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蘇軾，誰是儒家真正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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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王安石屬於儒家思想的繼承者和發展者，蘇軾屬於儒家思想培育出的士人。

王安石有自己獨創的儒家學說，即以「金陵王學」為中心，官學化的產物「荊公新學」。

王安石的這個學說應當說影響很大，和二程的理學也有著千絲萬縷的承啟關係，比如二者都對德行科表示重視、對漢注感到不滿等等。

從這點上來看，王安石的「經學學問」做得比蘇軾要好，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蘇軾沒有自己開宗立派的學問。

但後來，「荊公新學」逐漸不受重視，這和北宋的政治局勢有關——對王安石變法的全盤否定、黨爭曠日持久……官方開始扶持「新學」的異見派「理學」，此消彼長，新學自然後繼無人了。

但我們要明確一點：評價一個人的學術水平，不應當以他的「學術成果傳播範圍」為標準。

雖然「新學」和「理學」之爭，「理學」佔了上風，並影響了六百年，枝繁葉茂。但我們也不能否認，「新學」兼容百家、涉獵淵博，就學術來說，是做得非常好的。

這也是王安石被人誤解為法家（變法）、道家（發展樸素唯物主義）的原因，他的學問太雜了。

可我們不能因此說王安石是法家，他的主幹還是儒家的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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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能不能算儒家真傳，這個可能有待商榷，但其確實是宋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無疑。

王安石在從政之前先是治學，在進入中央之前已經確立了自己成體系的施政方略。其不僅是政治家，更首先是政論家。因此，王安石的政治改革方案幾乎都有儒學的政治論述。同時，王安石以三經新義等著作建立了完整的「荊公新學」體系，並改革了科舉制度。這就是典型儒家傳統的以「名正言順」為手段來達到「撥亂反正」的效果。

儒家認為文和質是統一的。

我們知道，因為反對文風浮誇，唐末宋初興起了古文運動。同時，由於儒家在東漢末年已經衰落，失去了獨尊的地位。從魏晉到隋唐，玄學和佛道佔據主流。在這個大的背景下，宋代儒道釋三教整合，實際上是新生的儒家學派，已經今非昔比。

這兩件事情上面，王安石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廢辭賦，重明經，重新建立一整套官方儒學體系，這些都遠遠不是蘇軾可比的。

但前面說的爭議在於，由於熙寧黨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以至於荊公新學喪失了主流傳承。而周敦頤和二程的學說，則在南宋受到時勢的影響逐漸壯大，最終由朱熹、陸九淵等人確立了理學在思想界的統治地位並被統治階級選擇。

當然，王安石和二程是同時代人，新學和理學之間也是互相影響的。但畢竟王安石的學說沒有成為後世儒學的主幹，因此存有爭議。如果題主認為王安石是儒家真正傳人之一，應該就沒有疑問了。

相比之下，蘇軾不談政治，單說在經學上的學問和成就，已經和王安石相去甚遠了。但蘇軾身上富集了北宋士大夫很多的優秀特質，時代文風的轉變和儒釋道三教合流在他身上有非常突出的閃光點。只是對於儒學歷史的推動方面，和王安石就不是一個量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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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算不上法家。

比如「漢恩自淺胡恩深」這種觀念在古代難能可貴。王安石認為，王昭君在漢遇到不公、在匈奴受到禮遇，沒有理由思念漢朝。

這在法家應該是極力反對的「不忠」，原本儒家是可以容的(例如孟子里提到的誅殺獨夫的下克上行為，司馬遷對李陵的評價)。尤其是儒法合流後，迂腐的君臣等級、無條件服從被強化，鎖鏈綁在每一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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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不能說是儒家的真正傳人，但至少是宋代儒家的重要人物，是其流派的代表。

（實際上也沒人能說是「真正傳人」，二程朱熹都不能，甚至孟子都不能得到公認）

蘇軾，只能說是儒家教育培養出來的讀書人。

儒家代表人物，至少得有個「思想家」的名號吧，除了寫幾首詩之外，總得有點思想理論和哲學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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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也都是。

（補充他們倆的儒家著述：東坡寫過《論語解》《孟子解》《尚書義》詮釋儒家經典，開創「蘇氏蜀學」，並不是沒有著述，因為文名太高被淹沒了；老王的新學，《淮南雜說》《三經新義》，不用多講，也是有名的。）

首先他們倆在北宋學術不佔主要地位（但北宋也尚未形成理學一家獨大，近乎是儒家體系中百家爭鳴）從《宋元學案》可以知道，這倆人儒家著述都雜有佛老，因此不及理學血統純正。

但是他們卻是為民請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精神的切身的詮釋者。不像二程偏向於只說不幹的衛道士。東坡的超曠看似很莊子，但是卻是以孟子所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和孔子所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為中心，他被貶生涯中每到一處總為人做點好事，回到中央任職也盡責儘力；老王為了變法準備了一輩子，義無反顧，頗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膽識，同時兩袖清風，愛民心切，心繫國家。從核心觀點和個人實踐上而言，他們反而比一些理學家更像儒家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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