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一周年：女性的處境變好了嗎？
去年年末，一場反性侵的女性平權運動席捲全球。世界各地的女性打著「#MeToo」的標籤，講述著自己受到的性侵犯或性騷擾經歷。在這一運動被拉下馬的，不僅有神通廣大的行業大佬，也有權高位重的達官顯貴。與其說它關於性，不如說關於權力。
一年過去了，「#MeToo」運動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女性的處境有沒有變好？在此，我們回顧歐美等地區#MeToo運動一年以來的主要事件和爭議。
「#MeToo」 (「我也是」)短語最先來自於社會活動家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2006年，塔拉納·伯克在聚友網上最早使用了「Me Too」這一短語。當時有一位13歲的少女向伯克傾訴曾遭受的性侵犯，而她不知該如何回應。這一經歷啟發她開始使用「MeToo」一詞，伯克說她希望可以這樣回應那位想要傾訴創傷的少女：我也是受害者。
受到了伯克的啟發，去年10月15日，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寫到：
「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Too』的狀態，那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當時，好萊塢的韋恩斯坦性醜聞正在不斷發酵，米蘭諾的推特激起了社會女性的強烈共鳴。在米蘭諾發布的當天，「#MeToo」短語在推特上就被使用了超過20萬次，一天後被使用次數超過了50萬次。在臉書上，在最初的24小時內，超過470萬人在1200萬個帖子中使用了這個標籤。該平台報告顯示45％的美國用戶有一位使用標籤的朋友。
#MeToo運動從娛樂界起步，以燎原之勢遍及了社會中的各行各業。根據彭博社的保守統計，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已有425名行業領袖或社會名流在#MeToo運動中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性騷擾和性侵犯的指控。
好萊塢，這場女性平權運動的濫觴
關鍵詞：韋恩斯坦效應、凱文·史派西、Times Up
好萊塢是這場女性平權運動的中心。去年10月，《紐約時報》和《紐約客》先後披露好萊塢影業大亨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魚肉眾多好萊塢名媛，三十年來有大量不軌行為。如今被曝光的受害者已超過40名，韋恩斯坦身敗名裂，但他的性醜聞只是這場全國性清算的導火索，大量好萊塢名人紛紛落馬。
去年10月30日，美國演員凱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受到另一位演員安東尼·瑞普（Anthony Rapp）的公開指控，瑞普聲稱在他14歲時史派西意圖性侵他。此後，其他男性也陸續宣稱史派西試圖強姦或對他們施暴。受此影響，《紙牌屋》製作方 Netflix 宣布將第六季里凱文·史派西的戲份全部刪除重拍，史派西劇中的夫人成為了新的女總統。儘管如此，在劇集大量壓縮的情況下，《紙牌屋》最終季仍然逃不過爛尾的結局。
在史派西之後，整個好萊塢面臨著了一場大清洗。六次獲得艾美獎的喜劇演員路易斯·C·K（Louis C.K.）被指控強行要求女性觀看他手淫。另一位喜劇演員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被控在14年前下藥強姦一位女性，今年9月被判罪行成立，面臨3到10年的牢獄。
六名女性指控《X戰警3》《尖峰時刻》的導演布萊特·拉特納（Brett Ratner）有性騷擾行為後，華納兄弟宣布與他解除合作關係。導演詹姆斯·托貝克（James Toback）則被38名女性指控對她們「潛規則」。此外，被匿名舉報長期對員工有性騷擾行為後，皮克斯和迪士尼動畫工作室的大佬約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公開道歉並離職反省。伍迪·艾倫也由於捲入到早年性侵養女的醜聞，他的新電影的發布被亞馬遜無限期推遲。
韋恩斯坦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讓這座浮華之城坐實了道德淪喪的滋生地。同時，好萊塢也在不經意間成為了這場女性平權運動的濫觴。300 多名重量級的女演員、編劇、導演、製片人以及娛樂界的高管聯合發起了Times Up（「是時候了」）行動，籌募資金幫助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站出來，還在今年年初的金球獎的紅地毯上集體身著黑衣，引發人們對好萊塢以及其他職場性騷擾行為的關注。
作者是法國學者，研究縱跨法國幾十世紀，從大革命的王朝時期對性暴力的寬容，到十九世紀對精神暴力的認識，直到1997年法國為進一步保護兒童而採取的國內大搜查行動。
體育明星的「性醜聞」
關鍵詞：美國體操隊隊醫、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
今年年初的一場法庭宣判震撼了全美的體育界。四屆美國奧運體操隊的領隊醫生被判175年的監禁生涯。拉里·納薩爾（Larry Nassar）是業內著名的體育醫生，四次隨美國國家隊出征奧運會並在密歇根州立大學任職，#MeToo運動讓這起2016年的案子重新浮出水面。在一周的法庭庭審中，先後有 156 名女性走上了證人席，在電視直播下大聲地講出了自己曾經的受害經歷，這些人中不少已為人婦人母，有的還沒有成年，還有知名的奧運獎牌選手。密歇根州立大學校長和美國體操協會的領導層也因此引咎辭職。
最新一位捲入性侵醜聞的體育名人是葡萄牙足球明星克里斯蒂亞諾·羅納爾多。去年4月，德國《明鏡周刊》爆料一位來自拉斯韋加斯的女性匿名指控C羅曾在2009年強姦了自己， C羅對此矢口否認。今年9月，《明鏡周刊》的調查團隊再次公布了最新的案發細節，而這位叫凱瑟琳·馬約加的女性也首次曝光了自己的真面目。
模特凱瑟琳·馬約加聲稱在2009年參加了C羅在拉斯韋加斯的派對。在她準備去更換泳衣的時候，C羅尾隨她走進了更衣室，並強迫她發生了性關係。根據馬約加的說法， C羅在事後很內疚，向她跪下道歉，問她是不是受傷了。C羅還說：「我99%的時間裡都是一個好人，但是我不知道剩下的1%里會發生什麼。」
馬約加在事發後選擇了匿名舉報，她知道起訴世界知名球星意味著她將曝光在鏡頭下，每天被各路媒體圍堵。她不想自己的餘生都出現在報紙頭條上，為自己和家人帶來更多困擾。因此當時雙方達成了庭外和解，C羅支付了37.5萬美元的封口費。
控方律師在接受採訪時說，時隔九年馬約加選擇自曝身份要求翻案，是受到了#MeToo運動的鼓舞。女性不再沉默，指控曾經傷害她們的有權有勢的名人給了她站出來的勇氣。C羅回應稱曾與她發生性關係，但不承認是強迫行為，這起案件仍然在審理中。
想念諾貝爾文學獎的一年
關鍵詞：瑞典文學院性醜聞、諾貝爾獎
#MeToo運動激發了大量的女性寫作，女權運動人士和女性主義作家通過文字告訴普通女性為什麼要打破沉默，讓社會感受女性憤怒的力量。《使女的故事》等經典小說被搬上銀幕後成為了新的文化符號，穿著使女服飾的示威女性遍布歐美。然而，#MeToo運動對文化領域最直接的衝擊莫過於取消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使女的身體不屬於自己，只被當作「有用的容器」。《使女的故事》里，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借《聖經·創世紀》中拉結和使女辟拉的故事，構建了一個荒誕離奇卻有史可依的未來世界。
瑞典文學院在今年5月4日宣布，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將推遲到2019年頒發。去年11月以來，瑞典文學院深陷性醜聞的風波。18名女性指控知名藝術家讓-克洛德·阿爾諾對其進行了性侵，阿爾諾正是瑞典文學院院士卡塔琳娜·弗羅斯滕松的丈夫。除此之外，他還在瑞典文學院的資助下運作著一個文化項目。
這18起性侵指控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部分指控發生在瑞典文學院所持有的房產中，而受害者甚至包括瑞典王儲維多利亞公主。阿爾諾還被指違反諾獎保密規定，至少七次在官方宣布之前泄露諾獎得主的身份。
在阿爾諾性侵醜聞曝光後，瑞典文學院備受爭議。負責評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18位終身院士就如何處理這些指控進行辯論，但產生了分歧。隨後，7名院士於今年4月辭職，以此抗議文學院並未作出開除其妻子弗羅斯滕松的決定。瑞典文學院院士是終身任命制，一般不允許辭職，但院士可以讓他們的席位保持空缺。近半數席位的空缺讓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無法正常運作。
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開始頒發以來，除了世界大戰的六年外，只有一年沒有頒獎。此次的性醜聞是對其最大的一次打擊。學院臨時常任秘書安德斯·奧爾森稱，需要在選出下一位獲獎者之前花時間重建公眾對瑞典文學院的信任。今年10月，阿爾諾被判有罪，即將面臨長期的牢獄生活。
一個月以後，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剛果民主共和國醫生丹尼斯·穆奎吉和伊拉克女孩納迪亞·穆拉德，似乎是對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缺失的回應。25歲的穆拉德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曾一度淪為「伊斯蘭國」組織的性奴。穆拉德在僥倖逃脫後勇敢地揭開自己的傷疤，向全世界講述自己的遭遇，並為那些還在「伊斯蘭國」組織魔掌中的族人發聲。
媒體和出版業的「自我檢舉」
關鍵詞：《時代》年度人物、電視界大亨萊斯利·蒙維斯、紐約書評主編
去年年底，《時代》雜誌把2017年的年度人物頒給了揭露各行各業性騷擾和性侵事件的「打破沉默者」。 《時代》周刊主編愛德華·費爾森塔爾說，「打破沉默者」成為了一個標籤、一場運動、一次反思。但它起源於充滿勇氣的個人行動，偉大的社會變化大都如此。
作為這場社會運動的推手，媒體也不得不揭露自己的醜事。ABC著名記者馬克·哈勒佩林、音樂雜誌《Billboard》的執行官斯蒂芬·布萊克威爾、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當家評論員奧賴利（Bill OReilly）、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總裁邁克爾·奧萊斯基都因此丟了自己的工作。
今年9月，美國的電視界也出現了一位可以和韋恩斯坦匹敵的重量級性醜聞主角。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對外發布公告，宣布公司主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萊斯利·蒙維斯（Leslie Moonves）因「不當性行為」離職。
對蒙維斯的性騷擾指控來自《紐約客》的記者羅南·法羅，他也是最早披露韋恩斯坦性侵事件的記者之一。他在今年7月的報道中指出，有6名曾在蒙維斯手下工作的女性披露了她們遭遇蒙維斯性騷擾的故事，時間跨度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延續到本世紀頭十年。她們指稱蒙維斯曾在會議期間強行與她們身體接觸或者接吻，在遭到對方拒絕後，蒙維斯會以對方的事業前程作為威脅。
蒙維斯不僅自身深陷性騷擾指控，他在CBS的員工下屬也不乏有性騷擾醜聞。在6名女性指控蒙維斯的同時，另一名CBS女性員工也對CBS主打新聞節目《60分鐘》的監製人傑夫·法格爾（Jeff Fager）提出控訴，指責對方對自己有過不當性行為，而法格爾曾是蒙維斯的直接下屬。早些時候的去年12月，《CBS今晨秀》的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也被指控性騷擾過27名女性，其中14名是CBS的同事，醜聞曝光後他遭到了解僱。
電視圈巨頭蒙維斯的倒台頗具有諷刺意味，因為他自己就是#MeToo運動的高調支持者。去年12月，他還幫助成立了「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並促進平等委員會」。在委員會成立之前一個月，蒙維斯在一場會議上發言稱，一個公司的文化必須要杜絕這種現象，但這也是最難的部分，需要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
同樣在今年9月，紐約書評因發表加拿大音樂人戈邁斯（Jian Ghomeshi）的文章《對標籤的反思》而陷入爭議。戈邁斯曾被指控性騷擾多名女性，但在2016年，他逃脫了所有指控，被判無罪。
戈邁斯的文章發表之後，紐約書評主編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沒有判斷指控對錯的權力，自己所知道的是戈邁斯被判無罪，且沒有證據證明他犯下罪行。這番力挺戈邁斯的言論激起了更多要求他卸任的聲音。9月19日，布魯瑪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辭去了紐約書評的主編。
布朗米勒的《違背我們的意願》自1975年出版以來持續處於熱銷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所援引的豐富史料，從神話法典到戰爭騷亂，從種族問題到權力脅迫，用冷靜的筆端重述駭人的真實。
科技公司的「性醜聞」
關鍵詞：「安卓之父」、谷歌、優步
美國矽谷常被視為社會進步力量的代表，科技界往往能更加包容多元的聲音，科技產品也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這次的#MeToo運動把光鮮亮麗的矽谷畫卷撕得粉碎，這其中包括了一直以陽光透明著稱的行業龍頭谷歌。
今年10月，《紐約時報》根據谷歌內部文件和諸多員工的口述，證實了「安卓之父」 安迪·魯賓（Andy Rubin）在四年前離開谷歌的真實原因。當時一位谷歌女員工在公司投訴，已婚的魯賓與她保持婚外性關係，並曾在2013年強迫她提供口交服務。
谷歌在進行調查之後證實了性騷擾指控，並要求魯賓離職。為了維護公司的良好形象，谷歌在離職報告中隻字不提「安卓之父」的性騷擾事件，還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在之後的四年里，谷歌還向魯賓支付了總計9000萬美元的遣散費，並投資了魯賓創辦的風投基金。
這不是谷歌第一次用掩人耳目的方式包庇下屬。在過去十年間，谷歌至少有三名高管遭遇過性騷擾指控，谷歌或者重金禮送，或者置之不理，對這三名高管的性騷擾指控都實施了封口。
另一家位於矽谷的公司優步（Uber）也在2017年初遭遇了性醜聞帶來的高層動蕩。前優步工程師蘇珊·福勒（Susan Fowler）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控訴老東家的包庇行為。她說自己遭到經理們的歧視和性騷擾，包括一位公司高管。優步選擇包庇高管，並最終逼迫她離職。文章曝光後優步的社會聲譽大受打擊，半年間有10多位高管離職，包括優步的創始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
不僅如此，科技圈內的男性權力崇拜絲毫不亞於其他行業。《名利場》（Vanity Fair）雜誌揭露了在舊金山灣區和納帕山谷進行的「濫交派對」，參與者中的男性都是科技圈最有權勢的投資人和高管，那些年輕貌美的女性則從事工程師、營銷和公關等職位。在酒精、致幻藥物和狂歡舞曲的伴奏下，不對等的性別關係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罪惡滋生的紙牌屋
關鍵詞：美國#MeToo法案、威斯敏斯特宮醜聞
#MeToo的大火還燒到了政界，從美國到歐洲，各地政要受到大量的指控。美國佛羅里達州民主黨主席斯蒂芬·比特爾在被控對女性有不當性評論和行為後辭職。兩位明尼蘇達州議員達恩·舍恩和托尼·科尼什被控撫摸挑逗女性同事，並發送色情簡訊，他們也相繼離職。肯塔基州眾議院議長傑夫·胡佛、參議院議員埃爾·弗蘭肯、眾議院議員約翰·科尼爾斯等都受到過性騷擾的指控。
這些指控中甚至還包括不久前去世的美國前總統老布希。他被7位女性指控於近些年合影時輕拍她們腰部以下位置。老布希當時已通過其發言人再度向「被其冒犯的任何人」致歉，並表示由於老布希用輪椅代步，因此當他與別人合影時，其胳膊會下落至他人腰部以下位置
美國國會山飽受性騷擾的非議之時，眾議院議員斯皮爾（Jackie Speier）帶頭髮起了#MeToo法案的動議，目的是改善性騷擾投訴的立法程序。在原先的程序下，性騷擾的投訴需要經過經年累月的時間才能被立法部門歸檔，#MeToo法案確保整個程序縮短至最多180天以內。立法機構還要向大眾公開性騷擾投訴的處理意見，藍領工人、實習生和臨時勞工也能首次受到該法案的保護。
去年10月，歐洲議會特別召開了一次會議回應#MeToo運動。來自綠黨和歐洲自由聯盟的議員分享了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案例，討論有哪些措施可以減少社會對女性的性暴力。歐盟議會和歐盟在布魯塞爾的辦公室也相繼爆出過性騷擾醜聞，受害人集中在辦公室的女性助理和實習生之中。
好萊塢的性醜聞爆發之時，正為「脫歐」傷透腦筋的英國議會也面臨了一場大規模的性醜聞危機，先後有30多名男性議員被指行為不檢點。按照英國法律，英國議會中的女性工作者屬於自由職業者，平時沒有投訴舉報的正常渠道。受到#MeToo運動的號召，不少女性工作人員開始在社交媒體上講述自己在政治職場遭遇的性騷擾。
根據社交媒體上的舉報，這些不同黨派的議員會在電梯和計程車上對女性「動手動腳」， 對秘書露骨調情，甚至在外召妓。被舉報的議員中不乏英國政界的核心人物。英國國防部大臣邁克爾·法倫在遭到多名女性的指控後引咎辭職。政府二把手、首相特雷莎·梅的親信達米安·格林被控騷擾女記者，並被爆料早年在電腦中藏有色情照片。格林在去年年底辭去了內閣職務。下議院議員馬克·加尼爾則承認自己讓女秘書幫妻子與情婦購買情趣用品。工黨議員卡爾·薩金特在被控性騷擾後，失去了威爾士政府社區和兒童內閣大臣的職位，並據信因此自殺。
沉默的日本與抗拒的法國，#MeToo運動遭遇的阻礙
關鍵詞：伊藤詩織、100名法國女性的聯名信
儘管#MeToo運動看似在各行各業有著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儘管#MeToo標籤傳遍全球，已被至少85個國家使用，但不是所有地區都對#MeToo敞開懷抱，接納這套訴求正義的程序和女權平權理念。日本的冷淡與法國的抗拒為我們理解這場社會運動提供了另外的觀察視角。
相比於其他發達國家，日本在#MeToo運動上的表現接近於一片死寂。直到今年4月，#MeToo才對日本政壇造成了微小的觸動。由於性騷擾指控，日本財務次官福田淳一請辭，但他本人仍然否認任何指控。在這之後，日本社會又陷入了持久的靜默。
#MeToo運動對於日本而言僅僅是曇花一現，並不是因為性騷擾很少在日本發生。2016年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還顯示，在全職或兼職工作的女性中，30%的人表示自己曾經受到過性騷擾。
2016年，BBC電視台拍攝了一部《日本之恥》的紀錄片，講述了女記者伊藤詩織被上司山口敬之強暴後，如何走上艱難的維權之路。BBC稱其為「打破日本沉默的女性」。
在2015年被性侵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伊藤詩織先後多次向警方起訴山口敬之，東京地方檢查廳一直以犯罪嫌疑不足為由不予起訴。2017年，伊藤詩織將自己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並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向日本全國控訴山口敬之的犯罪事實，仍然沒有得到日本社會的積極回應。調查員甚至告訴她這樣狀告電視台的分局局長，以後都別想在日本做記者了。
伊藤詩織把問題的根源指向了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壓迫，她說日本並不缺少站出來的女性，但整個社會希望她們保持沉默。在伊藤詩織的事件中，日本媒體選擇了噤聲，主流媒體沒有報道該事件，也沒有批判檢察機關的做法。反而，伊藤詩織收到了很多抨擊其言論的郵件。
「性」和「強姦」在日本文化中一直是禁忌，女性不被允許去談論這樣敏感的話題。此外，日本女性從小被教育表達不要說「不」，明確的否定性表達常被看作是對他人不得體的冒犯。相比而言，在韋恩斯坦事件中，眾多女性打出了「不就是不」的口號。曖昧的語言表達讓日本女性在面對性騷擾時很難做出有效的抵抗，也讓事後的控訴和維權變得格外艱難。
社會成見構建了日本女性的羞恥感，恥於說出自己被侵犯的遭遇，這也是為什麼少數打破沉默的日本女性仍然呈現出一種天然的低姿態。而#MeToo運動能在一些國家獲得成功，正是由於社會解放了女性的羞恥感，同時讓那些犯事的男性多多少少為自己的罪行心懷愧疚。
不同於日本的沉默，#MeToo在法國激起了強烈的社會討論，支持者使用「#BalanceTonPorc」（「 揭發你的色豬」）的法國式標籤來鼓勵人們對外公開涉嫌性侵犯與性騷擾者的姓名。另一方面，不少法國女性並不贊同這場為女性呼喊的社會運動，其中還不乏一些女權主義者。作為發出不同聲音的女性，她們的觀點引來了外界的關注。
今年1月9日，法國女演員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以及100多名娛樂、出版和學術界的法國女性在《世界報》上發表公開信，斥責#MeToo運動已經出現走向極端化的情形。
這100多名反對#MeToo的法國女性在公開信中主要陳述了兩點理由。一方面，她們認為性自由必須包含令對方感到不適的自由，不應該把生硬的調情與性侵行為相混淆。德納芙說作為一名女性，她會關注自己的工資是不是與男性工資在同一個水平上，但不會因為她在地鐵上遇到一個「與女性發生肢體接觸」的男性而遭受心靈創傷，儘管這是犯罪行為。
此外，公開信還批評了#MeToo運動利用社交媒體的控訴方式並不符合社會正義，一連串的網路公審阻礙了不同觀點的表達，這種「媒體私刑」讓描述被性侵犯和性騷擾經歷成為了一場矯枉過正的獵巫運動，造成了互聯網時代的極權氛圍。
此信發表後引發全球範圍的熱議，來自各國的女權主義者發聲譴責，認為這封信是對性暴力的縱容，以及對女性受害者訴求的否定，實質上是抨擊女性以維護男權。
德納芙等人認為 「在地鐵上被摸」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這讓《紐約時報》漫畫家科琳·多倫（Collen Doran）感到憤怒。「德納芙如果不是一名享有特權的白人女性，她或許對性騷擾會有不同的看法。」而最早站出來指控韋恩斯坦的義大利女演員艾莎·阿基多（Asia Argento）在推特上譴責，這封信恰恰表明德納芙和她同伴們的厭女症是多麼根深蒂固。
質疑與反思
與其說#MeToo關於性，不如說關於權力
如果說#MeToo運動在日本受挫是難以兼容的文化背景，法國女性對#MeToo運動的質疑觸及了這場反性侵社會運動背後的疑難：性侵犯的界定與程序的正當性。
如何準確地定義性騷擾一直是個難題，很多性騷擾都發生在模糊的邊緣地帶。哪種言語和行為只是友善的調侃，哪種又是越軌的非法之舉，這些常在私密場合發生的場景並不容易區分。
法國女演員德納芙認為，某些場合中的調情和引誘不應該被當作是傷害女性的罪行，對模糊地帶的一網打盡讓男性與女性在相處過程中有太多的顧忌，矯枉過正的嚴苛劃界只會加劇性別間的分裂。
近年也有學者如法雷爾認為，不需要女性運動也不需要男性運動，而是需要一場性別轉化運動。兩性關係的基石需要從依附轉為平等，兩性的平等也需要建立在愛的基礎上。
另一位法國女權運動家卡洛琳·哈斯並不同意德納芙這樣寬鬆的界定，她認為引誘與騷擾之間並不存在一條界線。騷擾不是一種引誘，它就是暴力。哈斯和另外30名女性也發表了一份持反對意見的公開信，其中談到如果你說性侵犯或性騷擾並不壞，或者不是什麼大事，你傳遞給所有受害者的信息就是此事無關緊要，並且讓侵犯者不用把它視作一個問題。
其次，辨析#MeToo運動是否符合程序正義更讓人傷腦筋。德納芙對網路暴力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社交媒體放大了控訴者的情緒，社會大眾的判斷寧願服從於眼淚和情感，而不是理性和證據。輿論的壓力讓不同的聲音很難被聽見，批評#MeToo運動的女性容易被打上叛徒的標籤，男性更是因為性別就失去了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但是，性犯罪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同於其他犯罪，性侵犯和性騷擾取證困難，常常只能依賴於涉事雙方的證詞。更重要的是，性侵案往往存在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正常的上訴渠道並不管用。韋恩斯坦三十年來的性醜聞直到最近才被曝光，依託的不是司法機關，而是個人的勇氣和輿論的力量。
取證艱難和舉報制還給#MeToo運動帶來了一個新問題：如果被指控人被誣告，誰來為此負責？美國性暴力資源中心的數據顯示，性侵的謊報率普遍在2％至10％之間，隨著這幾年的女權運動，這個數字也有上漲的趨勢。不少媽媽開始用#ProtectOurBoys（保護我們家的男孩）的標籤替代#MeToo，譴責謊報性侵的案件。
如何界定性侵？如何實現公正判決？若遭到誣告如何恢復被指控人的聲譽？這些問題摻雜進黨派之爭後，正在變得越來越棘手。今年9月，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與心理學教授福特的對峙讓外界對#MeToo運動的質疑與反思達到了新的高潮。
51歲的福特在聽證會上的證詞真摯感人，她控訴卡瓦諾在中學時代的一次派對上試圖性侵自己。卡瓦諾也失去了法官的沉著冷靜，聲淚俱下地發誓自己沒有做過這等罪行，年代久遠讓福特認錯了人。實際上，雙方除了試圖打動聽眾的證詞，都沒有更多的可靠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就是性犯罪指控時常面臨的尷尬處境，聽證會變成了「羅生門」，社會正義不僅難求，最後還免不了兩敗俱傷。福特因為勇敢的實名指證成為了一些人心中的國家英雄，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但就和所有打破沉默的女性一樣，不得不承擔自揭傷疤後的二次創傷。卡瓦諾雖仍被任命為大法官，但終其一生也洗刷不了性侵爭議的污點，即使他真的清白。當他說聽證會是「國家恥辱」時，多少帶著點自認受害者的悲哀。
#MeToo運動一年之後，公眾對#MeToo運動的態度發生了微妙但明顯的改變。根據YouGov今年9月發表在《經濟學人》的民調顯示，去年只有超過10%的美國人相信錯誤的指控比未揭露的性侵行為危害更大，今年這個數據上漲到了接近20%。36%的美國人認為，男性不應該為20年前的性騷擾行為而丟掉現在的工作，而在一年前同意這個觀點的受訪者只有28%。
#MeToo運動為這個時代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很多還沒有答案。好的方面在於，#MeToo運動至少讓女性的控訴得到了公眾的嚴肅對待。長久以來，女性站出來指控男性的時候，懷疑的矛頭最終都會指回女性身上。1991年，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指控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性騷擾，支持托馬斯的人污衊她瘋言瘋語，行為放蕩。如今，社會願意接納憤怒女性的合理質疑，沒有人再會以理智或道德為由打斷福特對卡瓦諾的指控。
與其說#MeToo關於性，不如說它關於權力。和其他的性別議題一樣，#MeToo關注的仍然是社會框架背後的權力結構、資源分配和身份認同。討論如何保護職場中的女性免於性侵，最終還是會不可避免地思考職場中的女性有沒有被公平對待，比如公司高管中的女性比例為什麼很少，或者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為什麼存在差距。
社會變革非一日之功。#MeToo運動才過去一周年，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仍然是長遠艱巨的目標，改變的過程更需要審慎的辨析和充分的討論。 但它至少告訴我們一件事：女性可以打破沉默，男性先要學會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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