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雲、郭立新：從石家河玉質禮器看殷商玉器淵源
03-13
【編者按】殷周禮儀制度從何而來？中國文明的源頭在哪裡？人們圍繞這些問題持續爭論，本文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殷商玉禮器最重要的源頭居然是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祖先崇拜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然後作為祖先崇拜重要象徵器物之一的祖先牌位，竟然最早出現於石家河文化並經盤龍城文化傳承和發展而來。這些線索，都為郭靜雲教授所主張的中國文明起源於長江中遊說提供了「實錘」！
摘要 殷商玉器文化已非常發達，為了解其源流脈絡，本文將其與石家河文化玉器進行對比觀察，發現二者在玉器製造技術、紋飾與造型等方面均極為相似，如都用青銅工具加工，採用陽起減地或彎曲線條陰刻技法，都習見饕餮神目與夔紋、扉棱，造型常見龍、鳳、虎、蠶或蟬、立鷹等；這些相似性說明二者系同出於一源，石家河文化應是殷商玉質禮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頭。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著重於討論原來被稱為「柄形器」的玉器，實際上宜改稱為「祖形器」，即後世所謂祖先牌位；這一文化傳統亦肇始於石家河文化晚期，經商文明發展成為關鍵禮器，而後傳至後世並續用至今。前述觀察為理解夏商文化源頭及時空關係提供了例證。 【關鍵詞】石家河 殷商 玉器 祖形器 在對中國玉器時代（3500-2000BC）的研究中，經常將石家河玉器歸入到包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和湖南廣大地區的龍山玉器項下進入討論。這樣做雖然有助於指明這一類玉器在空間上廣泛分布，[1]但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此一類玉器的來源。近年的發現表明，石家河才是此類玉器的真正源頭；[2]相關研究也表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響力非常大，其所隱含的精神與信仰要點，既保留於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時又往北、向西、向東傳播。[3]譬如，西北掠奪族群遺址如陝西石峁中亦發現很多石家河文化玉器；[4]而在長江上游的文化之中，石家河文化玉器器型持續存在了很長時間，後來發展成為三星堆文化的標誌物。[5]此外，亦有許多學者認為在山東日照所出土龍山時期玉圭的圖案，也與石家河文化玉器密切相關並可能是後者的源頭[6]。但是，從碳十四測年來看，該遺址時代晚於石家河文化，因此山東龍山所見器物可能是直接繼承石家河文化的盤龍城文化的禮器，其源頭誠如朱乃誠先生所言，來自石家河文化晚期。[7]同樣，殷商也有許多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先經過盤龍城文化的傳承，而再見於殷周文化之中；其中，人面像、立鷹、祖形器、璋、戈等許多殷周時期遺址出土的精緻玉器，其造型和刻紋之母題和藝術，皆明顯可見到源自石家河、盤龍城的痕迹。本文首先從制玉技術、饕餮神目夔紋與扉棱以及器型等方面指出這一關聯，然後通過對祖形器的考證這一具體的例子，復原從石家河玉器到殷商玉器的演變過程。本研究將為理解夏商文化源頭及其時空關係提供線索和參考。
一、殷商玉器傳承自後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1.技術的傳承 石家河玉器製造技術遠高於紅山、凌家灘、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器型很小、刻得很細，普遍採用陽起減地技法以及彎曲線條細陰刻技法，紅山、凌家灘文化玉器所用的技術不可能達到這種效果。牟永抗先生認為當時人只能使用金屬砣才能製造這種效果[8]，細線條刻紋也不可能用繩砂磨出來，需要用金屬鑽；並且，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紅銅器，而至少是與鄧家灣發現的性質相同的青銅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羅家柏嶺玉器製作坊應該已採用小型的青銅工具[9]，該地點曾經發現過五塊銅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殘件。[10]這種玉器加工技術被後來的早商文明所繼承，日後又被殷商傳承。 2.饕餮神目夔紋與扉棱
圖一 石家河至殷商時期玉器上的神目圖案 石家河玉器造型有一些關鍵特徵，後來普遍成為商文明玉器和青銅器造型的特點，如饕餮眼形強調眼瞳，外眼角上揚，內角彎一小鉤。這種眼形最早見於石家河玉器上（圖一：1-7），不僅影響後來之商文明中的饕餮神目造型（圖一：10-12，圖三：2，圖四：6，圖六：3），也影響到三星堆面像的神目形狀[11]。
商文明禮器中，最關鍵的紋飾是夔紋[12]，夔紋亦最早見於石家河玉器上。如最近在石家河城內譚家嶺瓮棺出土的獠牙神人面像上，冠下用細線對稱陰刻二組鉤曲夔紋（圖二：1）；此類鉤曲夔紋亦見於殷墟婦好墓所出玉器（圖二：2，圖三：2，圖四：4-5），殷商青銅器上亦常見（圖二：3）。
圖二 石家河與殷商婦好墓出土禮器上的夔紋
圖三 石家河與殷商婦好墓出土玉器上的扉棱 商文明玉質和青銅禮器上常見的扉棱（圖三：2，圖四：4-5），最早可見於湖南澧縣孫家崗遺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圖三：1，圖四：3）。此外，後世所出玉器中，亦有不少被認為是石家河時代的遺物（圖一：8-9）。
3.器型的傳承
圖四 石家河與殷商婦好墓出土玉龍造型的比較
圖五 石家河與婦好墓出土玉鳳造型的比較 殷商玉器中玦形龍和鳳等鳥類造型、老虎、蠶或蟬、立鷹等器型亦源自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玦形龍（圖四：1-2）雖然不見有夔紋裝飾，但都呈首尾相銜狀，尾刺對著張開的嘴口，造型與殷周玦形龍神似（圖四：4-6）。羅家柏嶺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鳳（圖五：1），因其造型及風格與中原地區周代玉器相似，曾一度被誤認為是西周的作品[13]。這種誤認也反過來說明二者同出一源，石家河玉器才是後世殷周玉器的直接源頭，殷墟婦好墓所出玉鳳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的遺物（圖五：2）。
圖六 石家河與婦好墓出土玉虎造型的比較 玉虎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常見有玉虎頭（圖一：1-4）或全身造型（圖六：1），後者與殷墟婦好墓中所出玉虎造型非常相似（圖六：2-4）。玉蟬（一般以「蟬」相稱，但實際上應為「蠶」）亦多見於石家河文化（圖七：1-3），此後在殷周玉器中常見，造型也非常相似（圖七：4）。玉立鷹則始見於石家河文化（圖八：1-2），在盤龍城文化大放光彩（圖八：3-8），其後續見於殷周（圖八：9-10）；其造型均極相似，柄形，上雕鷹首鉤喙，下出尖圓形榫頭；盤龍城玉立鷹背上還常見線刻的神祖面（圖八：4-5，7-8）[14]。玉立鷹與原本稱為被稱為「柄型器」者，意義上具有相關性，下文擬著重分析之 。
圖七 石家河與婦好墓出土玉蠶或蟬造型的比較
圖九 1—5.石家河文化祖形器（肖家屋脊出土）；6—8.盤龍城李家嘴出土 安陽後崗殷商貴族3號墓出土了幾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稱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書，寫著「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廟名[15]。誠如劉釗先生所言，該朱書極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線索，而其意義是作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廟裡的牌位。由此出發，劉釗先生更進一步假設：所謂「柄形器」的形狀，符合甲骨文所見字形，便是表達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圖十）[16]。該字在甲骨文中寫成「」，既可釋為「主」的古字，亦可釋為「示」或「且」（祖）的異體字。其實，這些所謂的「柄形器」，最早見於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圖九：1-5），後來在盤龍城（圖九：6-8）、二里頭、二里崗等處經常作為隨葬品出現，洹北城、殷墟和兩周時代的墓也通見。 學界對所謂「玉柄形器」的看法眾多：視為沒有特殊意義的裝飾品[17]；圭類瑞器[18]；牙璋的亞種[19]；表達身分的玉笏[20]或玉節[21]；酒祭用的瓚柄[22]；祖先牌位[23]等。由於朱書痕迹難以保存，所以這一難得的朱書禮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實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寫著祖先的廟名，即祖先日名。
圖十 安陽後崗出土的玉祖器
圖十一 石家河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狀一般為長條形，靠近一端兩側略內凹，做成所謂「柄」狀，器上有多種細緻的刻紋。後來慢慢形成了一種無刻紋的典型器，上頭鑲有一塊圓形的綠松石（綠松石可能會因年久而剝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圓形的缺塊，圖九：6），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繼承了此一特點。鄂東南陽新縣大路鋪遺址出土過形狀相同的盤龍城文化陶祖（圖十二）[24]；石家河祭壇也發現小型陶祖，不過其形狀還沒有典型化（圖十一）。 石家河時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實就是屈家嶺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變體。所謂屈家嶺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嶺祭祀區出土之套筒形偶像（圖十三）。正是因為這類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學界稱為「陶祖」[25]，其意義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將「且」（祖）字的象形意義釋為生殖器，其說可從[26]；而且，「」、「」、「」、「」、「」等作為「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現在大溪文化（4300BC-3300BC）和屈家嶺文化的文字之中。據此推論，大溪、屈家嶺的「」字是甲骨文中「且」（祖）字的來源，並且該字與屈家嶺文化的陶祖或許有直接關係，都是表達對祖先的「生殖」崇拜，而小型的玉祖當也是屬於同一脈絡的禮器，恰好在屈家嶺文化大型陶祖與殷商文字中的牌位之間，補充了中間的銜接環節。
就歷史發展、社會及文化的演變來說，屈家嶺時代「祖」的概念並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會共同體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時代，社會發展和共同體內部的競爭導致其進一步分解成較小宗族群體。[27]就是因為如此，石家河時代的人們，已不製作巨大的陶祖，而開始出現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體積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圖十三）。這一現象並不是同一種器物外形上的發展，而是社會觀念內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嶺時代的大型偶像所表達的是，以城為聚落群中心的人們（這是那個時代最大也最為關鍵的社會結群單位）自我認同為是由一個共同始祖的後裔所組成的共同體；但是循著人口擴展、區域之間來往增加、整個社會財富增加並分化，以往那種從聚落到古國作為共同體的觀念弱化，共同體內部社會分支、家族的觀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動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壇上不再出現大型陶祖偶像，而開始普遍出現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動中強調共同的祖先，而是強調冶煉的神秘轉化的[28]。
圖十三 屈家嶺文化陶祖偶像
圖十五 殷周玉祖形器
另一方面，學者們所提出的「璋瓚」假設亦有明顯的證據，如殷墟出土屬小臣族的/祖上有銘文，直接將其稱為「瓚」，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亦常見王賜璋瓚的紀錄[30]。但是，仔細觀察小臣的玉祖，則不難發現其與典型盤龍城文化器型有一處不同：在其下面好像有另外加工的痕迹，以特別把下端做細，此舉或許就是為了使它能象李學勤先生所說的那樣用作瓚柄[31]。所謂「柄形器」，其原本的形狀並不符合用作祼玉，「瓚」是殷周以來把夏商玉祖另外改用而賦予新意的禮器。殷周時期的墓里玉祖頗為常見，大體存在以下四種情況。第一，有數件石家河類型玉祖見於殷墟王級貴族的墓里，它們應該不是殷商時期製造的，而是前期石家河文化流傳下來的遺物（圖十五：2、3）；石家河玉祖還向南流入吳城文化，在江西新干祭祀坑中也有發現（圖十五：5）。第二，屬於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其所代表的是玉祖牌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南北都可見，或許在磨光的玉上原來也曾寫有祖先廟號，只是因後來字跡磨滅，今已不可見。第三，在典型的盤龍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紋（圖十五：4、6－8），其所反映的應該是新族群不滿意玉祖過於簡單的形狀，希望增加玉器的美麗。第四，保留與玉祖相似的形狀，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較多，而創造出新作用的禮器（圖十五：9、10）。[32] 不過殷周以來多樣化的造型並不否定玉祖的原型和最初的作用，典型的磨光的玉祖在殷周時期仍一直被繼續用於喪葬禮儀中。所以，祖先牌位的傳統源自石家河文化，在盤龍城早商文化，其典型的形狀即已確定。筆者在幕阜山汨羅江地區考察發現，本地旗杆石形狀很特殊。旗杆石是古代經科舉應試考中功名的在祠堂前所豎，以此彰顯身份，光宗耀祖，昭示世人，激勵後輩。幕阜山地區旗杆石的形狀是典型的盤龍城商文化的祖形器。商文明與幕阜山地區關係很深，商青銅大文明因幕阜山的礦而興盛。本地區直至明清時代在祠堂前豎立功名碑，而仍然用商祖形器的形狀，雖然具體過程和緣由已無法考證，但這顯然可視為古聲傳響到今的例子（圖十六）。
圖十六 平江縣哲寮村旗杆石三、總結 總而言之，商文明很多玉器形狀、紋飾與製造技術源自石家河文化；婦好墓就出土很多溯源於石家河文化的玉器。若將殷商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相比較，二者在玉器製造技術、紋飾與造型等方面均極為相似，如都用青銅工具加工，採用陽起減地或彎曲線條陰刻技法，都習見饕餮神目與夔紋、扉棱，造型常見龍、鳳、虎、蠶或蟬、立鷹等；這些相似性說明二者系同出於一源。由於石家河文化遠比殷商時代早，所以石家河文化應是殷商玉質禮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頭。而玉柄形的例子，則更具體而清楚地說明了這一傳承脈絡。所謂玉柄形器，宜改稱為「祖形器」。這一類器物始見於石家河文化，其時可能只有最高的貴族才用，上面帶有很多刻紋，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到了盤龍城時代，使用祖形器的禮儀普遍化，成為很多貴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而且很可能在牌位上書寫祖先的廟名。為祖先立牌位的傳統，其源頭即在於此。這一禮器傳統一直延續到殷商並繼續用，所以我們在殷墟婦墓中仍然發現大量祖形器。這些觀察表明石家河文化對於了解夏商文化淵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助於我們從更寬廣的視野中理解夏商文化源頭及其時空關係。 [1]Jessica Rawson, Chiese Jade: FromtheNeolithic to the Qing, Chicago:Art Media Resourses.2002；p35-39; ElizabethChilds-Johnson, 「The Art of Working Jade and theRise of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Jade Age& Early Chinese Jades inAmerican Museums, Beijing:Science Press,p. 291-393. [2]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海冰，《石家河遺址出土240餘件史前玉器改寫對中國玉文化的認識》，《湖北日報》，2015年12月20日。 [3]郭靜雲著：《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219-220. [4]郭靜云：《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3年，頁134-142. [5]裘士京、陳震：《三星堆青銅頭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從三星堆青銅頭像看三星堆文化的來源》，《成都大學學報》2011年第1期，頁41－43；郭靜雲著：《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528－529。
[6]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19；王勁：《石家河文化玉器與江漢文明》，何介鈞主編：《長江中游史前文化曁第二屆亞洲文明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鄧淑蘋：《也談華西系統的玉器（六）──飾有弦紋的玉器》，《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十期，1994年，頁82－91；林巳奈夫（日）著、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年，頁23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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