕化」的時代。
法國1968年以學生為主聯合社會各階層的「5月風暴」，美國的反越戰和平運動和標新立異的「嬉皮士」，日本的「全學聯」、「全共斗」等左翼學生運功，英國的「甲殼蟲樂隊」、「滾石樂隊」，拉美的「解放神學」。墨西哥1968年在「三文化廣場」遭到血腥鎮壓的學生民主運動，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理論和實踐，只是60年代的一部分內客。歐美國家的60年代帶有更多的文化色彩，而包括拉丁美洲在內的「第三世界」的60年代大多帶有更濃的政治色彩和更廣泛的社會性。法國「5月風暴」反對舊的教育制度；反對資本主義文化對於人的異化，學生們提出了「一切權力歸想像」之類的烏托邦式的口號，拉美學生向巴黎學生髮出了聲援電。但是，在拉丁美洲大陸上，真正激動人心的還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和革命後的變革。歐洲、美國文化運動中的「自我放逐者」、「邊緣人」形象在這塊大陸上變成了格瓦拉式的革命者形象。
在中國，對於外部世界信息稍微靈通的人，大多數知道1968年巴黎的「5月運動」，美國的「嬉皮士」和英國的「甲殼蟲」。但是，我想很少有人知道拉丁美洲的60年代，顯然在1968年這個魔術般的年份里，拉丁美洲也發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且它們的深刻性也許更引人思考。
這些事件的爆發不是偶然的。
對嚴峻的貧窮落後，拉丁美洲曾有過各種各樣的政治方案。50年代在拉丁美洲佔主導地位的是「發展主義」戰略，它曾給人們帶來過一線希望；它的特點是強調對外開放，發展本國經濟和階級合作。隨著這種戰略在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壓力下陷入困境。它逐漸失去了人民群眾的信任，貧困現象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50年代末，古巴革命的成功使人們看到了另一種選擇。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丁美洲出現了一批對人民實行高壓政策的軍人獨裁政權。這一切釀成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和城市、農村的游擊戰爭。同一時期，拉美思想界深受「依附理論」的影響，這是拉美進步學者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它從世界經濟的本質結構和「外圍國家」（不發達國家）的角度出發研究帝國主義「中心國家」向外擴張的後果，得出了只有反對帝國主義擴張，徹底改變依附型的社會經濟結構才能擺脫不發達狀況的革命性理論。
拉丁美洲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大陸。60年代活躍在歐洲、美國的資本主義文化批判思潮、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以及「革命神學」、「希望神學」、「政治神學」等現代基督教神學理論對於拉丁美洲知識分子來說並不陌生，一批拉美國家的大主教神甫也正在這個時代就學於法國或比利時的神學院。
在宗教領域裡，50年代流行的做法可以總結為呼籲富人發慈悲。神甫們忙於接受歐洲援助組織的經濟救濟，分發美國奶粉，散發「告富人書」，開展普及「每家一個廁所」之類的慈善衛生運動……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貧窮的基層天主教徒已經悄悄地創造出了一種群眾性的自我教育、組織自發抗議行動的宗教團體，後來這些團體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基層宗教社團。它們構成了解放神學的群眾基礎。教徒們在對《聖經》的自發研討中反覆體會基督的一段話；「你們對我的最卑微的兄弟的所作所為就是對我的所作所為。」他們認定這是耶穌發出的呼籲：「窮人就是我。」 愛窮人就是愛上帝——這句最普通的話也許就是解放神學的旗幟。一批日後倡導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也在這個時代從不安的歐洲回到了動蕩的美洲大陸，與他們苦難的教友和兄弟在同一個目標相遇。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一貫保守的羅馬教廷發生了重大變化。約翰二十三世自1958年擔任教皇之後，一反前任的保守路線，採取了面對世界的改良主義方針。1962年召開的著名的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提出了窮人和社會正義的問題。此後教皇發布的多次通諭也明確譴責資本主義剝削。這種變化被人稱為「約翰二十三世的革命」，教皇本人被極右保守勢力稱為「紅色教皇」。其繼任者保羅六世繼承了這一路線。拉丁美洲主張解放神學的神職人員和教徒毫不猶豫地利用了這一有利的轉機。
「游擊隊員—神甫」卡米洛?托雷斯
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有自已的聖徒和殉難者，解放神學也有自己的殉難烈士，他就是哥倫比亞神甫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 Camilo Torres Restrepo)。
卡米洛?托雷斯1929年出生於哥倫比亞一個富裕家庭。1956-1958年他在比利時盧萬神學院研習神學並獲得神甫資格。卡米洛?托雷斯學識淵博，精通英、法文，具有社會學專業知識，訪問過歐美數國。1958年他回到祖國哥倫比亞，很快以卓越的才華成為知名人士。卡米洛?托雷斯原本可以走一條飛黃騰達的道路，享受優越的中產階級生活。
但是，卡米洛?托雷斯是一個極端真誠的人，他的真誠使他成為一個悲劇人物，也使他成為人民心中的聖徒。他起先在國立大學當神甫，並在社會學系任教。由於支持學生的進步運動，他被大學辭退。以後的幾年裡，他基本從事農村工作，自願到貧困地區搞社會調查，幫助農民組織起來搞農村改革。
在貧苦的群眾中間和不公正的社會現實面前，卡米洛?托雷斯感到，只注重禮儀、只背誦教義絕不能證明一個人真正有信仰，基督教的真諦是愛，是仁慈。在一份《告基督徒書》中卡米洛?托雷斯寫道：「天主教的真諦是愛他人。《保羅書信》第13章里說『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愛只有產生效力才是真正的愛。如果善心、施捨、辦幾個免費學校、實施幾項建房計劃，總之，如果人們所說的『慈悲』並不能使大多數忍飢挨餓的人有飯吃，大多數赤身裸體的人有衣穿，大多數文盲受教育，那麼，我們必須尋找有效的措施使大多數人獲得福利。」⑤
實現有效的仁慈，這個目標使卡米洛?托雷斯走上了一條犧牲者的徹底道路。「有效的仁慈」後來成了解放神學運動中一句深入人心的口號。
1965年，在拉丁美洲革命高潮的背景下，卡米格?托雷斯和一些朋友發表了《人民團結運動綱領》，闡述了他們一系列徹底的社會改革思想。這一舉動遭致哥倫比亞保守教會的嚴厲斥責和整個保守社會的敵視。在接受教會處罰和主動辭去教職兩種選擇的壓力下，卡米洛?托雷斯於農歷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向哥倫比亞紅衣大主教提出辭呈。對於深深熱愛自己教職的卡米洛?托雷斯來說，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在公開聲明裡寫道：「我不願違背教規，我也不願背叛良心。因此我請求紅衣主教閣下准許我辭去神甫的職責以便能夠在俗世為我的人民服務。我為此犧牲了我最熱愛的權利之一：作為神甫主持教會禮儀的權利。我的犧牲是為了創造條件使信仰變得更加真誠……我的鄰人不再對我有任何敵意之時，當革命結束之後，如果上帝允許，我還將再次主持彌撒。」⑥
革命並沒有像卡米洛?托雷斯想像的那樣在哥倫比亞一呼百應。也許，他一開始就預感到了這一點，他行動的目的只是為了用血點燃烈火。
1965年底，卡米格?托雷斯號召建立的「團結陣線』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但是，卡米鉻?托雷斯已經不能退卻，他也不會退卻。在失蹤了幾個月之後，1966年1月8日的報紙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倫比亞游擊隊之一「全國解放軍」的消息。自此僅僅幾個星期之後，卡米洛?托雷斯在一次與政府軍的遭遇戰中犧牲。
人們對卡米格?托雷斯遇難時的具體情況，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最普遍的說法是：在一次伏擊戰中，卡米洛?托雷斯衝上去奪一個軍官的衝鋒槍時被打死。官方的說法是：卡米洛?托雷斯衝上去殺一個受傷的軍官時，被另一個裝死的士兵打傷，又被用槍托打死。根據他身上的傷痕，有人估計他被俘後受拷打致死。卡米洛?托雷斯的一個親密朋友、一位耶穌會員做了一個大膽的推斷，他認為卡米洛?托雷斯是在猶豫是否向一個受傷的敵方士兵開槍時被打死的。
在犧牲的一個月之前，卡米洛?托雷斯從山上發布了一份《告哥倫比亞人民書》，這份公開信的最後一句是：「決不後退，不自由毋寧死！」在最後的12行里，他以類似的方式6次重複了「死亡」一詞。其實，卡米洛?托雷斯從登上游擊隊的山峰那天起，就在準備這一天。但作為一個基督徒，他以彼世的眼光看待失敗和犧牲。他曾寫過這樣一段話：「無論人類經歷多少失敗，但只要想到我們正在以此推動天國的建立，我們就會感到無限安寧。人世的判決如此不同於上帝的判決，這是很令人傷感的。在基督教的領域裡，沒有失敗……」⑦
報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的遺照，軍隊秘密掩埋了他的屍體。人們要求將他的屍體歸還教會，並要求教會以基督徒的方式為他下葬，為他公開超度亡魂。軍事當局不予理睬。1968年教皇訪問哥倫比亞時，卡米洛?托雷斯的母親給教皇寫信再次提出請求……
從卡米洛?托雷斯犧牲的那天起，「烈士的血哺育了基督徒」這句話就像一粒火種點燃了拉美大陸。
佔領聖地亞哥大教堂
1968年，解放神學運動與整個拉丁美洲人民革命運動的融合之勢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這年8月，教皇保羅6世即將赴哥倫比亞首都聖菲波哥大訪問，這是近2000年來第一位教皇訪問拉美。教皇抵達前夕，奢侈的籌備活動與在赤貧中覺醒的拉丁美洲形成了緊張的對比。在哥倫比亞這塊烈士犧牲的土地上一股正義的怒火像火山熔岩在地下沖騰，但它的第一個噴發口卻到了大陸南部的智利。
6月14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以保利諾?加西亞和弗朗西斯科?古斯曼兩個年輕的基層神甫為首的一批教內外群眾發表了一份聲明，譴責過分奢侈的歡迎活動。這兩個年輕人當時在宗教界和社會上默默無聞，但是，在60萬居住在市郊荒野的無房窮人中間，他們的名字已經家喻戶曉。
智利主教沒有理睬這些小人物的舉動，簽名者決定採取更大的行動以示抗議。8月11日清晨4點，東方微露晨曦，250名神甫、教士、工人和學生佔領了聖地亞哥大教堂。當朝霞映紅了莊嚴的大教堂時，人們遠遠看見，高聳的鐘樓上出現了一條大宇橫幅：「正義與愛——建立一個與人民團結戰鬥的教會！」
警察和軍隊包圍了教堂，廣場上聚集著激烈辯論的人群。一個女士說：「這些年輕人，他們拿了賣避孕藥的商人的錢！」一個神甫說「我是碰巧來到這裡的，但我支持教堂裡面的人，我們應該向人民靠攏，教會從公元3世紀起就遠離了人民！」⑧
中午時分，年輕的加西亞和古斯曼神甫在用幾塊木板臨時搭成的佈道壇上主持了彌撒，威嚴的大教堂里回蕩著史無前例的祈禱：
主啊，
為了我們在戰鬥中倒下的兄弟……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為了我們受剝削的勞苦大眾……為了巴西的政治犯……為了烏拉圭人民的鬥爭……為了在荒謬的越南戰爭里死去的人……大教堂里200多名反叛者虔誠的祈禱聲匯成一陣低沉的責鳴：「主啊，聽取我們的祈求吧！……」
隨後，佔領者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聲明他們的行動理由。當晚，佔領者主動撤離。事件結束後，所有參與了這次行動的神甫被判兩天內無權主持任何宗教儀式的處罰。緊接著造反的神甫們又發表了一個《青年教會宣言》，⑨宣言說：「我們深深愛著我們的教會，正是在愛心的驅使下，我們才聚集到了大教堂里。我們希望大教堂成為基督教大家庭的標誌……我們希望教會像《福音》所教誨的那樣，再次成為一個人民的教會，與人民同甘共苦，並肩戰鬥。」
這就是解放神學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解放神學》
誠意、行動和鮮血孕育了解放神學的理論。1968年7月，秘魯神學家古斯塔沃?古鐵雷斯（1928- ）在秘魯的一次神職人員全國大會上做了一個報告，題為《走向一種解放神學》，1971年，報告內容以《解放神學——前景》為題成書出版，⑩這樣，解放神學就有了自己的系統理論。
古鐵雷斯神甫曾在比利時盧萬大學攻讀神學和心理學，在法國里昂攻讀神學。他是拉美主教理事會的神學專家。他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其他解放神學家思想的歸納和總結。
在歐洲，傳統神學研究往往表現為概念思辨和史據考證。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開宗明義地指出：神學是對實踐的批判性思考。對此古鐵雷斯是這樣表述的：「只有通過默默地祈禱和與窮人結合的實踐，才能得到關於上帝之神秘的啟示，我們稱這種基督徒的生存方式是第一位的。然後，這種生活將會啟發理性思考，這是第二位的。」(11) 這就是古鐵雷斯提出的「實踐權威論」，它是解放神學的方法論。
他進一步解釋說，信仰者有兩種境遇：一是沉默，一是表述。沉默是由祈禱和基督徒式的行為構成的，沉默是人與上帝親切相遇的條件。語言無法表達信者在靜默中獲得的深刻體驗，但這種體驗卻能使信者的語言更加豐富和謙卑。神學是什麼呢？神學就是「被沉默豐富了的表達」。(12)
解放神學不僅是一種思想，更是一場運動。廣大神職人員和信徒投身於轟轟烈烈的窮人解放事業，不怕流血犧牲，靠的就是這種信念：像基督教導的那樣。和窮人團結在一起，就是接近上帝。而這種信念是他們在自己創造的基層宗教社團里早已獲得的意識，解放神學家們使群眾的認識更加理論化。
在解放神學運動中，出現過許多自發的群眾性《聖經》學習小組，他們依據自己每日的生活與鬥爭體會對《聖經》做出新的解讀。比如：他們認為，《出埃及記》的主要含義不是傳統的「出走』說，而是為了擺脫奴役；耶穌是被「謀殺」的，他的死主要不是由於司法上的錯誤和猶太人的仇恨，而是由於他履行向窮人宣講福音的使命，觸犯了維護秩序的當局；「原罪」除了神學上的解釋，也是一個歷史事實，即人與他人的脫離；以色列部落在迦南建立政權的歷史證明，在塵世建立正義的國度是上帝的旨意；他們根據《聖經》里的反偶像崇拜內容，提出應該反對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金錢拜物教，把金錢當偶像來崇拜就是蔑視上帝。
解放神學家在此基礎上倡導恢復早期基督教的歷史觀。他們認為基督教經歷了一種從希伯來文化的「改造意識到希臘文化的「靜觀」意識的轉變。《聖經》的原始精神強調建正義的國度，強調改造自然。後來，正統神學以古希臘柏拉圖主義為基礎，強調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分裂。歐洲神學家傾向於建立「純粹神學」體系，而解放神學則提倡基督教精神的「非希臘化」，恢復早期基督教參與塵世正義鬥爭的積極色彩。
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解使基督教的「救贖」與人世的「歷史」得到了統一，但這種統一又不是宗教與政治的簡單結合。解放神學支持人民的正義鬥爭。但絕不提出獨立的政治方案，反對建立政黨式的組織，它堅持認為宗教只是人世的靈魂、解放神學家認為，基督教精神里有一種積極的烏托邦因素，它使人的解放成為一個連續的過程。人有權利在塵世開始建立天國。但絕不把任何理想社會的建立看做天國的到來。天國是一種象徵，天國是一種等待，它永遠代表未來。古鐵雷斯認為人的解放要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解放；第二個階段是在兄弟般友愛的社會裡締造一種新人，開始一場文化革命；在第三個階段，人將脫離原罪，與上帝和所有的「鄰人」結合成一體。
烏托邦的靈魂是自由的精神。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爭取正義的鬥爭產生了神聖的意味，人民大眾在鬥爭中感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不畏犧牲，堅信勝利。這種絕對自由的精神又包含著一種反偶像崇拜的不斷革命意識，它幫助人民避免將天國與任何一個人類歷史階段等同，避免解放進程政治化、意識形態化、教條化，避免一切革命進程蛻變成「宗教」。
麥德林會議
教皇於1968年8月22日抵達聖菲波哥大，8月26日，第二次拉丁美洲主教會議在該城召開，教皇到場。然後實質性的會議挪到了哥倫比亞的第二大城市麥德林( Medellin) 。麥德林會議是拉丁美洲教會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會議。這次會議使持解放神學觀點的神職人員從教會內部得到了重要支持。
麥德林城所在的群山中，有一座高高的山巒，250名主教和神學家參加的主教會議就在高山上的一座神學院里舉行。山下100萬居民的城市裡，幾十萬窮人無家可歸，5萬妓女被迫賣淫。是面對貧窮還是背對貧窮？上帝的使者們面臨著抉擇。
在神學院對面的另一座山巒上，一位年輕的下級教士和7000名被警方強行轟趕到這裡的無地農民在曠野里堅持他們的反暴力鬥爭。這位曾就學於巴黎的教土名叫加夫列爾?迪亞斯。迪亞斯應農民們的要求，在夯實的地面上建起了一坐磚砌的教堂。教堂內簡易的佈道壇上立著一個用兩塊木板釘成的十字架，但沒有基督像。迪亞斯向人們解釋道：「窮人就是基督。」教堂的門楣上寫著：「上帝子民之家。」9月2日至3日，迪亞斯邀請了14位神學院的學生與他一起絕食48小時，希望對面山包上的主教會議傾聽他們的聲音。在他們散發的公開信里寫著：「教會應當學習耶穌的榜樣，脫去全身的裝飾，拋棄一切財產，扔掉手裡所有的牌，只留下寫著愛和正義的那一張。」 (13)
9月1日，星期日，同樣在麥德林會議期間。麥德林市郊工人區的比森特?梅希亞神甫面對1.5萬名流離失所的窮人進行了一次佈道。他飽含深情地敘述了這些農民被迫背井離鄉、流落城市的悲慘遭遇。在他的佈道詞里，有這樣一段話：「我與這些被剝奪了一切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感受著他們的所有苦難，我在一個漆黑如磐的寂靜夜晚，從一位幾乎一無所有、餓得面黃肌瘦的母親手中接過一個降生在褲管里的嬰兒，我理應呼喚正義。因為基督宣講過這正義，而我作為他在人世的代表，應該面對必將降臨於我的一切苦難。」由於這個「顛覆性」的佈道，梅希亞被罰款500比索。他所在的工人區群眾聞訊，自發為他募集了500比索，送到他手中。(14)
時代是有感召力的，麥德林會議終於不負眾望做出了它的正確抉擇。
會議於9月6日閉幕。與會150名主教中有30名持極端保守立場，另有30名持激進立場，但會議通過的長達140頁的最後文件使激進派的立場佔了主導地位，強烈譴責社會不公正的現象，敦促政府實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文件要求人們避兔使用暴力手段，但同時指出在拉美許多地區存在著「合法暴力」的不合理局面，呼籲權貴們不要利用教會的和平立場阻礙必要的改革，否則他們就應承擔引發暴力革命的歷史責任。文件在題為《貧窮》的一節中提出了「窮人教會」的主張，其中這樣寫道：「一個貧窮的教會應該譴責此世不公正的貧窮狀況以及製造了這種貧窮的罪孽；宣講並體味窮苦的精神，以精神上的質樸理解上帝；自身過貧窮的物質生活。實際上，在拯救史上教會永遠是貧窮的。」 (15)
麥德林會議一結束就發布了這份文件而沒有像事先計劃的那樣先提交梵蒂岡審批。這一行動同樣意味深遠。
至此，1968這個年份己經在拉丁美洲的宗教史留下了它不可磨滅的印記。智利群眾佔領聖地亞哥大教堂、《解放神學》的出現，麥德林會議，這些爆炸牲的事件使國際輿論驚呼——1968年是拉丁美洲宗教年。麥德林會議會議前後還有許多感人的事例。
哥倫比亞神甫曼努埃爾?阿爾薩特?雷斯特雷波是法國神學院的博士生，在巴黎被任命後擔任哥倫比亞卡利市一個黑人貧民、工人區的神哺，深受群眾的愛戴。由於他的激進立場。卡利市主教命令燒毀他批評教會的小冊子，免去了他的教職。教區群眾得知後，在阿爾薩特神甫任職的教堂周圍搭起帳篷，輪流守護，不讓人趕走他們的神甫。為此，卡利大主教將支持阿爾薩特的100多名教徒革除教籍。1969年10月，警察攻佔了該教堂，用催淚彈驅散群眾，抓走了阿爾薩特。(16)
在羅馬被任命的阿韋拉多?阿里亞斯?阿韋拉埃斯擔任了哥倫比亞安蒂奧基亞市的神甫。他曾專門研究亞非國家的貧窮問題。他在教區的一個村子裡辦了一個信用社，貸款率為月息1%，大大低於富人月息10%的高利貸。他為85個赤貧家庭找到了工作，以教區的名義買了三輛卡車，幫助牛奶生產者運送、銷售牛奶。他還幫助窮人的女孩在附近美國修女辦的貴族女子學校上學，為此遭到了教會上層和地方當局的譴責。讓女學生到貧民區服務的美國修女們也遭到哥倫比亞政府的驅逐。(17)
1968年12周20日，阿根廷21名廠區神甫在首都「政府宮」前靜默站立，抗議政府拆除貧民村的計劃。4天後，100名神甫在11個城市同時禁食50個小時，並拒絕做彌撒，抗議現存的「體制性罪孽」。他們以這樣獨特的方式度過了紀念耶穌降生的聖誕夜。(18)
在「原罪」一章里，我們曾提及貧窮的代名詞——巴西東北部。60年代，這裡成為解放神學的重要活動地區。該地區的埃爾德爾?卡馬拉大主教因為站在窮人（窮人在巴西專門有一個詞叫favela）一邊，(19)被敵視他的人稱為「紅色主教」。卡馬拉稱宗教界的少數優秀分子為「亞伯拉罕少數派」；取自信仰之父亞伯拉罕之名，因為這些人明知沒有希望仍孜孜不倦地懷著希望追求。卡馬拉在世界各國——發達國家、不發達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尋找這樣的優秀分子、巴西的極右組織列了一個暗殺32人的黑名單，其中有卡馬拉。1969年。卡馬拉的一名助手遇難；他被弔死在樹上，胸部被子彈穿透，喉嚨被割開……
拉丁美洲優秀的神職人員就這樣用自己的行動凈化著被污染了的教會歷史。
教會自身的革命
在基督教的範圍里，相對於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天主教的組織更嚴密，教規更嚴厲，神職人員和各修會的教士一律獨身。具體在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的天主教會與現政權和富裕階層保持著程度不同的政治、經濟聯繫。這種傳統的教會體制在解放神學運動中受到了很大衝擊。
首先向這種結構挑戰的是貧苦的基層天主教徒。50年代末，拉了美洲陸續出現了一種基層教徒自發組織起來的宗教小組。60年代中期，這種群眾性的宗教組織幾乎遍布整個拉美。60年代後期，它們蓬蓬勃勃地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
巴西著名的持解放神學立場的神甫萊奧納多?博夫估計目前在整個巴西有10萬個這樣的基層宗教組織，包括300多萬人。每個團體約由15-20戶人家組成，每周聚會一到兩次。人們在這種宗教團體里討論《聖經》，研究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採取集體行動，並根據實踐中的體驗加深對上帝的認識，堅定宗教信仰。這種組織的成員都是最貧困地區的底層人民，他們成了宗教活動的主角和創造性力量。實際上形成了底層人民對教會上層的奪權。人們在不同地區把這些組織或稱為「窮人教會」，或稱為「人民教會」。這些組織並不是與傳統教會平行的新教派、新教會，而是拉丁美洲天主教從底層開始的內部改造和重建。後來這些基層組織越來越被重視，並有了自己的名稱——基層宗教社團。在90年代，基層宗教社團仍然存活於民間，神學界、學術界對它們的研討也一直沒有停止。
對於包括拉丁美洲天主教會在內的各國天主教會來說，羅馬教廷和教皇具有絕對權威，各級教會機構對下級機構也具有絕對權威，這一點也是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重大區別之一。解放神學運動利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改良方針在拉丁美洲造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其激進內容遠遠超過了羅馬教廷能夠容忍的程度。但是，解放神學始終以《聖經》和天主教歷史上的各種前例為依據，又使得羅馬教廷在表態時不得不考慮再三。1984年，羅馬教廷信仰理論部部長簽暑了《關於解放神學的若干方面的諭旨》，明確譴責解放神學。1986年該部簽發的《基督徒的自由與解放》卻又公開承認了解放神學，給其合法地位；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國際政治的變化，羅馬教廷再次對解放神學派的神甫施加高壓。
波瀾壯闊的解放神學運動造成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現象和事件，如神甫上山打游擊，神甫和修女結婚，神職人員出任革命政府官員，等等。對這些事件，羅馬教廷動用了嚴厲的制裁手段，衝突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思考。解放神學派的神職人員從《聖經》和教會史上尋找根據，實踐帶來的研討進一步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擴充了人們對基督教神學的認識。
他們說，從以色列時代、也就是《舊約》時代起。上帝就沒有在窮人和法老中間採取調和的態度，上帝用劍而不是用和平對付埃及法老的暴力，解放了人民。在《新約》時代耶穌也曾用鞭子趕走聖殿里的商人，因為耶穌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人：上帝或是財富。當有人指責1968年占頷聖地亞哥大教堂的智利神職人員和教徒們造反時，佔領者們回答說，在耶穌的教誨里，真誠的態度、勇敢的創新精神以及捍衛真理的自由是比謹慎或中庸更加重要的價值。教會史上重要的中世紀神學家聖托馬斯也認為，在教會內部，應該允許教徒從關心教會的良好願望出發展開自由批評，哪怕是批評教會上層。
解放神學就這樣向嚴格的天主教會內部輸入了一股反叛精神
。在這場激進的宗教運動中，解放神學派的神甫們要求教會不但要成為窮人的教會，而且要成為貧窮的教會。他們要求教會上層脫離世俗強權，主教不再從政府領取工資，取消教會的關稅特權，不再建豪華的天主教大學、高等神學院，教堂陳設簡樸化，神職人員住宅簡樸化，改造教會的財政體制，擺脫對富人的依靠，不為本地工業巨頭、政府作宗教祝福，等等。這些建議的目的都在於防止教會成為與資本主義社會相聯繫的、違背基督教精神的機構。建議中的具體措施與教會的切身物質利益緊密相關，提出這類建議需要有很大的勇氣。不僅建議是大膽的，一些真誠的神職人員身體力行，把這些建議付借實踐。1969年，巴西大主教曼努埃爾?桑切斯命令把自己所管轄教會的地產交出來，為當地1000萬戶貧窮的農民蓋房子。他教導教內人說：「上帝創造了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是為了造福於所有的人和所有民族，教會將根據這個教誨來清點自己的財產並與人民分享自己的財產。」 (20)同年，一批墨西哥神甫發布文件，表示要當自食其力的神職人員，成為普通人中間的一員。他們仔細分析了從事各種勞動的可能，覺得手工藝勞動和文化事業是最適合神職人員的謀生手段。他們還研究了可能出現的各種困難，試圖找到不至於遭到教會上層和一般群眾反對的途徑，使人們逐漸習慣新的制度。這種態度表明他們確實是在認真考慮行動的可能性。(21)
解放神學的神甫讓自己成為窮人，他們因此贏得了窮人的信任。烏拉圭籍的胡安－卡洛斯?薩法羅尼神甫是解放神學的重要領袖之一。他曾是耶穌會會員和大學哲學教授，曾在比利時和巴黎接受神學教育。後來，他離開了耶穌會的聖依格納西奧教團，自願當了「工人神甫」。他先當木匠，後在貧困的烏拉圭北部當砍甘蔗的農工。1968年2月，他率領一支砍蔗工隊伍走遍烏拉圭，最後駐紮在首都市郊，公開號召反政府起義，在受到通緝後潛逃，建立了「地下教會」。薩法羅尼深受烏拉圭教內外青年的崇拜，追隨他的人稱他「被禁止的基督」。(22)
墨西哥城附近有一座美麗的小城，叫奎納瓦卡。這個地區的神職人員不約而同地為傳統的天主教注入了現代化的活水，他們的確「解放」了神學。
奎城附近有一座本篤會修道院，院長是比利時修士格雷瓜爾?勒梅西耶。他運用心理分析研究人們選擇宗教道路的原因。比利時天主教在接受現代知識方面是有傳統的，該國的盧萬大學是傳播現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勒梅西耶提出了教士的心理變態間題，試圖分辨真正的信仰和出自變態的信仰。勒梅西耶本人於1961年1月17日開始接受心理分析，此事被看成20世紀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羅馬教廷嚴厲譴責了勒梅西耶的做法，他和他的同道們被迫離開了修道院，組成了一個「普通基督徒」團體，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心理分析中心，繼續從事上述考察。這個中心吸收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參加，人們在那裡從事各種勞動，集體接受心理治療。1969年，羅馬改變了態度，允許青年男女在初步決定加人僧侶隊伍之前過一段世俗生活、上大學、從事各種職業，以考驗自已的信念是否真誠。這時，人們又開始重新重視勒梅西耶許多年以前就開始的嘗試。勒梅西耶在一次演說中這樣說道：「早晚有一天，人們會像我們這樣做的，未來的神甫將不再是判斷良心的法官，而是引導良心的導師」。(23)
奧地利籍神甫伊萬?伊利奇受過高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育，得到教皇胡安二十三世的信任，享有「閣下」的尊稱。伊利奇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機構工作期間，一貫反對富國通過教會向窮國提供的經濟援助中所包含的文化殖民主義色彩，他明確站在窮國人民一邊，大量揭露拉丁美洲的真實情況。他於60年代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綜合文化文獻中心」，吸收各種宗教信仰、各種政治傾向的知識分子參加；對拉丁美洲的現實進行社會調查和分析。其出版物向墨西哥國內外100多個圖書館發行。由於這所社會調查中心的進步傾向和開明色彩，伊利奇受到羅馬教廷的傳訊，中心於1969年遭到查封，伊利奇在受到無理的審訊後辭去了教內一切職務。
在伊利奇的許多主張中。有關天主教神職人員的獨身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內容。他認為在未來的社會裡，神甫不再由神學院畢業的專職人員擔當，而是由已婚的、有職業的男子來擔當；神職將不再是一項專職工作，而是一項業餘工作；可以讓住戶成為比教堂更常用的宗教場所。他甚至提出，已婚並負起教育子女職責的人比獨身者更有條件當神甫。
伊利奇的這些思想是建立在對天主教體制批評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以梵蒂岡為中心的天主教會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官僚機構，修道院制度是教會體系里一個腐朽的存在，他要求人們以對生活深刻的歡樂態度來迎接這一官僚體制的消亡。(24)
勒梅希耶和伊利奇等人的革新嘗試之所以能在奎城附近展開，與奎納瓦卡地區主教塞爾希奧?門德斯?阿塞奧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門德斯?阿塞奧從1953年至1983年退休一直擔任奎納瓦卡的主教。他開始是一位保守的神職人員，後來在時代的感召下和現實的影響下明確擁護解放神學。在一次本地區的勞資衝突中，他堅決站在工人一邊，他說：「我是衝突的一方而不是調解的法官。」他表示：「寧死也不當沉默的狗！」由於門德斯?阿塞奧的積極活動，一貫保守的墨西哥教會起了變化。
門德斯?阿塞奧還積極改革天主教的宗教禮儀，主張讓簡樸和歡樂成為教會的主調，他曾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上明確表述了這個意見。他用墨西哥人民喜聞樂見的「馬里亞奇」民間樂隊代替森嚴的歐洲式教堂樂班，用原始基督教里親切的人道主義面孔趕走無主教給人們的刻板、嚴厲印象。這種更適合拉丁美洲人民天性的改革為門德斯?阿塞奧主持的教會迎來了更多的教民，尤其是勞動者。
的確很難用簡單的語言來概括豐富的解放神學運動。它不僅有階級性很強的「窮人色彩」，也將很現代化的神職人員獨身問題提上了日程。「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子。
馬利諾外方傳教會是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天主教傳教組織。這是個傳統上保守的傳教會，而它的成員卻在1967年製造了轟動的「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
具有美國、墨西哥雙重文化背景的該會修女馬喬里?布拉德福德1964年懷著虔誠的宗教感情來到瓜地馬拉北部貧困山區的教會學校任教。嚴酷的拉丁美洲現實培養了她對當地窮人的同情，於是，在偏僻的高山上出現了修女和游擊隊親近的「大逆不道」的怪事。與她持同樣態度的還有馬利諾會的神甫梅爾維耶兄弟。他們很俠受到了馬利諾會總部和瓜地馬拉各方的注意。1967年，他們從瓜地馬拉失蹤，同時失蹤的還有25名瓜地馬拉富裕家庭出身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都曾受過他們的影響。不久，在瓜地馬拉和墨西哥邊境地區出現了一支新成立的「卡米洛?托雷斯陣線」游擊隊。消息傳開，3名傳教人員受到了開除會籍的處罰。反叛者的行動還不止於此，修女布拉德福德與神甫托馬斯?梅爾維耶未經教會允許結了婚，此舉使他們兩人進一步受到了被革除教籍的嚴厲處罰。這就是「馬利諾會傳教士事件」的梗概。
為了澄清事實真相，布拉德福德與梅爾維耶對新聞界發表了公開信和文章，開誠布公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除涉及自己的信仰與行動動機、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反動作用、拉丁美洲天主教會的歷史評估、資本主義制度的與基督教精神的抵觸，革命的暴力與反革命的暴力等重大問題外還直言不諱地表明了對大主教神職人員獨身的看法。
布拉德福德在公開信里寫道：「貞潔是一種價值，但我覺得人類的愛情具有更大的價值和不可估量的美，現在，我在婚姻中充分體驗著對一個男人的愛，這種愛使我對人類之愛更加敏感，我覺得如今自已更有能力去愛他人了。我們必須準備推遲享受修道院的和平與安寧為我們提供的幸福，我們必須奮起鬥爭爭取千百萬人已經獲得的權利，那就是在愛情中生活、像人一樣生活的權利。我們可能犯錯誤，但是人們永遠不能指責我們因為害怕而退讓，為了成為完美的人，我們不會害怕付出任何犧牲。」 (25)
托馬斯?梅爾維耶在所發表的文章里指出，大多數神甫獨身是出於神職需要，並沒有認識獨身本身的價值，同樣，他們也沒有認識婚姻的價值。如果一個人對性生活實際上根本沒有體驗，就徹底放棄了性生活，這說明他們的選擇不是自由選擇，不是出於強烈的宗教信念。他們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名利的驅使和社會的壓力，有不少神職人員甚至是出於同性戀的窘迫而從事這一職業的。性是上帝給予的美德，性生活是美好、自然和有創造力的。《新約》中並沒有童貞比仁慈更重要的提示。當今世界面臨著墮胎、離婚等問題，如果神甫不了解愛情，無法做人們的精神導師。獨身在崇拜男性美的拉丁美洲有一定的特殊困難。不應該懷疑獨身購價值，固為基督和聖保羅就是明確選擇獨身之路的榜樣，問題在於羅馬教廷把獨身作為必需條件強加給拉美神甫，然而在教會史上曾有40個教皇結過婚，同時東正教會也把獨身作為神職人員的一種自由選擇。在這個問題上的寬鬆有利於人們認識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愛。(26)
上帝的使者，人民的部長
尼加拉瓜是一個中美洲小國，在這個一度被一個美國海盜竊取了總統職位的國家裡，在這個飽經苦難和戰火的國家裡，人民以其非凡的英雄氣魄在20世紀50多年的時間裡成功地進行了一場可歌可泣的革命戰爭。
這個國家有過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1895-1934）這樣的民族英雄。他曾用自己的積蓄購買武器彈藥，用沙丁魚罐頭製成「桑地諾手榴彈」，領導人民進行了7年抗美游擊戰爭，最後被受到美國唆使的索摩查集團誘騙殺害。
這個國家有過在美國支持下用暴政統治人民近半個世紀的索摩查家族，到1979年跨台前，索摩查家族財產高達20億美元，擁有全國40%的可耕地，掌握340家公司。這個家族在70年代還發明了新穎的「血漿工業」。低價購買尼加拉瓜人的鮮血，為美國的醫藥老闆提供貨源。
這個國家有過用青春熱血寫詩的愛國詩人里戈韋托?洛佩斯?佩雷斯。1956年，他在一次有國家要員參加的舞會上，近距離連發數槍，刺殺了暴君老索摩查，自己也被索摩查的衛隊當場殺害。他在臨行前給母親留下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決定由我來充當結束這個暴政的肇始人。」 (27)
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和拉美人民革命運動高潮的影響下，尼加拉瓜人民重新舉起桑地諾的旗幟，誓與獨裁政權決一死戰。獨裁者的暴虐和人民的正義使這場革命成為一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鬥爭。以桑地諾命名的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了，它一天天成為一個團結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陣線，並通過武裝鬥爭於1979年7月19日趕走了索摩查，成立了民族復興政府。
這場革命最鮮明的特點之一，是它得到了廣大基督徒的支持，它不僅在基層包容了大量天主教徒、新教徒，在領導層吸收了許多有資歷和威望的神職人員，而且在革命成功後的民族復興政府里重用了大批宗教界人士；在革命政府里，天主教徒多於非天主教徒，5名神職人員、6名普通教徒參與政府重要部門的工作，其中有文化部長、外交部長、桑地諾全國青年陣線副總協調員、尼加拉瓜駐美洲國家組織代表等要職。
尼加拉瓜革命以它的歷史進程證明，在那裡，基督徒與革命之間沒有矛盾。解放神學在尼加拉瓜得到了一個執政的例證。
這一切又可以追溯到桑地諾時代。
桑地諾在開創革命事業之前是一個非常接近上帝敵人把這種色彩帶到了游擊戰爭中，有人稱他是一個神秘主義游擊隊員。1931年，拉丁美洲的革命高潮遠未出現，桑地諾蓋章，簽發了一份題為《光明與真理》的文件，文件中寫道：
「萬物之始是愛，即上帝。愛的獨生女是神聖的正義。你們也許對末日審判的說法已經耳熟……我們應該把末日審判理解為消滅地球上的非正義，讓光明和真理的精神，即愛，主宰大地……不要害怕，我親愛的兄弟們……我們很快就會在尼加拉瓜取得徹底的勝利，那時，我們將點燃投向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無產階級火藥』的導火線。」 (28)
宗教感情為這場革命增添了神聖的感情色彩。當桑地諾陣線惟一存活的創始人托馬斯?博爾赫司令看到大量基督徒和神職人員湧入革命隊伍後，曾感慨地說：「這個國家有幸孕育了一批容易受民眾感情感動的知識分子和一批容易受革命感動的宗教人士。」同樣革命發起者對神職人員的充分理解和高度信任也在這個國家裡創造了先例。
桑地諾陣線領導的民族復興政府中有3位神職人員擔任部長級職務，他們的經歷濃縮了這個歷史進程。
在尼加拉瓜民族復興政府的文化部里，有一位蓄著花白絡腮鬍須、頭戴貝雷帽的慈祥老人，他就是文化部長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 1925- ）。人們並不稱呼他部長，人人都親切地稱呼他「神甫」。卡德納爾從小接受天主教耶穌會的教育。他自幼喜愛文學現在仍是尼加拉瓜知名的優秀詩人。1954年，卡德納爾參加了反對索摩查獨裁政權的一次起義，起義失敗後，他的幾個朋友犧牲了。1956年，卡德納爾經歷了精神上的一次巨大轉折，加人了天主教修會，1965年，他出任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的神甫，同時在尼加拉瓜地區的索蘭蒂納梅群島上創建了一個貧苦基督徒的宗教團體。
12年里，在美麗的尼加拉瓜湖中這個靜謐的群島上，卡德納爾和他的同道們力圖創造一種新型的修道團體。他們教當地的農民改良農業技術，幫助他們建立合作社，組織他們繪畫、寫詩、從事手工藝創作，幫助他們向外界介紹和出口自己的藝術品，也和他們一起討論神學問題。
1968年仍處在地下的桑地諾陣線的主要領導人親自寫信約見卡德納爾，希望他參與反對獨裁政權的革命鬥爭，這是桑地諾陣線與宗教人士的第一次接觸。以後，卡德納爾作為桑地諾陣線的代表頻繁地出訪許多國家，為尼加拉瓜人民的正義鬥爭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持。1976年他勇敢地在羅馬的羅素法庭(29)上不顧生命危險向世界揭露索摩查獨裁政權侵犯人權的罪行。
革命勝利後，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3次邀請卡德納爾出任政府文化部長，他在經過了激烈的思考後，同意暫時接受這一職務。他說，也許就像基督讓他的使徒們給人們分送麵包和魚一樣，我感到上帝安排我在這個位置上給人們分送文化。卡德納爾努力工作著，把在索蘭蒂納梅取得的群眾文化活動經驗向全國推廣。然而，對於修道士和詩人卡德納爾來說，當部長意味著「背上一個十字架」。(30)
沒有人理解，在部長工作中，最使卡德納爾頭疼的竟是出席會議和外交禮儀。他說，我一生中經歷過的最艱難的階段就是當都長和在修道院里當見習修道士。他常常在煎熬中度過那些禮節性場合，一邊赴宴一邊用手在餐桌下數念珠做玫瑰經祈禱。一次，他甚至天真地問別人：「切?格瓦拉是否也出席那些禮節性場合？」
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污衊說，卡德納爾當部長是出於對權力的野心。卡德納爾對一個朋友披露說，人們往往把被罷免叫做「下台」，而我卻把被罷免看做「高升」，我現在當部長的時候，正是我感到自己「下降」的時侯。
這位修道士全憑著對上帝和人民的愛堅持在文化部長的崗位上，他知道那正是尼加拉瓜的關鍵時期。革命缺少幹部，人民迫切需要他留任。他默默忍受著別人無法體會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衝突、外人的誤解，還有修道士的孤獨。當人們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之後，卡德納爾一個人靜靜地守在孤寂的空屋內——他曾說：「我不否認我的生活是悲慘的。我的安慰來自人民的親情，我在和人們接觸時能觸摸到這種親切的感情。為了人民我這樣做，為了人民我保持著孤獨，這種孤獨直至死亡來臨才會結束。」 (31)
1981-1982年，保守的尼加拉瓜主教團要求卡德納爾等三位部長放棄在民族復興政府里的職務。當時尼加拉瓜革命正處於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嚴重威脅之中。基督徒的良心告訴卡德納爾，不能在這樣的時刻拋棄人民。主教團再次提出以特例的方式處理3人的問題：他們可以暫時留任，但必須自動放棄在尼加拉瓜國內外的任何公開、私人場合行使神甫職權、包括主持彌撒的權利。
是做上帝的使者還是做人民的部長？(32)在革命運動中得到統一的矛盾卻在教會組織中成為不可調和的對立。
在3位神職人員兼部長與尼加拉瓜主教團談判期間，拉美各國、世界各地的群眾和神職人員，包括20名世界知名神學家寫來了幾百封聲援信對他們表示支。1985年，羅馬教廷下達了最終判決：如果不放棄政府職務，卡德納爾必須暫停以神甫身份進行的一切宗教活動。卡德納爾勇敢、沉靜地接受了上述判決，但他表示：「我只是沒有服從一條教規，但是我沒有不服從上帝。」卡德納爾被迫放棄了主持聖事的權利，但他主動保持著要求神職人員做到的一切犧牲和應盡的義務，其中包括獨身，他說：「我的這個權利誰也不能剝奪。」 (33)
另一位擔任桑地諾全國青年陣線副總協調員的費爾南多?卡德納爾（Fernando Cardenal, 1934- ）是耶穌會教士，也是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弟弟。在大學工作期間，他一貫支持進步學生運動。1970年，他與100多名天主教大學的學生在首都的大教堂里舉行了飢餓示威，要求獨裁政權釋放被捕並瀕於死亡的學生代表。他們在連續三天半的時間裡，每15分鐘敲響一次喪鐘，日夜不停，得到了成千上萬馬那瓜市民和學生的支持，終於使獨裁政權讓步。費爾南多於1977年參與桑地諾陣線的革命工作，革命成功後，由於他的教育工作經歷，受革命政府委託領導了全國掃盲運動。尼加拉瓜當時有51%的文盲，人們熱烈歡迎這一充滿仁慈精神和人道主義的運動。大街上貼著這樣的標語：「像愛你自已一樣愛他人，教別人識字吧！」人民的熱情使費爾南多確信自己選擇的道路就是上帝指引的道路。桑地諾陣線把教育整個青年陣線的任務委託給了這樣一位對人民充滿愛的教士。但是，1985年，費爾南多受到了被耶穌會總會開除酌處罰。面對上帝，他感到心情十分平靜。實際上，在拉美其他國家裡，如哥倫比亞，教育部也有耶穌會員任職，然而他們並沒有受到任何非難。費爾南多感到羅馬的決定是出於教皇與美國政府間的一種交易。無理的處罰更加堅定了費爾南多的宗教信仰，此後，他以更加徹底的獨身來表達對窮人宗教的忠誠。
米格爾?德?埃斯科托（Miguel D』Escoto, 1933- ）是天主教馬利諾外方傳教會的神甫，出生於一個富裕尼加拉瓜人家庭，從小長在美國但是他自幼痛恨富人，同情窮人，這種感情使他選擇了傳教士的道路。1975年，他開始與桑地諾陣線接觸，革命成功後，她出任政府外交部長。一次在訪問蘇聯時，那裡的人不知怎樣稱呼他才好，於是就稱他「部長神甫同志」。像其他神職人員一樣，埃斯科托也從革命和人民中獲得了許多豐富的精神養料。
他經常在戰鬥、工作之餘與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和戰土們討論神學問題，他發現那些自稱無神論的革命者在精神上與真誠的基督徒有很多相似之處。
1985年，他像埃內斯托?卡德納爾一樣受到了羅馬教廷的處罰。當他得知，他們從此連主持私人彌撒的權利也被剝奪時，感到十分委屈，曾有過「找個女友」的半分鐘的遲疑，當晚他哭了整整一夜。但是，埃斯科托絕不願意用虛假的服從去背叛良心，背判人民。他說：「在這場搏鬥中，十字架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我就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擁抱它。」 (34)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神甫們用血和淚的體驗實踐了解放神學的精神——愛窮人就是愛上帝。
1980年，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全國委員會發表了《關於宗教問題的正式公報》，這是一個革命政權對信教者表示充分信任的文件。文件中寫道：
「一個宗教信徒同時也可以成為一名革命者，二者之間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教徒們已經成為我國革命歷史的組成部分，這種結合達到了拉丁美洲（也許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運動從未達到的程度。這一事實為其他地區的基督徒開闢了參加革命的新的更加誘人的可能性——不僅在為政權而鬥爭的階段，而且在其後的建設新社會時期。」 (35)
廣大基督徒在艱苦的戰爭歲月里用神聖、信仰和希望等觀念為革命增強了必勝的信念，在革命成功後的日子裡又以基督教的仁慈情懷影響著革命政府的政策。桑地諾陣線有一個口號：「戰鬥中要堅決，勝利後要慷慨。」桑地諾陣線在革命成功後廢除了死刑和無期徒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取消了死刑的革命，並強調監獄是改造人而不是懲罰人的地方。桑地諾陣線的領導人在革命成功之前對這一點就有預見。托馬斯?博爾赫司令曾經說：「我們擔心，在尼加拉瓜這樣一個罪惡連年的國家裡，革命的成功會造成與革命精神不成比例的無政府主義與暴力。當我們接近這些宗教人士時，常常想，他們應該能做一些工作，防止這種預見到的暴力發生。」這位桑地諾陣線的創始人在革命成功後領導內政部時說：「英雄的兒子和殺害英雄的兇手的兒子同樣應該受到愛心的關照。」 (36)
1990年，桑地諾陣線不顧美國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國內反對派的壓力，勇敢地按照民主程序舉行了全國大選，以微弱的差額失去了政權。卡德納爾等宗教人士並沒有因此失去信念和希望。卡德納爾口到了他闊別多年的索蘭蒂納梅，間時繼續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尼加拉瓜革命的正義性和這場解放神學實踐的意義。他在一篇題為《天國，請為我們降臨大地》的文章里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知道現在許多人都不敢談馬克思主義，更不敢談共產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然而我發現，在蘇聯和東歐遭受災難之後，左派中沒有垂頭喪氣的一般是基督徒……一個西班牙人在馬那瓜訪問了我，他告訴我他不久前參加了共產黨，現在感到迷茫和絕望，並想知道他該相信什麼，期待什麼——他需要某種引導。我到處碰到這種惶惑，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或革命的基督徒、解放神學家不在其中。」 (37)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解放神學實踐觸及了宗教與杜會主義的關係間題，實際上，這個問題自始至終是解放神學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大多數解放神學家在感情上傾向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對當時存在的社會主義模式持批評態度。他們認為，前蘇聯的變化證明，缺少精神上的超越性、單純經濟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馬克思主義關於宗教社會學的理論是不完善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宗教只會得到改造，而不會消失。他們嚮往一種更加符合基督教原則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那位被列入暗殺黑名單的巴西主教卡馬拉認為，社會主義並不只有一種模式，主張尋找一種與唯物主義沒有必然聯繫的社會主義。
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宗教問題上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很早就敏銳地覺察到了解放神學的重要性。1968年1月，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卓別林劇院的文化大會閉幕式上高度讚揚了解放神學，「這真是歷史的悖論：怎麼在我們發現一些宗教人士轉變成革命者的同時，卻不得不承認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正在轉變成教會式的（保守）勢力？」 (38)
後來，卡斯特羅越來越關心這一運動。1969年1月，古巴專門召開了紀念卡米洛?托雷斯神甫的大會，並以卡米洛?托雷斯的名字命名了一所農村學校。1985年，巴西多明我會教士弗雷?貝托發表了與卡斯特羅長達23個小時的訪談錄，輯為《菲德爾與宗教》一書，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卡斯特羅在書中說：
「解放神學意味著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重新翻到了它自己最動人的、最富有魅力和英雄氣概的、最光榮的一頁歷史……這一重要性迫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左派意識到，解放神學是我們時代所發生的最很本的偉大事件之一。」 (39)
在同一書里，卡斯特羅還這樣說：
「我相信，在昨天的紀念為宗教信仰而獻身的烈士祭壇上，可以安放今日為人民犧牲的革命者。我認為歸根結蒂，宗教烈士和革命英雄都是大公無私的人。沒有這種品質，既不會有宗教英雄也不會有政治英雄……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會信任一個虛假的基督徒，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會信任一個虛假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這樣說，如果『切』是一個天主教徒的話，如果他屬於教會的話，他具備了一個聖徒的全部美德。」 (40)
深情的告別
據統計，自1968年至1978年，拉丁美洲被逮捕、殺害、拷打和流放的主教、神甫、教士和修女（不包括非神職人員的普通信徒）達850人。(41)他們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來尋找信仰的道路和正義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和人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放神學也是一場深刻的殉道運動。鮮血和生命使解放神學運動提供的教益更為真實、可信。
解放神學運動自1979年1月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城召開的第三屆拉美主教會議起進入低潮。整個80年代，對解放神學運動評價的爭議未見平息。1989年7月，世界各地的神職人員在紐約召開學術討論會，紀念古鐵雷斯所著《解放神學》一書發表20周年，更重要的是，直至今天。解放神學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仍然洋溢著生機，影響經久不衰。
解放神學影響了廣大第三世界地區的神學思想和人民運動，如韓國的「民眾神學」、南亞地區的「和諧神學」 、非洲的「非洲神學」、「黑人神學」等。所謂「發達國家」的理解者也向它投去尊敬的目光。早在60年代，曾有77位在拉美各國擔任教職的法國神甫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聲明說：「我們被派到這裡來教化別人，結果被教化的成了我們自己。」 (42)被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天主教神學泰斗的德國神學家卡爾?拉納(1904－1984)也曾說：「如果解放神學即是第三世界的神學，那麼，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高高在上地把自己那一丁點施捨和漂亮的神學建議向第三世界輸出。正相反，必須向第三世界學習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43)
曾幾何時，與解放神學在60年代同領風騷的「甲殼蟲」已經偃旗息鼓，「嬉皮士」已經改頭換面，解放神學卻以它的「窮人就是上帝」的朴索宗旨繼續活躍在底層人民中間。
1980年3月24日，薩爾瓦多主教奧斯卡?阿努爾福?羅梅羅在教堂內剛做完彌撒後不久被暗殺，胸部連中4彈。他在前一天的佈道中譴責了當局對群眾的鎮壓。
奧斯卡?羅梅羅是聖薩爾瓦多6名主教中兩名持解放神學觀點的主教之一。在動蕩的薩爾瓦多?羅梅羅主教通過電檯布道，多次呼籲各派停止暴力活動，曾獲得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與此同時，他呼籲，如果要防止大規模流血，就要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革，實行公平的收入分配。他告誡富人：「如果不想失去手，現在就把戒指從手指上摘下來。」 這句話已經成為一句預言家式的警告。
歸根到底，還是身份和經濟地位的問題。
早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國，三級會議的第一等級是教士等級，其中的一些大主教年收入可以達到幾十萬利弗爾（銀幣），而佔到80％以上的普通鄉村神父，收入低微，只有幾百利弗爾，他們本身就出身並不高貴，在鄉間目睹農民的窮苦生活，很自然會思想上傾向於底層民眾。
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以後，出席三級會議的代表大約1200多人，教士等級300多人，底層的鄉村神父佔到60%以上，高級教士中也有很多人有自由主義傾向。第三等級代表（佔據總人數的一半以上）連同第二等級中的自由派貴族提出不能按照一個等級一票的老辦法，而是按三級會議出席人數來投票。
對於會議的表決方式，保守的貴族和教士代表與第三等級代表爭吵了一個多月，最後第三等級代表通過決議，宣布單獨成立國民議會，代表全體人民。很快，教士等級中大部分低級教士就和高級教士分道揚鑣，加入了國民議會。
在雨果的著作《九三年》中，塑造了一個前神父西穆爾登的人物形象。在他悠閑的神父職業生涯中，科學和現實生活毀滅了他的信仰。他從一個一度虔誠的神父變成了一個激進、冷酷、絕不妥協的雅各賓黨人，這絕不是作者在胡亂編造。
「解放神學」出現於拉美，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拉美有著極其劇烈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階層固化，以墨西哥為例，10100美元，比中國9481美元要高，最新數據：2017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中國排名進步了，可是，菲利普·聖瑪麗亞：墨西哥勞動力成本非常低 有24個工業園，墨西哥人到中國來宣傳自己人力成本低，畢竟中國電信和移動聯通都是國營，而在墨西哥都是首富（一度也是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的產業。部分神父有感於劇烈的貧富差距，對現實表示不滿是很正常的。
拉美還有著其他國家比較少見的革命神父的歷史。拉美獨立戰爭中，打響第一槍的「多洛雷斯呼聲」，領導人就是神父米格爾·伊達爾戈，他還頒布法令宣布廢除奴隸制，把西班牙人侵佔的印第安人土地歸還原主。伊達爾戈犧牲後，神父莫雷洛斯接過大旗，召開墨西哥國會，宣布獨立，頒布憲法，後來也英勇犧牲。不過這也是因為在西班牙統治期間，706個主教中，本地的白人主教只有105人，而且教區也不重要，收入不高，好的教區主教幾乎都是半島來的西班牙人。
在「解放神學」出現的那個年代，拉美以獨裁者輩出而聞名：巴拉圭總統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阿根廷的魏地拉、智利的皮諾切特這三個以殺人著名的暴君之外，還有父子三人家天下的尼加拉瓜總統索摩查家族；多米尼加總統拉斐爾·特魯希略專門喜歡XX國內的年輕處女，把整個國家變成自己的後宮；薩爾瓦多總統馬克西米亞諾·馬丁內斯宣稱「殺死一隻螞蟻的罪行比殺死一個人還要重。因為人死後能夠轉世，螞蟻的死則是永遠」，在一次農民暴動中，屠殺了大約3萬人。這個年代又是全世界革命思想洶湧澎湃的年代，天主教會如果還公然地向獨裁暴君表忠心，實在是臉上太掛不住了。
但是，「解放神學」終究會兩頭不是人，歸於失敗。拉美的階級固化是非常嚴重的，底層教士，雖然有革命傾向，但是他們的所有影響力都來自上級的人事任命，如果反體制的話，那麼他很快就會失去大部分社會資源，除非他本身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出身。
奧斯卡·羅梅羅主教的事迹：步履芳蹤|為窮人殉道的聖者 - 信仰種子 - 天主教小助手（他並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從羅梅羅主教的先進事迹表彰通報來看，他出身貧寒，他的領導和同事們對他的意見很大。革命左派覺得他空談反對暴力，保守右翼覺得這種公知實在可惡。今天的薩爾瓦多人均GDP4305美元，以黑幫著名。羅梅羅主教的血，並沒有澆滅薩爾瓦多這個國度的暴力。
而如果教會的地位和收入足夠，基本上是不會反對現政權的。還是墨西哥，臭名昭著的獨裁者波費里奧·迪亞斯奪取政權以後，取消了之前胡亞雷斯總統對於天主教會的各種限制政策，恢復了教會過去的特權和地產，在他和後來他的部下韋爾塔統治期間，教會有著崇高的地位，是獨裁政權忠實的支柱，在工人農民甚至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致起來革命的時候，只有天主教會堅定地為獨裁者祈禱祝福，詛咒革命者。在墨西哥《1917年憲法》中，教會不得佔有不動產，教士必須登記，宗教活動必須在教堂進行，教育全面去宗教化。因此墨西哥的天主教會堅決反對墨西哥新政府的絕大多數政策，除了石油國有化政策。
不僅是神學，所有宗教都需要解放。
宗教，需要解放的是寬容與接納。
比如，一神教，其他都是邪惡的。為什麼不能放開這麼頑固的偏見呢？
說不定別人信的神，就是你信的。只是因為地區不同，方言不同，導致了發音不一樣而已。
然後是科學的去探索真相。宗教大多數是以信仰模糊了一些無法說明的情況。
其實，物質世界沒有說不清楚的。只有研究不明白的。那是因為手段還不夠。研究還沒深入。
等到這些真相大白時，世界上不存在宗教或神學。只有一種：真相學。
我們需要解放的是，自己頑固的思維。嘗試溝通，嘗試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東西。接納不同的角度。多角度的去探索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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