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盛唐時期和阿拉伯帝國相比，誰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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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中國是鼎盛時期，阿拉伯帝國也是鼎盛時期，網上說兩大帝國都是當時最強盛的國家，那麼，到底誰更厲害呢？從經濟，科技等方面說說。

751年7月-8月的恆羅斯之戰是阿拉伯帝國唯一一次在邊境大勝安西軍。但事後，仍然沒有阻止唐帝國兵團繼續向西域擴張。

樓主要的經濟政治貼下面了，國力唐朝要比大食強，阿拉伯旁邊有東羅馬，唐朝旁邊有吐蕃。別聽樓上他想說怛羅斯之戰，問題在於怛羅斯之戰唐朝被自己人背叛輸了，問題在於這是一場小衝突要不是後來安史之亂，唐朝可以來一千次打打到他吃翔

以下是複製的別人的

怛羅斯之戰的意義最早是被《河殤》給誇大了，並從此成為中國人心頭的一件歷史大事

但其實這一戰根本就不重要，對於阿拉伯來說，這只是其呼羅珊地區的地方勢力的一次試探性進攻，不論勝敗都不足以讓阿拉伯將其擴張重點放到這裡，而對唐朝來說，這只是其安西都護府的局部兵力的一次遠征，不論勝敗都不會動搖安西都護府的實力，更不會影響唐帝國的實力。

事實也正是如此，此戰過後，阿拉伯並沒有乘勢進攻，而安西都護府也繼續保持其對中亞地區的控制，僅僅兩年後還遠征大勃律並取勝，威風不墮。

更足以為證明的是，幾年後的安史之亂爆發後，安西都護府將其精兵內調平叛，剩餘的部分兵力在和唐朝的聯繫斷絕的情況下在吐蕃、大食等勢力的包圍下繼續維持了幾十年。

以下轉自唐吧吧友 dy6923天貼出的

吳玉貴唐文化史對外交流篇

2．與大食的交往

大食(或稱「大寔」或「多氏」)，是唐代對阿拉伯帝國的稱呼。在阿拉伯帝國興起之前，阿拉伯部落之一的塔伊部(Tayyi』)生活在與伊朗相鄰的地區，波斯人稱塔伊部為「Tachik」，並以此泛稱阿拉伯人，

「大食」就是波斯語的譯音。

在伊斯蘭興起之前，古代中國就已經與塞姆語系的古代阿拉伯人發生了久遠的聯繫。公元前64年，羅馬人入侵今敘利亞等地區，取得了在這裡久已流傳的中國絲織品。公元97年，東漢西域都護班超的特使甘英，也曾到達此地。

敘利亞東部沙漠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Palmyra)境內出土的漢字紋錦，更是為時人嘖嘖稱道。這些絲織品屬於公元一世紀，紋樣和織入的漢字與本世紀初斯坦因在新疆樓蘭等地發現的絲織品類似或相同，屬於漢代的綾錦、彩繒織物。4世紀時，羅馬作家阿米亞·馬賽林(Ammianus Marcellinus)曾經親身參加過與波斯的戰爭，據他記載，

360年左右，在幼發拉底河沿岸每年一度的集市上，有中國商品出售[148]。所有這些例證，都表明古代中國與塞姆語系民族地區很早就有了物質文化的交流[149]。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即大食帝國消滅薩珊波斯的同年，

大食王密莫末膩的使者也第一次到達了唐朝宮廷[150]。這位大食王就是阿拉伯第三任正統哈里發奧斯曼(『Uthman)，密莫末膩，是阿拉伯語Amīr almu』minin的譯音，意思為「信士們的長官」，是阿拉伯人對哈里發的一種尊稱，唐朝人用它來指稱哈里發。阿拉伯使臣的到來，標誌著唐朝與西域關係史的重大轉折的開始，隨著薩珊波斯的滅亡和大食帝國的擴張，大食人將逐漸取代波斯人，在中國古代東西交往的歷史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此後，隨著大食勢力向東、向北推進，唐朝與大食的接觸日漸頻繁，倭馬亞朝(661-750年，即漢籍之白衣大食)及其派駐呼羅珊的總督不斷派遣使節和商隊與唐朝交好，開創了唐朝與西域交往的新階段。750年，阿卜勒·阿拔斯(Abu』 l-』Abbas)滅倭馬亞朝，建立了以阿拔斯朝(即漢籍黑衣大食)知名的阿拉伯政權。在阿拔斯朝統治時期(750-1258年)，

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先是由大馬士革東移到幼發拉底河中游的苦法，以後再遷到巴格達，然後又由巴格達徙至薩瑪拉，每次遷都的用意都與開展與中國及東方各地的貿易關係有關。隨著政治中心東移，大食帝國與唐朝的關係更趨密切，

造紙術等我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就是在這一時期傳到西方的。

大食的東進，引發了中亞地區政治格局的大變動，被大食消滅或受到大食壓力的國家或政權紛紛請求唐朝的庇護，如上文提到的波斯末代國王伊嗣俟三世之子卑路斯，及卑路斯的兒子泥涅師，都曾在長安避難。甚至在將泥涅師送返吐火羅之後，唐朝與波斯流亡政權的關係還一直持續到了8世紀下半葉。除波斯之外，西域的昭武九姓國和吐火羅故地各政權也都紛紛向唐朝請援，表示願意與唐朝共同抗擊大食東侵[151]。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由東而西，吐蕃由南而北，大食由西而東，三方勢力在西域交匯。唐朝雖然曾在蔥嶺以西設立過羈縻府州，並進行過一些懲罰性的遠征，

但是總的來說，唐朝勢力主要局限在蔥嶺以東的地區，並沒有能夠負擔起保護蔥嶺以西中亞諸小國，抵抗大食東進的職責。

唐朝與大食在西域的唯一次規模較大的戰爭發生在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呾邏斯(Talas)之戰。天寶九載(750年)，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以石國王「蕃禮有虧」，率軍征討。當唐軍到達時，石國王向唐軍投降，高仙芝與石國王約和於前，又背約翻臉於後，將石國王俘虜，並交給唐朝廷殺害。石國王被俘之後，石國王子引西域「諸胡國」及大食兵，與唐朝安西的軍隊戰於呾邏斯，結果唐朝安西的軍隊在呾邏斯打了一個大敗仗。

這次戰役的結果，對當時西域的形勢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與戰前相比，大食與唐朝戰後在西域的政策或實力對比都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152]。但是這次戰役在東西文化傳播的歷史上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戰爭中，

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內被俘往阿拉伯地區，被俘的工匠中有金銀匠、畫匠，漢匠能作畫者有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有河東人樂、呂禮[153]，而據阿拉伯古文獻記載，被俘者當中還有造紙工匠，他們對中國造紙術的西傳起了重要的作用。

與唐朝在西域絲綢之路東部沿途設立的完備的烽燧館驛系統一樣，大食帝國也在絲綢之路的西部設立了四通八達的郵驛系統，上文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國志》，就是根據9世紀時阿拉伯郵驛檔案編纂而成的，書中詳細記載了由阿拉伯地區通往唐朝境內的呼羅珊大道，這條道路從巴格達向東北方向延伸，經哈馬丹、賴依、尼沙布爾、木鹿、安國、康國，到達錫爾河流域，再進而到達唐朝控制的西域地區。完善的驛路系統保證了世界各地的物產源源不斷地湧入巴格達，巴士拉學者扎希茲(al-Jahiz，776-868年)在他編纂的《商務的觀察》一書中，具列了世界各地輸入巴格達的物品，其中從中國輸入的貨物有

絲綢、瓷器、紙、墨、鞍、劍、香料、麝香、肉桂，甚至還有孔雀等動物。《道里邦國志》也記載了中國輸入阿拉伯地區的貨物，計有

白綢、彩繒、金花錦、瓷器、麻醉藥物、麝香、沉香木、馬鞍、貂皮、肉桂、姜等[154]。

與波斯類似，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國傳入或與中國有關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國的)，如肉桂作「dar sinī」，姜作「zajabib sini」，玫瑰作「ward sinī」，治頭痛葯作「shah sini」，燒制陶器的高嶺土作「khaki sini」等等。

凡是從中國傳入的物品，大都被賦予了神奇的特性，如白銅(即「鋈」)，阿拉伯語作「al-kharsini」意思是「中國鐵」或「中國箭簇金」，被認為是一種產於中國的罕見的金屬，據稱用這種金屬製成的箭簇含有劇毒，中人即死；用它做成魚鉤，不會使海里的任何生物掙脫；鑄成銅鏡可以避邪；製成鍾鈴，可以發出響亮的樂音。著名的阿拉伯煉丹術士哈伊延·本·扎比爾(Hayyan b. Jabir)甚至專門寫了一本名叫《中國鐵之書》的著作，專門論述這種金屬[155]。

與流行於唐朝各地的許多外來物品一樣，這些從中國傳來的物品已經已經遠遠超過了其自身固有的價值，成了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的物品。

唐代最早親歷阿拉伯地區，並留下完整記錄的是唐朝使節達奚弘通。《中興書目》著錄《西南海諸蕃行記》一卷，並解釋稱：「唐上元中（674——676年），唐州（治今河南泌陽）刺史達奚弘通撰。弘通以大理司直使海外，自赤土至虔那，幾（凡）經三十六國，略載其事。」[156]達奚弘通出使事無考。此赤土即馬來半島西部吉打（Kedah）南部之地，虔那可還原為Kana，指阿拉伯半島南部的Bandar Hisn Ghorah地方[157]。雖然此書全佚，

但在殘留的記載中保存了唐朝使臣直航阿拉伯的寶貴記錄。

在唐朝與大食的交往中，值得記述的還有杜環寫的《經行記》一書。杜環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呾邏斯戰役時被大食軍隊俘虜，在大食境內飄流10年之久，寶應元年（762年）附海舶返回唐朝。杜環根據他在大食境內流寓的經歷及見聞寫了《經行記》，留下了中國與阿拉伯交往的最早和早可靠的記錄。

《經行記》原書已佚，但是杜佑在寫作《通典》時，在「邊防典」中摘錄了其中部分內容，吉光片羽，彌足珍貴。其中有些內容保留了關於早期阿拉伯風俗和伊斯蘭教教義的最早的漢文記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稱大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158]

為研究早期穆斯林風俗提供了寶貴資料。

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條著名的聖訓，稱：「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國的迫切願望。與親歷西亞的唐朝人相比，

東來中國從事貿易及相關活動的大食人要多得多。8世紀中葉，

鑒真和尚在廣州港親眼見到過「大石國」（即「大食」）的商船，而阿拉伯人阿布·塞義德（Abu Zaid）也記載黃巢曾在廣州殺害了伊斯蘭教徒等12萬人。田神功在揚州劫掠時，也殺了幾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159]。唐朝境內大食商人之多，可以想見。有名可查的大食商人除了《中國印度聞見錄》中著名的蘇萊曼（Sulamān al-Tājir）外，有曾在785年以前某時期從事與中國間的沉香木貿易的阿卜·烏拜達（Abū 『Ubayda 『Abdallāh b.al-Qāsim），八、九世紀之交，因從事對華居間貿易而致富的納扎爾·本·來伊蒙（al-Nazar b.Maymum）等[160]。

肅宗乾元元年（758），廣州上報朝廷，稱：「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逾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161]唐代廣州地方官員，一向以貪污賄賂、盤剝外國舶商著稱。此前，廣州都督路元睿就曾因掠取外國商船的貨物，被蕃商刺殺[162]。所以這裡所謂的「兵」，很可能就是擁有武裝的大食商人。

來華的大食人中，有些長期居住在唐朝境內，具備了很高深的漢文化修養。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唐宣武軍節度使盧鈞向朝廷推薦大食國人李彥升，次年，

李彥升賓貢及第，成為唯一取得進士資格的大食人[163]。

在與唐朝長期交往的過程中，大食的器物也傳入了中國。

唐代的伊斯蘭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蘭玻璃在歷史上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羅馬時代玻璃製造業曾達到了相當高超的水平，當歐洲進入中世紀黑暗時代之後，玻璃製造也隨之衰敗。阿拉伯人在7世紀佔領地中海東岸地區之後，繼承了羅馬精湛的玻璃製造工藝，並使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玻璃器製造史上的伊斯蘭時代。

近年在西安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出土了約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為研究伊斯蘭玻璃器和唐朝與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據研究，這些玻璃器除了一件茶托屬於典型中國器型，數件素麵盤無法確定產地外，主要都屬於伊斯蘭早期玻璃器。根據其裝飾工藝的特點，這批玻璃器可分為四類，第一類為1件貼花盤口瓶，黃色透明，無模吹製成型。使用了伊斯蘭早期地中海東岸非常流行的貼絲和貼花等熱加工裝飾工藝。第二類為6件刻紋藍玻璃盤，使用了刻紋冷加工工藝。刻紋以枝、葉、花為主題，運用葡萄葉紋、葵花紋、枝條紋、繩索紋等裝飾手段，再加上菱形紋、十字紋、三角紋、正弦紋等幾何紋飾，構成了繁富華麗的圖案。刻紋玻璃工藝與貼絲、貼花工藝一樣，都是伊斯蘭玻璃工匠從羅馬繼承的工藝，在伊斯蘭早期曾盛行一時，但是鮮有完整器物傳世。

法門寺地宮的這批玻璃盤不僅完整無損，而且根據地宮帳，屬於唐僖宗的供奉品，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入藏地宮，確切的時間記載更增加了它的學術價值。尤為可貴的是，這些刻紋玻璃盤中，有兩件描金刻紋玻璃盤，是至為罕見的珍品，填補了對伊斯蘭玻璃器認識的空白。第三類為2件印紋直桶杯，無色透明，壁面由五組花紋裝飾而成，使用了模吹印花工藝，這種工藝也源自羅馬，但伊斯蘭模吹玻璃器器壁較厚，而且底部往往帶有粘棒的疤痕。法門寺印紋直桶杯的器形和紋飾在伊斯蘭早期玻璃器中是十分常見的。最後一類是1件釉彩玻璃盤。釉料彩繪是玻璃裝飾工藝的一種，它是將易熔玻璃配上適量礦物顏料，研磨成細顆粒，加上粘合劑和填充料混合後，塗繪在玻璃製品的表面，然後加熱而成。

一般認為伊斯蘭彩釉玻璃的應用是在公元12至15世紀，9世紀的釉彩玻璃非常鮮見，所以法門寺發現的伊斯蘭早期彩釉玻璃就更顯其珍貴[164]。玻璃器易碎難存，傳世品外，很難見到完整的出土器物，法門寺早期伊斯蘭玻璃器的發現，不僅為唐朝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且豐富了人們對伊斯蘭早期玻璃工藝的認識。

阿拉伯金幣也隨著唐朝與大食貿易交往而傳入了中國。

西安西窯頭村唐墓出土3枚阿拉伯金幣，一枚標回曆83年（武后長安二年，702年），一枚標回曆100年（開元六至七年，718-719年），一枚標回曆129年（天寶五至六年，746-747年）[165]。阿拉伯金幣外，在中國還發現了阿拉伯人仿製的拜占廷金幣。如西安土門村唐墓發現阿拉伯仿拜占廷希拉克略（Heracliue，610-641年）金幣，鑄造時間在公元7世紀[166]。1959年在新疆烏恰縣以西的深山中修路時，在石縫中發現了波斯薩珊朝銀幣947枚，金條13根。銀幣中有97枚已鏽蝕殘損，其餘850枚中，有庫思老一世2枚，庫思老二世567枚，阿拉伯倭馬亞朝仿製庫思老二世錢幣，即所謂阿拉伯-薩珊式銀幣281枚[167]。特別有趣的是，

在寧夏固原唐代史鐵棒墓（咸亨元年，670年）中，發現了1枚非常罕見的薩珊阿爾達希爾三世（Ardashir Ⅲ，公元628-630年）金幣的仿製品。一般認為，仿拜占廷錢幣中沒有銀幣，而在仿薩珊波斯的錢幣中則沒有金幣，這枚仿製品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據研究認為，這枚金幣應該是7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之間，阿拉伯人部分佔領薩珊波斯之後的仿製品[168]。

隨著唐朝與大食交往的開展，伊斯蘭教也在唐代傳入了中國。

上引《經行記》中，已經涉及到了伊斯蘭教教義的內容，此外杜環還專門記載了所謂的「大食法」，稱：「大食法者，以親戚弟子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169]陳垣先生讚歎說，在唐以後有關伊斯蘭教的記載中，尚未見過如此清楚的論述。「所謂法，即教也。大食法，回教也。」[170]

由於缺乏確切的資料，學術界對伊斯蘭教傳入的具體時間存在不少的爭論，概括來講有隋開皇（581-600年）說、唐武德（618-626年）說、唐貞觀（627-649年）初說、永徽二年（651年）說和八世紀初年說等五種觀點[171]。雖然各種觀點分歧較大，但是一般都認為最晚在唐代時，伊斯蘭教已經傳入了中國。在現代中國56個民族中，有10個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的傳入，無疑是唐朝與大食關係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

第四節唐朝與波斯、大食、拜占廷的交往

古代中國與波斯有著久遠的經濟、文化交往的歷史，在唐代前期，這種聯繫繼續得到了發展，甚至在7世紀薩珊波斯滅亡後的幾百年間，唐朝仍然與波斯流亡政權保持著密切的交往。在唐朝所謂的「三夷教」中，

祆教是波斯的國教，而景教和摩尼教也與波斯有著密切的關係[111]。

近年發現的大批波斯金銀器、紡織品，以及活躍在唐朝境內的波斯人，所有這些都表明，

波斯帝國雖然在唐朝前期就已滅亡，但是與波斯的交往，仍然是唐朝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的內容。

大食興起於7世紀。隨著薩珊波斯的破滅，大食帝國就成了唐朝西鄰大國，並與唐朝保持了友好的交往，尤其是在阿拔斯朝遷都東方，並日益完善內陸郵驛制度之後，更是促進了大食與中國及東方各地的貿易關係。隨著大食的東進，

伊斯蘭教也在唐代傳入了中國，逐漸成為我國許多民族信奉的宗教，對現代中國文化面貌的形成影響至鉅。

與波斯、大食不同，

唐朝與拜占廷距離遼遠，直接交往也並不頻繁，相互間的了解往往並不真切，如《舊唐書》描述拜占廷的宮殿稱：「

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樑。」[112]一望可知，這種描述中有非常濃重的誇張成分，但正是這種理想化的傳聞，為雙方增進了解，促進交流提供了強烈而恆久的動力。

1．與薩珊波斯的交往

薩珊波斯(226-651年)是伊朗古代歷史上的一個政權。薩珊波斯國很早就與中國內地的政權建立了聯繫。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左右，

北魏遣使者韓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113]。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

波斯國又與疏勒等國遣使朝貢。此後，與西魏、北周、隋往來不絕。

太宗貞觀六年（632年），薩珊朝末代國王伊嗣俟(Yazidjird Ⅲ)繼承王位，未幾，大食人開始大舉入侵波斯，伊嗣俟與大食交戰兵敗，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1年)，逃往木祿，被人殺害。歷時數百年的薩珊波斯帝國最終滅亡。此後，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波斯東境，在吐火羅的支持下建立了流亡政權。卑路斯向唐朝「請兵救援」，但是唐朝這時注意力集中在蔥嶺以東的西域地區，無意在蔥嶺以西與大食直接對抗，唐高宗婉言拒絕了出兵的要求。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唐朝使臣王名遠在吐火羅道大量設置羈縻都督府州時，以卑路斯所在的疾陵城設置波斯都督府，並以卑路斯為都督。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在大食的侵逼之下，卑路斯在西域無法立足，入朝唐朝，並最終客死於中土。

卑路斯去世之後，唐朝冊立卑路斯之子泥涅師為波斯王，客居長安。高宗調露元年(679年)，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背叛唐朝，與吐蕃聯合攻擊唐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唐高宗任命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以冊送泥涅師為名，在途中襲擊西突厥[114]。雖然裴行儉「安撫大食使」的銜號實際上只是虛有其名[115]，但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左右，泥涅師最終還是在唐朝軍隊的護送下回到了吐火羅。

據近年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可知為了完成這次帶有遠征性質的護送行動，唐朝專門組織了「波斯軍」，還特別頒發了《波斯軍別敕》，波斯軍兵員由蕃漢兵混合組成，除了兵募外，還有唐朝西州的府兵，最後是經護密送到了吐火羅[116]。泥涅師客居吐火羅二十餘年，景龍二年(708年)復返唐，授左威衛將軍，後病死於長安。

至少在8世紀上半葉，薩珊波斯余部仍然在吐火羅地區活動，而且與唐朝保持著密切的貢使關係。開元、天寶年間（713-756年），波斯流亡政權屢屢向唐朝貢獻瑪瑙、綉舞筵等物[117]。

據《冊府元龜》有關朝貢的記載統計，在此期間波斯向唐朝進獻的物品主要有香葯、犀牛、大象、獵豹等，甚至到大曆六年(780年)，還有波斯國遣使獻真珠、琥珀等物[118]。

波斯國殘部的存在也得到了阿拉伯史料的印證，據泰伯里記載，回曆110年(公元728-729年)，突騎施可汗蘇祿在呼羅珊人的請求下，驅除粟特地區的大食軍隊，突騎施人在康國Kamarge附近的一個要塞，遭到了大食軍隊的頑強抵抗。為了促使守軍投降，蘇祿帶來了伊嗣俟的後裔Khusraw。據信，Khusraw長期在吐火羅地區活動，號召恢復已經滅亡將近一個世紀的薩珊波斯的統治[119]。

薩珊波斯銀幣的流行，是中古時代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

從4世紀起，薩珊銀幣就已在中國各地出現，截止1978年，至少已發現了49起，1200多枚。新疆、青海、內蒙古、陝西、河南、山西、河北、湖北及廣東等地都有發現[120]。數量之多、分布範圍之廣，都是很驚人的。據傳統文獻記載，北周時期「

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121]。這裡說的「銀錢」，主要就是指薩珊銀幣。這裡就唐代遺址中發現的薩珊銀幣略作介紹。

中國境內唐代遺存中出土薩珊波斯銀幣最集中的是今新疆地區。在公元7世紀高昌國末年至唐代西州時期，新疆吐魯番地區的墓葬中流行以波斯薩珊朝銀幣或東羅馬金幣斂葬的習俗，多數含殮於死者口中，或覆蓋於兩眼之上，斂葬銀幣多是卑路斯（459-484年）以後至庫思老二世（Chosroes Ⅱ，590-628年）式樣，尤以庫思老二世為多，有的銀幣鑄造年代與殮葬入墓年代相距很近，說明薩珊銀幣的流通是很迅速的[122]。1950年、1955年、1956年、1957年、1959-1950年、1964年、1966年、1967年、1969年、1972年、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多次發現了大量薩珊朝銀幣，其中相當多的部分都是在唐代遺址中出土的[123]。1978年，在新疆焉耆博格達古城也出土庫思老二世銀幣1枚，埋藏年代約在公元7世紀[124]。

新疆之外，唐代遺址中發現薩珊波斯銀幣的地點還有陝西、甘肅、河南、山西等地。西安7區30號唐墓出土2枚波斯王庫思老二世和1枚約當7世紀前半期的仿庫思老二世銀幣[125]。在長安國清寺舍利塔中，發現了7枚波斯銀幣，其中6枚屬於庫思老二世，1枚屬布倫女王（Boran，630-631年），這些銀幣是在天寶年間（742-756年）瘞入塔內的[126]。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敦煌莫高窟北區第222號瘞窟時，在棺床草席下發現1枚卑路斯銀幣，可能是在隋末唐初，作為隨葬品瘞入的[127]。1955年，在洛陽北邙山30號唐墓出土薩珊銀幣16枚[128]。山西太原金勝村5號唐墓出土庫思老二世銀幣1枚，正面圓框外右角有鳥形戳記，是大食初期東部各省加蓋的戳記，這枚銀幣應該是在6世紀末年瘞入墓中的[129]。

PS：中伊友誼源遠流長啊#(陰險)

如果說經濟和科技水平上，必然是阿拉伯帝國。這倒不是因為阿拉伯人比中國人聰明，而是人家的地理位置好。

比如阿拉伯人可以從印度得到數字，從中國取得造紙術，從小亞和埃及取得一堆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成果，還能從從波斯得到建築技術。這麼說吧，當時歐亞大陸上主要文明的文明成果阿拉伯人都能接觸到，但中國人只能通過西域商隊獲得十分有限的西方文明成果，比如玻璃。玻璃在唐代是相當珍貴的，而阿拉伯人可以同時從西方和東方得到瓷器和玻璃。

我說個冰山一角怛羅斯之戰唐軍遠征被夾擊被叛最後輸了我們來看看數據參戰人有三種說法 1阿拉伯20萬唐2萬 2阿拉伯7萬唐1.8萬 3阿拉伯20萬增至30萬唐2.4萬。傷亡數據2種 1阿拉伯傷亡7萬唐傷亡1.5萬 2阿拉伯傷亡3萬唐傷亡8千沒錯唐軍遠征三月被背叛被夾擊輸了

中國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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