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合院怎麼變成的大雜院?
原本是獨門獨戶 清新優雅 解放後變成一個個大雜院了 一個院子里有二三十戶 請問當時有什麼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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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雜院是指原來的四合院中由單一的一家一戶居住變成了幾家，甚至十幾家、幾十家住在一所院子中，彼此沒有了過去的親緣關係。
「大雜院」的形成有一個相當長的過渡階段。大雜院，顧名思義，首先是大，其次是雜。「大」指的是地域，「雜」便是指居住者的成分了，而「院」字多指獨門獨戶的四合院、三合院，甚至是王府，所居院落從單一血統，一個家族，一個家庭逐漸演變成了多血統，多家族，多家庭的雜居，一句話，大雜院是多戶集居的院落。
造成整齊的四合院、三合院成為大雜院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大清順治入關以來，北京一直實行滿漢分城居住的政策。滿族人在內城，漢族人住外城。其住宅多為單門獨戶、自守一寓，這種居住政策一直持續260多年。這種居住政策不單指的是北京，外防族人也是如此，如福州、西安、呼和浩特、廣州、成都、庄浪、荊州等地也是滿漢分城而居。儘管到了清末，大批漢族官員隨著社會的發展相繼在內城裡購置了房產，也往往是深宅大院，同樣也是一個家族，一個家庭居住，不曾有過幾戶家庭同住一個院落的現象。
1911年，辛亥革命後，滿清的舊官僚貴族走向沒落，滿漢分住的格局被徹底打破，一些失去俸祿的旗人及世代為官的旗人家庭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將自己的祖產出租他人以收點房租錢，有的不得不將全部房產典押出去，最後連自己的老宅子也守不住，賣完房產，甚至租住他人的房屋以棲身。
民國期間，北京居民在北洋政府總理似走馬燈輪換下，生活更不安寧，十分困難。「七·七」事變以後，北京的四合院內居民大多數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原來購買的四合院便開始逐步出租。先租出自己不願住的東南房，再租西房，最後連耳房都租出去了，只留下北房自己住。有的房主將前院、後院划出租與他人，有的將房產全部賣掉，自己也變成了租住他人的檐下客。原先租住別人的獨門獨院，政局亂了，物價飛漲，租不起了。只好從租整座院子、租大院子改租為小院。從租幾間房，改租一間房。居住條件逐漸降底。一所好端端的四合院從最早住一個家庭、一個家族逐漸發展到了兩家、三家、四家……這些家庭，家族疏遠，關係複雜，這些家庭生活在一起，五行八作聚集在一起，全然是一個小社會。
自民國以後三十多年，北京失去首都的重要地位，不再是全國政治中心，北京的官少了，對高檔房子的需求也少了，加上連年不斷的戰爭，人們沒有精力維修房屋。大部分明、清時期留下來的平房，由於年久失修，多數已經陳舊不堪，60%以上為危漏破舊房。特別是關廂地區的200多萬平米平房，大多是碎磚土坯和著黃土泥砌成，低矮潮濕，下雨就漏，且排水不暢，居住條件十分惡劣。
明清時期，在南城的珠市口、花市、陶然亭一帶，北城、東、西城靠近城牆的地帶，有不少雜院。這種一個院子住幾戶、十幾戶的宅院，人們稱之為雜院或大雜院。大雜院是北京城房屋的的主體。很多大雜院當初也曾是四合院，只不過破落之後，院內住房越蓋越多，房子越來越不成樣子。慢慢的就沒了「形兒」。可能還有一種情況，先有一家在空地上搭了一間臨時住房，不久又有幾家跟來湊熱鬧，慢慢地就形成了院子。北京城的許多貧民就住在這類的院子里。滿人沒落了，住進了大雜院；官吏失去了飯碗，也得搬出四合院，住進大雜院。大雜院是舊時北京城窮困苦難生活的縮影。
1949年北京解放時，共有城市房屋2052萬平方米（統計範圍東至高碑店，西至永定河，南至大紅門，北至清河）。全市房屋中，城市住宅面積共約1354萬平方米，其中，有1160萬平方米集中在62平方公里的「凸」形舊城區內，占城市住宅總量的86%。住宅以平房為主，面積為1267萬平方米，佔住宅總量的94%，樓房極少，二、三層樓房共約83.3萬平方米，佔住宅總量的6%左右。所有住宅平均層數為1.06層。
北京平房大約有50%的住宅建於清末以前，50%的住宅建於清末至1949年。明清時代建造的格局正規的質量較好的四合院住宅，多分布在舊北京城的東、西城，約佔舊城區住宅的20—30%；另外有50%左右的舊住宅是清末至30年代建造的大雜院式平房和20%左右的舊營房和破房，多分布在北城和外城（宣武和崇文）。舊住宅的結構多為木結構或磚木結構，即木骨架承重，碎磚頭或整磚作為圍護結構的牆體，坡面瓦屋頂。
在全部房屋中，公房佔21.5%，主要由國民黨黨政機關、學校佔用；有4.3%的公共建築，包括會館、社團、寺廟等；外僑產佔3%；私產佔71.2%，其中出租房屋約佔全部私房的50%。
解放前夕，北京傳統住宅建築發生很大變化，居民自住房越來越少，院里的房客越來越多。獨門獨戶的四合院開始變成多戶聚居的大雜院，四合院的居住性質發生了質的變化。
1949年以後，北京傳統四合院更出現了使用性危機。由於所有制的變更，很多清代遺留下來的王府、宅院由私產變為公產。擁有許多房產的房產主紛紛地價拋售四合院。黨政機關購買這些四合院後，除安排高級幹部單獨使用外，大部分作為機關工作人員們的住宅。一些深宅大院就變為人員更為複雜、且多戶居住的大雜院。這些用途上的變化，使四合院再難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謐、幽雅和溫馨，四合院被分割、改造成了普遍現象。
解放以後，北京市人口急劇膨脹，隨著原來四合院中的四五家院內子女相繼成家而增至十多家，這十幾家共住一個大院子，但不能共使一個廚房，使用一塊共同存物的地方。於是四合院內形成了一個新結構。
北京解放後四合院遭到大面積的破壞，始於1958年的「經租房」政策。「經租房」是對城市私有房屋納入國家經營租賃後的統稱。所謂「經租」是指建國初期為了解決城市新增人口的住房問題，在1958年大躍進期間，政府通過「運動」的方式將私有出租房（包括一些自住房，門道等附屬建築一併算入出租房）由房管部門統一出租，管理，維修，與產權人分享租金的行為，納入經租房的範圍為私有房屋面積在15間225平方米以上面積房屋。
據有關資料統計，1958年北京城郊區共有私有房屋90萬餘間，其中城區83萬餘，房主8萬餘戶，其中出租15間以上即達到經租標準的約6000餘戶，總共11萬間房，佔整體私房的14%左右。
通過經租房政策，原來6000戶不到3萬人口的私人四合院，一下子湧進來約60萬人口，大量四合院瞬間變成了大雜院。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北京城內的四合院建築一直擔負著百餘萬戶市民居住生活和機關辦公、企業生產、商業經營、學校教學等多種社會使用的需要。特別是舊城中心區域的四合院、衚衕，始終是廣大市民賴以生存居住的民居建築。隨著建國後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市人口的迅猛增長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北京傳統四合院的原有功能越來越顯露其不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加之，全市在建國之後的幾十年中對四合院民居的長年失修，致使舊城內傳統四合院普遍面臨房屋破舊、人口過密、居住擁擠、環境惡化等問題。
「大躍進」時曾提出「十年完成舊城改造」，1958年拆了54萬平方米舊房，建起了國慶十周年獻禮工程「十大建築」。緊接著是蘇聯逼中國還外債和三年自然災害，國家經濟計劃指標全面壓縮，在建工程下馬，百萬來自農村的企業職工「退」回農村（他們自稱是「62壓」）。有二個已經深挖十幾米的巨大地基工程，也停了工。大坑仍在，夏天積滿雨水可游泳；冬季凍結可溜冰。北京站口東北角的大坑，七十年代末建起了「國際飯店」。長安街南側人民大會堂西邊的大坑，空置四十年後，建起了「國家大劇院」。「十年完成舊城改造」成了一句空口號。
1960年，北京市民人均住房面積跌到歷史最低點，只有3.24平方米。也就是說，一個七口之家，老少三代，住平房二間，各11平米。不過那時候是困難時期，市民連肚子都填不飽，住房困難屬第二位。當時各家只有一間屋子半間「炕」，二口衣箱一張桌，就這麼點家檔，也用不了多少地界兒。不像現在，冰箱、彩電、沙發、洗衣機、寫字檯、麻將桌，全都佔地方。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難最為嚴重的時期，院中精美的磚雕、木雕、石刻、彩繪等傳統裝飾構件被蕩滌一空。無數價值連城的藝術品，或被砸成碎片，或被抹上泥灰，倖存者為數寥寥。接踵而至的是所謂「備戰」的全民挖洞運動，進一步破壞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更使北京僅存的四合院雪上加霜。
70年代，為了解決市民住房困難，北京市政府曾推廣一種「接、推、擴」的經驗，即允許對四合院住宅接長一點、推出一點、擴大一點，以解缺房燃眉之急。加上開始推廣使用罐裝液化石油氣，家家需要蓋個小廚房。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各單位向職工發基本建築材料，蓋「地震棚」，居民有了建築材料，就把「地震棚」加固翻蓋成了住人的房子。當時舊城院內蓋的「地震棚」將近300萬平方米，使四合院的建築密度由原來每公頃4000平方米，提高到6000多平方米。院內基本沒有了空地，只有羊腸小道彎彎曲曲地通到各家門口。這些自建的房屋質量低劣，布局零亂，使原來環境舒適的四合院變成雜亂無章的大雜院。
七八十年代，北京開始在老城裡搞工廠，準備把它從消費型的城市轉向生產型城市，於是開始在衚衕的廟裡與衚衕民居內見縫插針建小工廠，並開始安置更多居民進入四合院。80年代後期，落實私人產權，但是房客還是住在裡邊，只交少量租金，維修費用不夠，導致了大量四合院多年未修繕，漸漸老化。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城內的問題就是市政欠債越來越多，電力電信與上水基本解決，但下水還是使用著清末與民國的設施。由此開始了舊城改造，對老城的破壞較大。而且往往從人口密度較少、容易改造的區域入手，比如長安街南北兩邊，這是因為政府與開發商，通常都要算投入產出的，人口密度大的地區，拆遷成本自然也就高。
四合院向大雜院的轉變，加速了房屋質量的惡化，加大了未來的拆遷量，使承擔改建任務的開發公司無餘房可得。1992年國營宣武區城市建設綜合開發公司，在牛街建起北京市危房改造試點工程——「春風小區」。拆除15800平方米舊平房（含6個單位，居民人均住房面積不到8平方米），建成後的「春風小區」建築面積21000平方米，市長親自為北京市回民領袖發住房鑰匙，是響譽京城的「民心工程」。但是，安置全部428戶拆遷居民免費回遷後，還差6套房，不得不另地安置這6戶人家。「春風小區」的開發建設費近三千萬元，至今沒有人「買單」。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北京內城還有20多萬戶居民的危房改造區無法進行房屋改造的根本原因。現在的開發商，沒有利可賺，不會投錢搞危房改造，管你住房困難不困難。
根據建設部《房屋完損等級標準》，房屋的完損程度分為五類，一、二類是質量好和較好的房屋，三類為舊房，四、五類是危險房。1949年，北京城94%的房屋是平房，其中60%屬於三類舊房，只有5%左右是需要拆掉重建的四、五類危險房，總面積約70萬平方米。
1988年，市政府對市區危舊房的現狀作了一次全面的調查，七個區（不含石景山區）共有平房和危舊樓房4860萬平方米，其中三類以上必須改造的房屋1362平方米。其中夠1萬平方米的成片危舊房202片、762萬平方米，城四區危舊房總數1019平方米，集中成片的共128片、630萬平方米。市政府決定首先對其中的34片危舊房改造區進行改造。
1990年底，北京市共有住宅建築面積9944.9萬平方米，其中平房建築面積4434.4萬平方米，樓房和平房的比例為，55.41 ： 44.59，基本上是一半對一半，這個比例，是北京市保護平房四合院的第二個最好時期。
1990年至2005年，北京市進行了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共拆除老房子近2000多萬平方米，超過1949年北京市區平房四合院總和的1.3倍，安置拆遷居民300多萬人。其中，2001—2005年的五年間，共拆除平房811萬平方米，其中危房312.4萬平方米，舊房498.6萬平方米，安置拆遷居民50萬戶，近130萬北京市民搬進了樓房。
在拆房時出現一個「怪」現象，越是居民住房困難、房屋破爛的危房改造區，越是沒有開發商染指。原來，當時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拆遷政策，是按照拆遷房的戶口人數提供安置住房。一個地區人口多，需要提供的拆遷安置房就多，拆遷成本就大。
反之，保存較好的成片四合院區，私搭亂建的房子少，住戶人口就少。開發商專門找居住人口密度小的的平房區，拆舊房，建信訪。像王府井大街、東單東四大街，金寶街、西單西四大街、豐盛衚衕等市區繁華地帶。這就是開發商們的「肥肉」之理念。在成片拆掉的房子中，大部分是四合院，不乏保護完好者，許多被拆除的四合院構造之精美、質量之堅固，令拆遷工人都嘖嘖稱奇。現在用「危機」兩個字來描繪北京四合院的存在前景，並不是危言聳聽。北京內城有記載的衚衕最多時達3700多條，現在已經有一多半在這十幾年的「大拆大建」中永遠地消失了。
1949年北京市民人均住房面積為4.75平米。由於20世紀50年代人口的機械增長，到60年代人均住房面積跌入歷史最低點，僅為3.24平米，據2005年的不完全統計，北京內城現存的平房區總建築面積約150萬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積不足9平米，7平米的住房困難戶佔一半。
截止2005年年底，北京市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個城區，仍有80多萬人居住在平房區和簡易樓里，其中三類以上的危房佔一半以上。
北京西城區西四北頭條至八條，屬於北京市平房四合院保護區，區內共有居民5035戶，總人口為12500，人口比解放初期增加了幾倍。院內居民大多數是居住40年以上的老住戶，有的家庭已在此生活了幾代。院內居民幾乎每家都搭建有臨時建築，道路狹窄，院內變得像「迷宮」。有的房屋當年建設時牆體中間只是碎磚頭填充的，加上年久失修已成為危房。居民生活方式依然延續以往的形式，使用簡陋的公共廁所，冬季以燒煤火爐取暖，夏季以電風扇降溫，自來水管跑冒滴漏，下水管線年久失修，沒有生活用燃氣管線。多數家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大部分居民只在生活上解決了溫飽。
東城區北新橋街道辦事處有11萬戶籍居民，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大雜院里，其中老年人1.7萬，基本是中低收入退休職工和五保戶；低保戶約2000人；下崗失業職工6000多人。這三類困難人群佔總人口的22.8%。這些人80%以上不會使用電腦，22.9%連電腦開關都不會開。他們遠離了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文明生活。
前幾年拆掉的東城區新中街平房區，房屋是1953年至1955年間由北京市政府投資建造的「兵營式排房」，老百姓俗稱它們是「一腳踢」，一腳就能給牆踹個大窟窿。居住的居民，一是解放前後在此居住的農民；二是解放後申請住到這裡的無房戶；三是參與五十年代「十大建築」的工人；四是20世紀50—60年代北京市內搞建設，從其它地方拆遷過來的居民，以北京站與外交部等地拆遷來的為多；五是60年代以後單位分配或自願調換而到此地居住的。新中街平房區總人口4151人，在國企業工作的佔到80%以上，後來70%的人成為國企下崗失業職工。但是他們大多還處於勞動年齡階段，只得或靠打零工，或依賴於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度日，生活十分艱難。與此相關的是，平房區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初高中為主，各種文化程度人數的百分比為文盲4.5%、小學13.5%、初中37.7%、高中36.1%、大專及以上6.4%。在職人員佔總人口的38.4%，離退人員佔22.7%，失業人員佔8.4%。
東城區房管部門交道口街道的住房情況調查，大致代表了當前舊城內傳統四合院建築的使用現狀。該街道總面積1.47平方公里，社區居委會10個，現有居民19745戶，總人口52446人，四合院區內有1940個院落，按傳統的一院一戶的居住方式，應居住1940戶，但實際居住19745戶，是傳統居住戶的10倍。在這狹小擁擠的空間內，居民的生活環境十分惡劣。就生活基本要求而言，上下水、電力設施嚴重惡化，難以更新；取暖燃煤污染環境；公廁難以使用，兒童老人十分不便；私車增多堵塞衚衕，居民出行困難；院內私搭亂建嚴重；消防隱患增多；天燃氣、熱力、通訊等現代設施無法引入院內，雜亂的環境嚴重影響了居民情緒，等。這使得全市的四合院建築，普遍成為危房。
西城區房屋土地經營管理中心掌管著西城區近100萬平方米直管公房，他們需要負責維修的院子有5000餘個，房間多達69000餘間。這裡居住著的35000多戶居民，絕大多數人都期盼告別這些老房子。這些老房子一下雨水就漏，一用空調就跳閘、生活中有諸多的不便和狼狽，他們對政府危舊房改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城區房屋土地經營管理中心每年6月1日到次年春節前後都會對公房進行普查，然後制定新一年的維修計劃，雖然每年要修補2000至3000間房子，不到總數的4%，始終處於一種救急狀態。
有人這樣描繪衚衕里的大雜院居民的生活環境，「一般是十平方米一間的平房，出門就是地，沒有暖氣、廚房和廁所。北屋還能見太陽，南屋終日陰暗，西屋在風口上，東屋西晒。冬天家家插煙筒，院里的水管子上要纏上防凍的草繩子，上趟廁所要走幾十米。」
大雜院的權屬關係很分散，院內住房越蓋越多，大多無法辨認當初的痕迹，更無法體會獨門獨戶的「尊卑有序，內外有別」的「四合院」的特點，被一種由居住而形成的「遠親不如近鄰」的情結所替代，形成了新的人與人、家與家的關係。大雜院之中的每個家庭的門與門、窗與窗相距很近，很多屑於隱私的東西，暴露在院落之內，儘管有很多不便之處，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氛圍之中，形成了一家有難，大家幫助的人際關係，有些鄰居間的親情遠遠超過了血緣間的親情。在北京城內由同院鄰居照顧直至送終的孤寡老人和照顧的孤兒不在少數，以至於離開了生活多有不便的大雜院住上了新樓房的人仍然不忘過去的老鄰居。大雜院里曾孕育著和諧的人際關係，這也是老北京人留戀大雜院的親情所在。
造成全市四合院建築普遍成為危破房的社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則在於：
一是，在建國初期對私人房產收歸國有並實施職工住房公有制，是導致舊城內傳統四合院民居普遍成為危破房的根本原因。隨著建國初期房產公有制的實施，國家對城市職工的住房全部實現了公有化，舊城內原有的四合院等傳統建築大都歸屬國家所有，由市、區房管部門全面負責全市居民住房的管理維修工作。幾十年來，居民的住房管理、維修工作始終是政府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力，隨著時間的推移，舊城內一批時代久遠的四合院建築已普遍老化殘破，成片的四合院、衚衕都同時面臨著大修的問題。但是，長期以來，由於國家資金緊缺，對四合院民居只能小修小補，勉強維持不塌不漏，而面對普遍出現的大面積的四合院危破房屋所需要的翻建或大修，因所需資金無法落實，而使居民住房公有制的管理工作變成了政府的一個沉重的「包袱」。由於國家資金嚴重不足，幾十年來房管部門對傳統四合院只能採取一種消極的「不塌、不漏不維修」的辦法，其結果是使得全市四合院的危房在迅速增加。部分單位、企業所有的四合院民居也因經濟效益不佳，而無法及時解決職工住房的維修問題，使得單位、企業所有的四合院也逐步成為一處處的危破房。20世紀90年代在全市開展了危舊房改造工程以後，有關房管部門又先後放棄了對部分地區四合院房屋的維修工作，以等待實施危改後而一拆了之。據房管部門統計，在建國初期，全市四合院建築的危房率約為5%，但到了2000年已達到60%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全市危房率每年都以10%的速度在增長。
二是，對職工住房的歷史欠賬過多，加重了舊城內四合院人口居住的壓力，使古老的四合院超限度地承擔著幾代人的生活與使用，這無疑進一步加快原有四合院建築的破損速度。自建國以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國家沒能大規模投資解決職工的住房問題，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使得歷史上曾經是一家一戶的四合院，逐步變為幾家乃至十幾家一院，而每家又往往是「二代同室」或「三代同堂」。為了增加居住面積，90%以上的四合院都搭建成大雜院，使得原有四合院建築無法進行正常維修。這種超限度地使用狀況，不但造成四合院傳統環境的惡化，而且會加重四合院建築的破損程度。
三是，建國以來在首都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忽視了對傳統四合院、衚衕的重視與保護，特別是北京城在不斷擴展多種現代功能的建設過程中，使得舊城在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同時，曾一度成為全市的商業中心、交通中心、機關辦公中心等等，這多種利用功能的疊加，勢必加大舊城內的建設規模，其最終結果是不斷地佔壓更多的四合院、衚衕等傳統區域。以往的實踐證明，在舊城的重要區域內，大型現代化建設的增加是與傳統四合院、衚衕的大面積減少成正比的，毫無疑問，舊城內的現代化建設是以原有四合院、衚衕的消失為沉重代價的。
四是，長期缺少對傳統四合院的保護措施。四合院建築曾是北京歷史上數量最多、分布最廣的民居建築，對其建築的價值以及在北京名城中的地位與作用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沒有充分的認識，以致於我們在以往的工作中沒能從整體上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致使很大一部分四合院或在以往的城市建設中消失、或由於年久失修而成為危破房屋。我市對舊城內成片四合院民居的保護工作起步較晚，市政府於1990年決定以故宮、景山周圍、西四北、南北鑼鼓巷、國子監、什剎海等地區為重點的25片傳統四合院、衚衕為歷史文化保護區。但是，對文化街區及四合院、衚衕的保護方式、保護範圍及相應的保護規定，卻在十年後的2000年才得以制定和公布實施，這期間，又有一批傳統四合院在保護聲中成了危破房屋。到2005年把25片增加到43片，政府的責任會更大。
有人說，北京的四合院是縮小的北京城，或者說北京城是放大的四合院，不無道理，兩者比較：都是長方形，都強調軸線對稱，都是內外有別，都通過門與牆的分割體現各個區域的功能，這樣看來，皇城、宮城也可看做是四合院。
在漫長的歲月中，王公貴胄的宅第、平民百姓的家居等各種形制的四合院，成為北京民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構成了北京古建文物的特點。這些建築是古老京城的歷史再現，是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財富。
1999年，第二十屆世界建築師大會在北京召開，國際上許多優秀的建築家不加掩飾地表示著他們對以北京古老文明的流失為代價而建起的所謂「新北京」的失望。北京是一個前朝文化的沉澱物，它不應該以「現代化」為名，被大拆大建成為一座「明天的都城」。美國建築家R·A·M·斯特恩說的好：「不要把規模等同於榮耀，並且應當記住：激勵人們並保持恆久不變的不是建築的高度，而是它的詩意。」
2002年6月29日，來自馬來西亞的世界著名生態建築設計大師楊經文，在北京召開的一個建築論壇上，結合四合院建築，闡述了他的理論框架：建築可分成幾類，一類是無需電能與機械作用即可保證室內舒適度的，一類是部分需要電能與機械作用以保證室內舒適度的，一類則是完全依賴電能與機械作用的。他認為，最好的建築應是第一種，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最差的則是最後一種。「你看，四合院無需電能與機械，只是把建築設計與院落內的生態環境結合起來，就冬暖夏涼，保證了舒適度。我的設計正希望達到這種效果。」在被問及如何評價四合院被大量拆除的情形時，楊經文以堅定的口氣說：「把它們再建起來啊！」
Kai Jin 回答 特別精闢
當初大家其實也不太敢佔用公共空間，爆發時間點其實開始於唐山大地震，當初的災情導致多數人不敢住在房子內，所以很多人在四合院外開始搭起簡單的棚子，而鄰居也互相默許，這是個開端，在這之後，人民公社結束，人口從農村回到都市，因為當初人民公社導致城中房屋處於低需求狀態，所以在這段期間幾乎沒有城中的建設，在這麼多數的人回到都市，首要當然是居住問題，當時年輕人就開始興起自建屋，而這也是形成大雜院的開端，隨著後來四合院內居住不再是以一個家庭為單元的四合院後，各家都有廚房之類的需求，所以就又開始延伸建造，才形成目前的居住狀態 人口數據以下 北京市1949-2003 年人口演變規律研究 這裡面有都市與農村人口的數據變化作為佐證 以正常來說都市發展人口是會漸漸成長
四合院是四合院，大雜院是大雜院，四合院是一種建築方式，住的人再多再亂，只要不是又亂拆亂建了一通都還是四合院，大雜院就算住的人不多，也很整齊，那也是大雜院不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兩個最主要的特徵：影壁牆和垂花門，影壁牆不解釋了都知道，垂花門就是古時候說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裡面的二門。房子一般分成正房、廂房、倒座等。規劃很整齊。
自己家的演變歷史 開始公私合營 有企業收入 後來沒了 再後來政府來人說 你們一家人住那麼大房子不合適 租給大家唄都是革命同事 國家給錢 再然後 都是革命同事 你不可能攆人吧 政府給你個價 賣了吧
歷史遺留問題。文革中很多四合院主人被趕出，住進各色人等。
其實不光四合院會變成大雜院，包括一些宗教場所經過改造後也變成了民用住宅。
比如我四歲之前住的院子，解放前就是一所尼姑庵。
沒錢了唄…
只能把部分或者全部房子割了租子賣了出去
別說四合院了
看看天津萬泉路五大道上的名人故居…先前的主人都是響噹噹的人物，現在不多是破破爛爛的。跟殭屍片拍攝現場似的
歷史原因造成的產權混亂，標準的公地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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