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古城氤氳：大儒的先世，博學的父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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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儀三

1934年生，蘇州人，1961年畢業於同濟大學建築系。現任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法國文化部「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遺產保護委員會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傑出成就獎、國際城市與區域規劃委員會傑出貢獻獎等獎項獲得者。被譽為「都市文脈的守護者」、「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古城的守望者」。著有《護城紀實》、《中國江南水鄉古鎮》、《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論與規劃》、《歷史環境保護理論與實踐》、《姑蘇新續》、《城市遺產保護論》、《古城筆記》、《江南古典私家園林》、《遺珠拾粹》等。

童年的古城氤氳：大儒的先世，博學的父輩

我的高祖阮元是達官文人，是浦朝乾隆、嘉慶、道光時代的「三朝元老，八省封疆」，他以其傑出的學術成就獲得「金石學家、訓詁學家、國學大師」的名號，曾經擔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雲貴總督，是兩屆科舉的總考官，太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現在揚州留有阮元家祠及其祖墳，都是省級文保單位。他的學問很好，在國學經史、訓詁、書法等方面都有成就，《清史稿》上說他：「主持風會數十年，奉為學林山斗。」他做官也很清廉，在揚州只留下一些居處及墓田外沒有什麼財產，所以到了我祖父這一代，就連房產也都賣光了。

我父親阮昕是中央大學第一屆電機專業的畢業生，曾留學日本，靠的全是獎學金，他回國後組建了江蘇重要城市的電廠，是電業界的老前輩，人很耿直，解放後先說他是反革命，關了三年無罪釋放了，後又劃為右派，吃了不少苦頭。解放後曾經擔任蘇州市政協副主席，在群眾中有著很高的聲望。

我呢，出生在江南的知識分子家庭，即蘇州市內的西美巷，我有兩個姐姐，母親養了個男孩，在那時是闔家歡樂，住在揚州的老祖父專門趕到蘇州吃滿月酒，抱著我在花園留影。我家是揚州名門之後，祖父是前清秀才，高祖名阮元，我的名字就是按他擬的字輩排行「恩傳三錫，家衍千名」，我是「三」字輩。

我出生不久，日本鬼子就來了，大家都四處逃難，我們回到了老家揚州鄉下公道橋，當時我母親已懷上了我的弟弟，快足月了，日本人也到了揚州鄉下，我們都躲在竹園裡，母親受了驚嚇，就在竹園裡把弟弟生了出來，當時人們都很迷信，說剛分娩的人是紅人，不能跨人家門檻，不然這家人會倒大霉，情急之下，只好出錢求人把屋牆拆了一個洞，我母親帶了小弟弟從洞里爬進屋坐月子。

我那時只有4歲多，但已經記得很多事情，我記得我的堂房叔叔被日本兵抓了去，背了幾天屍首，回家時滿身是黑紅的血斑，一到家就暈了過去，昏睡了三天才醒來，後來人也變的木木的了。公道橋後來安定了一些，父母要我跟哥哥姐姐們ー起去念書，鄉下只有私塾，拜見老師要磕頭，每天坐在孔老夫子像前念三字經、干字文，背不出要打手心，我常常找各種理由，肚子痛、咳嗽等，好賴學不去。不過小時候背的東西現在還有印象。

不久，我們還是回到了蘇州，這時的家就搬住到鈕家巷，當時這個房屋是「頂」下來的，就是出一筆錢，把使用權永久租下來，每月還是要給房東付租金。鈕家巷的房子和上海的石庫門房子樣式很相像，三樓三底，前後進都有天井，我家的左鄰右舍都是七八進的深院大宅，後面還有一個大花園，水池、假山、亭台樓閣，1958年要辦工廠拆掉了。住在鈕家巷從我小學一年級一直到我參軍離開蘇州，從部隊回來後又住了一年，考取大學才離開，是和我青少年時代相伴的地方，留下了深刻又溫馨的記憶。

鈕家巷聽巷名都以為是姓鈕人家居住而命名的，一翻志書完全錯了，本名叫鑾駕巷，這是吳王夫差停放鑾駕的地方，蘇州人讀音不準而轉音訛傳了。與鈕家巷相連的大街就叫臨頓路，對應起來就很清楚了，鑾駕停放，行進中又臨時停頓。蘇州有好幾個地名都是轉了音也轉了意，如豆粉園原名竇妃苑，因果巷被叫做鸚(蘇州人讀昂)哥巷，也是一種地方特色。這條鈕家巷原本一半是河道，所以是窄窄的，在河沿上還生長著一株株高大的樹木，我家門前的是一株老榆樹，三四個小孩都抱不攏，巨大的樹冠把整條巷子都遮滿，秋天落葉後滿街是陽光，不像現在到處喜歡種不落葉的的樟樹，冬天顯得陰冷，曬不到太陽。

我小時候河水是清的，大人在河埠上洗東西，我們小孩就擠在邊上抓小蝦、摸螺螄玩。河裡每天都有船隻劃來，每家吃的蔬菜瓜果、燒飯的柴草都靠船運，那雪白的蓮藕、滿船的西瓜、鮮活的魚蝦，船娘會拉開嗓子喊賣，特別是賣西瓜，那真是花腔女高音，有韻味得很，會招來許多顧客。

那時春天清明要踏青，中秋會去石湖賞月，有時也要陪老祖母去虎丘、靈岩進香，就會招一條花蓮船，優哉游哉地劃著去。老年人坐在藤椅上，我們小孩自然不會老實地坐在船上，一找機會就叫船靠岸，到田野里奔跑，摘蠶豆、採桑葚，遠遠地爬到高橋上等船過來，真是有趣得很。

巷裡小河對岸也有住家，這些人家就搭有河橋跨過小河，有些河橋都是木橋，有錢人家的河橋就做得很講究，有屋頂、有窗扇、有門樓，有的人家就是一座板橋，為避雨做一個鐵皮屋頂，下起雨來叮叮、咚咚的一片響聲。蘇州有河的街巷很多，這種河橋也很多，可是現在有的河填了，河橋也拆光了，一頂也看不見了。

我念的小學離家很近，穿出臨頓路就是，當時是美國教會辦的私立尚德小學，是所很好的學校，蘇州已淪陷了，但日本還未與美、英宣戰，學校還是由教會辦著，有外國牧師和外國老師。在我二年級時發生了珍珠港事件，日美宣戰了，日本人要來接收，停課前一天那天所有的班級老師帶著大家念都德寫的「最後一課」那篇文童，念後老師學生個個都淌下了眼淚，學生們都抱著老師不讓他們走。停課二周後上學第一天，所有學生在大禮堂集合，然後就是排隊理髮，剪成日本學生式樣，男孩全部剃光頭，女孩全剪成齊耳的童花頭，禮堂里全是女孩的一片哭聲。每人發一套新書全是日文版的，並要求一學期後全體學生全要講日語，原來的老師全部趕走，來了許多日本老師，表面上都是很和善的樣子，也很少見打罵學生，上課時你表現得好，日本老師會從口袋裡摸出一顆糖獎賞，或是給一支日本鉛筆。我們沒有一個人敢吃的，倒不是怕有毒，而是怕同學之間誰要說日本人好話，就不會有人理你了，日本老師喜歡的學生背後就有人吐唾沫。淪陷區的日子很難過，單講每天吃的六穀粉做的坂，咽不下去，小孩不肯吃，大人都陪著哭。我整整受了三年的奴化教育，當時日本話都說得很好了，日文書也都能看懂。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大家都興奮極了，都把所有日本人發的書和其他有關日本人的東西全都堆在操場上放火燒掉了，大家又唱又跳，從此以後誰也不講日文了，有人有的會不自覺地漏出了日本話，馬上就會遭到別人一記重重的「頭塌」(蘇州話就是括頭皮)，很快我們把學過的日文全忘得精光了。

勝利後幾年是我少年時過得最快活的幾年，一則父親又回到電廠當總工程師，薪水很高，日子就好過，小學裡以前的老師回來了，師生都格外親，都要把荒了的中文補回來，課外排話劇練國語。我喜歡畫畫，老師把我的畫送到市裡展覽，得了全蘇州小學生比賽一等獎，這為我後來念同濟建築系打下了基礎。我有時回蘇州就約幾個同學一起去看小學老班主任，直到耄耋之年，她全記得我們這些學生。小學畢業時合拍的畢業照我媽為我留著，覺得特別神氣。

初中念的是蘇州中學初中部，也叫草橋中學，現在是蘇州市一中，也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當時教我的老師到解放後才知道全是著名的大師級人物，教美術的是胡粹中(最早留法的美術家)，教音樂的是陸修堂，來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民樂系主任，教史地的單樹模，後來是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還有很多，都是非常優秀的教師。

初中的三年正是長知識的時候，真是受益匪淺，更有許多難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