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云：中國青銅時代歷史綱要

郭靜云：中國青銅時代歷史綱要

神話創造和理解史實，這是歷史研究中兩種並存的趨勢。古代社會留下了很多歷史化的神話，成為漢代以來寫作神話化歷史的基礎。傳世文獻描述夏商周三個異族朝代，成湯克夏，而武王克商，興衰情況都很相似。這顯然是一種神話化的歷史結構。

早期歷史神話的形塑過程是個謎，在形成現有文獻所記載之樣貌前，個別族群的神話化的歷史應該早已合併為一體，這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到「天下」一元史的意識形態。因此我們所能看到的早史故事，應該更符合於殷商青銅禮器

：龍首、虎身、牛角、鷹爪合為一體的形象。秦漢統一天下後，更加需要以一元歷史證明其統一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呂氏春秋》、《史記》的一元史便蘊含著天下帝國的意識形態。傳世文獻雖然不是憑空而來，但它們有自己的內在意義，與史實頗有落差。

近百年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史前文明的依據。目前已知中國青銅器文明主要有三。第一是長江流域，是當時文明化、國家化程度最高的農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為先蜀、先楚、先吳、先越等國家文明的基礎，其中先楚文明所在空間最為寬闊、豐腴，國家化程度也最高。從地理與考古情況來看，很多顓頊、堯舜和夏禹的故事較符合長江中游的環境（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來理解其更早的歷史階段）。第二是東北遼河流域地區，自紅山文化以來即為純熟獨特的文明，到了青銅時代夏家店下層文化，因與草原交界，明顯具有以軍權治理社會的特點，在歷史上成為殷商集權最關鍵之基礎。第三是西北齊家青銅文化，族群流動率很高，文明化、國家化的過程直至商周纔明顯，但最後成為周與秦政權的發祥地，掌握了大規模的政治權力。

這三地各有金屬礦床，所以各依靠其本土礦床發展，礦料的差異性也影響早期青銅器技術的差異。在這三區中，長江流域的礦床最豐富，肥沃土地也成為文明發展理想的條件。此地區幅員最寬廣，上、中、下游是不同文明的發源地。從距今五千年以來，長江文明的社會分化、國家化過程很明確。筆者分析考古資料，認為長江流域的文明形成，相當於史前蜀、楚、吳、越的文明起源，且從新時器中晚期到戰國漢代，其間發展一脈相承，並無中斷。

因長江金屬礦的位置在先楚與先吳之間，這導致楚、吳是發展最快最豐腴的文明。且在殷商之前，長江中游、漢水流域的楚文明，是空間最廣、人口密度與國家化程度最高的文明，很多早期的神話似乎都源自楚地。江漢先楚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時已建構了聯合城邦古國，筆者將稱之為「雲夢澤的蘇美爾」，其原因在於中國文明所傳世神話的形成中，江漢地區的聯城國邦的文明作用，可能就猶如蘇美爾在西亞歷史中的作用，具有原始創作者的角色。

按照考古所得，楚文明是從長江中游、江漢平原逐步開拓了黃漢平原，到達黃河南岸。這種過程在新石器時代已開始，先楚人北上時，培育出適應江漢地區較寒冷、乾燥氣候的稻作。距今4400年左右的石家河青銅文化時期，江河之間的中原文明已達高度同化之狀況。考古揭示，石家河、盤龍城文明東到鄂東、大別山東側，西到大巴山，南到江湘，北到黃河南岸。換言之，考古、環境和地質的資料互補表達，中原文明並不可能發展自黃河南岸，長江中游及漢水東遊平原的文明，纔是黃漢平原，即中原文明的發祥地。

筆者認為，所謂「早商」中原文明實際上是殷商佔據中原之前的先楚文明，「二里頭」、「二里崗」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因抵抗北方族群對江河中原的強攻，故能獲得長江中游的資源。

西北地區，黃河上、中游文化的國家化程度最低，雖然有本地的青銅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動率很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時，其影響力和權威纔成為主流。殷商之前西北、東北族群都經常來中原掠奪，殷商建都前最關鍵的戰線是在黃河南遊，因華北族群對中原的強攻，鄭偃城邦成為非常重要的邊界區，也是南北貿易、行軍路線常常經過之處。

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另一系青銅文明，他們在商代之前掌握了遼冀平原。因地處較狹窄的遼冀地區，其經濟、交易發展、人口增加等因素，便促使東北先民產生開拓新地的需求。所以殷商之前，黃河南遊成為北南文明的戰線。但殷商建國之後，東北文明已佔領了河漢中原的北楚領土。

雖然殷商文明的東北成分很突出，但多元及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這仍是新的歷史階段。根據考古資料，中國境內的文明在三千五百年前發生巨大變化。原有的諸國匯入早期整體化的「商」這一上古帝國。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新制度的集權大國。自稱為「商」的政權，統一了系統化的祭禮結構，又結合了各地信仰、文化，並以殷商王族的語言為基礎，綜合了殷商之前的文字，確立了上古帝國貴族語文。

漢朝帝國能夠完成中央集權的制度，其濫觴實始於殷商，而秦漢統一天下的結果，亦是奠基於自殷商起千餘年間各地區文明的融合過程。其中央集權的雛形已見於殷商。雖然殷商政權的集中程度還不是很高，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需求，使得參加殷商集團的諸國溝通十分親密，因而加強了同化的趨勢，殷商集團諸國的制度、語文、禮儀、文字等，亦因此都表現出高度的同化。而在殷商周圍的國家，也深受殷商龐大文明的影響，成為將來跨國多元文化間彼此同化的基礎。

對照考古與文獻可知，這種新文明並不符合成湯克夏的背景，而是相當於盤庚渡河南的時代。也就是說，考古和文獻顯示出盤庚以前和盤庚以後，中國境內包括遼河、黃河、漢水流域，南到長江地區的文明均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然而在甲骨文中，上甲、大乙成、中丁、祖乙等殷商王家譜的先王無疑都是盤庚的祖先，司馬遷所載的殷商先王大多正確。如果殷商王族自大乙成以來即統治中原，則怎麼可能同一王室的國家在盤庚以後變化如此之巨？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雖然上甲、大乙成都是盤庚的同族祖先，但這個族群並非自始即是中原的統治者。司馬遷所述盤庚之前數次遷都的情形，其實是殷商王族在其發祥地的游居生活。這種生活方式不符合江河中原或遼冀農耕地區的狀況，而是游戰族群的生活方式，從各方面數據的對照可指出，該族群的發祥地應在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

黑龍江北岸稀林草原一帶，自古以來是不同人群流動生活的交接區，既有沿海北上、南下的互動，亦為歐亞草原之門，是多次新族群形成而擴散之地，如部分匈奴的族群、高句驪、女真、滿人等。他們在歷史中擴散、被同化、消失之前，皆曾影響過世界文明。殷商王族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由於中國北界東北方向與西北方向地區的自然條件不一，西北空間擁有廣大且良好的放牧條件，因此西北族群以發展牧業維生，而東北的空間，無論是可農耕區或牧場都很窄，窩集茂林、山嶺、海洋這些區域，都容易使活動受限，更不利於任何生產業的發展，因此在歷史上東北族群往南佔據領土的動機很強，是尚武性族群的發祥地。

殷商王族應是史上最早南下、並佔領中原的族群，同時，他們也建立了一個跨民族、跨國、跨文化，並以軍立權的大國。此外，殷商王族乃是練馬的族群，從亞洲草原一帶將練馬的技術帶到中原。神話中所言「相土作乘馬」，即指殷商王族與最早駕馬技術的關係，他們以狩獵、戰爭、掠奪維生，殷墟建都之前，其族群已屢次從黑龍江稀林草原帶來到中原掠奪，但直至盤庚時代，因氣候冷化和其他原因，他們方始佔據中原，開始定居生活。洹北遺址，就是盤庚以燒劫而毀滅的本土城邦，之後盤庚又在其附近建設了新都。

殷商王族佔領遼、黃、漢流域的情況，與加喜特佔領巴比倫的情況有相似之處，時代和背景也相近。可是乘馬的加喜特族只掌握一個上古大文明：巴比倫，在很多方面接受了巴比倫原有的制度，成為巴比倫的王朝之一，然後發動對外戰爭擴展巴比倫領土；而乘馬的殷商王族并吞了幾個原有的古國，建立起新的殷都和多元的集權大國，遣派王室宗族的「侯」到各地作軍宰，以設置封建制度，採用不同的政策手段并吞小國。因此殷商應該是中國歷史中最早的集權大國，殷商跨越了族群文化，統一了生活方式、文化傳統、語言不同的地域，可以稱為「上古帝國」。殷商政權蘊含了原有的許多國家與文化，形成規模龐大的多元文明。殷商在許多方面是中國大文明歷史的啟發點，同時也是許多早期青銅文明發展、結合的成果。因此殷商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而加喜特時代在巴比倫歷史中並沒有那麼大的重要性。

殷商王族將亞洲草原的生活經驗帶來中原，但定居之後，也逐步改變其生活習慣，兩百餘年沒有移動。殷商文明是從盤庚、武丁等殷商大王佔領中原後，纔開始形成的上古帝國。殷商文化屬多元而整體化的上古帝國文明，其涵蓋幾種不同族群的文化，殷商王族為其中佔少數的草原族群。殷商王族的標誌，乃馬車、拜虎信仰、亞字型的墓葬和亞字型族徽、戰爭狩獵文化、人牲斬首禮、崇拜麥子、用大理石製造禮器，以及日辰系統和祖先日名謚號等。殷商王族通過佔領、封建諸侯，以及通婚制度，并吞河北平原、黃漢中原，及黃淮平原、魯西、周原的部份地區，影響遠達江南，其統治範圍相當廣。

王國維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但今天考古與甲骨金文研究的數據皆顯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商建國。至於殷周之際，雖然文獻顯示，周人與商人來源不同，然而考古資料卻表明西周前期並無新的文化現象。細讀文獻數據，我們可以獲得一種印象，編輯文獻的周代官員似乎特意強調周商間的差異性，隱藏實際上的親密關係。

文王既為殷商國家諸侯之一，又屬先王所生的後裔，故有資格參加國家宗廟之禮。但據周原卜辭所載，文王不僅參加國家宗廟之禮、受胙，還親自主導祭祀大甲、大乙成、武丁等先王之禮。文王藉由親自主導先王之禮，以強調自己繼承大乙成的正統性。因此西伯祭祀殷商祖先與祈求克殷的目的並無矛盾，文王認同大殷之祖，強調自己是受先王護佑的後裔，祈求祖先保佑他的王室，而非帝乙的王室。

商周王家雖然分屬不同的「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據殷商父母雙系制度兩者應屬同一族。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層貴族之一，其語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雙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著共同的先祖，周室屬殷室王族的旁支。文武王時，周王家在諸侯間強調其承續殷宗的正統性，並最終以此政策取代了殷商王室。

對照考古與文獻，商周之變應屬上層貴族的政變，而非新族群的移入。政變後，歷經國家社會文明的逐步改變，直至昭、穆王時，周人纔開始武斷地強調其與殷商不同，從而形成商周兩段的歷史傳統。實際上商周之間的差異往往不如盤庚前後那麼巨大。

西周文明形成的情況與其它文明的關係，目前尚需要依靠考古發掘以增加研究的材料，不過，從初步觀察中，筆者提出推論如下：在新石器時代時期，寶雞地區的彩陶文明，北與甘肅馬家窯有文化來往，南則通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與漢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締結關係。同時，雖然渭河匯流入黃河，水路交通便利，但早期渭河東遊的居住條件並不良好，三門峽和黃河中下游的資源貧瘠，因此寶雞先民前往河南西北角發展的情況並不踴躍。直至青銅早期，因氣候變動、北方族群掠奪以及其它今日難以掌握了解的情況，渭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沒落，先民或往其它地區流動，導致青銅早期時代的周原地區聚落遺址極少，根本不見古城遺址。直至將近殷商時期，周原遺址的數量纔開始逐步增加。並且，若吾人從先周文化的涵蓋範圍來看，其與中原地區的交流關係，往往還不如通過陳倉古道和褒斜古道，從而與漢江流域及廣漢地區的文化交流來得頻繁。因此，周本土的文明亦不離長江中上游文明的影響。既然本人認為夏文明的中心在漢江下游（古名為夏水），那麼位於周原的文明，確實並非是從殷商繼承對夏的知識，反而是在殷商之前或同時，便已經通過自己的交通線，吸收了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技術，同時亦從同一管道得知了夏文明的神話歷史與傳說。

不過，在先周文化中亦依然可見黃河北游下來的影響因素。根據現有的資料，使我們初步推論出以下情況：某些西北掠奪者的族群，在殷商之前便已開始在寶雞地區定居，並利用南下的路線，與漢江及廣漢古文明發生交流。此族群在定居後，便從掠奪者的生活方式，逐步發展成以定居族群的經濟活動為主，其中包含了農耕和商業，並且學會了許多南方的技術，而成為南方的農耕文明、居于山上的族群以及草原族群之間的聯絡者，利用其地理位置發展商業。殷商末期的周國因掌握了通商要道而富強，並以此為始逐步擴展己方政權的勢力。

殷商上古帝國建立後，殷商政權到達周原，將周原的族群納為屬國，並積累牧產、馬匹、礦物等西北及西南的資源。這便確定了周原在殷商帝國里的重要性，並且促使黃河流域的交通線成為主要國道。殷商透過派遣「侯」統治周原，並與周原貴族通婚，逐漸將周原族群同化，周王室來源即於此。

周王室成為殷商王室的旁系，因此當周室初掌握政權後，並不刻意否定其與殷商王室間的傳承關係。可是到了昭穆王時期，在新的政治情勢下，開始強調其自身與殷商無關的獨特性，並偽托與夏的傳承關係。西周晚期的周室掌握了記述文獻紀錄的權利，因此將夏的歷史改寫成自身族群的前史，並隱藏了夏文明的地域範圍實際上就是周時期的楚地一事。造成後人誤解，以為夏的位置在黃河流域。然而，最近考古的發展皆顯示：中國境內的文明起源在長江流域；直至青銅時期，草原地帶纔出現文明化的活動，但此文明的發展重點不是產業，而是戰爭。青銅早期時代，以黃河作為南北不同文明的邊界，直到接近殷商時代，黃河纔逐步成為文明交通的要道，並形成了南北、東西集中的「中」文明。

筆者對中國文字與文獻起源的研究，獲得結論如下：中國文字的起源應該是在長江中游、江淮、江漢地區所發生的。其發生年代與西亞蘇美爾文字的起源期差不多相同。早期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應相當於長江中游族群的語言，可能會涉及先楚、先吳及淮南先民的語言。這些早期的先文字系統從一元發展起，在歷史互動中，也具有某程度互相學習、影響的關連性。長江流域、江北等地的文字系統，從新石器晚期以來，並沒有遭到中斷。早期文字已出現在陶器上，但後來字數增多，可能開始在竹木上寫字。殷墟建都後有計劃地構成了國家禮儀的文字。其主要基礎是當時最發達的長江中游文明之文字，但是殷墟貴族的語言屬性與南方族群不同，因此南方的文字被配合、改造為殷商貴族的語文。殷商貴族依照南方構字的規律，另行造字，使文字更加豐富、系統化，以符合表達不同的語言，因此漢字纔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成為跨語言的紀錄工具。從周時代起，語言便逐步吸收了藏族語言的特點，也反映了殷商之後政權中心與西邊山脈族群的關係。

雖然中國文字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只到了西周晚期，中國文明纔到了「認知自己」的歷史階段，而原來只有口傳的故事，開始紀錄而形成歷史文獻。筆者從三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明的歷史觀念形成問題。一是商周文獻的類型、結構，以及其中「歷史記載」的痕迹；二是文獻中關於時間的記錄方式，以及「歷史時間」觀念的形成；三是商周史官任務的演化。

就第一項問題來說，現有三種商周文獻：甲骨文、金文、簡冊。其中，甲骨文沒有與占卜或祭祀無關的記錄，甲骨刻辭也沒有歷史記載的目的，因此不能當作「歷史記載」。青銅器銘文的目的是祭祀祖先，本與歷史記載無關，但發展至西周后半葉，許多銘文中已含有歷史記載的成份。殷商、西周時期的簡冊雖已不存，但從甲骨金文可知，「冊」都是祭冊和禮冊，並不用以記事，然而在西周后半葉，禮冊也出現了與銘文相同的發展。

就第二項問題來說，商代以前的文明中，已有周期性的「自然時間」觀念，殷商時還有另一種「祭禮時間」的周期概念。直至西周后半葉，纔有足以稱為歷史記錄的紀年文獻出現，這也是「歷史時間」觀念形成的重要標誌。因此，中國編年史僅始於西周晚期，從傳世的魯國《春秋》以及《竹書紀年》，大致上可以看到中華文明最早期的紀年形式，不過，一直要等到戰國晚期，「歷史時間」觀念纔變得完整而成熟。

就第三項問題來說，史官記錄國家大事的傳統應該也始於西周晚期至春秋時代。若考諸《尚書》、《逸周書》等傳世文獻的用語，其中年代最早的內容，同樣只能溯至西周晚期。是故，不論從各方面來看，中華文明歷史概念之形成都指向完成於西周后半葉。

當然，早在歷史記載出現之前，中華文明已有口耳相傳的傳統。因有口傳，所以具備歷史觀念的後人在記錄時事之餘，亦得以將古老的知識變成敘述文字。然而僅有口傳尚不足以形成「歷史觀念」，因為口傳容易中斷，其原意也容易被改變。後人擔心口傳的不確定性而導致知識亡佚，於是開始記錄、編輯古事，從而引發出人們對歷史的重視。唯有出現了「歷史記載」，我們纔可以認定這個社會確實具備了歷史意識與觀念。

既然歷史意識與觀念是西周晚期以來文化所有，傳世的歷史概念也必然奠基於當時對社會的認識和理想。古代文明直至西周晚期纔開始出現歷史紀錄，原來口耳傳承的故事被寫成文本，同時也記載了當時的事情。殷周之前的多元觀點和故事，大部份已失傳，流傳下來的記錄均代表周文明的立場，我們無法聽到別人的聲音，因此必須著意於史料辨析，試圖從絕傳的文化中，鉤織出古代的多元面貌。

文獻所敘述的三代史往往不符史實。在空間寬大、生活條件不同的中國境內，竟能出現統一的歷史，這種「歷史」顯然不符合世界上古史的演變脈絡。但考古所顯示的情況，恰好與世界歷史所經過的階段類似：上古中國也是依靠農耕成長，經過社會、經濟分化，而逐步組成聯合城邦國家的結構，發展出各種生產行業和交易，發現金屬料，發明鑄銅技術。最後南、北文明因擴展領域而進入互相爭鬥階段。青銅晚期氣候惡化時，北方較年輕的族群佔領南方文明的領土，因此統治中心往北移動。北方的勝利者遂重新建構出以自己為源頭的歷史概念。

筆者認為，五帝、堯舜、禹湯等早期神話，是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傳說整合而成。其中淵源自長江古文明的成分相當高。但因為在歷史上商周政權是代表北方族群打敗南方古老文明的事實，一切神話便是經過北方族群傳給後世。類似的情況也常見於世界上的其他古文明。北方族群勝利後，不僅是掌握南方的領土和資源，同時也掌握他們原來的文明成就、英雄故事，失敗者的神史就變成勝利者的榮譽神史。也就是說，舊文明原有的歷史匯入於新文明的歷史中。中國文獻中的早期歷史神話，也明顯有北方族群攫取、剽竊南方神史的痕迹。因此，今日所見的早期歷史神話纔有如此多元繁雜的面貌。

殷商王室強調自己的本土性，恰是因為他們是外來的族群，而要張揚其政權的正統。同理，雖然周王室從昭穆時代以來，一直強調商周異族、異源的概念，而實際上卻有很多文獻都表達商周之間的親密性，據殷商親屬制度兩者屬同一族。所以文獻的歷史不是表達客觀的史實，而是表達編故事者的自我認同，以及國家政策等等目的。

過去先秦史的研究都以文獻為主，考古為輔，將考古發現用在解釋傳世神話上，無疑存在許多誤區。將來先秦史的研究，應該從一手考古資料著手，並認知到文獻的形成立場進而擺脫勝利者的意識形態，依靠事實材料理解史實。

說明：本文為郭靜雲所著《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