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識別技術「入侵」，美國選舉政治在技術面前「不堪一擊」？

今年春天，美國 Facebook 用戶發現他們發布到網上的喜好、興趣、政治偏向等社交信息竟被一家名為「Cambridge Analytica」的公司挖掘出來，這家公司正是一家以選民為主要目標的公司。

（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Cambridge Analytica 通過挖掘人們在 Facebook 上的數據來估測個體對競選信息的接受度，儘管挖掘和分析效率不得而知，但這一公司的演算法極有可能在特朗普勝出美國 2016 年大選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這一數據泄露醜聞立刻引起了美國民眾的強烈抗議，該醜聞所帶來的陰影至今都在影響著 Facebook。而科技和政治的交鋒也遠還沒有結束，這一次是生物識別技術。

在美國，不少生物技術公司正在從事相關的開發和研究，希望能夠創造出「神經政治」顧問——從個體的無意識表現中推測出其政治偏向，進而讓參選者顧問利用生物學數據對人們的選票決定進行影響。具體而言，就是僅通過選民的本能反應就能捕捉到人們的情緒，比如關鍵腦區突然發放的電波、轉瞬即逝的鬼臉或者在思考問題時的片刻沉默。

（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顯然，在這種「神經政治」顧問面前，Cambridge Analytic 這樣的公司略顯落伍了。

大腦活動——不曾揭露的真相

十幾年來，競選組織從未停止在消費者偏好資料庫中的搜索分析行為。藉助計算機演算法，我們能通過人們熱衷的音樂和的雜誌找出最吸引他們的推送信息。比如演算法結果顯示開 SUV 車的中年女性更傾向於投共和黨的票，並且她們大多關心教育，那麼她們收到精心準備的相關推送內容時更容易點擊進一步了解。

生物識別技術則為上述的這些分析進一步增加了籌碼。

圖丨生物識別技術人員說，他們可以挖掘出選民無法表達的真相併加以利用（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相關工作者表示，他們往往能挖掘出選民不願意透露或不知如何表達的想法，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的理論所說的，人的思想可以劃分為兩個系統：「系統 1」反應本能而快速，很難受機體自主控制；「系統 2」則有更多的意識參與，反應時程也更長。

「以往大多數人都將目光放在系統 2 上面。」波蘭心理學家 Rafal Ohme 解釋道。他告訴我們，其公司 Neurohm 在歐洲和美國的大選活動中均參與過顧問工作。在過去十年，Ohme 將大多數精力放在研究消費者與選民意識系統 1 的潛在傾向上，因為他認為探知這些潛在傾向與傾聽人們說話同樣重要。這讓他的業務蒸蒸日上，因為客戶們大多深為結果所打動、並紛紛成為公司忠實的回頭客。

我們今天介紹的「神經顧問」，不少其中的先行者就圍繞大腦中所謂的「神經中心群體」（neuro-focus groups）進行策略性研究。這些研究的對象從數十人到近百人，技術人員在被試的頭皮表面安上 EEG（腦電圖）電極，然後給人們播放候選人的鏡頭或者競選廣告，於是頭皮感受器就獲取了人們觀看錄像時不同時間被激活腦區的電活動信息。

圖丨專家希望能通過選民的無意識中產生的神經信號推知其想法感受 （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注意力是這種分析活動的關鍵。

墨西哥城的神經生理學家 Romano Micha 介紹到，「我們可以分析注意力過程。」其曾工作過的公司 Neuropolitka 是為政治活動提供腦基礎業務的著名公司之一。Romano Micha 通過被試頭皮上的電極探測網狀結構（腦幹的一部分，能調控人們的參與感）活動。比如，如果被試的網狀結構在觀看政治廣告、活動的 15 秒內有放電反應，那麼說明政治信息確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Romano Micha 也表示，其他的腦區也會提供重要信息。例如說，左側大腦皮質的電活動暗示人們可能在努力消化一條政治信息的過程，然而類似的電活動放在右腦則可能指代個體理解信息的瞬間。以這些理論為基礎，政治組織會儘可能精鍊化宣傳信息，將最吸引人的部分放在開頭或者在人們集中注意的時候突然打斷信息，以求加深選民的印象。

然而，根據許多技術人員觀點，作為這種神經政治學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的腦成像技術還遠不能發揮更多作用。

對此，Romano Micha 解釋道：「腦電圖為我們提供的決策過程信息是相對寬泛的。有人似乎認為腦電圖能幫助我們讀心，然而至少目前還不可能做到。」

情緒研究實驗室

精通生物識別技術的專家們也是打造「神經政治」顧問的眾多生物科學家中的一員表示。例如 Maria Pocovi。

圖丨Maria Pocovi（來源：LinkedIn）

作為在近年拉丁美洲數次大選中都參與了主要政黨工作的數據科學家，她確實雄心勃勃。她是一位身材嬌小的西班牙女性，同時也是一名傑出的全球性企業家，創立了 Valencia 情緒研究實驗室。雖然剛落腳矽谷的時候她甚至沒有自己的辦公室，但這並不妨礙她帶著自己的技術衝到當前政治革命的前鋒。

如今全世界的競選活動都在藉助各種神經科學領域的產品來窺測選民的真實內心，Pocovi 的技術自然也在熱銷產品之中。

Maria Pocovi 曾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演示她的工作內容。當 Maria Pocovi 將她筆記本電腦的的攝像頭打開朝向到訪者後，人們能在屏幕中看見了自己的臉，一張被各種白線勾勒出神情輪廓的臉，在照相界面的旁邊是一個窗口，顯示人的 6 種基本情緒：快樂、驚訝、厭惡、恐懼、憤怒和悲傷。每次受訪者的表情稍作改變，相應的情緒測量條形都會發生波動，就像聲波信息一樣。幾秒後，窗口顯示出醒目的綠色提示：焦慮。

在情緒研究實驗室中，Pocovi 的方法只需要一台視頻播放器和一架正對受試者臉的前置攝像頭，當志願者參與到線上「政治中心群體」後，Pocovi 就給他們發送競選宣傳點或競選者的視頻，在受試者通過電腦或手機觀看並消化信息時，她便追蹤人們的眼動和面部微表情。

「我們研發出了一種能讀取讀取面部微表情、並實時分析出人們情緒的演算法，」Pocovi 說道，「很多時候人們會跟你說『經濟並不會讓我擔心』，那麼究竟什麼才會讓人們產生動搖呢？依據經驗，讓人動搖的往往不是大事件，而是那些雖然微小卻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情。」正如 Pocovi 所說，一些競選者不恰當的皺眉可能無意中影響我們對其的印象。

Pocovi 表示，她的面部分析軟體能檢測出「6 種基本情緒（universal emotions）、101 種次級情緒（secondary emotions）以及 8 種情感（moods）」，這些情緒或情感正是政治競選團體所迫切想要了解的，用以推知群眾對宣傳信息和候選人的看法。她還提供了一種名為「人群分析」（crowd-analytics）的業務，能跟蹤人海中個體面部的情緒表現，讓競選組織能在其參選者發言時及時觀察觀眾的反應。

政治家真的感興趣嗎？

然而，對於這樣的「神經政治」顧問，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政治家真的感興趣嗎？

（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當然，目前我們還無法確定特朗普和希拉里的組織是否在 2016 年競選活動中藉助了神經科技產品的力量，但已經有報道稱，為特朗普工作的 SCL（Cambridge Analytica 母公司）確實使用了面部分析手段，來判斷選民對參選者的看法表達是否出自真情實感。

另外，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調查，儘管政治人士很不情願承認這一點，他們仍然表示競選活動會越來越多地利用這一類技術。

「很少有競選組織會承認使用神經科學方面的技術產品，但大多數資金充足的競選組織都會這麼干。」暢銷書《Brainfluence: 100 Ways to Persuade and Convince Consumers with Neuromarketing》的作者 Roger Dooley 說道。

但是即便這些美國的競選組織拒不承認使用了神經科學產品，我們仍然有理由推斷他們對產品抱有興趣，「因為政治本來就是一種血腥的運動。」來自美國的 Dan Hill 說道。

Dan Hill 專長於面部表情編碼，在 2012 年為墨西哥總統 Enrique Pe?a Nieto 擔任顧問。而另一位共和黨戰略家 Fred Davis，其客戶甚至包括 George W. Bush,、John McCain 以及 Elizabeth Dole，他表示雖然這些技術在美國有所受限，但只要政治參與者認為這能們帶來優勢，那麼他們就會使用神經產品。「對於一個政治家而言，取得勝利永遠是至上的。」

於是，這一趨勢消息的爆出在今年上半年引發了公眾洪水般的質疑。這樣的神經政治顧問們究竟如何利用神經科學數據左右選民呢？如果事實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神乎其神，我們還能不能相信政治結果真的忠於公眾自己的想法？

（圖片來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人生最大的謊言

儘管如此，測量人們對電視節目或政治演說的本能反應是否真的能說明最終投票結果？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同時也是《Your Brain Is Built for Politics》著者的 Darren Schreiber 對此持質疑態度：「從應用層面來講確實尚不清楚，有關技術有誇大宣傳的嫌疑，人們很容易過分相信這些工具。」

圖丨Darren Schreiber（來源：University of Exeter）

然而，從事大腦掃描以分析政治態度的 Schreiber 還是承認，這些技術確實令人擔憂。

「我們不僅在多種方面容易受到影響，還對這種脆弱性毫無知覺，」Schreiber 說道，「有無數種方式能夠對我們的態度產生悄無聲息的影響，進而動搖政治觀念。」如果競選活動在選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將選民吸引向候選人，那麼曾經理性的政治討論就從會進一步演化為針鋒相鬥的衝突。「我覺得雖然還沒到恐慌的時候，但當下情況著實不應樂觀。」

Ohme 則堅持認為，如果選民足夠聰明，那麼一定能想出一定的措施來應對神經顧問的「計謀」。「我測量人們的猶豫程度：只有當人們猶豫時才有機會改變其觀點；但對於堅定的信仰者來說，我們也無能為力，」他說道，「如果你害怕受到操縱，就要多了解：你了解得越多，你的態度就越堅定和穩定，對於企圖說服你的人來說就越困難。」

如此看來，儘管隨著神經科學的深入研究，各種神經元成像、電生理記錄和全腦掃描等技術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出，分析演算法也在不斷改進，我們很容易就能從選民身上獲取的龐大生物學數據和視頻信息，但真正關鍵的部分其實在於如何利用數據對選民的決策進行影響。

很多公司和機構正在嘗試多種神經技術來猜測人們內心真正的想法，卻都沒有點明干預選民意願的具體手段。關於「神經政治」顧問，我們仍有很多疑問。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