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埃博拉的傳播是通過體液，這個大大限定了傳播能力，現實里通過體液傳播，要麼是親密接觸者，至少也是同事朋友級別的關係，要麼就是醫護人員，或者其他少數途徑，不像現在的冠狀病毒，直接空氣可以傳播，間接接觸也可以傳播。

第二，埃博拉潛伏期短，致死率高，致死率高意味著被感染者不能作為持續的感染源存在，不像流感，有些人活生生的，可以走家串戶。埃博拉很多人來得及繼續傳播病毒就被病毒搞死了。

第三，埃博拉所在的非洲地區太落後了，人家需要親密接觸才能傳染那麼點人，而我們這邊隨便上一趟高鐵，就擴散幾千人。

埃博拉出血熱發病快、癥狀劇烈、死亡率高，感染到發病、發病到死亡時間都較短，能夠較快預警並隔離。

「這次疫情暴發……既恐怖，又出乎意料。世界各國，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反應太慢了，眼前發生的事情令我們措手不及。」

——陳馮富珍博士

埃博拉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

2015 年 1 月 25 日於日內瓦

2013 年 12 月，在幾內亞東南部偏遠的農村梅連度，一群孩子聚集在一棵空心的老樹周圍，用棍棒向樹洞內戳探。孩子們都知道，這棵樹內常有一種當地稱為「洛里貝羅」（lolibelo，一種以蟲為食的犬吻蝠）的蝙蝠寄居。他們最喜歡逗弄這些隱藏在樹洞里的灰色哺乳動物。

對於孩子們來說，這可不只是閑來無事的玩耍。在缺少黑猩猩和其他野味的地區，安哥拉犬吻蝠是一種重要的蛋白質來源。可以說，對於梅連度的孩子們而言，村子水坑裡的樹樁像是他們的漢堡攤，而安哥拉犬吻蝠就相當於巨無霸。 [1]

我們不知道那天早上孩子們捕獲並煮食了多少只蝙蝠。近年來，為獲得更多的棕櫚油，梅連度周圍越來越多的森林被砍伐，空出的地被用於栽種棕櫚樹。在村民用泥土和木板搭建的簡陋房屋的屋檐下，飛來了流離失所的「洛里貝羅」。它們在此棲居築巢的身影逐漸成為居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群孩子在樹樁旁玩耍後不久，其中一個名叫埃米爾·烏爾穆諾（Emile Ouamouno）的 2 歲男孩出現了發熱癥狀，並伴有嘔吐和血便。他的父親給他餵食了一些湯粥，希望能夠緩解他的腸胃癥狀，但卻無濟於事。男孩的病情持續惡化，並於 12 月 6 日死亡。不久之後，他妊娠 7 個月的母親也病倒了。緊接著是他 3 歲的姐姐。她們的病情伴隨著更嚴重的出血癥狀。12 月 13 日，埃米爾的母親與未出世的胎兒一同死去了，他的姐姐也緊隨其後。 [2]

像幾內亞東南部森林地區的其他村莊一樣，梅連度是瘧疾和拉沙熱（一種由老鼠傳播的出血性傳染病）流行的地區。埃米爾以及他母親和姐姐的癥狀與這兩種疾病都很相似，因此沒人懷疑他們是死於什麼新的病原體，更沒人想到要去追究「洛里貝羅」。

如果梅連度位於森林深處，這件事可能會就此畫上句號，但人們沿著村外的土路行進僅 6 英里，就能到達繁忙的貿易城鎮蓋凱杜（Guéckédou），幾內亞與獅子山和賴比瑞亞的邊界也都近在咫尺。同時，蓋凱杜還有一條路況不佳的公路向北通往基西杜古（Kissidougou），隨後併入通向幾內亞臨海的首都科納克里的 N1 公路。

對於基西族（Kissi）和戈拉族（Gola）等當地主要民族來說，貿易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命脈。「戈拉」這個詞據說源於一種俗稱「可拉」（kola）的堅果，因其具有興奮作用而馳名整個西非。有觀點認為，這兩個民族在 14 世紀左右就定居在了上幾內亞的森林地區，他們是從現在的象牙海岸一帶向西遷移到這裡的。

基西族人數較多，約有 22 萬。但這兩個民族與居民以穆斯林為主的科納克里相對隔絕，因此很難獲得確切的人口普查數字。他們聚集在跨越多國邊境的森林地區，據推測，幾內亞境內的森林地區中聚居著多達 80 000 人，賴比瑞亞和獅子山境內還有 140 000 人（相比之下，戈拉族更多集中在賴比瑞亞西部）。

基西族以血緣、傳統和共同語言為紐帶，他們不在意殖民時代劃分的國境線，家族成員間時常相互走訪，要麼是沿未鋪砌的土路騎摩托往來，要麼是乘坐獨木舟穿越馬諾河（Mano River，賴比瑞亞和獅子山之間的天然國界）。 [3] 所以，蓋凱杜出現的神秘疾病在幾周之內便蔓延到了城界之外——西至馬森塔（Macenta），東至基西杜古，南至賴比瑞亞的福亞（Foya）——絲毫不令人意外。

繼埃米爾一家之後生病的人是一名助產士，她曾被埃米爾的外祖母找去救助埃米爾的母親及其腹中的胎兒。她於 1 月 25 日住進了蓋凱杜一家醫院，並在 8 天后（即 2014 年 2 月 2 日）死亡。不幸的是，在住院之前，她傳染了她的親屬，在幾內亞邊境城鎮引發了一系列新的感染病例。在那時，埃米爾的外祖母也已死去。按照傳統的喪葬習俗，需要對遺體進行一定處理。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名助產士的妹妹和幾位送葬者在葬禮上受到了感染。隨後，2 月 10 日，蓋凱杜的一名衛生工作者在馬森塔的一家醫院引發了新疫情，導致包括當地醫生在內的 15 人死亡。於是，幾內亞衛生部於 3 月 10 日發出了疫情警報。 [4]

最早響應的機構之一是非公立醫療慈善組織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簡稱 MSF）。無國界醫生於 2010 年在蓋凱杜建立了監測哨點，以便監測瘧疾的發病率。知悉此次疫情後，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是瘧疾這種可致命的蟲媒病再次來襲。但當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進一步向醫務人員了解疫情後，他們發現雖然許多患者表現出典型的瘧疾癥狀，例如嚴重的頭痛、肌肉酸痛和關節痛，但同時還出現了大量出血、嘔吐和劇烈腹瀉等癥狀，可是瘧疾患者通常不會出現這些癥狀。

此外，還有許多人伴有呃逆。無國界醫生的醫務人員最初懷疑是拉沙熱，而當報告被轉交到該組織布魯塞爾總部的資深病毒性出血熱專家邁克爾·范赫普（Michael Van Herp）醫生手上時，呃逆癥狀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起了之前診視過的一位伴有呃逆的病人，而該病人的病因是埃博拉病毒感染。 [5]

埃博拉出血熱是人類已知最致命、最恐怖的疾病之一。起初，患者會發熱、頭痛、嗓子疼，很快便會出現腹痛、嘔吐和腹瀉。隨著病情惡化，許多患者還會表現出反應遲鈍、獃滯和紫色皮疹，並伴有呃逆癥狀。呃逆很可能是由於控制橫膈膜的神經受刺激所致。最令人震驚的癥狀發生在患病數天後，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細胞會侵襲血管內部，導致血性液體從口腔、鼻子、肛門、陰道，甚至眼睛中滲出。

埃博拉病毒對肝臟的損害尤其嚴重，會破壞肝臟細胞，影響它產生凝血蛋白和其他血漿中的重要成分的能力。最終，患者血壓急劇下降，導致休克和多器官衰竭，從而回天乏術。 [6] 無怪乎一位作家將埃博拉病毒描述為「一種完美的寄生物……它幾乎將身體的每個部分都消融為一攤被病毒啃食後的黏液」。 [7]

感染埃博拉病毒後的景象相當可怖，在這方面，或許唯一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就是黃熱病了。黃熱病的急性病例會出現口腔、眼睛和胃腸道出血，並嘔出黑色黏液。然而，儘管埃博拉病毒令人恐懼，卻只有大約一半的患者有出血癥狀，更常出現的癥狀是腹瀉。

與 HIV 和 SARS 比起來，埃博拉病毒的傳播性不算太強。患者只有在出現癥狀後才具有傳染性（通常在暴露後的 2~21 天），一名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者平均可以傳染 2 人。相比之下，HIV 和 SARS 的平均傳染人數為 4 人，而真正的高傳播性疾病，例如麻疹，平均傳染人數能達到 18 人。

不過，范赫普知道，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等中非國家先前的疫情暴發中，埃博拉的死亡率高達 90%。時值 2014 年，沒有疫苗，也沒有任何獲批的治療藥物。醫生的唯一選擇是給患者輸液，防止他們脫水，直到患者的免疫系統能擊敗病毒為止。問題是，儘管埃博拉病毒傳播性不是很強，傳染力卻很高——1 立方厘米的血液中含有 10 億個病毒——而靜脈液路會導致不可控的血液外滲。

鑒於患者的呃逆癥狀，范赫普高度懷疑這次幾內亞森林區的疫情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如果真是如此，就必須立即隔離患者及其接觸者，以及接觸患者屍體的所有人，並在醫院採取嚴格的隔離防護措施。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一旦無國界醫生懷疑出現了埃博拉疫情的消息傳出去，整個地區就會陷入恐慌，尤其是在蓋凱杜的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中，因為他們都沒有應對埃博拉疫情的經驗。

另一方面，范赫普知道，除了 1994 年象牙海岸的一起病例報告外（患者是一位瑞士動物學家），西非從未出現過埃博拉疫情。范赫普認為在確診測試結果出來之前，還是謹慎為上。「經過進一步檢查，我對同事們說：『我們面對的這種疾病肯定是一種病毒性出血熱。儘管該地區從未出現過埃博拉疫情，我們還是要做好應對準備。』」 [8]

范赫普說的沒錯，幾內亞從未出現過埃博拉疫情，但他卻錯誤地認為之前沒人懷疑過西非出現過埃博拉病毒感染。1982 年，德國科學家檢測了賴比瑞亞農村地區拉沙熱疫區數百名賴比瑞亞人的血液樣本。他們不僅檢測了拉沙熱病毒，還使用了「間接免疫熒光實驗」（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一種快速且廉價的顯微鏡下檢驗）來探查埃博拉病毒，以及另一種與它相關的絲狀病毒（filovirus）——馬爾堡病毒 [9] （該病毒於 1967 年首先在德國馬爾堡鎮分離，故有此名）。他們在 6% 的樣本中發現了埃博拉病毒抗體，而幾內亞和獅子山的樣本中也有類似的檢出比率。但由於這種實驗方法的結果不易解讀，需要有經驗的研究者才能完成，有時還會出現假陽性，故而專家們一般都不會完全相信其檢測數據。 [10]

隨後在 1994 年，一位瑞士的動物學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當時象牙海岸與賴比瑞亞接壤處的塔伊國家公園（Tai National Park）中出現了一隻死去的黑猩猩，她很可能是在對這隻猩猩進行屍檢時感染了病毒。不過這次感染沒有進一步擴散，她在飛回瑞士接受治療之後便康復了。

而後，2006 年，在獅子山東部臨近幾內亞邊境的凱內瑪總醫院（Kenema General Hospital），醫學研究人員發現了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如同對賴比瑞亞人的那次檢測，他們收集了因拉沙熱而住院的患者的血樣，進行快速抗體檢測。在先前的拉沙熱病毒檢測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呈陰性，因而研究人員懷疑這些患者感染了另一種出血熱，或是諸如登革熱或黃熱病那樣的蚊媒病毒性疾病。而檢測結果出乎他們的意料：在 2006 年至 2008 年間採集的 400 個樣本中，有將近 9% 埃博拉病毒抗體呈陽性。

不僅如此，當他們進行更精密的檢測時，研究人員發現其中大多數抗體是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virus）的抗體。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是五種埃博拉病毒株中毒力最強的一種。之前，僅有剛果民主共和國、剛果共和國和加彭三個國家發現了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獅子山位於其流行中心西北 3 000 英里之外，那麼這種毒株是如何出現在此處的呢？研究人員一時無法解答。

但不管怎樣，他們認為這個發現值得發表，便於 2013 年 8 月向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期刊《新發傳染病》提交了一篇論文。該研究是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與杜蘭大學的合作項目，研究的領導者羅納德·J. 紹普（Ronald J.Schoepp）信心十足地認為論文必將被接受。然而，在等待了將近一年之後，論文被拒稿了，最後一名審稿人告訴他：「我不相信西非有埃博拉病毒。」 [11]

3 月中旬，來自蓋凱杜的報告震驚了無國界醫生在日內瓦的高層領導，他們派出了三支醫療團隊奔赴該地區。其中一支隊伍來自獅子山，是病毒性出血熱防控的專業團隊。他們於 3 月 18 日抵達蓋凱杜，並立即著手控制該地區的疫情。范赫普很快就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開始走訪附近的社群，以追蹤被感染者並讓大家提高警惕。不幸的是，幾內亞並無可以開展埃博拉病毒檢測的實驗室，更不能完成檢測絲狀病毒的複雜測試，因此血液樣本都必須被運送到里昂的巴斯德研究所進行檢測。研究所的出血熱專家西爾萬·貝茲（Sylvain Baize）曾在非洲工作，他負責在安全等級為 4 級的生物安全實驗室中對送來的樣本進行關鍵檢測。 [12]

3 月 21 日，一些血液樣本中檢出了埃博拉病毒。此時，尚不能肯定是哪一種埃博拉病毒株引發了此次疫情（想要確定這一點，需要對五種病毒株逐一使用特定的檢測方法進行更複雜的測試），但巴斯德研究所的發現足以說服幾內亞政府承認埃博拉疫情的存在。 [13] 3 月 22 日，幾內亞衛生部公布了這一消息，世界衛生組織也於次日宣布，已獲悉一場「發展迅速的埃博拉疫情出現在幾內亞東南部的森林地區」。 [14]

對於世界衛生組織而言，這一事件實在是來得不合時宜。在成功遏制 SARS 疫情後，由於 2008 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聯合國組織的預算遭受了大幅度削減。到 2014 年，其全球疫情警報和反應網路已經裁員 130 人，世界衛生組織只剩下極少的成員來應對突髮狀況。而此時，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同時監測中國的禽流感疫情、沙烏地阿拉伯的由冠狀病毒導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 MERS）疫情，以及戰亂中的敘利亞的脊髓灰質炎疫情。此外，非洲之角 [15] 和薩赫勒地區 [16] 的軍事衝突和人道主義危機仍在持續。

相比這些問題，幾內亞某偏遠森林地區暴發的導致 23 人死亡的埃博拉疫情，對於日內瓦的官員來說只是疥癬之疾。另外，正如世界衛生組織新聞發言人格雷戈爾·哈特爾（Gregor Hartl）在 3 月 23 日的推特中所說：「埃博拉最嚴重的疫情也不過就是幾百例感染。」兩天後，哈特爾更進一步，堅稱：「埃博拉始終不過是地方性事件。」 [17]

並非所有人都和哈特爾一樣自負。第二天，在與日內瓦總部應急事務管理層的緊急電話會議中，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辦事處（Africa Regional Office）的工作人員發出預警，稱幾內亞森林地區疫情的蔓延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極有可能出現跨國傳播」。他們擔心，醫務人員的死亡表明醫院的隔離防護措施不到位，疫情有擴散的危險，因此建議將世界衛生組織發出的警報等級提高到 2 級，也就是僅次於最高等級的預警。然而，日內瓦的高層官員還是決定維持 1 級預警，同時派遣了一個由 38 人組成的多學科調查小組前往幾內亞，指導當地的感染控制措施，並協助進行疫情監控和病例追蹤。

此時，無國界醫生也已聽聞賴比瑞亞北部邊境城市福亞出現了疑似病例。緊接著，科納克里出現了一例病例報告。范赫普認為，埃博拉病毒出現在蓋凱杜以西 400 英里處的幾內亞臨海的首都，無疑是該病毒正在「史無前例」地跨地域傳播的明確證據。 [18] 但他的言論激怒了幾內亞衛生部長雷米·拉馬（Rémy Lamah）上校。於是拉馬指示官員們只准記錄實驗室確診的病例，而疑似病例及其接觸者統統被漏報了。由於幾內亞官方數據顯示 4 月最後一周感染病例數下降，世界衛生組織也被迷惑了，疫情觀察員們以為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 [19]

* * *

沒人能確定蝙蝠到底是不是埃博拉病毒的天然儲存宿主。迄今為止，唯一從蝙蝠體內發現的活絲狀病毒是馬爾堡病毒。但在加彭、剛果共和國的埃博拉疫區展開的調查中，人們在三種果蝠體內都發現了埃博拉病毒的抗體或 RNA 片段。其中一種是鎚頭果蝠（ Hypsignathus monstrosus ），常被獵殺後作為高蛋白食品。加上人們從埃及果蝠（ Rousettus aegyptiacus ）身上也分離出了馬爾堡病毒，這更加證明了蝙蝠是病毒的天然宿主和人類感染的主要來源。但同時，大猩猩和黑猩猩有時也會感染埃博拉病毒和馬爾堡病毒，嚴重時甚至會死亡，因此它們也可能將病毒傳染給人。

例如，1967 年，從烏干達運至德國和前南斯拉夫的疫苗研究實驗室的一批非洲綠猴引發了馬爾堡出血熱疫情，導致 37 人感染，其中 7 名實驗室工作人員死亡。1994 年，在象牙海岸的一位瑞士動物學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基本可以確定感染源是一隻死在森林中的猴子。1996 年，加彭馬依布村（Mayibout）有 19 個人在森林裡發現了一隻倒在地上的黑猩猩，他們屠宰並分食了它，從而染上了埃博拉病毒。此外，剛果共和國記錄的幾次人群中類似的疫情暴發，也是在黑猩猩和大猩猩大量死亡之後發生的。不過另一方面，猿類的高病死率，加上它們種群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表明它們很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終端宿主 [20] ，而不是主要的儲存宿主。

迄今為止，科學家已鑒定出了 5 種埃博拉病毒，每一種均以其首次分離的地點來命名。最先分離出的兩種是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和蘇丹型埃博拉病毒（Sudan ebolavirus）。1976 年，揚布庫和蘇丹幾乎同時暴發了疫情，這兩種毒株就是在那時被分離鑒別出來的。蘇丹的疫情可以追溯到一個棉花廠的一名工人；而揚布庫的指示病例是一所比利時天主教教會學校的男教員，他在去往揚布庫的路上買了新鮮的羚羊肉和猴肉，這表明疫情是從動物傳染給人的。

次年，一名 9 歲女童在扎伊爾的坦達拉教會醫院（Tandala Mission Hospital）死於埃博拉病毒，但她家中沒有其他人被感染，病毒也沒有進一步傳播。1989 年，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雷斯頓的靈長類動物檢疫隔離中心暴發了疫情，第三種埃博拉病毒——雷斯頓型埃博拉病毒——被分離鑒別出來。疫源是一批野生猴子（食蟹獼猴），它們被從菲律賓進口到美國，用於動物研究。儘管此次疫情導致 4 名實驗室工作人員出現亞臨床感染，但沒有人死亡，這表明雷斯頓型毒株不會使人表現出病症。

第四種毒株是象牙海岸型埃博拉病毒，正是前文所述 1994 年瑞士動物學家在塔伊國家公園中感染的那種。第五種——也是最後一種——是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因 2007 年烏干達西部本迪布焦地區的一次小規模疫情暴發而得名。該次暴發只導致了 30 人死亡（相比之下，7 年前烏干達古盧暴發的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疫情造成了 425 人感染，224 人死亡）。此外，1995 年，在扎伊爾共和國，擁有 40 萬人口的城市基奎特（Kikwit）也暴發了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疫情。 [21] [22]

埃博拉疫情的零星出現，加上不同亞型之間的遺傳變異，對於病毒生態學家來說既是難題，也是挑戰。平均而言，埃博拉病毒不同亞型的基因組間有 30%~40% 的差異，這表明這些亞型是在不同的動物儲存宿主中進化，或佔據不同的生態位的。此外，由於沒人知道兩次埃博拉疫情之間病毒躲在何種儲存宿主身上，也無人知曉不同病毒株的進化史，因此無法判斷為什麼有些亞型的病毒（例如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對人類尤其致命，而其他亞型的病毒（例如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卻低得多。

關於埃博拉病毒的諸多信息仍然籠罩在迷霧之中，因而，關注那些已知會增加感染風險同時又可控的因素就顯得十分重要。其中一個因素便是食用野味，另一個則是社會行為和文化習俗。在西非的文化傳統中，也許沒有什麼比死亡、服喪和安葬的儀式更重要了。這些儀式有的源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有的則出自某些社會團體或秘密社團。這些秘密社團很少接納外來者，但可以確知的是，社團成員崇拜古老的叢林精靈——它們居住在森林中，形象通常為一個蒙面角色，身體一部分是鱷魚，一部分是人。例如，在「波羅」（Poro，一個傳統的男性社團）的入社儀式上，小男孩會被帶入森林中，讓那個戴面具的叢林精靈「吞噬」他，隨後進行割禮和獻祭儀式。而女性秘密社團「桑德」（Sande）的入社過程中也有類似的獻祭儀式，有時甚至還有針對女性的割禮。 [23]

不過，入社儀式的重要程度可能遠不如那些融合了信仰和實踐的儀式，譬如旨在讓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中與祖先團聚的喪葬儀式。對於基西族、門迪族（Mende）和科努族（Kono）等信仰本土宗教的民族來說，所謂「祖先的村落」與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獄的概念不同，人們在現世中的行為不會影響他們在死後世界的境遇。

相反，死者在彼世的處境取決於生者是否為他們舉行了得當的喪葬儀式。這包括清洗屍體兩次並為其更衣：第一次為死者穿上精緻的衣服，第二次則換上下葬穿的服裝（通常會用相對便宜的布料）。喪葬儀式也包括製備供品與犧牲，以驅散怨靈，或施行「魔法」或「巫術」。當一名埃博拉患者在偏遠的農村病倒，被轉運至距離家鄉數英里的埃博拉診療所（Ebola Treatment Unit）時，這些儀式引起的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因為在信眾看來，如果喪葬儀式沒有按照指定的方式進行，或其中關鍵的步驟被省去，那麼死者就會滯留徘徊，不得安寧，並對家族和社群施加詛咒——對於活著的人來說，這是比埃博拉更加可怕的事情。 [24]

此外，當地人在生病的時候，通常會向部落巫醫 [25] 或當地傳統的女性治療師尋求幫助。這些治療師有時會用草藥治療病人，有時則會觸摸患者，施加「魔咒」，以驅逐被視為病痛根源的「邪靈」。不難想像，就埃博拉疫情而言，這種做法帶來了極大的傳染風險。清洗和觸摸死者的屍體也同樣危險。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在患者死亡後，仍可在其血液和器官中存活長達 7 天。 [26]

* * *

說起這些傳統的重要性及其對非洲農村埃博拉疫情管控的挑戰，也許沒有人比讓-雅克·穆延貝-塔姆弗姆（Jean-Jacques Muyembe-Tamfum）更有見地了。穆延貝是個身材矮小、活力四射的人，似乎隨便什麼事都能把他逗樂。他擔任金沙薩國立生物醫學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主任，可以說是當世參加過最多次埃博拉疫情防控的科學家。在他的祖國，人們都叫他「埃博拉醫生」。

穆延貝指出，野味是非洲的傳統飲食，因此，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與其禁止人們食用野味，倒不如培訓獵人們安全地屠宰和製備它們。他還對一些埃博拉疫情防控措施——例如強制性火化和禁止喪葬儀式——提出了批評意見。他解釋道：「這些措施管控了逝者的屍身，卻傷害了人們的靈魂。」 [27]

1976 年揚布庫埃博拉疫情暴發期間，穆延貝第一次遭遇這種疾病。當時，和在比利時天主教教會醫院參與應對疫情的其他人一樣，他也並不知道自己是在應對一種新的絲狀病毒。他後來回憶道：「我們聽說很多人命在旦夕，傳教的修女們也沒能倖免。衛生部長命令我前去評估情況。」

那時，扎伊爾的統治者是約瑟夫·蒙博托，而穆延貝尚是金沙薩醫學院的一名年輕的微生物學教授。穆延貝接到通知，蒙博托為他準備了私人飛機，他意識到自己別無選擇。他從距離目的地最近的停機點下了飛機，又乘坐吉普車經過四個小時的艱難跋涉，終於在深夜到達了教會醫院。他發現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已逃離，病房裡只剩下一名病童。「孩子的母親說小孩得了瘧疾，但這個孩子當晚就死了，所以我認為可能是埃博拉病毒感染所致。」第二天，穆延貝一早醒來，看到醫院裡滿是焦慮的村民，其中許多人都發著燒。

「有消息說我們從金沙薩帶來了藥品。我以為這些村民得了傷寒，所以讓他們排隊抽血。但當我將針頭拔出時，針孔處血流不止，我驚呆了。我的手上滿是鮮血，卻只能用水和肥皂清洗。」

1995 年，穆延貝第二次經歷了埃博拉疫情暴發。間隔將近 20 年後，扎伊爾型埃博拉病毒再次出現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一個城市——人口約 40 萬的基奎特。基本可以確定的是，疫情起始於 1 月，最初暴發於城市附近的森林地區。剛開始，人們以為是傷寒暴發。但在 3 月，基奎特總醫院（Kikwit General Hospital）的一個外科手術團隊冒險為一名實驗室技術員做了手術，術中醫生們沒有採用特殊的防護措施，術後整個手術團隊都病倒了，穆延貝被派去調查。直到此時，他才意識到可能是埃博拉病毒流行。他將血液樣本轉送至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進行檢驗。基奎特疫情最終導致了 315 例感染和 254 例死亡。若非政府關閉了通往金沙薩的高速公路，情況可能會更糟。 [28] [29]

正是在那次疫情暴發中，穆延貝與大衛·海曼再度攜手。兩人第一次在揚布庫相遇時，海曼還是流行病情報服務處的一名年輕調查員。而到了 1995 年，他已經是世界衛生組織新發及其他傳染病部門（Division of Emerging and Other Communicable Diseases）的主任，負責協調應對基奎特疫情的國際合作。海曼負責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官員和全球媒體接洽，而穆延貝則主要拜訪當地酋長，爭取地方社群的合作。海曼講述道：「穆延貝告訴當地人，那些被感染者整個人都被惡靈佔據了，在試圖逃跑時，這些惡靈會四處散播疾病。他還解釋了為什麼他會帶一些外國人來：因為這些惡靈極為強大，他需要尋求外援。隨後，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30]

但不幸的是，在西非疫情暴發早期的關鍵幾周里，這些經驗似乎被遺忘了。相反，抵達幾內亞森林地區的醫療隊引發了暴力衝突，當地社群懷疑這些穿著白色防護服的外國人意圖不軌。例如在 4 月，有流言稱埃博拉病毒是被故意投放到幾內亞的，憤怒的人群衝擊了無國界醫生在馬森塔的辦事處，向工作人員投擲石塊。無國界醫生被迫疏散了工作人員，並關閉設施一周。到了 7 月，由於對「埃博拉事件」的憤怒情緒加劇，蓋凱杜的 26 個基西族村落毀壞了橋樑，並砍倒樹木阻攔醫療隊的救援通路。

同時，如果某位村民被看到協助了外國人員，那麼此人會被指控為「叛徒」並遭到毆打。紅十字會的屍體掩埋小隊也是被攻擊的目標，在幾內亞全國範圍內，該組織平均每月都會上報 10 起襲擊事件。在福雷卡里亞（Forécariah），抵抗尤其強烈，當地人反對掩埋小隊帶走血樣進行化驗。噴洒氯水等消毒措施也容易引起誤解。一個常見的謠言是，這些噴霧劑是用來傳播埃博拉病毒，而非控制疫情的。最不幸的事件發生在恩澤雷科雷（Nzerekore）省的沃梅縣（Womey），憤怒的暴民襲擊了由醫務人員和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有八名代表團成員被挾持並殺害，屍體被丟棄在茅廁中。 [31]

這種抵抗不只出現在幾內亞，而是遍布西非的埃博拉疫區。最常見的一種謠言是，該病毒是美軍製造出來的，或者是政府為了吸引外國援助所布下的陰謀。當地人尤其不信任埃博拉診療所——考慮到許多進入診療所的人再也沒有回來，這種不信任也並不奇怪——人們擔心診療所的帳篷里進行著竊取器官或血液的勾當。一些謠言無疑反映了人們與政府官員打交道以及參與醫療項目時的普遍經歷，另一些則是基於民間關於奴隸貿易、殖民剝削壓榨的歷史記憶。

在很多時候，外國醫療隊走的都是 17、18 世紀奴隸販子所走過的道路。19 世紀，殖民地政府也通過這些道路從森林中掠奪橡膠。隨後，在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期賴比瑞亞及獅子山的血腥內戰中，反政府軍也通過這些道路運出鑽石，運入槍支。而最近，又有了攫取自然資源的新方式：大片森林被砍伐用作木材，林地被種植上了木薯等經濟作物。這些行為對農村貧困人口的打擊尤其嚴重，特別是在幾內亞，森林地區的居民長期以來拒絕被佔據該國人口大多數的穆斯林群體所同化。而在獅子山東部的凱內瑪和賴比瑞亞的洛法縣（Lofa County），情況也類似。當地人民不信任城市的政治精英，比起西裝筆挺，來自弗里敦或蒙羅維亞的公務員，他們更願意聽從當地酋長的話。

也許正是無國界醫生在幾內亞遭遇到的這種敵意，使它第一個發出警告，提醒全世界，當地人對前來遏制病毒擴散的外國醫療隊的不信任會引發危險。2014 年 5 月，在倫敦舉行的疾控政策專家會議上，剛從科納克里出任務歸來的無國界醫生的急救醫師阿曼德·斯普雷徹（Armand Sprecher）發表講話，告誡人們國際衛生界面臨著「營銷問題」：

「我們最好的應對辦法是……找到一些好的宣傳者，一些可以傳達他們在診療所內部見聞的疾病倖存者，來告訴大家，我們確實是在真心為他們考慮，我們是在努力地拯救人民。但問題是，我們要先有患者，才能有倖存者。而為了招來患者，我們首先又需要倖存者。多麼不幸，我們陷入了二十二條軍規的困境。[32] [33]」

對埃博拉診療所的恐懼帶來了不利的後果，其中一個是埃博拉病例數據被進一步扭曲。4 月中旬，官方根據科納克里診療所的病例得出數據，確診或疑似埃博拉的病例人數降至新低，許多專家以為世界已經逃過了這次埃博拉疫情。但在科納克里的病例數下降的同時，無國界醫生卻發現蓋凱杜的死亡率急劇上升。斯普雷徹說：「突然之間，一些走投無路的病人主動入院了，他們已無法掩蓋身上的疾病。那些人病得如此嚴重，如此明顯，再也無力在社群中隱藏自己和躲避我們的調查了。這絕非疫情得到控制的跡象。」後來，斯普雷徹將 4、5 月份科納克里數據中觀察到的病例數下降稱為「未吠之犬」。 [34] [35]

這個問題不易被察覺，且日益嚴重，受其困擾的國家不只是幾內亞。2014 年 3 月上旬，一位名叫露易絲·卡馬諾（Luisey Kamano）的年輕女子來到幾內亞與獅子山邊境，請求一名漁民帶她渡河。卡馬諾剛剛目睹了她的母親、外祖母和兩個姨媽死於埃博拉，害怕自己將被強行遣送至埃博拉診療所。她說：「有人告訴我，白人們正在找我，想把我帶到蓋凱杜。有人說他們一針就能殺掉我。因此我逃跑了。」 [36]

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警告當地政府，露易絲可能攜帶埃博拉病毒，但一到獅子山，她就輕易地躲過了當地政府的調查。躲過的不止露易絲一個。到 3 月下旬，其他照顧過生病親屬的人也跨越邊境，逃往他鄉。他們中有許多人逃到了科因杜（Koindu）——一個坐落在凱拉洪（Kailahun）區連綿的深山和鑽石礦深處的小村落。人們去找一位名叫芬達·門蒂諾（Finda Mendinor）的傳統治療師，認為她具有法力，可以驅逐引起他們病痛的惡靈。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門蒂諾的治療，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治療的——她極有可能給予了患者一些草藥，一邊觸摸患者的額頭和身體的其他部位，一邊念誦咒語。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她的治療對埃博拉沒有任何作用，很快，她也染病了。

門蒂諾於 4 月底去世，人們為她舉辦了為期一周的哀悼儀式，並招來更多的人到科因杜參加她的葬禮。當地婦女清洗了她的屍體，為她更衣以備下葬；其他的人團團圍在屍體四周，親吻她的遺體。這場葬禮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門蒂諾逝世後的一個月里，獅子山境內報告了 35 起實驗室確診病例，以及至少 5 條活躍的疾病傳播鏈。受這一階段疫情暴發影響最大的是凱內瑪總醫院——一年前，研究人員正是在這家醫院儲存的拉沙熱患者血清樣本中檢測到埃博拉病毒抗體的。

* * *

凱內瑪位於這個鑽石大國的心臟地帶，卻儼然一座邊陲小鎮模樣。沿著由中國新建的高速公路，一個急轉彎，進入城市邊界外沿的紅色土路，就能抵達這個小鎮。小鎮吸引著探礦者們取道於此，到周圍的山丘和谷地中尋找蘊含豐富鑽石的沖積層。遙想小鎮繁華之時，主廣場上擠滿了商人，時刻準備著用現金收購鑽石。但與其他地區一樣，小鎮也沒有倖免於恐怖的戰爭。

20 世紀 90 年代初，凱內瑪被革命聯合陣線（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佔領，聯陣由前獅子山陸軍下士福戴·桑科（Foday Sankoh）領導，而他最擅長截肢酷刑和綁架兒童充當士兵。桑科以鑽石交換武器，一直進軍至首都弗里敦，曾間斷佔領弗里敦長達數年之久，最終於 2002 年被英國支持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擊退。隨著內戰停歇，鑽石產量增加了 10 倍，凱內瑪重回美好時光。但軍事衝突給獅子山的醫療系統造成了沉重的負擔，許多醫生都逃離了獅子山。謝赫·胡馬爾·汗（Sheik Humarr Khan）是為數不多的歸國醫生之一。

1975 年，汗出生在與弗里敦隔著海灣相望的小鎮隆吉（Lungi），那裡恰是獅子山國際機場的所在地。汗生長在一個赤貧之家，在家中 10 個孩子里排行最末。儘管出身卑微，他仍在 1993 年以班級第一的成績畢業，並在首都一所享有盛譽的醫學院中獲得了一個職位。 [37] 他希望成為一名拉沙熱領域的專家，但在 1997 年，聯陣封鎖了弗里敦，他被迫逃往科納克里。他的好幾個兄弟姐妹已在美國定居，家人也敦促他申請美國簽證。然而在 2004 年，當他得知凱內瑪拉沙熱項目負責人安尼魯·康特（Aniru Conteh）不小心因被針頭刺傷而去世時，他決定申請繼任該職位。他的申請被接受了。

那時，中國還沒有在這裡援建高速公路，想要從弗里敦到凱內瑪，需要沿著未經鋪設的土路艱難行駛 8 個小時。到達目的地後，汗欣喜地發現，那家公立醫院在科學上不再是與世隔絕的落後之地，而是與杜蘭大學合作建立了一個頂尖的實驗室。研究人員現在可以篩查拉沙熱患者併當場治療。汗奔波於實驗室和產科病房，很快贏得了護理人員的尊敬，並迅速成了小鎮的知名人物。尤其是在他最喜歡的足球隊 AC 米蘭參加歐洲冠軍聯賽的夜晚，總能聽到他在當地酒吧的常坐位置大聲加油助威。

而當汗得知幾內亞暴發了疫情後，便提醒護士們做好準備，以防埃博拉疫情襲擊凱內瑪。在獅子山，只有一個實驗室配備有 PCR 儀，正是醫院與杜蘭大學合作建立的這個實驗室。因此就算沒有患者前來，也很可能會有疑似埃博拉患者的血樣被送來化驗。汗不幸言中了，5 月 24 日，他檢明了第一例陽性血樣，血樣來自一名參加了門蒂諾葬禮的護士。然而此時已經太遲了，已有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孕婦住進了產科病房，醫院的工作人員卻未能察覺。幾天後，這名婦女流產，病毒被傳播給了其他患者……

但是本熊，不是學這方面的，所以還是建議看一下比較權威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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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幾內亞爆發了以發熱、內臟出血為代表癥狀的一種嚴重的出血性疾病（出血熱）。經過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眾多專家的評估，最後認定該病是由埃博拉病毒導致。這一烈性傳染病，在短短的數月內迅速擴散到賴比瑞亞和獅子山等國家。

埃博拉病毒所致的出血熱，是一種發病迅速，致死率高的惡性傳染病。2003年非典和近年來的幾次流感爆發給大眾留下了很大的陰影，公眾自然會很擔心這種疾病是否會傳到中國。這種擔心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在科學上，這種擔心大可不必的。根據已有的疾病流行病學的資料，肆虐西非國家的埃博拉病毒傳播到中國並大流行的可能性很小。

埃博拉病毒給人恐怖的印象，因為它的潛伏期短，發病快，發病後在極短時間導致大量感染者死亡。據世界衛生組織7月30日的統計，總共有1440名患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已經有862人死亡，病死率高達60%。它的病死率遠超霍亂、流感等一系列烈性傳染病。

不過，正是因為埃博拉的高病死率，我們有理由相信，該病的傳播將是有局限性的。傳染病學上有一個公認的規律：如果某種烈性傳染病，發病快，潛伏期短，致死率高，它在基礎公共衛生設施完善的國家，並不易於傳播。

換而言之，由於感染者在感染後幾天甚至幾小時之內發病，並立即喪失行動能力，其大範圍傳染給其他人的可能性會顯著低於類似艾滋病、結核等潛伏期長的傳染病。因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一旦發病，很快出現各種癥狀，行動能力就會受限。這就使得他們接觸其他健康人群的範圍極大地縮小，易於隔離。

事實上，埃博拉病毒最近的新發病例中，相當部分的感染者是不懼危險冒死搶救患者的醫務工作者，他們就是因為頻繁、直接接觸患者而感染的。

埃博拉爆發與西非衛生條件有關

事實上，埃博拉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發現，它在非洲局部爆發時有所聞。不過，數十年來，這種病毒在西非以外其他國家大規模爆發的報道並沒有出現。另外，從目前相對有限的病毒分子遺傳學研究資料來看，這些年來埃博拉病毒的基因序列變化不大，遺傳上相對保守。

這意味著，2014年病毒的突然爆發很可能並不是由於病毒獲得了更強的傳播能力，而更可能與西非當地的公共衛生條件，以及地理生態環境有關。

按照傳染病學的經典理論，病毒性傳染病在自然界長期存在並持續傳播的條件包括：

第一，存在自然宿主。一個造成人類感染者迅速死亡的病毒，其自然宿主不可能是人類自身。現有的研究表明，三種非洲果蝠很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近年來若干次埃博拉病毒的爆發，可能都與當地居民喜歡捕食果蝠有關。

中國並沒有上述果蝠分布，公眾也沒有食用果蝠的習俗。如果中國未來出現埃博拉病毒，只可能來源於外來患者輸入的病例。

第二，易於傳播的途徑和易於擴散的環境。

埃博拉病毒的傳播途徑尚無定論。不過，一些既有研究表明，該病毒的人傳人，主要是由於接觸患者的體液所致；同時，也不能排除空氣傳播。因此，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若沒有大量的感染者與健康人群的廣泛接觸，該病無法在人群中廣為傳播。

多年來，中國已經建立起傳染病報告和防控體系，特別是SARS爆發以來，公共衛生體系更是得到了極大完善。埃博拉病毒那樣發病後具有感染能力，一旦發現將會在第一時間將會上報，並採取相應的防控措施。因此，該病在不為人知的條件下傳播並大範圍擴散的可能性幾乎沒有。

發達國家和製藥巨頭並不關注埃博拉

一種在西非已經爆發了十餘次的烈性傳染病，按理說應該得到充分研究，並已經研製出相應的疫苗，從而有效地控制住病毒爆發流行。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研發麵臨極大困境。

一直以來，發達國家和具備良好基礎衛生條件的大國都沒有受到該病的嚴重威脅，因此國際社會對該病缺乏足夠關注，相應的也就缺乏足夠的研究投入。因此，埃博拉的治療和疫苗研發等各方面的研究，迄今沒有大的進展。

2014年7月，埃博拉病毒爆發已在非洲呈現十分危險的局面時，世界衛生組織才撥付應急防控經費1億美元。這筆錢主要用於幫助相關國家開展治療和常規預防措施，留給研究的經費其實很少。換言之，這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投入。雖然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消息，疫苗研究會在明年有結果，但更像是一種安定人心的說辭。

雖然很無奈，埃博拉就是一種典型的「窮地方發生的窮人病」。現代醫藥研發的一個痼疾就是，研發模式幾乎由西方的大資本和大製藥公司主導。資本和製藥業巨頭熱衷的，是能付得起高額醫療費用的國家的人們的疾病，這類病多半是慢性疾病，例如各種癌症、老年病、心血管病等。對於埃博拉這樣的病，就算有科學家有好的思路甚至是初期研究結果，國際性的製藥巨頭們是不會真正感興趣的。

那麼，世界衛生組織呢？世界衛生組織雖然是聯合國的公共衛生機構，但其本身更類似於一個政策研究和協調機關，本質上是一個大官僚機構。世界衛生組織可以倡議研發疫苗，也可以在有限範圍內資助一些疫苗研發工作。但從根本上說，它的效率低下、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