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漢唐以來的政治制度之二---- 唐朝的政治制度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中國，始終沒有出現過一個像樣的政府，因而也沒有像樣的制度問世，直到唐朝建立。但唐朝政府和制度已不是漢朝的舊模樣，而是換了嶄新的一套。

「唐代制度，在下有科舉制，為政府公開選拔人才，在上有尚書省，綜合管理全國行政事務。這兩項制度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後一千年的穩固基礎。」﹙錢穆《國史新論》﹚

唐朝制度並不是憑空設計的產物，至少有三個來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北周。

第一個來源：「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

第二個來源：「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

第三個來源：

「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于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舊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參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朝繼漢朝之後，使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二次鼎盛局面。

「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同上）

唐朝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值此鼎盛時期，尤其是前期，唐朝農業生產蒸蒸日上，手工藝品日益精巧，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城市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唐朝後期，江南經濟在南朝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日後南方經濟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石。

在治國理政方面，先後出現了「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其時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呈現一派昇平景象，「兩治」的成就皆超邁西漢「文景之治」。

唐玄宗在位時期（公元713-755年）鼎盛局面達到了高峰，甚至文壇上也出現了所謂盛唐氣象。

唐朝也是傳統中國由前期向後期發展的轉折時期。唐朝後期出現的處於萌芽狀態的新事物，對此後千餘年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針對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農民起義軍提出了平均財富的要求。唐末王仙芝「天補平均大將軍」，不僅是一個頭銜，也是一個戰鬥口號。這一口號，乃是宋代「均貧富」、明代「均田」、清代「天朝田畝制度」之先聲。

又如唐代賦稅制度從租庸調製向兩稅法的變革，不僅是唐代賦稅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漢代以來課役由重丁口、輕地產轉變為輕丁口、重地產的一道分水嶺。此後宋代的「兩稅」、明代的「一條鞭法」及清代的「攤丁入畝」，都是唐代兩稅制的繼承與發展。

再如韓愈和李翱的哲學思想為宋、明理學開了先河；韓愈和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為宋代的第二次古文運動奠定了基礎，寫古文蔚然成風，一直延續到1919年白話文運動前夕。

唐朝還是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又一個關鍵時期。秦、漢是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第一個關鍵時期，但魏、晉之後中土陷入各族混戰狀態。唐朝前期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其高度的文明發展程度增強了周邊各族的向心力，從而使國內各族間的接觸與交往得以空前發展，民族關係更加密切。

唐代是繼漢代之後，中國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第二個高峰期。大唐帝國的國際地位和優異的經濟、文化成就，使亞洲各國乃至部分歐、非國家爭相與唐朝交往，遂使中國成為亞洲諸國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和中心。

唐代中國在亞洲的崛起，

「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隋末唐初，亞洲大部分民族的主子是突厥。隋末離亂，眾多中國人歸附於突厥，其勢更趨強盛。當時僭號稱王者對突厥皆北面稱臣，唐高祖李淵也曾稱臣於突厥。其時突厥「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10年之後，唐太宗竟能一舉而覆滅突厥，固然由於唐室君臣奮發自強，主因則是突厥境內天災頻仍與自身腐敗，加以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授中國以可乘之機」。

回紇自唐肅宗之後聲勢最為雄大，中土受其害甚巨。至文宗時，其境內天災黨亂困擾。境外黠戛斯崛起侵之，乃崩潰不振。時唐朝亦非強盛，回紇衰敗並非出於唐盛。

唐太宗曾傾全國之力進攻高麗，以失敗告終。高宗再度出師，仍由李世勣挂帥，終能成其大功，緣於其時高麗既有內亂，而唐軍進攻策略得當之故。

唐代武功堪稱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卒致勝利之原因在於：

「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誡之意。」﹙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漢唐盛世，並非只是憑藉武功，理應首推漢唐文化。就唐代而言，其文化何以有如是之盛？何以氣度如是恢宏？何以能包容萬端？答案還要到文化中去尋求。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列舉史實說明：「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只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並指出：「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致無謂之糾紛。」

這種以胡漢雜陳為特徵的文化遂成為「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隋唐制度淵源論稿》﹚

陳寅恪以安史之亂作為唐代乃至中古文化演變之轉折點：

「大唐帝國至安史亂後，名雖統一，實則分為兩部。其一部為安史將領及其後裔所謂藩鎮者所統治，此種乃胡族或胡化漢人。其他一部統治者，為漢族或託名漢族之異種。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庭，即所謂山東士人者為代表。」﹙《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

這種分野，「非僅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即社會文化亦完全成為互不關涉之集團。」﹙《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何謂中國文化？

陳寅恪答道：「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見《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為重要者。」﹙《王觀堂先生輓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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