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征准葛爾，雍正派人秘密會晤奧斯曼土耳其？【畫外之音】
View of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from the entrance of the Great Canal
畫家：迦納萊托（Canaletto，1697 – 1768）
年代：大約1727年（清雍正五年）
地址：斯特拉斯堡美術博物館
三個中國人和一個奧斯曼土耳其人
1727年之前，有史記載去過歐洲的中國人，僅有5名，分別是：
1645年鄭馬諾，自費當傳教士。1673年於北京去世。
1649年陳安德，永曆皇帝派去梵蒂岡找援軍的使臣，但沒卵用。1659年之後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1681年沈福宗，僅西方史料記載之人，和當時西方名流打得火熱，據傳圍棋和中國象棋就是他傳過去的。1692年去世。
1702年黃嘉略，據傳當過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譯，於法國定居結婚，1716年逝世，留有一女。
1709年樊守義，因「中國禮儀之爭」被康熙派去羅馬的使臣，1718年回國後著有《身見錄》，原本已佚。1937年在瑞士伏利堡大學任教的閻宗臨博士在梵蒂岡找到14頁手稿。2003年，閻宗臨之子閻守成將此文收入《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一書，2007年收入閻宗臨《中西交通史》。
但這幅1727年的畫中一下就冒出來三個（應該不是上述5人），並且看得出職業：
一個道士正在和一個兵勇說話▼▼▼
這個道士描繪得非常詳細，帽子，佩劍，隱約從左肩搭下的辮子以及中國人都很熟悉的鬍子造型，都完美再現了一個道士的模樣。這麼詳細還意味著兩人保持該姿態交談了不少時間。
簡直一毛一樣。想必畫家看到這種奇異打扮不由自主的認真了起來。
然後一個武將裝扮的人（他的辮子貌似從右鍵搭下）正在和一個阿拉伯人交談？雖然武將頭偏向一邊，但他們之間的距離顯示互相是認識的▼▼▼
挺像金城武這套的：
那個阿拉伯人會不會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下文簡稱奧土）的某人呢？
當時的國際形勢若何？
17-18世紀，清廷在開拓中亞和西北亞的道路上遇到了同樣以中亞為目標的俄國，為了更平穩的發展，先後於1689年及1721年和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期間的1712年，康熙派遣圖裡琛出使俄國土爾扈特部，目的是切斷准葛爾向西尋求援助的通道。
這三件事讓清廷用極小的代價，在俄國保持「中立」的情況下順利控制了喀爾喀蒙古（今外蒙古）、哈密、西藏、青海等地區。
此時，擺在清廷和俄國面前最大的問題便是夾在它們之間的准葛爾了。
俄國在西線和奧土交惡多年，17-20世紀先後打了12次，耗時241年。18世紀初剛剛結束第三次戰爭（大北方戰爭），因此無暇東顧。這時他們有兩個實際需求：
- 和清廷交好。
- 中亞切勿出現強大的統一勢力，以免他們實施中亞戰略時遇到過多阻礙。
所以想吞下准葛爾的清廷是受到俄國歡迎的，但滿是穆斯林的准葛爾豈是等閑之輩？於是清廷也需要兩個前提：
- 獲得俄國的支持。
- 尋求奧土的幫助，一方面是學習管理穆斯林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是得到奧土對清廷統治穆斯林的支持。
史料上記載，1730年2月7日，雍正遣托時以慶賀俄國新沙皇彼得二世繼位為由出使俄國，本意則是商議准葛爾一事。
事實上彼得二世是1727年繼位的，托時一行出發時，彼得二世剛過頭七——1730年1月30日死於天花。
但這並不重要，清廷的目的是拿到俄國的態度。
1731年1月26日，托時抵達莫斯科，並在克里姆林宮向繼位彼得二世的安娜一世遞交國書，以下引自@李秋水 的答案
國書中要求俄國在清朝征討准葛爾汗國時保持中立，同時如果清軍在追剿准葛爾人時無意跨越俄國邊界，不要採取敵對態度；給予清軍追剿逃入俄國境內的准葛爾軍隊的特權；俄國應嚴格管制俄國境內的厄魯特部族，防止給清軍圍剿准葛爾時製造麻煩。作為回報，清帝國願意將部分攻佔的准葛爾土地劃給俄羅斯帝國。
因為符合俄國利益，安娜一世欣然應允大部分條件。這第一個前提便是成了。
如何繞過俄國，問道奧土？
據說托時曾向俄國提出安排出使奧土，但俄國並未答應。這個要求提出的時候至少已經是1731年了，4年後第四次俄土戰爭即告爆發，俄國答應托時才是有鬼。
顯然這只是試探，因為，很可能，早在1724年清廷拿下青海後，就已經開始秘密會晤奧土了。為了避嫌，以宗教交流為名（所以帶上一個道士），選擇在各國人流交織的威尼斯共商國是。
在安康聖母教堂對面的廣場上，清廷秘密派遣的使臣一面欣賞水城風光一面和奧土來的人接觸，不巧被出生於威尼斯的畫家迦納萊托記錄了下來。
大約10年後，迦納萊托在同一地點以同樣視角又畫下一副。
Entrance to the Grand Canal: from the West End of the Molo
此時已經沒了中國人的身影，乾隆剛剛登基，准葛爾只待征服。
清廷晚期積重難返，還給中國帶來了近100年的屈辱，不過，在康雍乾時期的開疆擴土也為現代中國版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拿下准葛爾繼而吞併塔里木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否則我國近幾十年的飛速發展也將失去根基。
18世紀初的外交戰略在版圖擴張中自然可擔首功，康雍乾三位皇帝，圖裡琛、托時、樊守義等人也已載入史冊。
不過那些更私密的活動同樣功不可沒，雖然只是意外出現在一副銅板油畫中，也值得銘記一番。
（當然我也是推理猜測的而已）
參考資料：
《沈福宗在17世紀歐洲的學術活動》，潘吉星
《中西交通史·身見錄校注》，閻宗臨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方豪
《中國的使臣卜彌格》， [波蘭]愛德華·卡伊丹斯基著
如何評價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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