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福報越來越薄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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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有古重今輕之驗

出自《安士全書今譯·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

【原文】人惟有德，所以有福。壽減之後，一切皆減，其德漸漓，其福漸損。略言之，如七寶漸隱沒，五穀漸歉收，衣食漸艱難，容貌漸醜陋，資稟漸昏愚，精神漸衰弱，風俗漸驕慢，六親漸不和，賦役漸繁重，水火盜賊漸熾昌，佛法漸凋廢，善人漸衰殘，真儒漸稀少，謗佛之人漸推崇，富人漸鄙吝。
［按］世俗文詞，有時不驗。若出之內典，則字字有徵。且如三代之時，皆用黃金白璧，動以百雙萬鎰為計，未嘗純用白金也。至於漢後，乃間用白金（桑宏羊至以白金鑄錢）。而夜光之璧，照乘之珠，小國皆有，非若今時之罕見也。乃今之用低銀者，多和赤銅於內，是銀不足，而繼之以銅也。非七寶隱沒之驗何（古人所云百金，乃百錠金也。漢文帝雲，百金乃十家中人之產。蘇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若一金，止作一兩，則漢代中人產，止有十兩之數。而一兵之資糧器械，每日止用銀一分矣。有是理乎）？
周時田百畝，止當今時二十二畝。此二十二畝之所入，上農夫可食九人。夫古人每食，必至斗米，一人終歲之糧，約今時七十餘石，九人當有六百幾十石，是每畝可收米三十石也。余幼時所見聞，吾鄉尚見每畝收脫粟三、四石者，自康熙癸亥年後，凡從前收三石外者，皆不及三石之數矣。非五穀歉收之驗何（隆萬間，有人修崑山薦嚴禪寺，出其瓦間所塞稻束，猶唐朝故物。其穗長至尺余，計其所收，每畝必有十餘石。今之稻穗，不滿四寸矣）？

古者國無十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漢唐盛時，尚可比昔年之不足。今則求為急，而不可得矣。非衣食艱難之驗何？
古者王公之貴，下交岩穴，卿相之尊，勞不坐乘。今者甫膺一命，便藐視知交，而皂隸牧圉，有乘軒執蓋者矣。非風俗驕慢之驗何？
古者高僧見天子不名，詔書必稱師。唐太宗敘三藏聖教，極意欽崇。玄奘法師示寂，高宗告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五日（見高僧傳）。中宗景龍二年，敕高安令崔思亮，迎僧伽大師至京。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出金湯及統紀）。高宗顯慶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國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出唐書）。宋真宗朝，詔天下避志公禪師之諱，止稱寶公（見志公禪師後行狀，系張南軒父忠獻公所撰）。宋之太祖，太宗，真，仁，高，孝，皆興隆大法，有時駕臨佛宇，有時問法禁中，為林間盛事。今則士流倨傲，多有見佛像不參，遇高僧不禮者矣。非佛法凋廢之驗何？
孔顏立教，止貴躬行，不尚口舌，厚於自治，薄於責人。孟子距辟楊墨，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巴豆，良醫偶一用之，非日日必需之物。今則白衣小子，止拾幾句謗佛常談，便自謂程朱復出。黃口兒童，但有一種誇大習氣，輒主張道學門庭矣。非真儒稀少之驗何？即此數者，余可例推。

【譯白】人因為有德行，所以才有福報。壽命減少之後，一切都減少了，人的德行逐漸淺薄，福報也隨著逐漸減損。大略來說，比如七寶逐漸消失，五穀逐漸減少收成，衣食生計逐漸艱難，容貌逐漸醜陋，人逐漸愚痴，精神逐漸衰弱，風俗逐漸變得驕慢，六親之間逐漸不和睦，賦役漸漸繁重，水火盜賊等災難逐漸增多，佛法逐漸凋零廢弛，善人逐漸減少，真正的儒者逐漸稀少，謗佛的人逐漸受到推崇，富人逐漸鄙陋吝嗇。

［按］世間文字書籍的記載，有時會得不到驗證。如果是出自佛經，字字都會有證驗。比如夏商周的時候，都用黃金白璧，動不動就用百雙萬鎰來計量，沒有用過白銀。等到了漢代以後,才偶爾用白銀（西漢桑宏羊甚至用白銀來鑄造錢幣）。而且夜光璧、照乘珠，小國家都有，不像現在很稀有罕見。今天成色低的銀子，大多都是用赤銅混合在裡面，這是銀子不夠，用銅來代替銀子了。這些現象不是七寶隱沒的驗證嗎（古人說的百金，是指百錠金。漢文帝說：「百金是十家中等家庭的財產。」蘇子說：「發動十萬的軍隊，每天耗費千金。」如果一金，僅指一兩的話，那漢代中等人家的財產只有十兩，一個士兵的糧草器械，每天只耗費一錢銀子，有這種道理嗎）？

周朝時期的一百畝田地，只相當於現在的二十二畝。這二十二畝田地收穫的糧食，可以提供九個農夫的口糧。古人每一頓飯，必定有一斗米那麼多，一個人一年的口糧，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七十多石，九個人相當於六百幾十石，這樣算下來，一畝可以收到三十石糧食。我小時候看到我們家鄉仍然有一畝收穫純粟三、四石的，從康熙癸亥以後，凡是從前每畝能收超過三石的都收不到三石了。這不是五穀歉收的驗證嗎（隆萬年間，有人修理崑山薦嚴禪寺，拿出寺廟瓦片之間收藏的稻束，還是唐朝的舊物，它的稻穗有一尺多長，估計當時的收成，每畝必定有十多石。現在的稻穗，不足四寸長了）？

古時候的國家沒有十年的蓄積，就稱為不足；沒有六年的蓄積，就叫做急難。漢唐盛世的時候，國家的蓄積，還可以與古時候不足的蓄積相比。現在卻已經達不到古時候急難情況下的蓄積了，這不是衣食艱難的驗證嗎？

古時候的王公貴族都會同山林間的平民百姓交往，卿相大臣，辦理公務都不坐車子。現在的人，剛剛做了最低的官位，就看不起以前的朋友，而且連官府的僕役，都會乘坐華貴車子。這不是風俗驕慢的驗證嗎？

古時候的高僧見皇帝時不稱名，皇帝下詔書，對高僧必定稱師父。唐太宗寫的《三藏聖教序》中，非常欽佩崇敬出家人。玄奘法師圓寂，唐高宗對左右大臣說：「我失去了國寶啊。」因此罷朝五天。唐中宗景龍二年，下令高安縣令崔思亮恭迎僧伽大師到京師。皇帝與文武百官，都自稱弟子。唐高宗顯慶元年，下令天下僧尼，有犯國法的，要用出家人的戒律來懲治，不可以用國家的刑罰懲治。宋真宗時，詔令天下避開志公禪師的名諱，只可以稱寶公。宋朝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高宗、孝宗都弘揚護持佛法，有時駕臨佛寺，有時在皇宮中向僧人問法，是佛教的盛世。現在的士大夫傲慢無禮，有很多人都是見到佛像不參拜，遇到高僧不恭敬。這不是佛法凋敝衰敗的驗證嗎？

儒家的教化，只貴在實踐，不崇尚口頭宣說，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孟子反駁楊子墨子，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巴豆，良醫偶爾用它們治病，但不是每天必備的物品。現在的平民百姓，只是聽說了幾句毀謗佛法的言語，就認為自己是程子朱子復出。孩童少年，只是憑一種誇大的習氣，就主持儒家的門庭了。這不是真儒稀少的驗證嗎？通過這幾個事例，就能夠了解其它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