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來制度經歷二千多年(百代皆依秦制)，有改良空間嗎？極限與主要問題在哪裡？

秦代以來的制度其實歷代都有改進，但進步始終不盡如人意。純粹從制度本身去分析，對它的改良有極限嗎？達到極限了嗎？

所有的管理，實質是對人的合理管理，明分使群及合理流動。形式上則歸根到底其實是時間的合理管理與空間的合理管理。

對人的管理，封建禮制當然存在諸多弊端，有根本缺陷。恢復穩定秩序作用功能上佳而應對變亂不足。還原回歸復舊慣性強大同化融合功能強大，突破變革創新吸收則不足。

從封建到郡縣到行省，傳統制度在空間管理不斷地有各種合理改良取得一些進展。

但在時間周期管理上則似乎始終進展甚微，沒有跟上。從皇帝到各級官吏的廢除終身制及退休制度任期制度，帝王家族內的禪讓選拔培養平穩交接，都是大有問題。很多問題，最後其實都是皇帝與官僚的集體老化及新陳代謝代際更替沒能跟上。

秦制說到底就是世襲君主制+僱傭官僚制。

古代中國曆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都集中在優化僱傭官僚制方面，成績突出，局限很大。

古代中國經常爆發危機的環節就是君主交替。這個環節從未得到有效改革。

秦制中的世襲君主制直接來源於世官制衰落時代的春秋戰國時代。最初君主與官僚之間的權力分配關係也直接來源於戰國時代。

僱傭官僚制能夠儘可能地面向全社會選拔吸納人才。

世襲君主制是之前部族邦國時代的產物。在商代末期，根據新的時代進行了一定的家庭化改造。其特點是以血緣小家庭為範圍進行封閉傳承。

這就造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

君主來源範圍顯著小於官僚來源範圍。

在秦漢時代，君主集團通過建立軍功貴族的方式，形成一個龐大的世襲貴族集團，構成了對僱傭官僚集團的管理監督和平衡體系。

西漢晚期進行了儒家化改造，對軍功貴族進行了打擊。比如誅滅單于的大將陳湯，就一再面臨打壓。先是追究矯詔之罪，接著追究軍紀問題，然後不承認按照誅殺單于的賞格封賞，隨後在其他等級的封賞中繼續壓低標準，後來找茬廢了，甚至要殺人，好不容易因為戰事緊急又召了出來，又借故要殺，最後號稱法外開恩，竟然流放到了他斬殺單于的西域示眾！一直到死才讓回來！

此後兩漢雖然依然維持了基本的軍功制度，但是真正實現世襲效果的已經變成儒家門閥。楊彪家族，袁紹家族，都是這樣的門閥世家，號稱四世三公。而皇權衰落到了極點，東漢前期以後，幾乎再也沒有了成年皇帝，偶然有幾個命硬活到成年，三十齣頭就死了。

歷史上經常講「封建集權」，其實常態是皇帝說了不算。

漢元帝改革以後，皇權基本無法正常履行，除非開國之君自帶班底，勛貴集團尚未衰落，否則數代之後就迅速崩壞。史家指責說，這是因為後來的君主養於深宮長於婦人之手，十分無能，其實這是錯的。關鍵是沒有支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就好像炒房子，你知道炒房子掙錢，你能讓銀行貸款一百萬然後去開發商那邊以十萬一套的價格買十套小別墅嗎？你不能。你只能貸款五十萬加老爹二十萬買一套七十萬的三室。這不是因為你無能，只是因為你沒有同案犯。

那麼封建皇帝就可以僅憑血脈就獲得一群同黨嗎？

不能。

秦漢時代還有內（中）朝集團作為皇帝班底，曹魏篡漢和西晉篡魏時連續進行了削弱（西晉篡魏之前，曹魏蜀漢兩國都實際上取消了宮廷保密制度，大臣可以隨意控制宮廷人事）。唐初重新加強了漏泄禁中語的懲處力度，被視為「加強皇權」，其實只是正常制度。西晉想通過分封宗室來加強皇權，但是事實證明效果一般。

對君權問題改革最好的是明朝，但是也沒有突破性進展。朱元璋廢除丞相制，朱棣建立內閣制，此後屢次改革，加上錦衣衛和東西廠，最後形成了內閣票擬和內廷批紅制度，並通過隨機抽取奏章的方式進行督檢，勉強可以駕馭僱傭官僚。但是君主自身孤立無援的問題依然嚴重。

在明代之前，宋仁宗曾經企圖做朱元璋，結果大臣故意製造繁瑣的公文，又氣又累的宋仁宗直接中風了。後來宋仁宗想生兒子，以保證皇權穩定。大臣就故意引導，讓他以為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才能生兒子，結果生了一些先天不足的兒子，早早都夭折了。最後被迫選擇宋英宗繼位。英宗缺乏合法性，與大臣爆發激烈衝突，提早就精神病死了，沒有變成宋朝的明世宗嘉靖皇帝。明朝嘉靖是怎麼玩的呢？先答應進京，在天下皆知以後，走到京城附近又說要讓心腹掌握錦衣衛（仿效漢文帝）。然後在多次刺殺案件中僥倖活了下來，並在疏遠皇子的重大代價下保住了皇子的命。

遠臣者生近臣者死，這是明朝的奇怪現象，但是考察歷史就會發現，對於大臣來說，死的皇帝才是一個好皇帝。畢竟，管家不喜歡能幹的東家。探春管不了事兒就是因為這個，大家都排擠她。當年美國也是英國人在北美的莊園管家，最後發現主人要收錢，就起鬨「獨立」了。加拿大因此以美國為恥，出兵火燒白宮。管家獨立，那不就是盜竊私有財產嗎？

事情很明顯，君主集團太小了。來自於邦國時代的世襲君主制已經不適合新時代了。

最終，西方在學習和扭曲明代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創造了政黨制度。政黨事實上發揮了君主集團的作用，實現了對官僚的管理。

這樣就發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兩個集團都是非世襲的僱傭集團。區別是政黨集團以政治訴求和社會公認為核心，類似於漢代察舉制。官僚集團以技能考核與政績考核為核心，類似於明代科舉制和大計制度。

政黨是名士，官僚是循吏。名士就要炒作，娛樂圈化。官僚就要法家化，容易死。

一舉一考，構成了現代社會的基本治理體系。小家庭世襲在治理制度上已經實際上退出歷史了，僅有一些君主立憲製作為殘餘。

其實在經濟生活中，大點的企業也往往實現了股份制，融資必然出現股權分散化，導致小家庭已經難以壟斷企業了。

謝 @當時明月彩雲追 邀。

一 百代皆行秦制的出處

題主所提觀點，出處應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毛澤東寫給郭沫若的一首詩。

郭曾經寫《十批判書》，其中有批判秦始皇的觀點。毛對此並不贊同，故寫詩相贈。

詩中所謂「秦政法」，很明顯是指秦始皇廢除「封建制」，改成「郡縣制」，加強中央集權。唐代柳宗元寫《封建論》探討這個歷史性的變革，偉人則以此為發端作詩。

詩中又為「焚書坑儒」辯護，以孔學為「秕糠」，當然不是單純論史。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毛澤東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二 人、制度與自然

儘管如此，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度本身倒也是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其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區》中提到，歷史可以從三個角度去觀察：

（1）長程：天然環境，變化極其緩慢，影響力卻巨大。

（2）中程：社會文化經濟各個層面，其變化互相牽制、互相影響。

（3）近程：政治事件，是發生在人們周圍，最容易變化的。

借比布羅代爾的觀點，我們可以認為，郡縣制度的形成，實則相當於是歷史的「中程」，它既對歷史人物事件（短程）發生影響，又受到自然環境（「長程「）的影響和制約。

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以郡縣製為基礎的統一帝國，和帝國境內適合以農耕養活更多人口、需要整合資源來防禦治理水患天災、需要統一力量來對抗十五英寸等雨線外的異族入侵等等自然環境形成的因素密切相關。

所以秦代以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一直延續兩千多年，從來只有調整和改良的空間，卻無法另起爐灶，蓋因「中程「為「長程「所限。

三 制度改良的困境

自然環境的影響使郡縣制中央集權成為中國封建皇朝之根本制度，歷代統治者為了夯實這個根基，則不斷對官僚制度、稅收制度、兵役制度等各項細化制度進行改進（個別開倒車的也有，比如元朝）。

但我們發現，這些制度的改良有時並不能讓國家變得更好，而總會衍生出新的問題。原因大概如下：

（1）古人常說「以史為鑒」，所謂的改制通常建立在對前代得失的探討反省之下，卻終究無法擺脫自身的時代局限，以致矯枉過正，另生弊端。

例如西晉有鑒於魏國皇室力量之單薄，大封宗親拱衛皇家，結果導致八王之亂。

又如北宋有鑒於唐朝和五代的藩鎮割據，以文抑武，強幹弱支，結果導致軍隊戰鬥力下降，對外戰績不堪。

再如明太祖鑒於宋代重商且稅重，更以王安石改革為與民爭利之舉，遂將賦稅重心轉向田賦與力役，又一概以實物徵收，致使明初的社會經濟缺乏活力，到了晚明國家財政又陷入破產。

（2）所有自上而下的改良，根本目的在於皇朝所謂的「長治久安」，在於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地位，為此甚至可以犧牲國家和百姓的利益。

如前面所提到的宋朝以文抑武，宋太祖曾得意地說：

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畢竟文官再貪，也不會像統兵的武將那樣直接威脅皇權。

（3）歷史的弔詭無情之處在於，竭盡前人之智慧，吸取歷代之教訓後，某些制度在周密完善的同時往往也就喪失了活力而陷入僵化。

論官員提拔體制之完備合理，明朝當遠勝於一千多年前的漢朝。但正因為其完備合理，像霍去病這種年輕的天才外戚將領，再無可能在明朝的體制下橫空出世。

論科舉考試製度之嚴謹公平，明清當遠勝於唐代。但這種嚴謹公平，恰恰是導致科舉僵化、八股橫行的原因之一。像王維這種人在明清，不老實學八股，玩什麼「投詩自薦」，殺十次頭都不夠。

當然這倒不是說體制越完備反而越不好，只是制度本身從來不會十全十美，凡事自有得失罷了。

回到前文，我們知道當歷史的「長程」沒有變、「中程」沒有變，那麼「短程」中的任何變化都是因時而起，也終究為時所限。

上層建築是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

先秦時，人少地多，自然而然的要控制人，所以整個社會都是圍繞著奴隸和奴隸主運作。比如周朝的禮法制，就是為這兩者而做，規定了誰是奴隸，誰是奴隸主，奴隸主可以幹什麼，奴隸主內部要如何運轉等等。

戰國後，開始人多地少了，生產資料變成了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圍繞著土地運轉。對人的束縛減輕，但對土地的依賴卻大大加深，地主階級老是想擴大自己的土地，知識分子當官後也要買一塊地，商人賺錢後更是迫不及待地往土地里鑽。明朝為什麼空有資本主義萌芽而沒有資本主義？其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在完成原始積累以後不想繼續當商人，而是相當地主，進而成為士族。有這樣一個減壓閥在，自然不可能量變引起質變。

在古代社會，一個普通人要吃飯，除了要勞動外，還需要一塊土地來耕作。但很不巧，土地都在統治階級手裡，而且隨時間推移越往上層集中。底層的人口越來越多，但土地卻越來越少，這是中國空有二千年封建史卻不斷重演歷史周期律的一個根本原因。

雍正的攤丁入地雖然解決了土地越來越集中在特權階級手中而導致的國家財政問題，但卻仍然沒有解決人多地少的問題。一個半世紀後的太平天國運動是其的一個集中爆發。

為什麼不管我政治結構如何改良，最終都免不了王朝覆滅？原因就在於上面。經濟基礎的問題沒有解決，上層建築再先進也是沒用。

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領導集體剛開始對歷史周期律也是很有憂慮的，而土地改革後的兩年內全國土地流轉情況也證實這麼一個狀況：土地正越來越集中。那麼後來這個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呢？

既然可耕種土地總面積改變不了，但又得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那我就增加土地的單位產出，變相來增加可耕種土地面積。這個的關鍵有兩個，其一在於工業化，比如八十年代時，我們國家吃透了七十年代從歐美髮達國家引進的化工生產線，於是化肥產量開始大增，從那時起到現在，對全國增加的糧食產量的貢獻中化肥的功勞要佔一半以上。除了工業化這種實物，還有上層建築這種虛物，比如五十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後期的人民公社運動時，進行土地產權公有化，生產管理集體化。從而解決了土地往私人手裡集中的問題以及克服了小農經濟勢單力薄的缺點。從1954年到1976年，在人口增長了一半（6億到9.5億）的情況下，人均糧食還能保持20公斤的增長（三大改造後兩年，人均糧食便增加了20公斤，此後由於人口增長和災害，人均糧食有所降低，六十代人均糧食保持在250公斤左右，七十年代基本平穩在300公斤），這裡面就有這些上層建築的作用。

歷史周期律這種東西看著簡單，但解決起來著實麻煩。所以不管古代封建王朝如何改良它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逃脫它的局限：任何與封建土地制度有關的進步改革都必將失敗，因為封建土地制度是這些封建王朝的根。解決了這些根，那它就不叫封建王朝了，而不解決這個根子問題，那也只是早死晚死的區別。

兩千年來一直是秦政治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你仔細想想，我們現在也有秦政治的影子，我們還不是民選的官僚8體制，而是派送的。

所以秦政治的改良空間並不該是從下層的，事實上這兩千年一直在下層改良，而忽視了皇權的改良，只要皇權沒有制約，只憑藉天人感應，那麼就沒有辦法持續下去。家天下的格局終究太小。

劉邦說，非劉姓而稱王，則天下共擊之。事實上即使劉姓稱王，最後也是不斷削弱。先秦可以理解為宗室之亂，秦漢先宗室再外戚和宦官，魏晉士族權重，隋唐滅了士族而興藩鎮，兩宋滅了藩鎮而自戕，蒙元大倒退，管理很疏鬆。大明專制和宦官黨爭，大清太后專權。

封建制度的建制最優解應該是兩宋，這種制度可以說很有效率，宋朝有一點兒不好的地方則是王安石變法最後變成了黨爭。而這個黨爭其實也和皇帝有私心有關。宋徽宗時皇權破壞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

我覺得如果蒙元不攻打南宋，南宋應該還可以撐很久的。不過中國大一統的傳統過於強硬，這點兒上應該說影響了中國在皇權建設上的發展。之後元明清一朝更比一朝專制。尤其是外族入侵，使社會退步到奴隸制與封建制之間。

我為什麼極度反感這入侵，因為這個入侵是一個小群體對大社會的壓制，儘管明朝也有種種弊症，但不會出現明顯的不對等。

最近在學習中，我覺得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並沒有一個明顯的界限。而又認為宋朝的發展應該是比較均衡的，又因為他誕生了一點兒民族主義，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皇權衰弱，封建制度是比較有希望進一步發展到虛君的。

秦代以來制度最大的功能作用在於較有效實現了定於一。最大的弊病則在於不得不過度集中權力而難以維繼。

要有效實現定於一，權力不集中是不行的。空間管理上從封建到郡縣到行省的變遷，都是為了因應不同客觀經濟技術條件下更有效的集中。

過度集中，則極容易超出了帝王及中樞成員的個人生理自然極限。帝王及其中樞成員的精力才智能力都有限度，生老病死是共同的自然必然。過度集中顯然極易超出帝王及其中樞成員的自然限度。

歷代以來所有的改良調適，其實都是過多集中在帝王及其中樞成員之間尋求各種管理邊界。賢與愚|勤與怠l忠與奸|公與私|國與家，不同的特質之間各種組合下，怎樣才有最優解？哪裡是邊界？

解決過分集中，辦法無非是各種分擔。君權與相權與官吏之間及官僚集團內的權職責利組合分擔，皇帝與太子皇子後宮外戚皇家宗室的分擔。這些都是從成員的角度人的角度，給予的各種分擔。歷來的改良，關注重點也都在這裡。

空間的角度，都城功能的集中與分立，軍事重心的集中與分立，經濟重心的集中與分立。不同的組合，在客觀上也形成過度集中與適當分擔的不同情況。歷來都城與周邊與邊荒與經濟中心區域的關係，也能得到相當的關注，不斷調整改良變動中尋求更佳方案。都城的地域選擇及分都陪都的設立，交通線的打造等等。

時間的角度，這是歷來注意力甚少，二千年來都無甚進展的領域。帝王的終身製造成幼主、病夫、老痴治國比例居高不小，盛世鮮有且轉瞬成空。從根本上來說，就正是因為對於各種時間周期管理的忽視。帝王個人的生理自然周期與代際更替周期，從來沒有得到自覺地有效地認真對待。官僚集團的任期制退休制代際更替，二千年來也始終沒有認真地解決。各種老化僵化固化腐化，成為慣常的弊病。

本包包覺得像三體人那種沒有欺騙概念、直接心靈感應交流的族群一定更適合極端集權體制，而不是人心隔肚皮的我族……

自始皇帝開始的郡縣制，其實質是中央集權＋垂直管理，輔以橫向監督。其管理人員開始逐漸走向選拔制，摒棄世襲與門閥壟斷（至少是一直在努力），儘力讓國民有足夠參與感。

這使國家觀念逐步變成庶民的共識:可以反暴政，不能叛國家的觀念開始變成不證自明的全民意識。

從這個角度出發，所以後世大部分把朱元璋開始的明制，認同為封建中央集權體制的巔峰。其典型象徵就是明代數個不出世的宅男皇帝與不務正業的皇帝（只是不務正業而已，結果被文人們黑得簡直不堪入目），絲毫都沒有耽誤龐大的官僚體系的治理與監督。甚至連對外作戰都沒耽誤。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後世主流有個共識:對於庶族文人的倚重以制約開國門閥的嘗試，結果因為文人之間的默契，導致只有權利，義務的強制約束力極弱，至少代價極低。

這種「精英民主」必然導致的結果就是發議論的一堆，論實務的沒有幾個。

「不受監督的權力」以前集中在皇室，現在只是擴散到了讀書人手裡而已:這更導致讀書人沒有普及教育的本能衝動。

現在也沒脫離大秦的中央——地方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