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制、信仰以及教育

單從權力集中的角度來說，神權在上的模式會更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分裂；王權在上的模式則有利於讓整個祭司階層為政治服務。你可以把這種服務理解成維護王權，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認為，這種結構有利於國家和民族的統一。

對於一個有權力集中傾向的管理體系來說，主教制的優點是最為明顯的。金字塔式的祭司體系，本質也是一種官僚政治。雖然官僚政治的諸多弊端一直被批判，但一套運行良好的官僚體系卻有利於自上而下的管理。

而對於擔心這套祭司體系對世俗政治產生影響的國家來說，將之置於政權之下即可。這也是為什麼，英國的宗教改革看起來並不如新教倡導者所期待的那樣，只是技術上將原本的英國教會與羅馬教廷脫鉤，置於王權之下罷了。

事實上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中，英國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國家。比如在教義上跟隨路德派的北歐諸國，沿用的也是主教制，並且由君主兼任最高宗教領袖。由此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中國的基督教體系，會以在政治上服從管理的「三自愛國教會」形式而存在了。

說到底，無論宗教改革者和信仰者的是出於什麼目的皈依，最終他們都會發現，唯有與世俗的政治體系相適配，才能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當然，從本質來說，宗教和信仰本身更重的是精神層面的指導，或者說更加的感性，而世俗社會的發展更需要的是理性思維。因此不管是什麼樣的信仰，在與現實社會需求相融之後，都會有部分對現實社會不滿的信眾，希望回歸信仰的原始狀態，這就是所謂「原教旨主義」。

以此標準來看，新教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場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運動。只不過，無論哪種原教旨運動如果有機會登堂入室的話，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有所修正和妥協。到那個時候，又可能有新的原教旨主義者建立新的教派，進行一場新的改革。

而更為混亂的是，什麼樣的理解才是真正的「原教旨」，用什麼樣的模式來實踐「原教旨」思想，不同的人觀點並不盡相同。

以「新教」的管理形式來說，除了最終與君主制妥協沿用「主教制」的類型以外，最初的創新在於加爾文派所創立「長老制」。如果說「主教制」在管理屬性上，本質對應的是「君主制」，適配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體制，那麼「長老制」所對應的就是「共和制」，是適應權力「自下而上」產生的需求而生成的。

所謂「長老制」，簡單點說就是以「議會」的形式管理教區事務。每個教區推選出「長老」，由地方長老負責本教區的大小事務，與牧師之間又有相互制衡的關係。同時由長老和牧師組成的各級議會，構成整個管理系統的金字塔結構。只上一級的議會對下一級的議會並沒有實質的管理權，共同認可的組織章程是這一體系能夠有效運營的基礎。

「代議制民主」是長老制的核心特徵。由此你也可以看出，為什麼像荷蘭這樣商業共和國，會成為這一輪宗教改革的有力支撐者。然而對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原教旨看「民主」二字的話，「代議制民主」還不是最民主的方式。

這是由於「代議制民主」的核心認知在於，雖然權力應該歸屬於所有人，但在具體使用上還是要由少數代表或者精英階層來掌控。只不過為了不最終演變成「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這些代表的產生需要透過各級議會，及一整套管理制度來制約。

一定要把「民主」二字理想化的話，那最正確的民主方式就是「直接民主」了。所謂「直接民主」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一人一票」，所有的大事小情都由全民大會，或者全民公決來決定。對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尤其是強烈反感英國那種不徹底宗教改革的「清教徒」們來說，這種操作才是最理想的。由此誕生了基督教管理制度中了第三個流派——公理制。

公理制又稱「會眾制」，「直接民主」是其核心主張。在這一主張之下，每個教會的具體制度和禮儀由全體會眾，通過「會員大會」的形式自行決定，並且上面不再有各種層級的議會或者教團。諸教會之間雖然也會有橫向聯繫的組織，但只是基於共同的信仰聯合起來鬆散組織。當年移居美國的「清教徒」便是採取了這種模式，以最純粹、最理想的方式進行自我管理。

西弗吉尼亞州一所公理宗教堂

然而「公理制」的這種直接民主方式固然看起來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個人權力被侵犯，但實施起來的難度卻頗大。最大的難點，在於維持共同的意識形態及認知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夠保證「直接民主」所產生的結果，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並且不至於產生過大的內部消耗。而在一個意識形態分裂，或者認知水平有巨大差異的社群，採取「直接民主」方式無異於一場災難。

有鑒於此，馬薩諸塞灣的清教徒們非常重視教育。如果你去觀察美國著名的「常春藤聯盟」分布特點，就會發現八所盟校中的四所，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達特茅斯學院、布朗大學，最初均為實施公理制的清教徒所創立。其餘四所，包括：位於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賓西法尼亞州「賓西法尼亞大學」；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亦都位於新英格蘭地區之側，在地緣政治上同屬以新英格蘭為核心的 「北方地區」。

除了康奈爾大學和賓西法尼亞大學之外，其餘六所歷史悠久的常春藤名校，從最初的建校理念上來看，都可以稱得上是「神學院」，只是這一特徵不能讓它們獲得普遍認可。要知道單純灌輸意識形態的教育，雖然有助於增加內部凝聚力，但卻無助於增強對外競爭力。

上述大學能夠成為世界級名校，本質還是在於其對科學和經濟的重視。新教信仰者尤其是清教徒們，並不認為理性與狂熱的宗教信仰是對立的。相反，「理性敬奉上帝」的態度，使得成為了清教徒們無論是在對於經濟還是科學等入世問題上，都能夠秉持著清醒的頭腦。

「理性」思維在清教精神中的核心存在，與其「財富觀」有關。與很多宗教要求信眾放棄對財富的追求不同的是，清教徒們認為利用一切合規的手段來賺取財富，最終再將這些財富回饋社會，才是最好的信仰方式。

從這個角度說，科學也好、資本主義也罷，都只是用來積累財富的手段。映射到現實社會，你會看到上述常春藤名校都是私立學校，並且有大量來自校友的捐贈資金。而諸如比爾蓋茨這種準備身後將全部身家捐贈出來的現象，在美國非常普遍。

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這種清教徒精神指引下的捐贈行為，背後隱藏著現實的個人利益考量。比如向學校捐贈資金，有助於自己的孩子入學；將遺產注入基金，並讓子女在基金運作中受益，可以避免繳納大量遺產稅。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一個不能做到兼顧各方利益的系統，是沒有辦法良性運行下去的。從這個要求來說，清教徒們的確在信仰與財富、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找到了一條可持續的發展之路。無視這一點，將很難理解美國為什麼會取得今日之成就。

今天，這種將「堅定宗教信仰」與「理性入世思維」相融合的方式，仍然在其它宗教世界中有所實踐。這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可能造成深遠影響的代表性實踐，是近年來在被土耳其政府強力打壓的「居倫運動」。這一運動的發起者「費特胡拉?居倫」（英語發音翻譯為「法土拉?葛蘭」）認為 「學習數理化就是在敬拜Allāh」，只有努力工作和重視教育才會有希望。為此，「居倫運動」的信仰者，在世界範圍內創建了數以千計的學校、商業機構以及基金，並積極向社會的方方面面，普及這種「理性信仰」理念。

法土拉?葛蘭（左）與埃爾多安

「居倫運動」能夠在土耳其興起，基礎來源於土耳其自「凱末爾革命」以來所堅持的世俗化道路。換句話說，土耳其近現代以來的世俗化堅持，以及全面向西方學習的做法，為宗教改革性質的「居倫運動」營造了理性土壤。

另一個深層次因素在於，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後，在土耳其民族明白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原罪」，將使得「脫亞入歐」的夢想沒有可能實現，轉而希望在從傳統文化中尋找力量做回自己。埃爾多安能夠掌控權力，並對代表世俗力量的軍隊進行清算，便是藉助了宗教及民族主義的抬頭。

土耳其的未來究竟屬於「世俗派」、「宗教保守派」，還是居倫運動所代表的「理性宗教改革派」，則需要時間來驗證。我們只能說，清教徒們當年的實踐，為後者提供了一個成功的範本。至於說費特胡拉?居倫認識到這一點，是否受到清教徒運動的啟發。唯一能確定的是這位伊斯蘭世界的改革者，自1999年起就避難於美國的賓西法尼亞州。

任何文明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的進行修正。居倫運動基於伊斯蘭世界的最大意義，在於準確認知到理性思維和科學教育的意義，並且付諸於實踐（同時不與固有意識形態簡單切割）。

以此來觀察中國社會的改革，這一切當下其實都已經完成了。藉助自身文明本來就異常突出的「教育」、「務實」基因，在歷史長河中摸了100多年石頭的中央之國，已然在固守自身文明核心價值觀，及社會治理模式的同時，成功的為自己注入了「商業」和「科學」基因。

現在讓我們把視線轉回到17世紀的新英格蘭地區。公理制的實施，固然讓清教徒們離心目中的理想國又近了一步，但它的弊端也是十分明顯的。這種「直接民主」的最大問題在於沒辦法做大，並且彼此間很容易因為認知上的差異，而造成新的分裂。在現實政治中，這種模式只能適於「小國寡民」。雅典這種城邦國家，一直被認為是直接民主制的代表。

而在現代社會，當日宗教改革的發源地「瑞士」，往往被認為是最接近「直接民主」模式的國度。只是說，即使你真的認定 「直接民主」在瑞士取得了成功，也無法不正視瑞士是一個特例的存在。封閉的地理環境、永久中立國的國際地位，以及百萬級的人口總量，讓瑞士的這種實踐沒有辦法具備普世性。

可以這樣說，在踐行「直接民主」這個問題上，很難有比當年在新英格蘭地區，推行公理制的清教徒們更堅持的了。至於這種堅持最後有沒有延續下來，透過新英格蘭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變化，又能領悟到什麼。我們一下節再接著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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