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獄的邊緣——萬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

陰雲

自萬曆初年利瑪竇等人來華傳教，到萬曆四十四年，已有三十多載。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得益於利瑪竇等人靈活而有針對性的傳教方針和徐光啟、李之藻等護教士大夫的支持和保護，來自大陸彼端的天主教在這東方古國逐漸站穩了腳跟。和他們交遊、學習的士大夫和王公貴族絡繹不絕，其中不乏像李贄、章潢這樣的名士；身居九重之中的萬曆皇帝也逐漸認可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儘管中國地區信徒的數量到1615年為止只有5000人，和同是新開闢教區、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相比還不值一提，不過傳教士們堅信，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又有一群學識淵博的士大夫群體，假以時日，他們一定可以將基督的福音灑遍大明兩京一十三省的每一個角落。

不過，從這些「番僧」踏上中華大地的那一刻起，圍繞在他們身邊的攻訐和猜疑就不曾停止過。在某些天朝上國士民的眼中，這些來自未聞其名之國，相貌古怪的洋人宣揚的教義和行為與他們奉為至尊的孔孟之道比簡直就是異端邪說：洋人宣揚的一夫一妻制是對中土香火相承思想的挑釁；天主教堂允許男女一起禮拜是在散布淫亂之風；參與修正曆法是想煽惑民心，亂正統；主張天主獨一更是欲教導中國人不知有君、父！而一些傳教士和教徒毀壞神像，阻止民人祭拜祖宗和向地方寺廟捐款的過激行徑更是讓他們怒不可遏。為了維護天朝的倫理綱常，防止 「邪類」繼續妖言惑眾，這些道統維護者決定行動起來，從著書立說，公開與傳教士舌戰，再到串聯地方士人上書請求地方官懲治傳教士，有激進者甚至煽動鄉民衝擊教堂。根據當時傳教士曾德昭（即後文的謝務祿，《大中國志》的作者）統計，1616年前全中國發生的教案達五十多起，以省份劃分則以與洋人打交道最深的廣東為最。不過這些教案多是口舌筆墨功夫，基本沒有爆發流血衝突。由於傳教士上面有人加上萬曆皇帝的怠政，地方官員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最後多以和稀泥態度處理了事，所以這些教案爆發沒多久就歸於沉寂，沒有產生太大的風浪。完事後傳教士們還是如平常一樣向民眾傳播福音，向士大夫們傳授來自西洋的奇妙學問。

不過那些衛道士們並沒有就此氣餒，他們如潛伏在水中的鱷魚一樣，在等待著一個合適的時機，將這些洋和尚們一口消滅，讓天下回歸太平。。。

風起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即將入夏的南京已有些悶熱，大明的官場還是如平常那樣，在平淡和喧囂中度過著每一天。不過，這種景象並沒有持續太久，時任南京禮部尚書沈?的一封彈劾洋教的奏疏——《參遠夷疏》，很快在這個死水化的官場掀起一陣巨浪，也拉開了南京教案的大幕。

沈?，浙江湖州烏程人，出生於一個官宦之家，和當朝首輔方從哲是老鄉且關係不錯，在教案爆發的前一年轉任南京禮部尚書。沈?早年曾拜師高僧祩宏和尚，是一個虔信佛教的「偶像崇拜者」，深受儒、釋兩道熏陶的他對天主教非常仇視，而南京正是當時天主教眾的一個重要活動據點。儘管南京禮部尚書是個閑職，不甘寂寞的沈?或者是為了讓自己在來年京察上爭取個好的評價，或許是收取了某個高僧的巨額賄賂（謝務祿的說法），又或者是真的只是為了維護道統，自認忠君愛國的他選擇了直接上書皇帝，請求禁絕天主教。

在此疏中，沈?首先指出傳教士們入華未經法定程序審查，違反了明帝國的關禁之律，犯夷夏之防。接下來又老調重彈天主教在意識形態和學術觀點上與在中土被奉為至尊的儒教和民間尊崇的佛教是如何地勢不兩立。他又指責居留北京的龐迪峩、熊三拔和在南京活動的王豐肅、陽瑪諾等傳教士「廣有貲財，量人而與」，是為了籠絡民心，圖謀不軌，將這些番僧比作安祿山、劉淵、石勒等輩。沈?最後請求兵、禮二部會同審議，如果情況屬實，請按《大明律》處置教眾，以保國家萬年太平。

不過這樣一封言辭激烈的奏疏送達御前後不久就和其他奏牘一起淹沒在留中文書的海洋之中，並沒有引起神宗皇帝的關注。六月份，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也提交了一份內容相似的奏疏，請求「辟異教、嚴海禁」，同樣落得個「不報」的結果。接下來兩個月北京朝廷也沒有下達任何相關的指示。反倒是消息靈通的入教士大夫楊廷筠先收到了風聲，一面請朝中友人從中說情，一面親自致信沈?為天主教辯解。時任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的入教官員徐光啟聽到沈?上疏的消息也坐不住了，連忙放下在天津的屯田工作，寫成《辯學疏稿》上呈皇帝，為龐迪峩等人辯誣，力贊這些教士「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建議皇帝如果不相信這些番僧，可以命令他們斷絕和母國的聯繫，生活所需由中國商人提供，同時用連坐法監察他們。一向視公文如毒物的萬曆皇帝倒罕見地在這封無關痛癢的奏疏上批了「知道了」三個字，然而並沒有明確表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龐迪峩、熊三撥等人也從奉教官員那裡知道了沈、余上書彈劾天主教眾的消息，急於辯解的他們也在七月初寫了一篇洋洋洒洒六千多字長的揭帖，一封直達御前，一封在京師各地廣為散發，正面反駁沈?的種種指控，企圖引起輿論同情。不過令龐、熊二人沒想到的是，這封揭帖不但未能為自己脫身，反而給了沈?等人一個新的攻擊點，此乃後話。

不過沈?等欲置南京天主教眾於死地的官員可沒興趣與楊、徐等人打口水仗，也沒耐心等待皇帝不知猴年馬月才能下達的指示。他們決定先斬後奏，在洋和尚們反應過來以前將他們一網打盡。

受難

萬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西曆1616年8月31日傍晚，夏末的太陽漸漸地淹沒在大地的深處，南京的神父王豐肅、謝務祿（前文提到的陽瑪諾神父已前往廣東）和教友們如往常一樣安靜地準備著晚禱。忽然，留都的大街上出現了大隊全副武裝的兵馬，在途人驚異的目光中，他們很快將教士們居留的房屋包圍得水泄不通。直至東方初露魚肚白之時，隊伍才中出來了三個軍士進入教士們的居所，禮貌地傳達了朝廷對他們的逮捕令並把屋裡屋外的一切物品詳細搜查並予以登記。

王、謝二人對這突如其來的搜捕並不感到意外。他們在之前就已經對沈?等人的行動有所耳聞。在南京軍隊開動的前一天，教士們已經從北京來的信使和兵部官員口中知道了留都衙門要對天主教眾採取行動的消息。王、謝二人了解後就到教堂做了懺悔和獻祭，將堂內的貴重物品收拾好寄存到一個基督徒的家中，然後平靜地等待官兵到來。這次下達逮捕令的人不是深居九重的萬曆皇帝，也不是發起教案的沈?，而是南京巡城御史孫光裕。

軍士們清點完房屋裡的東西並將其封存好後就用轎子把王豐肅「請」到監獄，將身體抱恙的謝務祿暫時單獨關押在一間空房子里，直到第二天官兵才在沈?的再三催促下將謝神父押入大牢。與此同時，南京當局也對與洋神父有關係的中國人進行逮捕。在官兵抓捕的過程中，一位叫姚如望（教名John）的基督徒，當著官兵的面手執黃旗，口稱「願為天主死」，眾位官差非常感動並把他抓回監獄審訊。整場行動持續到八月，南京當局一共拘捕了24名教會相關人士，裡面有修士鐘鳴禮、曹秀、鐘鳴仁，有為教會做工的百姓，還有被賣給神父的孩童，上至六十多歲下到十幾歲，籍貫遍及大江南北。抓捕行動完成後，南京禮部於八月向城內百姓發布了一張告示，曆數這些洋教「邪黨」的罪行，同時又申明不會傷及無辜，「只欲申嚴律令，解散其徒眾耳」，請百姓放心。

這次由巡城御史孫光裕發起的拘捕行動讓沈?頗有些意外，本來他想等待上峰命令再採取行動的，以免予人話柄，現在既然生米已成熟飯，就只能順驢下坡一路走到黑。沈?隨後又向神宗皇帝上了一封奏疏——《再參遠夷疏》，裡面指控教士在南京洪武王岡、孝陵衛等陵寢重地私建房屋，聚眾集會，遍傳符咒歌謠，居心叵測。隨後又質疑：自己五月初上奏、七月初才見之邸報的《參遠夷疏》，為何北京的神父七月初就已經知道且廣發揭帖回應，二十一號就 「已有番書訂寄揭稿在王豐肅處矣」，指出「狡焉醜類，而橫弄線索於其間，神速若此，又將何為乎？」，顯示天主教徒已經在大明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郵政系統。沈?最後再次催促皇帝「即下明旨，容臣等將王豐肅等，依律處斷」，其他從犯如鍾明禮等也一併處置。另一邊廂則加緊對被捕教眾的審訊。

被捕的南京教眾被分別關押在五間陰暗的牢房，相互之間嚴禁交流，每天吃的是冰冷且半生不熟的米飯和青菜。被關押在一起的謝務祿神父和鐘鳴仁修士伙食稍好，也只不過是每頓多兩個鹹鴨蛋罷了，而牢外基督徒突破重重阻攔送來的救濟物剛到監獄就被如狼似虎的官差和其他犯人瓜分。

比起生活條件的惡劣，更讓教眾們感到痛苦的是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為了儘快結案同時好好地教訓一下這些「邪教」眾人，在沈?指示下，監獄內的衙役對教眾極盡暴虐之事：狂暴的拳打腳踢，不堪入耳的辱罵，如雨點般潑來的污物，還有時不時的杖打，通常是舊傷未愈，就又挨一頓板子，就是有病在身的謝務祿也難逃一打，有兩位教友不堪折磨先後死去。陰暗濕熱的南京大牢里時不時傳出教眾們痛苦的呻吟和撕心裂肺的哀嚎聲。

即便如此，這些信徒沒有一個出賣自己的夥伴，反而儘可能地互相幫助：傷痕纍纍的王豐肅神父強忍著疼痛為其他被打得皮開肉綻的教友治療，一位囚犯則從每天的生活費中省一點下來去接濟其他人，對上帝的虔誠和對真理的確信則支撐著他們渡過這場劫難。經過初步的審訊，有一些教眾因為年紀太小或者年老體衰，或者因為審訊官員認為他們涉教未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被先後釋放，謝務祿、王豐肅和鍾明仁等幾位要犯則被繼續關押聽候上級發落。

從南京的教眾們被捕開始，中國的基督徒們就行動起來和沈?做著頑強的鬥爭。李之藻、徐光啟等在北京的奉教官員不知疲倦地上書皇帝，發動輿論為教友伸冤；一位在北京新受洗的士人知道教難發生後不遠千里奔赴金陵，慰問監獄裡的教友並為他們療傷，還和反教官員辯論。一些不附教但富有同情心的官僚士大夫也指責沈?在冤枉好人，迫害無辜，讓這位衛道士倍感難勘。沈?深知此事拖得越久對自己越不利，所以到了十二月，他再次上疏催促皇帝儘快下旨，同期上書催促的還有南京禮科給事中晏文輝。與此同時，他又利用朝中關係，請求首輔方從哲從中說情。在老鄉的強烈請求下，是月二十五日，內閣首輔方從哲與閣臣吳道南再參西教，請皇帝速速降旨答覆。不堪其擾的萬曆終於在三天後做出了自己的決定。。。。

終末審判

明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曆1617年2月3日，一向悶聲發大財的明神宗就南京發生的教案罕見地下旨表態：王豐肅等人「立教惑眾， 蓄謀叵測，」，交由廣東督撫驅逐出境；龐迪峩等參與修歷的教士也被勒令遣返母國。也就是說兩京的西洋傳教士都被驅逐出境，他們幸運地免於一死。

聖旨下達後，在北京的神父們很快被在棕櫚主日（一個基督教節日）後的一個星期天被趕出北京押往廣東。一些官員對神父們表示歉意，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命令沿途的百姓禁止羞辱他們，同時把神父們原來在北京居住的房屋交給一個基督徒看管。

對在南京大牢的神父們和教眾而言，這道看似寬仁的聖旨並不意味著苦難的結束。對判決有些失望的沈?將怨氣毫無保留地發泄在他們身上：王豐肅被重打十大板，然後像馬戲團里的動物一樣，和因病免受杖責的謝務祿神父一起裝進一個狹窄的籠子里，帶上鐐銬，經過一個月顛沛流離後到達廣東，然後被趕到澳門。而那些華人教徒更加悲慘：每人重打七十大板，兩位修士另外加刑並分別被判服苦役和充軍，不過面對這些非人的折磨，信徒們依然表現得是樂觀和且充滿信心。那些曾給信徒門留下美好回憶也帶來了無窮猜忌的樓房，被南京禮部拆毀變賣，部分建材被拿去修繕渤泥國王的陵墓，為這起教案畫上一個意味深長的句號。

儘管南北南京的傳教士被盡數驅逐，但天主教並沒有在中國消失。各地潛伏下來的西洋教士如郭居靜、艾儒略等人頂住壓力在一些奉教官員的幫助下繼續向大明臣民傳播福音，上帝的信徒在這片土地上繼續增加，一些神父們未曾到達的地方也開始出現嶄新的十字架。

數年之後，謝務祿神父改名曾德昭，王豐肅神父改名高一志，回到中國繼續他們未完成的使命。但他們沒有預料到，天啟四騎士將在接下來數十年里如洪水般席捲整個赤縣神州，上帝的忠僕們將在這篇古老的土地上面臨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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