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羞辱過嗎？

1717年，伏爾泰被捕，可能有人說這是因為他冒犯了別人。他發表了一篇名為「諷刺性」的詩歌，這首詩歌開篇就稱當時的法國攝政王奧爾良公爵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以毒藥、無神論和亂倫而聞名」。這種尖刻的人身攻擊在當時變得非常流行，充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作為回應，這位公爵未經指控或審判就逮捕了伏爾泰。伏爾泰在巴士底獄待了11個月。

這個故事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伏爾泰會頻繁地出現在今天關於攻擊性言論的辯論中。攻擊性言論是由一種感覺所驅動的，即在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越來越願意對所聽到的言論動怒，他們覺得這些言論意味著自己被排斥了。許多人認為這種趨勢延續了很久。2016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如今有太多的人很容易因為語言而被冒犯」。加拿大民意調查公司安格斯?里德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在他們的調查中，80%的加拿大人同意這一說法:「如今，似乎你說什麼話都會讓別人覺得被冒犯了。」這種說法並非沒有根據。公眾話語中充滿了對攻擊性言論的對抗。幾乎每天都會有一些公眾人物因有冒犯行為而受到譴責，有另一些人認為所有的這些冒犯行為都是對言論自由的威脅。

伏爾泰已經成為這場辯論中言論自由一方的吉祥物，而他與公爵的相遇則使他非常適合言論自由吉祥物的角色。在這一觀點上，儘管伏爾泰直言不諱，但他最終還是站在了理性和自由的一邊。那些冒犯別人的人就像公爵一樣：他們專橫地壓制別人，以保護自己的敏感性。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我們不能屈服，即使他們的言論聽起來讓人不舒服或痛苦。因為畢竟，它們只是『文字』。

這個論點是以一種特定的概念為前提的，即什麼是言論攻擊。讓人討厭的是，這種觀點會讓人不舒服，挫傷自尊，傷害感情。當人們生氣的時候，他們是在試圖讓那些冒犯他們的人閉嘴，並且把這種冒犯的概念叫做傷害。

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雖然沒有經常被討論，但我認為，它能更好地解釋當代許多關於攻擊的衝突。無論是伏爾泰還是公爵都不會把他們的衝突看成是「冒犯」。在18世紀的法國，「冒犯他人」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含義:向另一個人挑戰。在決鬥文化中，這種挑戰不過是一種紳士的冒犯行為。冒犯的意思是侮辱或不尊重，而不是傷害某人的感情。冒犯別人就是對別人的侮辱做出回應，以要求對方表示尊重。我稱這第三種冒犯為侮辱。

榮譽決鬥是一種與精英主義密切相關的暴力行為，因此與當今的道德敏感性相抵觸。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歷史背景下，過分關注冒犯之間的差異會使我們忽視兩者的相似之處。如果決鬥看起來充滿異國情調，那麼作為榮譽核心的平等尊重的基本準則應該更加常見。

伏爾泰對待侮辱的態度是嚴肅的。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在他與公爵發生爭執的9年之後，他向騎士德·羅翰發起挑戰，為此，他再次被捕，再次被送往巴士底獄。伏爾泰與小貴族羅翰的爭吵是以激烈的言語開始的。據記載，伏爾泰佔了上風，羅翰氣沖沖地走了。幾天後，羅翰請伏爾泰參加宴會，用棍棒毆打他的一群僕人，並在馬車上嘲笑這位作家。伏爾泰被激怒了，於是開始跟隨一位擊劍大師訓練。當他認為自己有機會在一次遭遇中倖存下來時，他公開向羅翰挑戰，要求決鬥。羅翰和他的家人發現了這種無禮的行為，作家伏爾泰被捕了。伏爾泰沒有無限期地呆在監獄裡，而是離開了英國，流亡三年。

榮譽的概念是理解這種爭吵的關鍵。榮譽是一種地位，使擁有榮譽的人受到他人的尊重。它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地位。不同於現代的法律地位，它適用於各種背景，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使紳士在客廳里、在大街上和在院子里都有受人尊敬的權利。只要這種榮譽感還在起作用，文明手冊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很好地解釋一個人對他的部下和他的平輩的行為。

榮譽常被認為是精英的象徵。事實上，在伏爾泰時代，只有社會金字塔上層的人才被認為是可敬的，只有他們才有權決鬥。榮譽使紳士有別於平民。然而，在精英群體中，榮譽意味著平等。這並不是說榮譽的人在各個方面都是平等的：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和權力差距。但個人榮譽的全部意義在於，它允許所有在許多方面極不平等的紳士平等相處。在這場爭吵中的每一步都是由君子之間平等、相互尊重的準則決定的。

沒有反駁就忍受侮辱的人是一個不尊重自己的人

每次爭吵都是以侮辱開始的。即使是表面上看來微不足道的侮辱，也會被嚴肅對待，因為它們是對一個紳士在社會上的整個地位的對話。不尊重紳士意味著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應該受到尊重。把男人稱為騙子、懦夫或狗都是典型的言語侮辱，但無聲的暗示、輕蔑的面部表情和不屑一顧的手勢也可能引發挑戰。有時候，男人會把那些在我們看來更嚴重的事情當作侮辱。例如，被一群走狗鞭打。這些顯然完全不同形式的侮辱被以同樣的方式對待，因為它們傳達了同樣的不尊重的信息：它們聲稱自己比被侮辱的一方優越，這意味著他屬於沒有尊嚴的群眾，不值得尊重。

根據榮譽的慣例，接受一種侮辱就是承認它。那個不經反駁就忍受侮辱的人被認為是一個不尊重自己的人，因此不值得別人尊重。相比之下，冒犯者則否認了這種侮辱，並聲稱對任何一位紳士都應予以尊重。這是在說：你不能那樣對待我，先看看你自己是什麼人! 「當一位紳士以這種方式冒犯別人時，他的要求得到了來自更廣泛的社會榮譽團體的支持。」來自平等的挑戰是義不容辭的：紳士必須對挑戰做出恰當的回應，否則就會面臨恥辱。

這並不是說每一次挑戰都會導致戰鬥。要結束爭吵，關鍵是要在某種程度上重申被侮辱一方的平等地位。因此，大多數爭吵都是通過道歉或其他解釋來解決的。只有在沒有道歉或拒絕道歉的情況下，戰鬥才是必要的。因為決鬥只能在尊貴的人之間進行——紳士永遠不會與不懂決鬥的人決鬥——所以決鬥實際上肯定了雙方的平等地位。

因此，榮譽之爭是一種肯定或恢復平等地位的方式，而這種地位曾因不尊重而遭到侵犯。當然，整個過程從一開始就假設雙方是平等的。在不平等之間，一切都變了。侮辱是不允許跨越階級界限傳播的。根據榮譽準則，來自下層的粗魯行為應該被視為是來自孩子的不當行為:一個人可以放縱它、忽視它或懲罰它。一個人永遠不應該對它生氣。同樣，應該忽略來自下級的挑戰。這不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因為這個挑戰假定了社會平等。下級沒有資格對上級的行為表示不滿，因此他們的不滿並不重要。這不會損害紳士的名譽。在沒有地位平等的地方，就沒有相互尊重的規範，從恰當的角度來說，也沒有冒犯的可能。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伏爾泰是如何嘗試自己與羅翰平起平坐並在這一過程中失敗的原因。羅翰沒有以一種可敬的挑戰來回應伏爾泰，而是像一個任性的孩子一樣懲罰了他，突顯了他的低下地位。他甚至讓他的手下打他，而不是屈尊弄髒他自己的手。當伏爾泰呼喚貴族時，他要求羅翰以紳士的身份回應他，含蓄地要求與貴族平等。羅翰讓伏爾泰被捕，而不是讓他滿意，這更增加了他的侮辱。每一次，羅翰都把伏爾泰放在自己的位置上，沒有證據表明這位貴族的名譽會因為這樣做而受損。就連伏爾泰那些高貴的朋友也認為他企圖與羅翰爭吵，是超越身份的行為。在舊政權的地位秩序下，伏爾泰是羅翰的下級。這就是為什麼決鬥經常被視為是中世紀倒退的一種表現：精英至上。按照當時許多人的觀點，廢除決鬥只是結束貴族階級特權的一部分。

決鬥的權利意味著當一個人冒犯別人時，才會被認真對待。

然而，歷史走的是另一條路。隨著法國貴族失去了威望，法國社會的地位秩序變得更加平等，決鬥得以傳播並興盛起來。資產階級開始佔據以前貴族獨有的社會環境，如軍官團、大學和文學沙龍等。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開始用刀槍捍衛自己的榮譽。到19世紀末，榮譽和決鬥已擴展到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如果伏爾泰在100年後挑戰羅翰，那麼這個挑戰很可能已經成功了：羅翰必須承認他和伏爾泰是平等的。這種模式並非是法國獨有的。在整個歐洲，新進「平等」的人都以在榮譽問題上一絲不苟而聞名。正如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奈在《現代法國的男子氣概和男性榮譽準則》中所描述的那樣，那些在20世紀初之前一直在法國進行決鬥的人，並非反動派，而是懷念舊政權的反動派。他們包括階級等級制度的死敵：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

為什麼資產階級進步分子會採用這種暴力的貴族儀式？社會平等意味著平民不應該再被他們過去的社會優等生當作低人一等、沒有尊嚴的人。決鬥的權利代表著當一個人冒犯別人時，他會被認真對待。在他們看來，這場決鬥是他們贏得新地位的重要保障。一位辯護者稱讚這場決鬥是因為它「平起平坐……毫無憐憫之心」。法國記者甚至宣稱，擊劍藝術和決鬥精神的教育「在促進平等事業方面所做的工作，比《人權宣言》(1789年)所做的還要多」。冒犯的權利是平等地位的標誌，也是執行這種地位的手段。

了解在決鬥文化中冒犯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解釋今天的冒犯是如何起作用的嗎？當然，也有一些明顯的不同。榮譽決鬥是一種暴力的、精英主義的做法，現在已令人憎惡。不管今天人們變得多麼憤怒，他們通常會用其他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個人對抗(簡單地告訴別人他們說的話是冒犯的)；向人力資源部投訴；在公共場合譴責，就像有人在社交媒體上被嘲笑一樣。

攻擊的誘因也不同。把一個人稱為騙子或懦夫不再是一種致命的嚴重侮辱。今天，當人們談論攻擊性言論時，他們通常指的是那些基於身份特徵(如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等)而被認為詆毀或排斥他人的言論。這包括種族主義的外號和其他明顯貶低的語言形式，以及不那麼直接的排斥表達。黃色笑話、歌詞、紀念雕像和大學對萬聖節服裝的規定等都是公眾爭議的話題。雖然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之類的事情比中傷個人名譽更容易招致冒犯，但這兩種情況都有一個共同點：冒犯的內容可能包括任何可能被視為貶低目標地位的內容。

我們這個時代的冒犯和伏爾泰的冒犯之間有著深刻的區別。儘管如此，認為冒犯是侮辱和尊重的基本觀點在解釋許多衝突方面比其他的主要觀點更有效。

今天關於攻擊性言論的辯論是在兩個主要的理論立場之間進行的。第一種是「冒犯即傷害」，它認為冒犯僅僅是人們在面對自己不喜歡或不同意的言論時所感受到的一種不適或痛苦。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僅僅是精神上的痛苦，比如關於歌詞、美國校園政治或好萊塢選角決定的公眾爭議，這不足以成為限制任何人言論自由的理由。只有真正的傷害才能做到這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詆毀言論會對其目標造成真實而嚴重的傷害，因此對言論的限制是合理的。把這種立場稱為「冒犯即傷害」也許是不公平的，因為它的大多數支持者都避免使用「冒犯」這個詞，因為它帶有太多的主觀感覺。在《致命種族理論》(1993)的經典文本中，引言宣稱這本書是關於「攻擊性的語言，是被用作伏擊、恐嚇、傷害、羞辱和貶低的武器的語言」。這種模式在爭論的背景下是最可信的：為立法辯護，反對最惡劣形式的仇恨言論。

在我生氣之前，關鍵問題不是「我感覺如何?」但「這是種族歧視嗎?」

這兩種攻擊概念的擁護者都能找到適合他們論點的例子。然而，兩者都遺漏了大量的案例，其中侮辱不是傷害或者說傷害是最顯著的因素。這些可以通過簡單地反思我們日常的方法來識別，這些方法可以用來評估我們在攻擊性言論上的對抗。當某人對某事生氣時，我們如何判斷他們是否正確?

要確定言論是否具有攻擊性，我們必須弄清楚聽眾的感受。「冒犯即侮辱」的重點是演講的內容。舉個假設性的例子，當我決定是否對同事拿我的中國血統開玩笑而生氣時，關鍵問題不是「我感覺如何？」但這個笑話是種族主義的嗎?「這是一個突出的規範性問題，表明冒犯行為是對尊重準則的侵犯，而不是傷害感情。」在這些情況下，被冒犯的人不需要證明他們遭受了傷害，就可以為冒犯辯護。正如在榮譽社會中一樣，攻擊行為的正當性取決於行為對象是否不平等。

「冒犯即侮辱」也更能說明我們道歉的方式。沒有一個早期的現代紳士會為了避免決鬥而說：「我很遺憾你有這種感覺。」在大多數當代攻擊案件中，這也不是一個充分的道歉。就像在榮譽文化中一樣，今天的冒犯要求對被冒犯者的平等地位給予肯定的尊重，或者證明冒犯性言論沒有侮辱意味。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我的同事讓我相信這個笑話不是在取笑中國人，而是對中國人的愚蠢的普遍刻板印象，那麼我可能會收回我的過錯。

除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日常討論之外，「冒犯即侮辱」還反映了人們對冒犯者的整體看法，以及他們如何適應當前的歷史背景。大多數對侵犯行為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那些冒犯他人的人是上世紀60年代社會運動寵壞的繼承人。對他們來說，民權鬥爭、女權運動和早期的同性戀權利運動都是為平等而進行的正當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歷史上受壓迫的群體為爭取並獲得社會完全平等成員的承認而鬥爭。他們完全平等的地位體現在平等權利、反對歧視的法律保護以及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等級制度的廣泛規範。根據這種觀點，一旦「官方」的平等得到確立，僅僅對表達性的輕視表示不滿，就會被視為一種控制他人言論的不正當企圖，這是一種超越平等的正當目標的行動，進入身份政治的特殊辯護和「受害者政治」。物質和社會的不平等可能會繼續存在，也應該予以鬥爭，但爭取基本平等的主要鬥爭已經取得勝利。

對於為什麼今天的人們即使面對官方的平等仍然那麼容易冒犯他人，「冒犯即傷害」的支持者給出了幾種解釋。社會學家布拉德利?坎貝爾和傑森?曼寧在他們的著作《受害者文化的崛起》中辯稱，個人和多樣性的分化等社會條件，會培養出對細節的敏感。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和法律專家格雷格·盧奇亞諾夫在《溺愛美國人的心靈》(2018年)一書中指出，父母溺愛的做法和過度保護的教育政策導致了脆弱的成年人無法處理他們不同意的任何表達。對於「以牙還牙」的提倡者來說，針對冒犯行為的衝突的原因和治療都存在於被冒犯者脆弱的心理之中：對每個人來說，最好的事情是變得更厚一些，學會容忍在一個自由社會中不可避免的爭吵。

人們普遍認為，官方的平等應該足以大大減輕(如果不能解決的話)衝突。但決鬥史表明，這就把社會平等與犯罪的基本關係搞錯了。基本地位平等不是犯罪的解決辦法，而是犯罪的一個條件。

只有當貴族們通過法律上的平等或與貴族平起平坐的某些機構(如軍官團、大學)的入學資格獲得正式承認後，資產階級才能挑戰貴族。官方對平等的承認使他們能夠通過決鬥在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中捍衛自己的平等地位。當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等級劃分完整無缺時，資產階級的人就不會想到冒犯那些比他們優越的人。官方的平等建立了人們可以要求尊重的道德規範。平等使他們的皮膚變薄。厚臉皮是給不平等的人的。

目前被邊緣化的群體成員越權行為的泛濫已經引起了許多焦慮和不安。幾乎每個人都有一種真正的恐懼，那就是他們可能會被喊出來，這導致了一種感覺，對冒犯的擔憂如此之多，代表著一個更加挑剔和窒息的社會的回歸。「失禮即侮辱」並不能否認這會使社會關係更加緊張，但它增加了另一種觀點。決鬥的歷史表明，人們如此嚴肅地對待冒犯行為，這本身就是進步的標誌。對於有榮譽的人來說，當一個人冒犯別人的時候，別人會認真對待他，這是平等的標誌。

「冒犯即侮辱」的說法表明，今天那些冒犯別人的人不應該被認為是異常脆弱的。他們是敏感的，但只是因為他們堅持尊重，根據我們的地位平等準則，他們應該得到尊重。伏爾泰作為受迫害的牛虻，在支持言論自由和反對犯罪方面最常被提及。然而，挑戰羅翰的伏爾泰可能會站在爭論的另一邊。他冒著生命危險，因為敢於挑戰上流社會上流人士的蔑視而遭受迫害。如果冒犯是關於侮辱，那麼今天那些冒犯的人可能會像早期的資產階級二重唱者一樣，在被強迫忍受了那麼久之後，他們開始站在自己的驕傲心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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