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時代，一件證明天下盡用秦制的有力物證

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展廳里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銅器——商鞅方升，它高2.32厘米，通長18.7厘米，容積202.15毫升，呈長方形，直壁，後有長方形柄，外側有銘文三十二字。商鞅方升既沒有後母戊鼎那麼巨大，又沒有毛公鼎銘文的鴻篇巨章（共刻497個字），更不似許多古代青銅器上飾有精湛、奇麗的紋飾，但它卻是文史界無人不知的國家重量級文物，被譽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是怎麼回事呢？

事情還要從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說起，為了在紛亂的戰爭中圖強爭霸，各國大力招募人才、聚集力量，並紛紛展開變法，進行政治經濟改革。與中原各國相比，秦國地處西北邊陲，政治、經濟、文化均相對落後，國內的貴族勢力卻十分頑強，內部矛盾尖銳。

直至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繼位後，力圖強秦，於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主持變法。在商鞅的主持下，變法發布的第一道是「墾草令」，即開墾荒地。秦國地廣人稀，有大片土地尚未開墾，為獎勵墾荒，規定凡經開墾的荒地，只要向政府自報田畝數，再由官府核定，就承認為私田。為了擴大耕地面積，還將舊有的100方步為畝改為240方步為畝。

戰國時，農業稅早已成為各諸侯國主要的經濟來源，土地被普遍開墾，稅收必然增加，秦國也隨之逐漸走向富庶。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秦國進一步推行賦稅制，在開墾了大量荒地的基礎上，為了保證賦稅的如實徵收，統一度量衡必然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春秋戰國時，度量衡的不統一是很普遍的現象，在諸侯割據的國家，除了國君所頒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還設有「家量」，造成度量衡的極度混亂。

有了統一的度量衡，才能為田畝的丈量、賦稅的徵收提供有力的保證。商鞅在變法過程中，還十分重視和強調對「數」和「量」的精確統計，設「治吏內史」徵收土地稅，設「少府」徵收人頭稅、手工業稅和商業稅，還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向中央「上計」，包括對庫存糧食、墾田和賦稅數字的統計等，這些也都要求有統一的度量衡作為保證。正因為如此，歷代對商鞅改革度量衡，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

商鞅方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銘文，左壁刻：「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

刻銘的大意是，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了由卿大夫多人組成的使團，到秦國商討有關重大事項。這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商鞅監製了標準銅量器，壹升的容積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為了記錄兩國間的這次外事活動，同時也在方升上刻銘為證。

器壁與柄相對的一面刻有「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廿[niàn]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臨」字。「重泉」與左壁銘文字體一致，應是一次所刻，而「臨」字與底部詔書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於「重泉」，今陝西蒲城，後轉發至臨地。

這些銘文都說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我們的祖先就已經開始運用「以度審容」的科學方法，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數字運算和器械製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同時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也成為天下盡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證，證明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仍以商鞅所規定的制度和標準統一全國的度量衡。正因為如此，商鞅方升成為中國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標誌性器物，是戰國至秦漢容量、長度單位量值賴以比較的標準，其歷史價值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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