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中國必須謹防戰略透支
一、周邊外交的戰略評估
問：您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周邊外交面臨的重大問題及其戰略本質？
時殷弘：現在看得比較清楚，增進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權勢和影響力，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目標，服務於這一目標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兩大類，即「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粗略地說，從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到2014年秋季為止，中國政府主要是在運用廣義的「戰略軍事」；然而，從2014年秋季開始，很可能作為某種戰略審視的結果，戰略經濟急劇凸現，同時戰略軍事層面的某幾個重大方面依然是顯要的。因而可以說，中國當前關於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形成一種複合性的複雜路徑，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轉變看起來是個戰略擴展，並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但是，無論是戰略軍事和戰略經濟，都需要審慎，防止過度擴展導致「戰略透支」。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周邊外交領域，特別是南海問題和朝鮮問題。總體上，中國需要從大局出發，應對這兩個突出問題。在南海問題上，可能開始浮現新興強國對既有強國的基本互動邏輯：新興強國傾向於反覆而有限地向前推進並從中獲益，這樣的可能的隱患是容易缺乏足夠的意願去主動減抑重大的衝突動能；既有強國則為規避難以經受的衝突及其升級，反覆或被迫地收縮或退讓，但最終可能會認為已經無可再退，決心一搏。南海問題本身重要，同時又是中國戰略總環境和總任務中的一個局部，我們需要儘可能將它置於中國的戰略大局中來處理。在南海問題上，有一個總的原則：既維權又維穩的原則。如果前段時期在維權方面做了很多，那麼今後一段時間就要多補維穩。在增進中國軍事實力地位和實際主權存在的同時，需要防止中美間戰略競爭和對立進一步急速發展，並且還需要繼續將支撐和改善中國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當作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
朝鮮半島問題歷來至關重要，而且經久難解，當前則尤為緊迫，富含風險。從戰略安全形度看，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有若干項經久的重大利害問題，它們在長期意義上都是至關緊要的，因而不能揚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國需要以儘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時予以推進、維護或彌補。朝鮮進行新的核試驗，繼而發射遠程火箭之後，經過漫長和艱巨的磋商，聯合國安理會終於通過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對朝制裁決議，雖然中韓關係已經受到急劇損害。由於這個制裁決議及其貫徹，中國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進和維護，因而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段內，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上保持必需的靈活迴旋餘地，防止朝鮮長期對華敵視，防止其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亂，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從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總體和長期的重大戰略利益出發，有必要在適當時候改善中朝關係、恢復中國對朝鮮對外政策的積極影響或非制裁式的影響，為此應該預留合適的、充分的戰略餘地。
問：您如何評價當前「戰略軍事」與「戰略經濟」等戰略工具的有效性？
時殷弘：首先我們越來越可以確定的一個事實是：新一屆領導人對於中國在亞洲和西太平洋（特別是從中國海岸到第一島鏈、包括南海在內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長權勢和影響力寄予厚望。特別從中長期說，這一權勢和影響力無疑會也確實要削弱乃至最終取消美國在該區域近乎支配性的優勢。問題在於追求實現上述這個抱負的戰略。當前，我們正在目睹「戰略軍事」與「戰略經濟」同時運用的合成實踐。
無論是領導人反覆提倡並著力推進規模巨大的歐亞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還是中國從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並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是中國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會上表示應積極創設範圍廣袤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還有中國政府正在大力實施和努力推進的「中巴經濟走廊」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全都可以認為是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態。此外還要加上已經完成談判的中韓自貿協定和中澳自貿協定，還有近來中國政府著力推進的、面向周邊乃至世界多個地區的高鐵輸出及其他已經或準備大力投資的遠近周邊經濟項目。
從黨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國主要使用的是「戰略軍事」，它集中體現為中國戰略軍力建設加速突進、中國對美國在戰略和軍事上的強勁和廣泛的競爭、中國與日本的持久激烈的對抗、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的積極態勢，以及相伴的密集軍事和准軍事活動。它們確實有助於推進中國的「硬權勢」，包括戰略軍力大幅度增強，戰略活動範圍急速、顯著地擴展，同時強有力地支撐了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領土領海主權聲索。然而，它們也多少妨礙了中國的國際「軟權勢」，增加了中國東部周邊的戰略環境和外交環境的複雜性，同時也增進了中國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衝突風險，客觀後果是美國強化「戰略再平衡」，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進程。以它們為主要關注點的中國對外戰略如果長時間延續，就會增加「戰略透支」的風險。
因而，很可能是作為某種戰略審視的結果，從2014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急劇實行一種有利於「戰略經濟」的重大決策，它基於中國巨大的經濟金融實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廣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項緊迫的國內需要，那就是在國內經濟增長緩慢、持續下行的嚴峻形勢下，力求顯著增進境外對中國產能的需求。考慮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國分別與日本和美國達成兩項重要的安全協議，即中日「四點共識」和中美防止雙方軍艦軍機衝撞協議，情況就更是如此。總之，中國政府已經並將在未來一個時期內繼續將其對外政策的著重面「分叉化」，使「戰略經濟」成為其優先議程上另一個重大維度。
雖然先前以「戰略軍事」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價和風險，但這些並沒有令中國膽怯。「戰略軍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於中國當前基本的戰略態勢或是戰略複合態勢之中。中國戰略軍力繼續加速度急劇增強，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必定仍將如此。在這方面，世界已經看到關於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軍備競爭和更廣泛的戰鬥力競爭顯著浮現，涉及海上、空中、網路空間甚至外層空間。在這方面一項新的潛在重大事態在於：美國同韓國不顧中國經過艱難磋商後最終同意聯合國安理會對朝實施空前廣泛、空前嚴厲的制裁決議案，執意準備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此舉將嚴重削弱中國現有的戰略威懾能力，成為加劇中美戰略武器競爭的一個重要動因。中國武裝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陸兩棲環境的軍事鬥爭準備也正在加速進行，在南海和東海方向伸張自身海洋權勢的決心依然如故，並在南沙群島五至七個島礁同時大規模擴島、建設包括飛機跑道在內的軍民兩用設施，這些都作為當今的首要事態，看來多少有點像「決定性的一擊」，從而加劇了中國與美國的戰略競爭和對立，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促使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地區的盟國、准盟國及其他戰略夥伴著手構建互相間的安全合作網路。由此開始，在短時間內，美國屢次派遣軍艦軍機挑釁性地前往中國擴建之後的島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進入其12海里周圍水域，中國則在南沙和西沙群島部署地對空導彈、先進戰機和先進雷達，並且針鋒相對地出動軍艦軍機與美對峙。不僅如此，中俄兩國間的戰略軍事協作迅速進展，特別是俄羅斯先進軍事裝備和技術加速對華輸出，還有中俄兩國海軍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聯合軍事演習。
因而可以說，中國當前關於亞洲和西太平洋的戰略路徑是一種複合的複雜路徑，改變「戰略軍事」為主的戰略轉變看起來像是一個戰略擴展，但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縮。與此同時，在「戰略軍事」的若干重大方面與「戰略經濟」的需要之間，實際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認或漠視的抵觸情形；在戰略權衡思考和戰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國應該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以求儘可能減少「戰略透支」的可能性。
問：在「戰略經濟」層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況？
時殷弘：在「戰略經濟」領域確有審慎從事的必需，否則「戰略透支」風險會在另一大領域生成，甚或變得嚴重。就此，需要就「一帶一路」以及「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和高鐵項目輸出等等的設想和籌划去思考相關問題。它們歸結起來，就是要心態審慎、政治審慎和戰略審慎。
必須深入認識別國充分參與創設的必要性，連同為此進行更充分的國際協商的必要性；必須將它們真正做成國際集體事業，因為這樣才能消減外部阻力，爭取它們的真正成功。現在關鍵的瓶頸在哪裡？不在中央集權和地方主動（就「一帶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動）的中國國內，而在於中國與多個擬合作國家之間的主要是雙邊的國際磋商和談判，它們遠為複雜、能動和滯後。
應當回過頭來更深入地理解「一帶一路」既是中國的事業，也是廣泛的國際共同事業。要真正認真地向「一帶一路」沿途國家探尋它們各自真正需要什麼，而不能主要由中國界定它們需要什麼。在這個至關緊要的方面，必須充分重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當代生活經驗、包括發展經驗的對接。不能想當然地設定中國當代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拉動經濟的路徑廣泛適用，普遍歡迎，而漠視不同國家不同社會的複雜的特殊性，甚或出現在有些場合相反的取捨傾向。否則，我們就會重蹈自己反覆批判的西方普遍主義的覆轍。
還有，至今為止關於「一帶一路」的創議幾乎全都來自中國，這是不應當的；需要將某些重大的創議著意留給別國，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動員」，並且由此增長別國的合作主動性和積極性。還須明確地認識到，中國方面的有關戰略規劃只是所需戰略規劃的一部分，此外還需要有與合作國家的共同的戰略規劃；而且，前者還須按照後者予以調整。
不僅如此，中國還必須注意少說多干。說得過熱就一定會加劇俄羅斯和印度的反感，並且引發和加劇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猜疑。在中國這裡，「一帶一路」的對華地緣戰略意義大致只應關起門來自己講，不應少有顧忌地公開講，否則只能「證實」外國的擔憂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認識到，在中亞各共和國和東南亞、南亞、印度洋小國的領土上建設龐大的基礎設施體系有著幾乎「天然的」敏感性。這些國家當然有關於長遠的主權、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問和擔憂。這類建設「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義性質的疑慮，激起民族主義籠罩下的國內政治論爭和相關的不良效應，如果中國做得不夠恰當的話。還有，關於外國的疑慮、擔憂和利益追求，要認真研究它們在什麼程度上是合理的與不合理的，中國應該如何更合適地對待。
推進「一帶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對外經濟項目是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一個愈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因而必須從中國經濟和財政全局的視角去看待它們。由此而來的一項重大要求，是儘管其中的不少組成部分必須優先服從非經濟、非財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戰略目的，為此至少在一段時期里接受經濟和財政方面的負面效應，然而它們總的來說，必須產生廣義和狹義的經濟、財政利潤，否則從長期來說所需的中國國家資源將難以為繼，如果不為此過分減扣中國經濟、財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資源投入的話。也因此，審慎地從事經濟、財政評估，不讓它們總的來說成為至少中長期意義上的「虧本」項目，是推進「一帶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設項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線」。而且，由於它們大多將處於經濟風險較高的欠發達國家境內，這必需或「底線」特別要在規劃和實施中予以注意。
最後，還需就此談到中國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問題。「一帶一路」創議在中國引起的空前大熱潮，主要面向中國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緣的高鐵輸出，中巴經濟走廊創設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倡議，外加中國在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區域進一步擴展經濟存在的宏圖和實踐，所有這些動態伴有一種不利的政策觀念，那就是它們導致中國的許多官員、機構、學者和媒體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說的對外開放「再上一層樓」壓倒性地置於中國西面，或曰「西進」，而太少考慮、呼籲和規劃「東進」，亦即中國穿過和跨越太平洋的進一步經貿突進，或曰與美國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太平洋發達國家的更大規模的互惠開放。這是一種中長期後果可能相當嚴重的失衡或偏頗。
誠然，中國可以從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緣――所設想的「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取得能源和礦產，獲取某些錢財，為某些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並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響。可是，中國已經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礦產來源，大致不怎麼缺乏錢財，而且在那裡已經有重大的外交影響，何況為過剩生產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處大致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因為這有可能減弱調結構和搞改革的「倒逼動力」。
從長遠的升級式發展來說，中國相對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廣義技術，而這基本上只能從中西歐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國必須進一步穿越和跨過太平洋，以擴大而非縮小美國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國資本的中國市場准入為交換條件，爭取大大增進中國對這些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爭取其中最大最深遠的裨益，即吸取廣義的先進技術，加速中國進入世界貿易、技術、操作管理的高端的進程。簡言之，在這方面中國應當爭取以小換大，至多以大換大。在不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許從長遠說更要――向東看的意義上，經調整而實現經濟外向擴展的根本內在平衡是一大要務。
二、南海問題的戰略應對
問：您如何理解南海問題的性質，包括它在中國周邊外交中的定位？
時殷弘：我們現在對南海問題的認識很深入，但還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現在看來還沒有充分的條件真正去講清楚九段線的基本法律涵義是什麼，因為沒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戰略涵義。九段線本來就是比較剛性的，因為要講法律就幾乎都是剛性的，特別是有關最根本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前面已經著重講過新興強國對既有強國這能動過程的一個基本的互動邏輯。換句話說，新興強國容易傾向於漠視或輕視克勞塞維茨說的「勝利的頂點」，既有強國則較容易傾向於漠視或是延宕規定「退縮的底線」。這種形勢可能在南海問題上有所浮現。從長遠趨向上來看，理解這個邏輯有助於我們在根本戰略層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問題，中國還有更大的總體戰略任務。在戰略大局中，有一個問題很突出，就是不管由於多麼複雜多樣的原因，中國周邊對外關係狀況總體不佳。與此同時，中國過去多年花費很大精力營造的對美關係到現在為止也很複雜，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這兩者之間有大聯繫：中美關係狀況的風波和負面動蕩很大部分源自周邊的半島問題、日本問題、特別是南海問題等。中國需要遵循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戰略大局，搞好周邊，經營亞洲，最終勸使和迫使美國接受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戰略地位。
問：您認為處理南海問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時殷弘：南海問題有一個總的原則，應該也是我們周邊外交總體戰略原則，即維權維穩的原則，我們當然要維權，但維穩也很重要。無論如何，近一段時間還是要按照中國政府公開倡導的「雙軌」原則。需要防止中美戰略競爭和對立進一步急劇增進，也需要繼續將總體上改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當作是外交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要搞好與東南亞陸上國家的關係，還要爭取彌補或強化我們的薄弱環節，爭取維持住中國與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在南海問題上，必須增進我們的軍事實力，必須增加我們的主權存在。然而另一方面，假如南海問題導致中美髮生衝突，或者衝突過早到來，同時導致毀壞我們和東南亞海洋國家的關係，那就是很不利的。所以，應當保持維權與維穩之間的大致平衡。
在激烈和複雜的南海爭端與推進中國「戰略經濟」的重大需要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鑒於越、緬、印三國在經濟、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三方面相對而言具有最重要、最長遠的意義，也鑒於它們對中國的猜疑、防範相對強烈，且其現有對華關係狀況相對較差或很差，中國在推進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方面的短期任務和中長期根本問題在於：儘可能努力減少它們的對華疑慮和不滿，使之逐漸在參與利益與參與代價或風險的國策權衡中，更多傾向於參與利益。目前突出的關鍵問題是南海爭端及中印領土爭端，邊界緊張導致它們對華疑慮和不滿顯著增長。中國由此面對一個尖銳的戰略輕重緩急次序安排難題：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與南海爭端及中印領土爭端究竟孰先孰後，孰易孰難？事實上，孟中印緬四國經濟走廊對中國有更大、更長遠的地緣戰略意義。它們關係到能否逐漸弱化美國在西太平洋西南方向乃至印度洋東部的戰略外交權勢，能否長期緩和並改善中印兩大國的關係，能否使中國戰略式進入印度洋並構建在該地區的權勢存在，能否以有利於中國的方式創造條件從而最終解決南海爭端。對此，中國需要做出一個艱難但必要的、關於這方面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的正確決斷。
2016年春天起，鑒於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即將就菲律賓提出的南海問題訴案做出裁決，也鑒於美國、日本、歐盟和東南亞大多數海洋國家必將藉此裁決進一步質疑和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領土領海主權聲索及海洋權益聲索的合法性，中國政府開始採取類似於多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大力追求外國政府表態認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在短時間內，中國已爭取到柬埔寨、寮國、汶萊、孟加拉、巴基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印度、波蘭、甘比亞、茅利塔尼亞、蘇丹、委內瑞拉等國同意或支持中國的重大立場，即南海爭端應由直接當事國通過它們之間的雙邊談判去協商解決。在海牙仲裁所謂裁決出籠後，中國政府當即表示，菲南海仲裁案裁決非法無效，不接受不承認，並加大有關的外交努力和軍事鬥爭的力度以回應挑戰，以促進中國關於南海的宏圖的實現。
三、朝鮮問題的戰略審視
問：您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在朝鮮半島面臨的戰略壓力及其平衡方式？
時殷弘：從戰略安全上說，中國在朝鮮和朝鮮半島問題上有六項經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它們是：朝鮮半島基本和平穩定，即「不生戰」；朝鮮內部不能出現嚴重和急劇的大失控、大混亂以致內戰狀態，即「不生亂」；朝鮮必須對中國有起碼的友善態度，防止或阻止朝鮮持對華持久敵視態度，強有力地阻滯朝鮮的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發展，促使它在這方面至少有實質性的收斂，以致爭取最終實現半島無核化；保持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方面必需具備的起碼靈活的迴旋餘地，不允許任何外部事態或外部壓力取消之；朝鮮半島不得成為美國針對中國、侵害中國的重大戰略軍事堡壘，而且與此密切相關，爭取和維持韓國對中國的基本友善。一方面，多年來這些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幾乎一直存在互相間摩擦或矛盾，有時甚至還有暫時衝突，這些作為一部分原因導致中國多年來參與半島事務面臨種種困難和麻煩。然而另一方面，它們長期以來都對中國至關緊要，因而總的來說不能揚此抑彼，更不能取此舍彼，而是必須以爭取儘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時予以真正的關注、推進、維護或彌補。
在朝鮮悍然推進新的核試驗、繼而用彈道導彈技術發射遠程火箭之後，中美兩大常任理事國之間開展艱巨的磋商，聯合國安理會終於通過空前嚴厲的對朝制裁決議。由此，中國上述第4項核心利益得到當前看來是最佳的促進，同時也及時護衛了第6項核心利益，即爭取和維持韓國對中國的基本友善。因此，現在和今後一個時段要格外注意上述第2、第3和第5項核心利益，爭取在為難情況下實現儘可能適當的平衡。
與先前四次安理會關於朝鮮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的制裁決議相比，這次對朝制裁決議的根本特徵和「創新」，在於制裁已不限於朝鮮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而是擴大到將許多間接相關的項目和活動納入制裁範圍。與此同時，同樣重大的變化是：在新的對朝制裁決議內，絕大多數條款都是強制性條款，不同於先前各項對朝制裁決議中有不少條款僅是敦促或建議聯合國成員國採取相關措施。
原本對中國來說，最有利的局面是堅持安理會決議原則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範圍去制裁朝鮮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直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不同意將制裁擴大到與之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或者說，寧願安理會決議進一步推遲產生，也要勸使和迫使美國及韓國讓步，不變更歷來對朝制裁決議的上述根本原則，以便保證中國在對朝政策和中朝關係方面必需的靈活迴旋餘地，防止或阻止朝鮮對華經久的敵視態度，並且有利於防止朝鮮內部因經濟凋敝而生大亂，或者近乎孤注一擲地挑釁而生戰。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樣，「單邊」和自主地對朝鮮某些與發展核武器和中遠程導彈間接有關的項目和活動採取制裁，它們可以因形勢和需要的變化，自主地予以緩解、暫停或結束。然而，鑒於美國和韓國方面此次決心空前，強烈堅持要在安理會制定極其嚴厲、非常廣泛的對朝制裁決議，而且已採取或準備採取一系列就半島和平穩定及中國戰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險的舉動，因而中國方面在朝核問題上受到來自美韓的壓力亦屬空前。
隨著安理會通過新的對朝制裁決議，中國上述最佳選擇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為履行這個空前嚴厲、空前廣泛的制裁決議而損害中國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嚴格履行該決議，這對於實現如下三個目的而言是極有必要的：即嚴厲懲罰朝鮮對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侵害，保護和彌補中韓關係，堅決阻止在韓國部署美國薩德反導系統，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時間以後，需要為了中國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漸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會制裁決議的方針，並且大致不採取中國國家對朝鮮「單邊」制裁，除非朝鮮做出新的非常嚴重地侵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事情。
不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會對朝制裁新決議中帶有陸海空封鎖性質的強制檢查條款時，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靈活性，絕對防止因此發生小規模衝突。同時，對禁止成員國國內的朝鮮銀行分行活動條款的履行也要儘可能保留些許靈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損毀中朝「無害貿易」。從朝鮮進口與其核項目和導彈項目無關的煤炭和鐵礦不在安理會決議禁止範圍內，可以適當多進口一些，以便牽制朝鮮對華態度惡化。
順便可以談論中國在朝鮮新近核試驗之後公開提出的關於兩項談判彼此平行和交織進行的提議，即提議發動談判，旨在締結美朝和約，以此取代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與此同時恢復和進行半島無核化談判，該談判由於2009年朝鮮退出而中止。這個提議遭美韓兩國迅速拒絕，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還可以深入思考的是，這個提議實際上是基於幾項可疑的前提：朝鮮發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危險，或者說是遏阻美韓對朝的「常規」軍事威脅；朝鮮會相信可設想的、美國據朝美和約承擔的對朝承諾；朝鮮不會利用半島無核化談判從事戰略性欺騙，這種情況在金正日時代就曾經反覆出現。
從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總體和長期的重大戰略利益出發，中國有必要為適當時候改善中朝關係、恢復中國對朝鮮對外政策的積極影響留下合適的餘地。一方面，這種餘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朝鮮的行為決定。朝鮮勞動黨於2016年5月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金正恩對此高度重視，為之「大押底牌」，同時朝鮮的核彈頭技術和中遠程核武運載技術經過幾年新發展和數次新試驗之後，被公認有了顯著進步。此後一段時間內，朝鮮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回復到「蟄伏」狀態，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試驗以前歷時約三年的狀態，其間朝鮮沒有進行核試驗和中遠程導彈試驗，也沒有對韓國作重大的軍事挑釁。倘若如此，就可以為中國改善中朝關係提供起碼的條件。另一方面，中國在這方面可用的合適餘地也由中國自己決定。如果牢記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難情況下平衡這些利益，防止揚此抑彼或取此舍彼，決不將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絕」，中國就能在機會來到時站在迎接這一機會的有利地位，以利於中國在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維護總體和長期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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