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從基督徒變成精神孤兒的？
03-16
01
這是我離開教會，過得第一個聖誕節。 在這之前，我可是一個基督教「甜心女孩兒」。說俗一點，就是母愛泛濫的傻白甜。我們家有基督教傳統。從我姥姥那輩兒就是傳統的福音派基督徒，到了我媽和我姨這代也繼承姥姥的衣缽，成了響噹噹的原教徒。而我十幾歲的時候就決志信主，成了把「感謝神」掛在嘴邊兒的sweet Christian girl。 而我的基督信仰是在加拿大求學的那段時間抵達巔峰。真的，那個時候我真的把信仰視生命來看待。 剛到國外的時候舉目無親，加拿大人笑臉的背後藏著一種冰冷的親切，讓我感到極度的孤獨和寂寞。那個時候，我在基督徒上感受到了無條件的關心和接納。我總是在想，為什麼他們跟外面冷漠的人完全不一樣？為什麼會對我這個普普通通的來自異國他鄉的女孩這麼友善？於是，憑著對愛的痴迷和渴望，我成為了一個鐵杆兒基督粉兒。 我是一個做事嚴謹認真的人，對待信仰的態度亦如此。當然我指的並不是對宗教知識上的批判，而是對生命意義上的追尋。我不僅熟讀聖經，還身體力行傳福音。就像耶穌教導的那樣：「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馬可福音16:15)。 如果你認識那個時候的我，可是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模樣，頗有一番賣保險人的架勢，給周圍各種人傳播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我曾在Mall里發信仰傳單，跟吸大麻的流浪漢一起被保安轟了出來。我還在基督教團體里是個小頭目，和來自世界各大洲的基督徒學生領袖一起開車穿越加西，在沿途各大西人教會裡籌款、做演講，呼籲關注國際留學生這一龐大的「隱形」群體……
教會的風光無限並不能夠掩蓋我內心當中的掙扎。無論我再怎麼敬虔禱告，總有一種帶著面具的感覺。每當分享自己信仰的心路歷程的時候，彷彿都在迎合教會的主流價值觀，講一個「他人」的故事。 發生在我周圍的事情，更讓我對信仰產生懷疑。我看到有人在教會裡被霸凌，還有一個女孩因為抑鬱症而自殺。即使在我們宣教的小隊伍里，依然有紛爭和歧視——來自奈及利亞的女孩被排擠、來自墨西哥先天智力有問題的男孩被孤立、來自台灣的女孩總是讚美神賜給她一個「吃什麼油炸食品都不會長肉」的中產白人男朋友，然後像個復讀機一樣，把這件事每天重複一百遍。在我離開溫哥華去往多倫多之前，因為理念上的不同，牧師和某些教友吵得臉紅脖子粗，教會內部發生分裂，從此只是陌生人。 這一切事情發生之後，大家只是一味地悔改禱告讚美主，對實際問題避之不及。或者，他們也不知道如何處理，怕事情泄露了風聲，被外人知道了丟面子，所以私了為好。 ——我覺著這一切特別虛偽。魔鬼從來都不是那個從天而降能夠隨意擺布你我的大能者，而是源於你我心中的冷漠。 就像《馬太福音》23：27-28中耶穌批評法利賽人一樣：「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裡面卻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所以，我漸漸離開了教會積極分子的光環，成為了一個普通的信徒。把目光由基督教轉向學術，渴望學術能夠填補我焦灼的內心，告訴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02大學本科的時候我學的是心理學和社會學，還在心理學實驗室工作了兩年。我經手的試驗基本上每一個都帶有「公平」、「公正」、「平等」字眼。可是，以試驗為基礎的心理學告訴我的都只是有這麼個結果和一個並不讓人那麼信服的解釋。而社會學所學到的就是——都是別人的錯，跟老子一點關係都沒有！ 到頭來我還是滿臉問號。 那個時候我對社會科學極其失望，所以轉向人文社科。我就是憑著一股的衝勁兒，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讀了一大堆這輩子都讀不懂的歷史理論書，寫了一個research proposal，申請到了東亞系的研究生，主修歷史方向。
在多倫多讀研的時候，我的確接觸到了非常多精彩的思想，跟不同時間空間維度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對話，痛並快樂著。可是，這些人都給了我解釋世界的方法，我卻從他們的作品當中絲毫感受不到意義的存在。久而久之，批判變成了一種冷冰冰的奢侈品，理論也只是不同的大牌罷了。批判理論好像簡伯金的包一樣，被人拿出去當做一種身份象徵，四處炫耀。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又回到了教會，回到了那群有人情味兒的人中間。他們當然不知道誰是福柯、德里達、斯皮瓦克，也不關心批判理論和田野調查。他們只知道我是個不完美的、在外漂泊、孤單脆弱的年輕人，會陪我聊天、幫我搬家、給我做好吃的，時不時地還帶我出去玩。 所以，有一次我在跟我們系同學們party的時候，我公開說自己是個「基督徒」，還相信《聖經》是絕對真理（實話嘴欠附體），本來活潑的氣氛突然充滿了濃濃的火藥味兒。那個跟之前跟我一起合唱情歌的韓國同學突然一改柔情似水的模樣，情緒大爆發，向我啐了一臉理論知識，句句都在說：你TMD的是不是個腦殘，能不能別用腳指頭思考問題行不行！ 直到現在我都感謝他的真誠。因為如果不是關係好到了一個份兒上，早就被政治正確了，心裡估計把我當成SB，跟我不再來往了吧。
其實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只我一個。在我們系還有一個講師也是基督徒，我們還參加同一個教會。老師是宗教學的PhD，之前痴迷於道教，還跑到武當山修過道。後來回到了耶穌的懷抱，踏踏實實地成為了一個基督徒。所以在東亞系裡，我們倆是「怪胎」，也是經常抱團取暖的「戰友」。 有一次，我倆還一起參加了一個培靈會，就是請一個知名牧師來做個培訓講座，堅定大家的信心。參與者都是華人，來自大陸和香港的各佔一半。牧師是從香港來的，那一口港普聽得我66的，所以到底講了點啥我也沒弄太明白，但我卻被那一種氣氛感染了。要知道，那個時候正是港獨鬧得最凶的時候，在校園裡都很少見港生和陸生能夠happy地一起玩耍。同樣在那段時間，在一個有關女性主義的課里，我有一個同學從香港來的。我可是個居委會大媽的性格，見了誰都想聊兩句，可在她面前我還真落得個熱臉貼冷屁股的結局。當然了，這跟港獨有沒有關係，我就不知道了。哦，也可能是她被我這種河北人民獨有的熱情所嚇到了吧。 所以，當我在培靈會裡看到香港民眾和大陸民眾終於能夠找到共同語言的時候，我生髮出了一種老母親般的欣慰，然後在有獎問答的時候，還拿著話筒激動地說：「是上帝的愛讓我們在一起！」與當年乾隆下江南的感慨有異曲同工之妙——有道是，不下江南，不知民間疾苦也。後來，有一次跟曾老師講起這段經歷之後，非常榮幸地被他扣了個「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者」的帽子。03真正讓我從教會走出來，還是回國之後的事情。到了北京之後，當我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建立起了一個穩固的社交圈，我才感到心理上富足安全，漸漸有能力反思自己的信仰。這期間有三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大。
第一，是我姥姥的去世。 我的姥姥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西醫，她死於胰腺癌。臨終前，她被癌痛折磨得死去活來，甚至出現了幻覺。在她去世之前，有那麼一刻是清醒的。她緊緊地拉著我姨的手，跟她說：救救我，救救我。我姨哭泣著說：媽媽，我救不了你。你要求耶穌。 那一刻，我望到了姥姥絕望的眼神。那個眼神我現在都記得，是一種生命結束之前，比死亡更可怕的絕望——到你死的那一刻才意識到，意義從來是自己創造的，而不是被給予的。可是，你已經過完了一生。你覺被巨大的虛無感所吞噬，那種精神的絕望比肉體的痛疼還要痛吧。
直到現在，我都難以想像在那一刻我姥姥所經歷的絕望。 第二，是我的摯友向我出櫃。 在主流福音派的教義里，同性戀是一種罪。這對我一個異性戀者非常好接受，而且我天真的以為我周圍的人跟我一樣。所以我的假想敵總是「他人」，而不是「自己人」。 當我最親近的朋友告訴我她的性取向的時候，我陷入了信仰的危機。她跟我戰戰兢兢地說：「我不敢告訴你，是因為我知道你的信仰認為同性戀是個罪，我怕咱們連朋友都做不成……」
20世紀的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寫了一本小書《我與你》。他認為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只有兩種：我與它，我與你。病態的同情心就是「我與它」的關係。當我抱著預期和目的去和對方建立關係，安慰別人是為了讓自己心安。我想從中獲得些許的優越感，期望自己的關心和同情獲得讚揚。同情的對象淪為了我實現目標的工具。 這完全說的就是我。於是，我開始在問自己，基督教到底給了我真理，還是自尊心的滿足？ 真正壓死我那在基督教義里「它者化」執念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讀遠藤周作的《深河》。神父大津，酷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神道成肉身般悲劇性的角色，深深地打動了我。他是那麼不才、笨拙和軟弱，但卻在追求真我面前那麼的堅定，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曾冒著被神學院開除的風險，跟教授和高層爭論到：「我認為神並不是如你們認為的，是人以外讓人瞻仰的事物，而是在人之中，而且包容人、包容樹、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我在每個人身上找到了神，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們輕視其他宗教的教徒？難道是內心有著優越感？我在猶太教徒身上、在伊斯蘭教徒身上都感受到神的存在，而它無處不在。」 我的困惑被這個大津完全地表達了出來，這不是在質問上帝，而是我自己。於是，我決定出走。 可出走只是開始，而下一步是精神世界的重塑。04前一段時間我還對有宗教信仰的人保持輕蔑的態度，可最近正在歷經意義的焦慮，困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里。雖然意志很低沉，但我對宗教的態度反而不再那麼激進，平和許多。因為我意識到，人是那麼的渺小脆弱，多麼希望能夠跟一個更偉大的力量相連接，可卻憾於時常禁錮在自我世界中無法出來。這種焦灼的矛盾在人經歷苦難的時候會被放大，再堅強的人也會迷茫困頓。遺憾的是，這個社會給予你我的選項並不多。我現在都還記得，在曝光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的電影《聚焦》中，當真相查明後，男記者經歷了一場信仰的危機，幾欲崩潰。他說：「我小時候特別喜歡去教會。我甚至還想著，未來某一天，我會回去……」在這個寧靜的聖誕之夜，我真不知道從宗教和消費之間，做出哪個選擇會給人孤獨的內心帶來更多的安慰，對這個世界造成更少的傷害。 就在昨天，也就是平安夜的晚上，當我一個人在家吃著晚飯的時候，耳邊突然響起Silent Night。眼前看到了幾年前的平安夜晚上，在溫哥華，我曾和一群不諳世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一起穿著潔白如雪的長袍，站在代表著救贖、寬恕和愛的十字架下，齊聲唱響這首歌。那個時候的我是多麼堅定地相信漂泊的心找到了最終依靠，渴望更加深入地了解上帝的愛，成為每一個破碎靈魂最美的祝福。那一刻，淚水潤濕了我的雙眼。 我還是那個尋求意義的主體，滿懷同樣的真誠上路。只不過這次需要自己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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