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說，中華封建時期的文明主要基調和風格，主要由孔子等先賢的思想決定?

在看了一定的中西方古代歷史後，又結合一丟丟的對唯物史觀的膚淺理解，我有點疑惑兩個主要歷史文明的發展，為什麼會有一些，風格上的不同(這裡風格上的意思大概就是給人的感覺吧，抱歉我也說不太清)，而最後導致了文明發展的結果也有許多不一樣，造成這樣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不過在對比了一下中國春秋戰國的先賢，如孔子老子和古希臘的智者們，如蘇格拉底柏拉圖後，我有個想法，是不是這些先賢們對後來歷史發展的風格產生了特別巨大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導致了東西方文明演化進展的不同呢。

個人認為，為中華封建穩定定基調的是周公，而不是孔子

周朝以前的文明，個人理解，夏朝難以考證，商朝以祭祀為核心，頗有宗教國家的意義，其政治體制並不是單純的分封，而是內外服制度，倒有點類似於蘇美爾、古希臘的城邦制，和後來的中華文明有相當不同。

孔子追求的克己復禮，不是要建立什麼新制度，而是希望恢復到西周時期的狀態，希望把周公建立的體制給恢復起來。

後世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幾乎都是由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學說引申出來的，而諸子百家的言論，大多又是建立在周朝本身的政治文化基礎上的，其爭論的內容，大多是爭論是要恢復舊體制還是發展新體制，如果發展新體制的話如何在原有基礎上改。至於完全拋棄舊的體制去建立一個全新的體制，要等到兩千多年後的公元1949年。

所以，建立中華文明基調和風格，應該歸功於周公。

竊以為，這樣說，有些倒果為因。

先說個人觀點：中華古典文明的基調，當是成型於三代，尤其是西周時期，也就是諸子誕生前的一個時代。

而以儒墨道法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思想體系，是中華文明的最典型結晶，而非成因。簡單粗暴地也說，不是孔子的思想決定了中國文明，而是中國文明決定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之前，中國已經形成了特徵非常明顯的華夏文明體系，這些特徵已經足夠區別於兩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原發性古文明（古希臘屬於次生文明，基督教文明更是混合型）。所以不是孔子等諸子決定了中國文明的基調，實際上，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個體或者群體有能力決定其所屬文明的基調。任何思想家都必然是生活在其所屬文明之上的。

當然，孔子、老子等諸子百家，生存在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他們個人對此由此了很多突破性的思考，展開了個人化的論述，絕對是足以回蕩整個中華文明史的大思想家。但提升到文明對照層面，他們距離開先河者的年代已經比較遠了。

前面一些回答很好，都說的都挺有道理。例如「封建時代」一詞的爭議，這裡權且按替換為「古典時代」，或者就叫「古代」。還有地理決定論這一觀點，也是基本贊同的。一個文明所處的地理位置，當然是其文明形態和特點的終極歸因。不僅如此，地理氣候對於一個文明的整個存續時期都會一直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地理決定論是需要具體闡釋的，也就說在一個要描述的，應該是文明的嬰兒期，地理因素是如何直接作用於其社會，使得其最後發育成人。這個階段，我以為在古中國文明來講，就是三皇五帝至西周時期。而諸子百家，實際上是這個成人的第一次驚艷登場。

也就是說，回到題主的問題，最大的討論點在於，以孔子為代表諸子，對中華文明的作用是突發性的決定性的，還是繼承性總結性的？

我個人認為是後者。

首先，我們討論的是中華文明，所以要在這一文明內部的明別儒、法、道有什麼區別，甚至理學心學我以為是不必要的。這就類似印度人詳細辨說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的區別，中國人真能感覺區別那麼大嗎？一個什葉派穆斯林難度又會覺得孔子和老子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的根本性矛盾嗎？個人覺，他們看到的首先必然是華夏諸子的思想中的相通性，而且很可能是隱含的相通性。

所以，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特徵是什麼？

竊以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1. 疏宗教性。

中華文明是沒有主神/主神們的。很可能從來沒有。

這是中華文明的第一特徵，是所有先秦顯學的共有世界觀。甚至在釋家傳入後，也被迫接受了這種世界觀而被改造為一種「偽」宗教。

這是華夏文明於其他文明的最大不同之處。蘇美爾、古埃及、克里特、古印度乃至瑪雅、印加等文明均有清晰的主神體系，並且居於其文明的核心地位。古中國也有清晰的部落圖騰崇拜時期，但隨後這一神話進程就被截斷了。

顓頊絕地天通自然是關鍵大事，政權看起來很早就已經完全扼制住神權。起碼商周的青銅重器，看不出固定的人格化神明形象。盤古、女媧、伏羲等傳說出現年代很晚，戰國至東漢，因此甚至很可能孔子老子都沒聽說過這幾位。最起碼，儒道二聖根本不聊這事。

這是世界文明史上非常奇特的現象。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原發性文明，沒有一個清晰的主神體系和創世神話，甚至到孔子已經是存而不論，顯示出驚人的人本中心主義思想。老子更是直接以原始唯物主義思想，基本上否定了任何絕對主體精神存在的可能。儒稱天命，道稱道法，都不認同有人格神的存在。

這就是通常說中華文明早熟的一個表現。

但是這完全是孔子/老子個人天才的體現嗎？明顯不是，正如前述所說，商周兩代文物中，一直都沒有具體人格神出現。當然商人敬鬼神，按理說應當有一個完善的神鬼體系才對。但很顯然，即使有，周人對此也非常不以為然，而以禮法代之以御天下。

所以這件事情上，第一個關鍵人物是顓頊。

第二個關鍵，周代商，這件事情的影響可以說才是中華文明史上確定基調的根本大事。

禮，周禮，又稱周官，這裡的禮絕不僅僅是現代意義上禮儀，更準確的講，其實應該類似於憲法，就是孔子後來所推崇的一整套社會秩序。所以周人很明顯認為與其搞些神神叨叨的東西，不如大家定好規矩，各司其職做事情。

與世界其他文明對照來看，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可以說從周朝開始，中華文明的大部分注意力已經轉移到人類社會的管治上，而且認為是存在一種完美的制度，可以使幾乎所有人都處於恰當的位置，行政主導的中國特色早已確立。當然祭祀是必要的，但是祭祀的禮儀性和教化作用才是第一位的，這跟其他文明中獻祭於神的行為的定義有巨大區別。

周禮，按道理來推斷，必然不可能是一人所為，更可能是整個周部落的族群文化的結晶，但是傳為周公。實際上，儒學，某程度上來說，可以認為是「周學」的一個高級進化版。按照地域決定論，周人部落的生存環境中必定存在一些現在已經難以細究的自然客觀原因，使得其整個文明形態非常早熟、非常人本主義，非常地另類。

夫子是殷人後裔，但是一輩子精周腦殘粉。夫子十五有志於學，學的東西很多，尤其精心於禮。有理由相信，周禮背後的一套人本主義精神，給了孔子巨大的啟發，使他認為天下太平的最佳方法就是克己復禮。也就說，作為「周學教主「的姬旦，其實應當是為儒學教主孔丘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基礎，姬旦就是孔子賴以站立的那個巨人肩膀。

所以說華夏文明的第一大特徵，疏宗教性，絕非起始於孔儒，但是孔儒進行了一次完善地突破性闡釋並見於文字。至於「周學」舊觀，文獻不足不能征，我們現在不太可能完全論述清晰周人的政治思想延革，乃至於世界觀為什麼如此奇特，或者按中華文明的坐標來看，如此地「偉光正」。但從上面的推理可知，在西周時期這一特徵已經形成思維定式，以至於東周諸子，有興趣專門討論神鬼問題的已經不成主流顯學。到了東漢時期才獵奇採風似的記錄了一個盤古傳說。

當然這也導致中華文明後來對於客觀世界的興趣缺乏，一直局限於實用工程性探索的階段，邏各斯思維不足。

所以，疏宗教性既是優點也是弱點，但可稱第一特徵無疑。

2. 周期世界/史觀。

時間循環這個觀念，古埃及，古印度都有。

合理推論，大河文明對於自然規律性的強烈感受應當是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主因。相對的是亞伯拉罕諸教的線性世界觀。但古中國的時間觀念，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循環形態。還是那個原因，中國沒有主神，不存在可以毀滅和重生世界的超自然力量。

主神體系首要解決創世問題，也就是時間開始的問題。循環問題主要回答的是時間是否會終結的問題。所以很明顯，中華文明是一個不怎麼討論時間的開始和終結問題的文明，但奇特的是，這個文明又非常熱衷於記錄歷史。

所以更準確地說，華夏文明基本上應該說是周期時間觀。歷史是線性前進但周期性重複的。

而對歷史的詳細完備記載，是中華文明第二個顯著特徵。

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其志不僅在於著史，更在於匡正政治倫理。這裡隱含了一個假設，中華文明顯然因為主神的缺位，導致評價的最高原則不在於神的審判或者輪迴的因果，而是掌握在歷史著書者手上。

但史家的隱性「神權」起源自孔子嗎？顯然也不是，孔子依然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者和宣揚者。孔子恰恰是在政治失意後，退而求其次，要藉助史家的權力來影響政治。

從許兆昌先生《周代史官職官功能的結構分析》一文可知，史官的超然地位和獨立性還是確立於周朝。甚至根據一些大家的推論，整個古代中國的文官體制可能都來源於史官的傳統。原因很簡單，在先秦時期，國家的行政大權和兵權，基本只可能由世襲貴族掌握。而起源於「貞人」，也就是占卜官的文職，慢慢發展成一個掌控文書、律令、史志等重要文件的行政大權的要人，有點類似現在領導的機要秘書，資歷不一定要很老，但實權其實很大。史官說不上是多麼權傾朝野，但是專業門檻很高，不可替代性強，開始了後世文官官僚體制的先河。西周初期，既有太史，位列三公，其實就等於是天子秘書，權利很大。

其他古典文明中，對應的角色，應該是同樣出自於神官的祭司。

所以西周非常關鍵啊！中華文明真是非常奇特的，原本各個古文明都有祭司角色，所以發展出完整的宗教系統是普遍現象，唯獨中國的祭司，卻逐漸演化為史官。彷彿中國的天空上有一層無形的網，使得數千年前，在這天空下被原本無限尊崇的原始神靈們，始終難以進化出完整的譜系，最終被周公旦一筆掃入了歷史的垃圾堆。

但這個關鍵的轉變，同樣的文獻不足難以清楚說明，為什麼周人要一反夏商舊例，在分封建國的時代如此設定製度。我們只能夠推論，周禮確實非常不同於夏商禮制，顯示出一種超越時代的先進性，幾乎直接由部落文明形態躍遷至完備的封建制。

在這個躍遷過程中，神鬼色彩轉淡，而史志色彩轉濃。宗教被歷史所取代。甚至誇張一點講，中國人的歷史觀可能是其最根本一種思維路徑，是對應於其他主流文明的宗教層級的大觀念。中國古代學術範圍，一言以蔽之，即經史子集。經典不必說，各種文明都必有。而王朝修正史，中國獨有，這一現象對於中華文明的影響，就如同宗教問題一樣，如果局限在中國內部是完全看不出來的，跳出到世界文明層面，二十五史的存在，這就是令所有外國文明必然驚愕的大發現。

多說一句，老子既然是周室檔案室主任，必定遍閱周史文錄，五千言盡皆試圖概述天人規律，這個基調，個人認為也並非老子獨創，而是可以接續上文王演周易的路子。

演周易的文王，和創周禮的周公旦，彷彿是上古思想史上一陰一陽的兩道光芒，召喚著周室衰亡年代的老子和孔子。孔子力圖興復周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老子則力圖看穿興忘，窮究道法真意。

3. 天下/九州觀念

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宗教被永久抑制，歷史觀被扶正，還剩下一個問題，就是這個觀念的適用範圍。

這個問題，在古老的原發性文明中，本來不是個大問題。因為當時人口流動程度很低，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國文明，都只能局限在自己的領地上。

古中國的領地，被稱為九州。

問題在於，除了古印度有爭議外，其他古文明都不復存在了。

而華夏文明無可爭議地存在，並且一直存在，地盤還越來越大...

這裡面其實有個尷尬的地方，就是中國的九州觀念實際上是必須不斷更新的，最後徹底淪為虛指。

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劃定中華文明的邊界的問題，這既涉及到地理邊界，也涉及到精神邊界。

粗暴地講，就是誰是自己人？華夷之辨是也。《春秋》是公認的祖師爺。

宗教主導的文明，要分別誰是自己人不好說，要說誰肯定不是自己人，那還不簡單？

那問題就在於，什麼是正統？中國沒有教宗，沒有聖器，沒有大祭司，豈不是人人可稱正統？這也是西方文明必然會有的一大錯愕。中華文明沒有宗教主導，就有點麻煩。但簡單地說，回到古典中國的語境，誰承認華夏正統，誰就是諸夏，誰不復王化，誰就是夷狄。

孔子認為，這個正統的意義，就是禮制。周禮是也。而最開始周王室及其諸侯封國，稱諸夏。

商代夏，周代商，這兩次暴力奪權看起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正統的討論，合理猜測，很可能在西周以前，中原部落的存在狀態還是相對平等的。但周禮的出現，是一次決定性政治改革。從此以後，改朝換代可以，但無論誰入住中原，都必須遵奉正朔。一個不是宗教而勝似宗教的觀念開始形成。「中國」這個觀念開始清晰可見起來。

所以可以說，孔子確實可能是夷夏之防的主要提倡者，但其理論基礎，還是來自於周禮所設立的分封體系。只不過在周王室衰微的年代，孔子我們現在所知的，是第一個保守主義大宗師。

不是，人民史觀是人民創造了歷史，這個背後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對制度具有派生性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少數先賢這種主觀意識就能決定，那麼少數民族統一中國後中國早就變成游牧國家了。

從客觀歷史演變規律來看，帶有一定必然性，孔子也只是順勢而為。沒有孔子可能會有另一個類似儒家的學說成為主導，但大體是會符合歷史進程的。

要明白一點是實踐出真知，東西方文明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進而有先賢將其理論化。

我們文明定調是從大禹治水開始。

然後從禹到尚書，再到春秋，都是不斷經驗總結得出的結論，也是符合季風氣候下小農經濟周期性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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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封建文明，與夫子扯不上關係。

夫子一心的是周禮，想必這個基調不變的話，都是披著儒學的皮上場。

那這基調找夫子背鍋或者任意嫁接一下還是可以的。

鍋都那麼多了，不差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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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我是認同的。

主要是指對標題文字的認同。補充描述中的內容不認同。

一個文明的發展，只要不是毀滅然後重建，那麼必然有一條脈絡。這個脈絡，其實就是歷史。

在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有什麼結果，後世有什麼影響。

雖然同樣是脈絡，但是具體表現也不相同。

舉一個例子：

一顆桃樹，從種子開始就自然生長，它的根、干、枝、葉、花、果，都是從這個種子來的，其生長過程一目了然。對應到文明的話，就是其歷史脈絡就是種子、發展、壯大、繁盛的過程。

另一顆桃樹，在小苗階段就進行了嫁接操作。我記得我們那大概是筷子粗細就嫁接。那麼嫁接過後生長出來的干、枝、葉、花、果，就已經不是原來那顆種子相同品種的了。對應到文明的話，不妨認為經過了一次比較徹底的改造。但是通常來說，嫁接後的，依然還是桃子。也就是類似本問題標題所說的基調和風格。

實際上，文明的發展當然不是這麼舉個例子就說清楚了。文明的發展更複雜、更曲折。比如嫁接桃樹的時候，可以保留一枝舊的，嫁接一枝新的，那就收穫兩種果實。還可以對一顆樹嫁接多次，多個品種。甚至可以在桃樹上嫁接杏樹，這裡就不妨認為是毀滅、重建。文明也類似。

其過程和結果，並不總是好的。

文明和嫁接果樹有一個差別，嫁接果樹都有章法可循，桃樹嫁接西瓜就不成。而文明的發展變化是不講道理的。雖然我們可以在後世從歷史裡尋找發展的時間線，但是我們很難說再來一次就必定如此。

這就是我對問題的補充描述不認同的原因：我認為文明發展過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同等重要。必然性可以理解為因為什麼，所以什麼；偶然性可以理解為因為發生了什麼，所以有了什麼結果。

這裡就不舉例有什麼文明發生什麼，有什麼結果了。

至於中國的文明發展過程，不妨認為百家爭鳴以前，是一個積累過程，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有一定的原始積累。百家爭鳴是一個爆發階段，充分引爆了過去時間的原始積累。在廣度上甚至包含了農業社會的方方面面。獨尊儒家的過程，更應該認為是將百家爭鳴的成果融合到儒家裡面去，以儒為名。

用現在的話說，「獨尊儒術」解決了那時候的哲學路線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詞語得到此結論。董仲舒的提法「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武帝的做法「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前者抑，後者罷。前者是學術問題，後者是路線問題。即便是「罷」，任何政治家也不會對其他有益的思想視而不見。現如今也一樣。

更後世的發展，以儒家為主，隱約之間，過去那些思想的優點（至少是他們認為的）就被繼承發展，從官方到平民。文明就這樣發展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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