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不值得|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上海人

　　直到洛陽鏟揮到了祖籍頭上，一臉黑人問號的瓜友們似乎瞬間就找到了所有不解的根源——他們是上海人啊，那沒什麼好說的了，上海人都這樣。

　　在人們的刻板印象中，上海人的身上槽點滿滿：崇洋排外的是上海人，自私摳門的是上海人，膽小磨嘰的是上海人，拜金勢利的是上海人，未婚怕媽已婚懼內的還是上海人。

　　讓人禁不住想問：上海人招誰惹誰啦？

「小心你的上海婆婆」

　　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壞印象，多數來自於春晚小品和國產影視劇。

　　1990年，拜師相聲演員唐傑忠不過兩年之久的鞏漢林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在小品《打麻將》中，西裝革履卻腰系圍裙的鞏漢林操著一口江浙口音，一登台就滿腹委屈：你們瞧瞧，我這哪裡還像個大老爺們。

　　娘娘腔、怕老婆，全國上下對上海男人的第一印象從此形成。形象雖然不夠光彩，但還無傷大雅，人民群眾互相吐槽而已。

　　出於對鞏漢林上海人形象的不滿，上海樂隊頂樓的馬戲團寫了一首歌。

　　上海人影視形象的塌陷，是從賺了媽媽們無數淚眼的《渴望》開始的。這部現象級的初代苦情劇，講述了發生在車間工人之間複雜糾葛的職場愛情。

　　劇中打扮精緻、頗有小鮮肉味道的落魄大學生王滬生，在小肚雞腸沒事找茬之餘，還上演了家暴和拋棄女主等重頭戲，成了這部渲染真善美的主旋律劇中，唯一一個承包仇恨的反面角色。

　　沒有做作的姿態和彆扭的口音加持，但「王滬生」這個名字，已經足夠對上海人的自尊實現降維打擊了。

　　經歷了《渴望》里王滬生囂張任性的壞，和《蝸居》里蘇淳窩囊無能的蠢，上海男人終於在《我的團長我的團》里謀到了一個正面角色，一個不甘投誠舉槍自盡的軍人——林譯。

　　可結巴懦弱，喜歡翻動蘭花指扯著嗓子唱戲的阿譯營長，仍舊沒能讓上海人逃掉十三點的人設安排。

　　對於上海女人，國產劇更是損得不遺餘力。

　　《潛伏》里的馬奎太太，表面客客氣氣背地裡拿出發了霉的點心招待客人，老公一出事就火速爬上了情夫的床。

　　《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甄珠，整天紅口白牙叫喳喳四處薅羊毛，去超市買西藍花都要自帶小刀切掉菜梗。

　　《上海女子圖鑑》里的楊呈遠媽媽，「阿拉上海人」不離口，連給人布菜都要趁機秀一把優越感……

　　更別提大多數家庭劇里的上海婆婆，那都是能把外地小媳婦逼上離婚路的狠人啊。

　　在國產劇的強勢洗腦之下，嫁給馮紹峰後趙麗穎收到的第一份警告都是：小心你的上海婆婆。

嗲和作，是上海女人的保護色

　　上海女人，有時彪悍得不像南方人。

　　日劇《直美與加奈子》中和女主談論家暴時女人該有的態度，來自中國的上海大媽的回應可謂簡單粗暴：打回去，打不贏就找爹媽兄弟姐妹一起上。

　　回到家庭中，冷感、利己主義至上的上海女人可能會變身聖鬥士，沒幾個人頂得住。

其實，在成長為滅霸式的婆婆之前，上海女人還是言語溫柔、擅長撒嬌弄巧的上海小囡。

　　旗袍加身，舉手投足間風情流轉。這種自帶斬男光環的嗲精，一度成為文學作品裡的第一女主。

　　白先勇的話劇里以色侍人的舞女尹雪艷，就嗲得「像一陣三月的微風，輕盈盈地閃進來時，全場的人都好像給這陣風熏中了一般，總是情不自禁地向她迎過來」。

　　正如張愛玲所形容的那樣：白、糯、軟、甜，一步三搖，顫顫抖抖，晶光透亮。這樣的尤物，不管是先謀生再謀愛、甘做菟絲花的白流蘇，還是以愛謀生被迫衝出金絲鳥籠的王琦瑤，都必然要和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牢牢鎖死。

　　因此「粉蒸肉」一般的上海女人，在散發可愛的同時，也擁有了戀愛腦的通病——患得患失和作天作地。

　　買汰燒全包，工資卡上交，可《老娘舅》里的抓馬Queen依舊沒能徹底滅絕：擅長恃靚行兇天天都要紅酒玫瑰過成紀念日；認識三天就敢要求男方在千萬豪宅的房本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喜歡向男朋友奪命連環call，而且發出的每一問都隱藏著送命題的危險。

　　去商場試鞋，連導購的指甲長短都要過問，「指甲太長划到客人怎麼辦」；吃大閘蟹先問問是不是陽澄湖的，「不是陽澄湖的我不吃」；所有同性都是假想情敵，一旦靠近自家男人，就要千里傳音託人查查小姑娘的「路數」。

　　雖然電視劇里的羅子君，靠著沒事找事的「作女三連」成功被甩，但上海女人的嗲和作，在她肯埋頭拼事業時，也能快速贏回業績，甚至閨蜜男朋友的心。

　　「用嗲功征服男人，再用嗲功改造男人」這種功力，是任何一位原生態直男都要臣服的。

　　然而男人算什麼？上海女人的征途可是星辰大海。

　　為了把身體塞進小一碼的套裝里，在宋美齡時代，上海女人就已經修鍊出了「胖女孩沒有未來」的精緻態度，為了保持身材，早餐一根西芹蘸鹽水就能滿足。

　　陷入愛情時容易上頭，可隨時隨地姿態好看的倔強不能丟。所以在接到胡蘭成為給情婦范秀美做人流手術的求資信時，傲嬌如張愛玲，也能面無表情地褪下手鐲，用聽不出半點情緒的聲音交待：當掉，給伊做手術。

　　今天的上海女人和民國時期並沒有太多不同。

　　被按頭戲爛的唐嫣，拒不承認自己已成流量，再三強調「我只想做演員」；事業家庭兩手抓的孫儷，沒有被喪偶式育兒的潮流帶偏，反而把鄧超馴化成了「想為家人息影」的中國好丈夫；甚至故意逆主流審美而行，在女團選秀中硬凹成了一股泥石流的王菊……

　　嗲和作，也是上海女人的保護色。

上海男人：囿於廚房與愛的小丈夫

　　有明明可以做公主偏偏要當女王的大女主，就必然會有媽媽寶、妻管嚴的小丈夫。

　　好不容易捨得下個館子，拿著菜單打量半個小時，也只敢點碗蔥油麵；在菜市場能為三毛錢的零頭舌戰群儒，回到家裡面對咄咄逼人的妻子卻只有閉麥的份兒。

　　平日里愛她愛媽愛家，一個電話遠在天邊也能三秒到場，可但凡婆媳之間稍有點硝煙味，就能默默偷溜瞬間隱形。

　　指望他來主持公道是指望不上的，在麻煩面前，尤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的麻煩面前，上海男人隨時都能化身擅長尿遁的蘇大強。

　　親媽誠可貴，妻子價更高，若為買菜故，兩者皆可拋。只有菜市場，才是上海男人的真愛。

　　抗戰片《紅色》中張魯一扮演的徐天，進可拔槍手撕鬼子，退可賣萌安撫嬌妻。這樣一個五好男人，通篇最矚目的卻是左手一隻魚，右手一框菜，閑庭信步走過菜市場的樣子。

　　「我媽等我回家吃飯，再等一會，魚和小菜就不水靈了。」

　　瞧不上吃大蒜的周立波，其實並不知道，真實的上海男人有多愛囿於菜市場與廚房。為了搶菜，很多上海男人也顧不上精緻boy的自我修養了，腳踏脫鞋身穿睡衣就往菜場鑽。

　　《2018盒區生活報告》顯示，上海男人的顧家指數無人可比，21.2%的男性都有每天買菜做飯的煮夫情結，而在日本，只有3.8%的男人有此境界。

　　正所謂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如此差距，也難怪日劇編劇總在藉機吹爆勤勞顧家的上海男性。

　　日劇《我要準時下班》里，當大家討論男性休育兒假的種種麻煩，發出「只有沒有工作能力的丈夫才會去帶孩子」「讓男性去帶孩子不會出什麼差錯吧」等諸多顧慮時，旁邊總會有一句見世面很多的聲音在安撫眾人：「這在上海很常見啦。」

　　做飯洗內褲，沒事喂喂貓，甚至還冒出了為了進監獄合唱團堅持偷盜十年的妙人，如此看來，上海男人才是拿著賢惠女主劇本的傻白甜啊。

　　直到流浪公務員沈巍闖入大眾視野。一身犀利哥造型的他，談論起《詩經》、《論語》宛如國學十級學者，呼籲垃圾分類以及讓山東煎餅和四川泡菜走出國門等等超前思維也讓人忍不住獻上膝蓋。

　　這位拒絕被救助、拒絕成為網紅的流浪漢，最終還是走上了直播之路。前兩天大嘴宋祖德炮轟其走上了庸俗謀財之路，上崗不過一個月就已入賬三十萬。

　　可「流浪大師已死」的話還沒落地，人家轉頭就把直播賞金捐給了福利院。

　　「其實沈巍就是上海某一類男人，有文化素養，孤僻，喜歡一個人悶頭玩自己。」誠如記者王愷所言：「上海人也不全是談股票談買房子談移民的。」

　　突然間，大家發現上海也不是只有小男人，還有文化和涵養齊飛，不能出將入相就躲進自己的小世界裡憂國憂民的「大師」。

像上海人一樣，其實也挺好的

　　易中天說，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幾乎是一眼就可以區分開來的。「他們既不靠長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夠卓然超群地區別於外地人。」

　　上海人身處十里洋場，虛榮是難免的。

　　錢鍾書曾在《圍城》里形象描寫過，一群為躲避日軍空襲而逃亡異鄉的上海人，一路顛沛流離，饑寒交迫之下依舊不忘低調炫富，總要以不經意的姿態談論起自家有多少巨額財富因戰爭付之一炬。

　　「這次兵災當然使許多有錢、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窮光蛋，同時也讓不知多少窮光蛋有機會追溯自己為過去的富翁……破壞了許多單相思的姻緣。」

　　「陸子瀟就常常流露出來，戰前有兩三個女人搶著嫁他，『現在當然談不到了！』李梅亭在上海閘北，忽然補築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該死的日本人放火燒了，損失簡直沒法估計。」

　　「趙辛楣住在租界里，不能變房子的戲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悵從前有多少女人看中他，只說假如戰爭不發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他的官還可以做下去——不，做上去。」

　　就像彩虹合唱團所唱到的那樣：有人覺得你有點黏，老婆大人的指令必須得照辦；有人覺得你不夠兄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有人覺得你吝嗇，AA制也算請客。

　　如今怕老婆成了寵妻的另一種說法，「關你屁事，關我屁事」的生活態度也在為生活積極減負，AA值背後的契約精神也值得全國推廣。

　　上海人的契約精神多值得敬佩呢？

　　網上曾流傳過一條類似段子的新聞，說上海某幼兒園門口存在違停，急著接孩子放學的車主留了張字條：交警同志，我是去接孩子，五分鐘就回來，請別罰款。

　　言辭懇切，可最終還是收穫了罰單。交警的回復禮貌中不失較真的可愛：抱歉，我等了你十分鐘。

　　你說五分鐘，我等你；可你超過五分鐘，我就一定要罰你。

　　曾經在上海租房的路金波就深有體會，因為沒有零錢多交了四毛錢的管理費，居委會的老大爺為此好幾次登門，追著路金波還上了這多繳的四毛錢。

　　和閨蜜沒有一分錢往來的馬伊琍坦言，上海人從小就知道，只做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的事，朋友間的借錢幫忙也只是救急不救窮。

　　這種不想麻煩也不想被麻煩的態度，和作家葉辛「蹭飯論」一樣，能夠引起極大舒適：「上海沒有蹭飯這個詞，出去吃飯肯定是有事，事先講好誰買單。要不然平白無故吃你一頓飯，欠你個人情幹嗎？」

　　在這個習慣用人情綁架自由的社會，大概只有分得清、拎得清的上海人才能真正活出個來路清爽。

——本文首發於《新周刊》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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